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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a。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之首章。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祝福婚姻美满。鸟鸣、沙洲、波光粼粼,乃至微风拂面,融为一境。古诗艺术的灵魂,初露于此。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
【注释】a关关:鸟雌雄和鸣声。犹言“呱呱”,状声词。从叫声可知此鸟为扁嘴,旧说是鱼鹰,不确。雎鸠:又名王雎,候鸟,从其叫声及雌雄相伴等习性看,为绿头雁或与之相近的随季节迁徙的水鸟,喜食鱼。b窈窕:联绵词。女子内有气质,外有仪容,称窈窕,庄重高雅的意思。淑女:贤德女子。君子:指贵族男子。《诗》中多君子一词,有时指周王,有时指卿大夫,风诗中也用于女子称自己的丈夫,总之为身份之称。逑:配偶,字亦作“仇”。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a。窈窕淑女,寤寐求之b。
○诗之二章。前一章言“求”,此章则“寤寐求”,意思深一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以荇起兴,取其柔洁。”
【注释】a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貌。荇(xìng)菜:《毛传》称接余,今名杏菜,又名水荷、金莲儿。生水中,叶圆形,浮在水面,夏日开黄花,花朵数瓣组成伞形。茎白可食,古代做肉羹,用荇菜白茎作蔬菜加入其中,称羹芼。思淑女而以采荇菜为兴,或暗含主妇主持庖厨的意思,是文化积习下的自由联想。流:求取,捞取。牟庭《诗切》:“流即摎之假音,故训为求。……今俗语取于水中谓之捞,诗人之遗言也。”意思是,“流”为“摎”的假借,而“摎”即“捞”。b寤寐:或寤或寐,即无时无刻的意思。寤,醒着。寐,睡着。一说,梦寐,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①。悠哉悠哉,辗转反侧②。
○诗之三章。求之不得,故辗转反侧,求女之意更深。好婚姻难得,所以苦思。
【注释】a思服:思,语助词,如《楚辞》“兮”字。服,想念,放在心上。一说,思、服皆思念之义。b悠哉:悠,思念深长。可指夜漫长,也可指思绪悠长。辗转:翻来覆去。双声叠韵词。反侧:与“辗转”同义。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①。
○诗之四章。以琴瑟喻君子、淑女的般配,预言婚后和谐。后世以“琴瑟”比夫妻,发源于此。文义至此,回归典礼主题。
【注释】a琴瑟:两种木质弦乐器。琴,传说为神农或伏羲发明,今见最早古琴器物遗留多为战国时期,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琴身用整木雕成,包括音箱和尾板两部分。又,荆门郭店还出土过七弦琴。瑟,出现的时间与琴一样古老。今所能见战国遗物比琴多,其器身多刻文和彩绘,此乐器或因此而名“瑟”。据出土实物,瑟一般为二十三或二十五弦。友:亲近,加深情感。金文字形为手挽手,本义指亲兄弟,后推而广之为志同道合者。以兄弟关系喻夫妻关系和谐,《诗》中屡见。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②。
○诗之五章。以钟鼓和鸣再申和谐之义。诗因琴瑟、钟鼓而显见为“礼乐”之歌。近人姚菼《二南解症》谓此诗有七胜:格局、运笔、文法、字法、造词、用韵、音节。又云:“此诗擅上七胜,情文并茂,所以独有千古。”
【注释】a芼(m3o):择取。一说,摸,据《诗切》。b钟:青铜敲击乐器。我国古代青铜钟始见于商代,有发现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兽面牛首纹钟”,为纽钟(也有人认为此器为“镈”,而非钟),至西周又有长足发展,陕西西安普度村曾出土三件套的编钟,形制为甬钟,为至今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鼓:木质敲击乐。鼓的发现比钟还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曾发现鳄鱼皮蒙制的陶鼓,稍后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土鼓和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商周时期鼓之形制更趋多样。乐之:使之愉悦。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最早评价《关雎》者当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又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文字有脱落,意思大致还清楚:《关雎》之所以被孔子重视,在其“以色喻于礼”。意思是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这个“配”字,就暗含着“婚礼”之意。孔子之前,贵族引《诗》多断章取义,至孔子,《诗经》既是“使于四方”所必备的“言语”修养,也是培育德性的读本,其中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又明显承认其启迪兴发生命的价值。此后《诗》正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到西汉,随着儒术的被尊崇,儒家经典《诗经》等被当作圣贤大法来读,《诗》便像法典一般神圣。表现在对《关雎》的解释,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解之为“刺康王”,言周康王早晨“晏(晚)起”,身边官员即讽诵(也有说诗篇因此而作)《关雎》之篇以讽喻之。这样的解释,正显示了西汉经学以经典干预政治、纠正天子行为的治学特征。至东汉则是古文经学盛行,经学家解《关雎》的说法亦随之大变,以为诗篇所歌唱为“后妃之德”,是赞美周家先王(即文王)夫妻生活的严肃和谐,堪称世人家庭生活的榜樣,诗篇又成为“风化”之源。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其实,上述两个说法,从篇章内部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只顾宣明“大义”而忽视文献内容,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代以来的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的误解:这是一首爱情诗,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诗篇。这样的新说,既不顾篇章文义,也不能知人论世。诗何以不能解作“爱情诗”?首先,为诗篇用乐情形所不许。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礼用乐,而诗篇“君子”“淑女”云云,也不是一般国、野之人。其次,篇中的钟鼓与琴瑟,正与《仪礼》等典礼文献所载奏乐情况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乐则有钟鼓,诗既表钟鼓,又言琴瑟,正合乎贵族之家典礼用乐的情形。其三,为诗篇称谓所不许。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与“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这不是表达爱情该有的语气。由此可以确信,诗的口吻既非“君子”,亦非“淑女”,而是发乎第三方,即婚礼上的歌唱者。“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 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云云也确实是“爱”的表现,却不是失恋的表现。与其说它们是某位“君子”对某位“淑女”爱的表达,不如说流露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婚姻关乎一生幸福及家族兴旺,然而,好婚姻实在难得。正因如此,诗篇表现一段“寤寐思服”的深情,实际是为“乐得淑女配君子”的祝福作必要的铺垫,也加深了诗意的厚度。
