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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主客对话”类文本时，首先需要运用“还原法”还原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情境中去，做到披文入情；在此基础上，尚需透过“主客对话”这种外在的形式，洞悉其实质是为了抑客扬主，是为了彰显或反衬自己的思想情操。引导学生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本，具备一定的思辨意识，有利于提升其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深刻地理解文本。
关键词：主客对话思辨还原抑客扬主
屈原的《渔父》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如何探究这种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思辨意识呢？
一、还原情境，披文入情
我们可以利用孙绍振先生主张的“还原法”，设身处地走进《渔父》，走进屈原当时所处的时代。不难发现，屈原确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可谓博学多才，但却遭到流放，原因何在？在《渔父》一文中，屈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他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舞台，不在其位，却偏要谋其政，朝思暮想，忧心如焚。可见，屈原有别于孔孟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更不愿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去做隐士。《渔父》一文中的渔父也属隐士一类，屈原与渔父的对话过程可视为“隐”与“不隐”两种思想的交锋。
渔父的形象，自姜太公垂钓渭水之滨遇到周文王始，便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自此以后便逐渐成为隐居高人的代名词。对于渔父这一形象，王彬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辞典》中提到：“渔翁不像是真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他表达了当时道家的思想！很可能是个远避于江滨的隐士。”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运用了
借喻的修辞手法，表明其“与世推移”的处世态度。再者，从渔父所言的“圣人不凝滞于物……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亦可看出，渔父是主张顺应世态变化的。他看重的是一己之利，甚至为了保全个人生命，可以随波逐流。他的这种思想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一些人对政治黑暗、战乱频仍现状的消极态度。
屈原不愿像渔父一般，置国家与人民于度外，更不愿在权力和志向之间左右逢源。他始终保持着志向与行为的一致性，故而被流放，以死明志。如他所言：“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从表面来看，屈原的悲剧是他“深思高举”的个性与“群奸乱舞”时代的冲突。在《渔父》一文里，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自己的“深思高举”是一种“清”；而当世的现状却是“群奸乱舞”，是一种“浊”。在《离骚》中，屈原对此也有所认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当年屈原官居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然而君昏臣奸，他因此而遭到流放，感到了莫大的困惑与悲愁，直至绝望。
深层而言，屈原的悲剧，更是其高洁的人格与“恋君情结”的矛盾所致。屈原把抨击的目标集中在君侧群小身上，对君主则有期盼，有不舍，有依恋，有埋怨，却无痛恨，更无排斥。屈原在《离骚》中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其中的“美人”应该就是他心目中的贤君吧，具体所指当为楚怀王。把心中的君主比作“美人”，可见其“恋君情结”亦是非同寻常。葛荃在《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一文中也有类似看法：“恋君情结是影响屈原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深层心态支点。”“屈原终生笃奉的政治价值准则是‘事君不贰’‘先君后身’”，在屈原的灵魂深处，聚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这才是导致屈原走向汨罗的关键所在。屈原政治人格被恋君情结所缠绕，使他难以做出忠君殉国之外的选择。然而，他对他的“美人（楚王）”期盼越热切，内心的失望情绪就越重；一旦期盼彻底破灭，他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显然与他看重自己洁白清高的节操密切相关，这在屈原《渔父》中所表达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亦得到了体现。
利用“还原法”，我们走进《渔父》，也走近了屈原，知道其身世思想等基本情况，也了解到“深思高举”的个性与“群奸乱舞”时代的冲突，是其与社会矛盾的体现；而高洁的人格与“恋君情结”的冲突是他自身矛盾的
体现。这就需要我们拥有思辨意识，辩证地分析文本与作者。
二、抑客揚主，辩证审视
了解屈原内心世界的双重矛盾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渔父》一文采用主客对话形式的真实用意。经过上面的还原情境和披文入情，我们不难发现，《渔父》中的“主”与“客”应是屈原内心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屈原内心所存的“恋君情结”决定了他不会像孔子那样去“避人”以求“独善其身”。
从《论语·微子》中隐士长沮、桀溺指责孔子的学生子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可知孔子是“避人”而不“避世”的。但屈原明知楚王无道，却从未想到“避”之。另一方面，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贵族身份，决定了他身负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责任，故而不会像庄周那样“避世”。
屈原不仅不“避人”、不“避世”，而且不“保身”，这从“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可以看出
