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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什么？“是什么”与“做什么”，紧密相连。
这里，不讲书的历史；不从《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对“书”的定义出发；不从传统功利的角度，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从经营的眼光，将图书分为“教育、专业、大众”三个板块，去对应图书的“知识、信息、娱乐”三大功能；也不分析“书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的载体”这样正确的废话。
从何谈起？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导言》中，使用了七个黑格尔的比喻，解读哲学是什么。这里，笔者借用其前两个，来尝试分析书是什么、功用何在。
书，首先是“庙里的神”，并且，发挥了“神”的效能。孙正聿先生在《哲学通论·导言》中写道：
按照黑格尔的比喻，“庙里的神”是使“庙”成其为庙的“灵光”，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
为什么书同样可以成为“庙里的神”？理由有三：
其一，大量经典的图书，闪耀“灵光”，普照人类。比如《圣经》《古兰经》《周易》《论语》《金刚经》《资本论》等著作，是人类的“普照光”；《史记》《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历史》让我们部分看清了人类的历史；《天体运行论》《物种起源》影响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国富论》《金融的逻辑》指明了经济运行的法则；《狄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开启了宇宙新时代；《庄子》《红楼梦》《悲惨的世界》《战争与和平》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与物理世界并行的想象世界。
其二，在实际生活中，无数先贤对于书的态度，充分说明书就是“庙里的神”。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篇幅所限，兹录前面两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曾国藩对待书的态度，与对待神的态度，是多么相似！
其三，庙里的“神”，是“真神”的化身。而书，是 “众神”的“神品”，是智慧的化身。万物始于“无”，思维也始于“无”。书的诞生，从作者到出版者，正是从事着这样“无中生有”的“制造”业。“独钓寒江雪”的渔翁形象是谁的化身？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形象是谁的化身？范仲淹。武松、李逵、潘金莲这些活生生的形象是谁创造出来的？施耐庵。调皮的智慧的哈利波特是谁创造出来的？J·K·罗琳。
“书”本来是没有的，无中生有，成为作者“理念”的化身。这种“无中生有”，集中体现了人类“形而上”的创造力量、精神力量。这使我联想到宗教与神话中，“人”成为神的“理念”的化身：无中生有，上帝造人；无中生有，女娲造人。
贺圣遂先生曾经说：“如果作者是上帝，出版人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人。出版人多么有福啊！”
书作为庙里的神，确实发挥了“神”效能。效能至少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彰显：
一是书的影响力具有普适性。只要阅读，书对人或者组织的影响必定存在。《资治通鉴》卷66记载：孙权以身作则，要求吕蒙认真读书。结果如何？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吕蒙的变化，体现了书的“神”力。读书，意味着与高人谈心，意味着能够是借力高人的智慧来看待五彩缤纷的世界、处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融会贯通之后，读书人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力量之链”。
与曾国藩博览群书相反，袁世凯读书甚少。他临死之前，遗憾地说：“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书的“灵光”罩住，袁世凯居然大位不保。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谈到太平天国时说：“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袁世凯与太平天国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书有“神”效、书有普适性的影响力。
二是不同类型的图书，影响人的不同方面。好比不同的药物治疗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神灵司不同神位。《美国总统的阅读和他们的治国方略与误国之憾》一文，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脚：杜鲁门熟读《圣经》，当总统之后不顾反对声浪，支持以色列建国。还熟读查尔斯·F·霍恩编著的多卷本历史书《伟大的男人和著名的女人》，此书有一卷谈波斯皇帝居鲁士大帝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庙宇。杜鲁门离开白宫不久，被犹太族群领袖称为“帮助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美国总统之时，他尖锐地反问：“什么叫‘帮助建立’？我就是居鲁士啊！”约翰逊总统看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好几遍，遂将解决贫困问题提升到“向贫困开战”的程度；克林顿总统选择放弃对波斯尼亚的干涉，是在读了罗伯特·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之后。该书所述的巴尔干长期的种族仇恨让克林顿产生了深刻印象。下文提到的胡长清、马向东等人的阅读结果，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三是同样类型的图书，地域不同、阅读人群不同，书籍影响的结果不一样。书籍这一“神”的影响需要物质前提，需要与被影响者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中国有共产党、朝鲜有劳动党、英国有工党、瑞典有社会党，全世界有100多个党派，奉马克思为宗。理论的实现是有物质前提的，物质前提的不同形成了理论影响力的千差万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其次，书是“厮杀的战场”。孙正聿先生在《哲学通论·导言》中写道：