在此,有一點必须说明,即《礼记》的《郊特牲》《曾子问》等文献中,有“昏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的说法。这对解释《关雎》而言干扰太大了。其实,在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以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关雎》为婚礼歌唱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当代之所以得不到正视,反而“爱情说”流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礼记》上述说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关雎》之外,《周南·桃夭》《召南·鹊巢》都是与婚礼相关的乐歌;而《关雎》为西周诗篇又殆无疑问。然而《礼记》成书至早不过战国时期,其书距西周已有数百年。《礼记》又成于东方齐鲁儒之手。如此,《礼记》的地域,与西周《关雎》周南之地,相去不啻千百里。时间相距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在《诗》与《礼》之间,当然《诗》更可信。
就《关雎》而言,准确地理解主题,不仅对深入理解诗的内容有帮助,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其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的前提。《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早在诗篇作为乐歌演唱于饮酒礼时,就已经如此。乡饮酒礼和燕礼都有“歌乡乐”的环节,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歌唱的篇章成为篇籍,编者也遵循了这一次第,而《关雎》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如下的文化观念相符:《易传》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结合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意义。《礼记》也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这样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实现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这样的现实,最终映现在哲学的层面,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时将其列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还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人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是可从的。
(选自《诗经析读》,中华书局)
○诗之首章。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祝福婚姻美满。鸟鸣、沙洲、波光粼粼,乃至微风拂面,融为一境。古诗艺术的灵魂,初露于此。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
【注释】a关关:鸟雌雄和鸣声。犹言“呱呱”,状声词。从叫声可知此鸟为扁嘴,旧说是鱼鹰,不确。雎鸠:又名王雎,候鸟,从其叫声及雌雄相伴等习性看,为绿头雁或与之相近的随季节迁徙的水鸟,喜食鱼。b窈窕:联绵词。女子内有气质,外有仪容,称窈窕,庄重高雅的意思。淑女:贤德女子。君子:指贵族男子。《诗》中多君子一词,有时指周王,有时指卿大夫,风诗中也用于女子称自己的丈夫,总之为身份之称。逑:配偶,字亦作“仇”。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a。窈窕淑女,寤寐求之b。
○诗之二章。前一章言“求”,此章则“寤寐求”,意思深一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以荇起兴,取其柔洁。”
【注释】a参差(cēn cī):长短不齐貌。荇(xìng)菜:《毛传》称接余,今名杏菜,又名水荷、金莲儿。生水中,叶圆形,浮在水面,夏日开黄花,花朵数瓣组成伞形。茎白可食,古代做肉羹,用荇菜白茎作蔬菜加入其中,称羹芼。思淑女而以采荇菜为兴,或暗含主妇主持庖厨的意思,是文化积习下的自由联想。流:求取,捞取。牟庭《诗切》:“流即摎之假音,故训为求。……今俗语取于水中谓之捞,诗人之遗言也。”意思是,“流”为“摎”的假借,而“摎”即“捞”。b寤寐:或寤或寐,即无时无刻的意思。寤,醒着。寐,睡着。一说,梦寐,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①。悠哉悠哉,辗转反侧②。
○诗之三章。求之不得,故辗转反侧,求女之意更深。好婚姻难得,所以苦思。
【注释】a思服:思,语助词,如《楚辞》“兮”字。服,想念,放在心上。一说,思、服皆思念之义。b悠哉:悠,思念深长。可指夜漫长,也可指思绪悠长。辗转:翻来覆去。双声叠韵词。反侧:与“辗转”同义。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①。
○诗之四章。以琴瑟喻君子、淑女的般配,预言婚后和谐。后世以“琴瑟”比夫妻,发源于此。文义至此,回归典礼主题。
【注释】a琴瑟:两种木质弦乐器。琴,传说为神农或伏羲发明,今见最早古琴器物遗留多为战国时期,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琴身用整木雕成,包括音箱和尾板两部分。又,荆门郭店还出土过七弦琴。瑟,出现的时间与琴一样古老。今所能见战国遗物比琴多,其器身多刻文和彩绘,此乐器或因此而名“瑟”。据出土实物,瑟一般为二十三或二十五弦。友:亲近,加深情感。金文字形为手挽手,本义指亲兄弟,后推而广之为志同道合者。以兄弟关系喻夫妻关系和谐,《诗》中屡见。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②。
○诗之五章。以钟鼓和鸣再申和谐之义。诗因琴瑟、钟鼓而显见为“礼乐”之歌。近人姚菼《二南解症》谓此诗有七胜:格局、运笔、文法、字法、造词、用韵、音节。又云:“此诗擅上七胜,情文并茂,所以独有千古。”