。恰因如此，矛盾着的屈原才自演自导了一场人生的悲剧。李桂荣在《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一文中也谈到，“终极可知”是一个无限长的过程，人类的一切行为总是在“理性”对“自在物”的“知”与“不知”并存的状态下进行着，人类的全部失败与悲剧往往是因为“理性”对“自在物”的“不知”时造成的。更何况，在这个无限长的“终极可知”的过程中，人类的“知”往往是通过“行”来获得的，而这种“行”而后“知”的过程又难避“二律背反”的规律。屈原的悲剧自然也不例外，矛盾着的屈原便是李桂荣所说的难避“二律背反”规律的悲剧人物。 鉴于矛盾的普遍性和“二律背反”规律的客观存在，我们唯有抓住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一哲学认识论，方可辩证而客观地审视文本，理解文本的深层意蕴。《渔父》一文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问答中屈原不断地否定渔父的主张，显然是抑客扬主之举，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此文中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从他所唱的歌可以看出，“水清”“水浊”是用来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体现出避世思想。然而，屈原怎么会“避世”并舍弃他的“美人”“美政”呢？他始终对自己的“美人”充满幻想，希望君主有朝一日有所悔悟，让自己重返朝廷，“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渔父》一文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思想性格的矛盾性。运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审视便可窥知，屈原的内心深处不仅充满矛盾，更是痛苦不堪。主与客对话的过程，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灵魂深处的激烈博弈。在陈振鹏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词典》中，潘啸龙认为：“渔父所唱的那支《沧浪之歌》，清水濯缨，浊水濯足，不正是以同样浅显而形象的比喻，补充屈原的‘沐’‘浴’之理吗？清浊之境原不可混淆，谁又愿意把系冠之缨濯之于浑浊之流呢？”《渔父》一文文末谈及渔父的“莞尔而笑”，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说明经过思想交锋后，“客（渔父）”无言以对，败下阵来，最终还是“主（屈原）”战胜了“客”，“主”借此显扬了自己“宁葬于鱼腹之中”也要保持清白节操的不渝之志。潘啸龙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渔父显然也被打动了，因为他终于露出了晴朗的微笑。……渔父显然是被屈原的高洁之志所折服，才微笑摇桨，以此动人的清歌，来表达对这位逐臣的不尽慰勉之情的。”
至此，“主”终于战胜了“客”，屈原心中存在着的“清与浊”“仕与隐”“高洁人格与恋君情结”等矛盾便化解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避人，也不能避世；既不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又不能置黎民百姓于不顾，但却无可奈何，只好以死明志。矛盾解决之时，便是生命终结之际。在还原情境、披文入情的基础上，我们尚需透过主客对话的形式，洞悉其背后的实质是为了抑客扬主，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操。至于主客对话的实质，则是为了抑客扬主，为了彰显或反衬自己最真实的思想情操。引导学生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本，具备一定的思辨意识，有利于提升其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深刻地理解文本。
参考文献：
[1] 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Z].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2] 葛荃.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J].華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
[3] 李桂荣.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J].山东社会科学，2003（5）.
关键词：主客对话思辨还原抑客扬主
屈原的《渔父》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如何探究这种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思辨意识呢？
一、还原情境，披文入情
我们可以利用孙绍振先生主张的“还原法”，设身处地走进《渔父》，走进屈原当时所处的时代。不难发现，屈原确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可谓博学多才，但却遭到流放，原因何在？在《渔父》一文中，屈原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他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舞台，不在其位，却偏要谋其政，朝思暮想，忧心如焚。可见，屈原有别于孔孟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更不愿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去做隐士。《渔父》一文中的渔父也属隐士一类，屈原与渔父的对话过程可视为“隐”与“不隐”两种思想的交锋。
渔父的形象，自姜太公垂钓渭水之滨遇到周文王始，便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自此以后便逐渐成为隐居高人的代名词。对于渔父这一形象，王彬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辞典》中提到：“渔翁不像是真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他表达了当时道家的思想！很可能是个远避于江滨的隐士。”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运用了
借喻的修辞手法，表明其“与世推移”的处世态度。再者，从渔父所言的“圣人不凝滞于物……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亦可看出，渔父是主张顺应世态变化的。他看重的是一己之利，甚至为了保全个人生命，可以随波逐流。他的这种思想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一些人对政治黑暗、战乱频仍现状的消极态度。
屈原不愿像渔父一般，置国家与人民于度外，更不愿在权力和志向之间左右逢源。他始终保持着志向与行为的一致性，故而被流放，以死明志。如他所言：“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从表面来看，屈原的悲剧是他“深思高举”的个性与“群奸乱舞”时代的冲突。在《渔父》一文里，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自己的“深思高举”是一种“清”；而当世的现状却是“群奸乱舞”，是一种“浊”。在《离骚》中，屈原对此也有所认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当年屈原官居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然而君昏臣奸，他因此而遭到流放，感到了莫大的困惑与悲愁，直至绝望。