正是基于哲学史上的多样的哲学和分歧的思想之间的“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的“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
将“厮杀的战场”这一比喻用在“书”上，同样贴切不过！书，是具体的厮杀的战场，或者说，是厮杀的平台。时间、地点、事件的不同，人的思想一直在变化当中。从个体而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整体而言，“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今人嗤点流传赋， 不觉前贤畏后生”。个体与整体的反思，结晶为图书，就是思想的博弈与思想的超越。
厮杀的方式，无穷无尽。兹列两种：
其一，同一人物、同一主题或者同一事件，时过境迁，因新材料新视角或者新理论的出现，不断成为“厮杀”或者“被厮杀”的主体。孔子，曾经是百家争鸣中“厮杀”的主力，后世又常常成为“被厮杀”对象——尤其是最近100年。佛教传播到中国之后，也反复多次，出现过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自从《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后，“社会主义”就成为被反复较量的一个主题，并且演变成 “费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多支力量互相“厮杀”。还有的是针对一个地区的现象，各逞“兵器”。三位名人面对同一苏联，观感不同。1925年徐志摩《欧游漫录》云：“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1935年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云：“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1945年郭沫若《访苏纪行》则云：“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处处春。百家争鸣，优胜劣汰，“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真理在争鸣中露出灿烂的笑容。
其二，“正神”与“邪神”的厮杀。上文提到，书是庙里的神，而有些图书却是“邪神”。比如，张本悟的养生书、李一的修行书、唐骏的励志书。抵消这些图书的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多读经典，“邪不压正”。更有《没有任何借口》一类的伪书，则非“除恶务尽”不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常读《肉蒲团》、《素女经》、《金瓶梅》，最后结论：“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随带《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并17次飞往澳门，狂输公款4000万。这些人真乃“邪神附体”，明人李贽谓“书能误人”，一语中的。
图书作为厮杀的平台，功用何在？
笔者以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平台，赤膊上阵，准备“厮杀一番”，请读者诸君具体感受 “厮杀”的效果：
该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初版，至6月已第10次印刷，不到半年重印10次！说明该书影响力惊人。这样“惊人”的本子，论据错误居然多到惊人。拈来两例：
该书第17页提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第19页：“184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却还挨打”。第148页却又写道：“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
1840年的中国是“市场经济”吗？即以上世纪中叶的苏联，经济体量也大得惊人。当时的苏联是市场经济吗？非也！经济体量的大小，与“市场经济”体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该书第169页写道：“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作者认为《参考消息》质量高出数倍，并引用一个英国学者的话：“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
真是如此吗？
看看《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第19期第7页的一则短讯：“色情行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但苍井空这位日本AV女优的风靡让人大跌眼镜……苍井空在Google上的搜索结果是4100万，比毛泽东、姚明和孔子都要多。”中国读者真的比英国品味高吗？非也！中国与英国的新闻出版体制不同，形成读者阅读结果不同。只看现象，不找本质，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下的中国，呼唤实事求是的学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意无意蒙起民众的眼睛，让大众在问题面前变成“鸵鸟”，把头埋起来，臀部高耸在外，却要“中国震撼”世界，那将是可笑的、可悲的，还是危险的。