【注释】a芼(m3o):择取。一说,摸,据《诗切》。b钟:青铜敲击乐器。我国古代青铜钟始见于商代,有发现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兽面牛首纹钟”,为纽钟(也有人认为此器为“镈”,而非钟),至西周又有长足发展,陕西西安普度村曾出土三件套的编钟,形制为甬钟,为至今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鼓:木质敲击乐。鼓的发现比钟还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曾发现鳄鱼皮蒙制的陶鼓,稍后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土鼓和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商周时期鼓之形制更趋多样。乐之:使之愉悦。
【解说】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最早评价《关雎》者当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又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文字有脱落,意思大致还清楚:《关雎》之所以被孔子重视,在其“以色喻于礼”。意思是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这个“配”字,就暗含着“婚礼”之意。孔子之前,贵族引《诗》多断章取义,至孔子,《诗经》既是“使于四方”所必备的“言语”修养,也是培育德性的读本,其中孔子“诗可以兴”之说,又明显承认其启迪兴发生命的价值。此后《诗》正式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到西汉,随着儒术的被尊崇,儒家经典《诗经》等被当作圣贤大法来读,《诗》便像法典一般神圣。表现在对《关雎》的解释,是西汉今文经学家解之为“刺康王”,言周康王早晨“晏(晚)起”,身边官员即讽诵(也有说诗篇因此而作)《关雎》之篇以讽喻之。这样的解释,正显示了西汉经学以经典干预政治、纠正天子行为的治学特征。至东汉则是古文经学盛行,经学家解《关雎》的说法亦随之大变,以为诗篇所歌唱为“后妃之德”,是赞美周家先王(即文王)夫妻生活的严肃和谐,堪称世人家庭生活的榜樣,诗篇又成为“风化”之源。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其实,上述两个说法,从篇章内部都找不到任何证据。只顾宣明“大义”而忽视文献内容,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代以来的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的误解:这是一首爱情诗,是“君子”追求“淑女”的诗篇。这样的新说,既不顾篇章文义,也不能知人论世。诗何以不能解作“爱情诗”?首先,为诗篇用乐情形所不许。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有可能是周天子婚礼用乐,而诗篇“君子”“淑女”云云,也不是一般国、野之人。其次,篇中的钟鼓与琴瑟,正与《仪礼》等典礼文献所载奏乐情况吻合:堂上歌唱用琴瑟,堂下奏乐则有钟鼓,诗既表钟鼓,又言琴瑟,正合乎贵族之家典礼用乐的情形。其三,为诗篇称谓所不许。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与“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这不是表达爱情该有的语气。由此可以确信,诗的口吻既非“君子”,亦非“淑女”,而是发乎第三方,即婚礼上的歌唱者。“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最恰切的。 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云云也确实是“爱”的表现,却不是失恋的表现。与其说它们是某位“君子”对某位“淑女”爱的表达,不如说流露的是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婚姻关乎一生幸福及家族兴旺,然而,好婚姻实在难得。正因如此,诗篇表现一段“寤寐思服”的深情,实际是为“乐得淑女配君子”的祝福作必要的铺垫,也加深了诗意的厚度。
在此,有一點必须说明,即《礼记》的《郊特牲》《曾子问》等文献中,有“昏礼不用乐”,“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的说法。这对解释《关雎》而言干扰太大了。其实,在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以及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中,就已经提出《关雎》为婚礼歌唱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在当代之所以得不到正视,反而“爱情说”流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礼记》上述说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关雎》之外,《周南·桃夭》《召南·鹊巢》都是与婚礼相关的乐歌;而《关雎》为西周诗篇又殆无疑问。然而《礼记》成书至早不过战国时期,其书距西周已有数百年。《礼记》又成于东方齐鲁儒之手。如此,《礼记》的地域,与西周《关雎》周南之地,相去不啻千百里。时间相距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在《诗》与《礼》之间,当然《诗》更可信。
就《关雎》而言,准确地理解主题,不仅对深入理解诗的内容有帮助,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其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的前提。《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早在诗篇作为乐歌演唱于饮酒礼时,就已经如此。乡饮酒礼和燕礼都有“歌乡乐”的环节,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歌唱的篇章成为篇籍,编者也遵循了这一次第,而《关雎》之所以重要,是因其与如下的文化观念相符:《易传》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结合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意义。《礼记》也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这样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实现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这样的现实,最终映现在哲学的层面,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时将其列为《周南》第一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还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
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人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是可从的。
(选自《诗经析读》,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