深层而言，屈原的悲剧，更是其高洁的人格与“恋君情结”的矛盾所致。屈原把抨击的目标集中在君侧群小身上，对君主则有期盼，有不舍，有依恋，有埋怨，却无痛恨，更无排斥。屈原在《离骚》中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其中的“美人”应该就是他心目中的贤君吧，具体所指当为楚怀王。把心中的君主比作“美人”，可见其“恋君情结”亦是非同寻常。葛荃在《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一文中也有类似看法：“恋君情结是影响屈原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的深层心态支点。”“屈原终生笃奉的政治价值准则是‘事君不贰’‘先君后身’”，在屈原的灵魂深处，聚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这才是导致屈原走向汨罗的关键所在。屈原政治人格被恋君情结所缠绕，使他难以做出忠君殉国之外的选择。然而，他对他的“美人（楚王）”期盼越热切，内心的失望情绪就越重；一旦期盼彻底破灭，他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显然与他看重自己洁白清高的节操密切相关，这在屈原《渔父》中所表达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亦得到了体现。
利用“还原法”，我们走进《渔父》，也走近了屈原，知道其身世思想等基本情况，也了解到“深思高举”的个性与“群奸乱舞”时代的冲突，是其与社会矛盾的体现；而高洁的人格与“恋君情结”的冲突是他自身矛盾的
体现。这就需要我们拥有思辨意识，辩证地分析文本与作者。
二、抑客揚主，辩证审视
了解屈原内心世界的双重矛盾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渔父》一文采用主客对话形式的真实用意。经过上面的还原情境和披文入情，我们不难发现，《渔父》中的“主”与“客”应是屈原内心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屈原内心所存的“恋君情结”决定了他不会像孔子那样去“避人”以求“独善其身”。
从《论语·微子》中隐士长沮、桀溺指责孔子的学生子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可知孔子是“避人”而不“避世”的。但屈原明知楚王无道，却从未想到“避”之。另一方面，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贵族身份，决定了他身负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责任，故而不会像庄周那样“避世”。
屈原不仅不“避人”、不“避世”，而且不“保身”，这从“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可以看出
。恰因如此，矛盾着的屈原才自演自导了一场人生的悲剧。李桂荣在《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一文中也谈到，“终极可知”是一个无限长的过程，人类的一切行为总是在“理性”对“自在物”的“知”与“不知”并存的状态下进行着，人类的全部失败与悲剧往往是因为“理性”对“自在物”的“不知”时造成的。更何况，在这个无限长的“终极可知”的过程中，人类的“知”往往是通过“行”来获得的，而这种“行”而后“知”的过程又难避“二律背反”的规律。屈原的悲剧自然也不例外，矛盾着的屈原便是李桂荣所说的难避“二律背反”规律的悲剧人物。 鉴于矛盾的普遍性和“二律背反”规律的客观存在，我们唯有抓住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一哲学认识论，方可辩证而客观地审视文本，理解文本的深层意蕴。《渔父》一文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问答中屈原不断地否定渔父的主张，显然是抑客扬主之举，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此文中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从他所唱的歌可以看出，“水清”“水浊”是用来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体现出避世思想。然而，屈原怎么会“避世”并舍弃他的“美人”“美政”呢？他始终对自己的“美人”充满幻想，希望君主有朝一日有所悔悟，让自己重返朝廷，“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渔父》一文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思想性格的矛盾性。运用辩证的观点进行审视便可窥知，屈原的内心深处不仅充满矛盾，更是痛苦不堪。主与客对话的过程，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灵魂深处的激烈博弈。在陈振鹏主编的《古代散文鉴赏词典》中，潘啸龙认为：“渔父所唱的那支《沧浪之歌》，清水濯缨，浊水濯足，不正是以同样浅显而形象的比喻，补充屈原的‘沐’‘浴’之理吗？清浊之境原不可混淆，谁又愿意把系冠之缨濯之于浑浊之流呢？”《渔父》一文文末谈及渔父的“莞尔而笑”，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说明经过思想交锋后，“客（渔父）”无言以对，败下阵来，最终还是“主（屈原）”战胜了“客”，“主”借此显扬了自己“宁葬于鱼腹之中”也要保持清白节操的不渝之志。潘啸龙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渔父显然也被打动了，因为他终于露出了晴朗的微笑。……渔父显然是被屈原的高洁之志所折服，才微笑摇桨，以此动人的清歌，来表达对这位逐臣的不尽慰勉之情的。”
至此，“主”终于战胜了“客”，屈原心中存在着的“清与浊”“仕与隐”“高洁人格与恋君情结”等矛盾便化解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避人，也不能避世；既不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又不能置黎民百姓于不顾，但却无可奈何，只好以死明志。矛盾解决之时，便是生命终结之际。在还原情境、披文入情的基础上，我们尚需透过主客对话的形式，洞悉其背后的实质是为了抑客扬主，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情操。至于主客对话的实质，则是为了抑客扬主，为了彰显或反衬自己最真实的思想情操。引导学生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本，具备一定的思辨意识，有利于提升其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深刻地理解文本。
参考文献：
[1] 王彬.古代散文鉴赏辞典[Z].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2] 葛荃.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析论[J].華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
[3] 李桂荣.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J].山东社会科学，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