这里，不讲书的历史；不从《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对“书”的定义出发；不从传统功利的角度，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从经营的眼光，将图书分为“教育、专业、大众”三个板块，去对应图书的“知识、信息、娱乐”三大功能；也不分析“书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的载体”这样正确的废话。
从何谈起？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导言》中，使用了七个黑格尔的比喻，解读哲学是什么。这里，笔者借用其前两个，来尝试分析书是什么、功用何在。
书，首先是“庙里的神”，并且，发挥了“神”的效能。孙正聿先生在《哲学通论·导言》中写道：
按照黑格尔的比喻，“庙里的神”是使“庙”成其为庙的“灵光”，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
为什么书同样可以成为“庙里的神”？理由有三：
其一，大量经典的图书，闪耀“灵光”，普照人类。比如《圣经》《古兰经》《周易》《论语》《金刚经》《资本论》等著作，是人类的“普照光”；《史记》《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历史》让我们部分看清了人类的历史；《天体运行论》《物种起源》影响了科学的发展道路；《国富论》《金融的逻辑》指明了经济运行的法则；《狄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开启了宇宙新时代；《庄子》《红楼梦》《悲惨的世界》《战争与和平》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与物理世界并行的想象世界。
其二，在实际生活中，无数先贤对于书的态度，充分说明书就是“庙里的神”。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篇幅所限，兹录前面两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曾国藩对待书的态度，与对待神的态度，是多么相似！
其三，庙里的“神”，是“真神”的化身。而书，是 “众神”的“神品”，是智慧的化身。万物始于“无”，思维也始于“无”。书的诞生，从作者到出版者，正是从事着这样“无中生有”的“制造”业。“独钓寒江雪”的渔翁形象是谁的化身？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形象是谁的化身？范仲淹。武松、李逵、潘金莲这些活生生的形象是谁创造出来的？施耐庵。调皮的智慧的哈利波特是谁创造出来的？J·K·罗琳。
“书”本来是没有的，无中生有，成为作者“理念”的化身。这种“无中生有”，集中体现了人类“形而上”的创造力量、精神力量。这使我联想到宗教与神话中，“人”成为神的“理念”的化身：无中生有，上帝造人；无中生有，女娲造人。
贺圣遂先生曾经说：“如果作者是上帝，出版人是传播上帝福音的人。出版人多么有福啊！”
书作为庙里的神，确实发挥了“神”效能。效能至少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彰显：
一是书的影响力具有普适性。只要阅读，书对人或者组织的影响必定存在。《资治通鉴》卷66记载：孙权以身作则，要求吕蒙认真读书。结果如何？
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吕蒙的变化，体现了书的“神”力。读书，意味着与高人谈心，意味着能够是借力高人的智慧来看待五彩缤纷的世界、处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融会贯通之后，读书人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力量之链”。
与曾国藩博览群书相反，袁世凯读书甚少。他临死之前，遗憾地说：“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书的“灵光”罩住，袁世凯居然大位不保。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谈到太平天国时说：“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袁世凯与太平天国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书有“神”效、书有普适性的影响力。
二是不同类型的图书，影响人的不同方面。好比不同的药物治疗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神灵司不同神位。《美国总统的阅读和他们的治国方略与误国之憾》一文，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脚：杜鲁门熟读《圣经》，当总统之后不顾反对声浪，支持以色列建国。还熟读查尔斯·F·霍恩编著的多卷本历史书《伟大的男人和著名的女人》，此书有一卷谈波斯皇帝居鲁士大帝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庙宇。杜鲁门离开白宫不久，被犹太族群领袖称为“帮助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美国总统之时，他尖锐地反问：“什么叫‘帮助建立’？我就是居鲁士啊！”约翰逊总统看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好几遍，遂将解决贫困问题提升到“向贫困开战”的程度；克林顿总统选择放弃对波斯尼亚的干涉，是在读了罗伯特·卡普兰的《巴尔干幽灵》之后。该书所述的巴尔干长期的种族仇恨让克林顿产生了深刻印象。下文提到的胡长清、马向东等人的阅读结果，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三是同样类型的图书，地域不同、阅读人群不同，书籍影响的结果不一样。书籍这一“神”的影响需要物质前提，需要与被影响者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中国有共产党、朝鲜有劳动党、英国有工党、瑞典有社会党，全世界有100多个党派，奉马克思为宗。理论的实现是有物质前提的，物质前提的不同形成了理论影响力的千差万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其次，书是“厮杀的战场”。孙正聿先生在《哲学通论·导言》中写道：
正是基于哲学史上的多样的哲学和分歧的思想之间的“彼此互相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的“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黑格尔把哲学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
将“厮杀的战场”这一比喻用在“书”上，同样贴切不过！书，是具体的厮杀的战场，或者说，是厮杀的平台。时间、地点、事件的不同，人的思想一直在变化当中。从个体而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整体而言，“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今人嗤点流传赋， 不觉前贤畏后生”。个体与整体的反思，结晶为图书，就是思想的博弈与思想的超越。
厮杀的方式，无穷无尽。兹列两种：
其一，同一人物、同一主题或者同一事件，时过境迁，因新材料新视角或者新理论的出现，不断成为“厮杀”或者“被厮杀”的主体。孔子，曾经是百家争鸣中“厮杀”的主力，后世又常常成为“被厮杀”对象——尤其是最近100年。佛教传播到中国之后，也反复多次，出现过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自从《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后，“社会主义”就成为被反复较量的一个主题，并且演变成 “费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多支力量互相“厮杀”。还有的是针对一个地区的现象，各逞“兵器”。三位名人面对同一苏联，观感不同。1925年徐志摩《欧游漫录》云：“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1935年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云：“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1945年郭沫若《访苏纪行》则云：“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处处春。百家争鸣，优胜劣汰，“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真理在争鸣中露出灿烂的笑容。
其二，“正神”与“邪神”的厮杀。上文提到，书是庙里的神，而有些图书却是“邪神”。比如，张本悟的养生书、李一的修行书、唐骏的励志书。抵消这些图书的影响的最好方法，是多读经典，“邪不压正”。更有《没有任何借口》一类的伪书，则非“除恶务尽”不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常读《肉蒲团》、《素女经》、《金瓶梅》，最后结论：“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还随带《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并17次飞往澳门，狂输公款4000万。这些人真乃“邪神附体”，明人李贽谓“书能误人”，一语中的。
图书作为厮杀的平台，功用何在？
笔者以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平台，赤膊上阵，准备“厮杀一番”，请读者诸君具体感受 “厮杀”的效果：
该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年1月初版，至6月已第10次印刷，不到半年重印10次！说明该书影响力惊人。这样“惊人”的本子，论据错误居然多到惊人。拈来两例：
该书第17页提到：“184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第19页：“1840年中国GDP世界第一却还挨打”。第148页却又写道：“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
1840年的中国是“市场经济”吗？即以上世纪中叶的苏联，经济体量也大得惊人。当时的苏联是市场经济吗？非也！经济体量的大小，与“市场经济”体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该书第169页写道：“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作者认为《参考消息》质量高出数倍，并引用一个英国学者的话：“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
真是如此吗？
看看《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第19期第7页的一则短讯：“色情行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但苍井空这位日本AV女优的风靡让人大跌眼镜……苍井空在Google上的搜索结果是4100万，比毛泽东、姚明和孔子都要多。”中国读者真的比英国品味高吗？非也！中国与英国的新闻出版体制不同，形成读者阅读结果不同。只看现象，不找本质，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下的中国，呼唤实事求是的学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有意无意蒙起民众的眼睛，让大众在问题面前变成“鸵鸟”，把头埋起来，臀部高耸在外，却要“中国震撼”世界，那将是可笑的、可悲的，还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