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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吃喝史 · 异客
一般外国人不太能接受的内脏我也能吃,我也不介意一些食材用人工喂养。
伟达公关北京董事总经理何立强(John L. Holden)被同事们称为老何。
电话被秘书转进老何的办公室,第一句话是:“您好,请稍等一下。”然后是老何用英语和别人打电话的声音,几十秒后切回电话:“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普通话。
三十多年的中国生活让老何彻底成了一个中国通,在他看来,“吃”是他浸入中国文化最为充分的部分。
电话的最后,老何问:“北京还有啥好吃的地方推荐吗?”
最爱北京锅贴和上海小笼包
老何第一次到亚洲是1972年,当时去了台湾;第一次到内地是1974年,当时是以游客的身份,在中国旅游了三个星期。
“当时我们都是政府接待的,虽然菜式不多,但总的说来吃得还可以。我记得那时候的北京街上都是大白菜,老百姓很少吃肉,就算吃也需要粮票肉票,新鲜水果什么的就更少了。”老何回忆说。
“不过后来我们去了广州,广州就会好一点,街边有新鲜荔枝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苦的。直到80年代初,都没有一个私营饭店。记得是在1982、1983年后才开始有的。”
现在,老何关心的早已不是在吃国营饭店,还是私人馆子间选择,而是能根据生活或者商务的需要、自己或者客人的口味需要来进行选择:“我最爱的是北京的锅贴,上海的小笼汤包,嗯,四川的水煮鱼和鱼香肉丝也不错。”老何说,中餐一般的辣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1980年后,老何就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他说自己是个不挑食的人,来中国前没有太多机会吃到中餐,但是慢慢地,中国餐饮的选择多了起来。美国的中餐馆也越来越多:“美国人在国内吃中餐是很普遍的事情。”味道当然和中国内地是有区别的,但是老何觉得中餐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而这样的普及也是对中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方式。
中国通老何除了是伟达公关北京董事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另外还担任多家商业、政策及慈善机构的顾问与理事。因为这一层身份,老何经常组织美国朋友们吃饭:“虽然不是次次都吃中餐,但没有吃不惯中餐的,中餐门类太多了,总会有合适的。”
因为经常出差,老何能够有机会实地品尝到更多美食小吃:“基本上我都吃,一般外国人不太能接受的内脏我也能吃,但是有个大前提是不能破坏环境。其实我不介意一些食材用人工喂养。”
葡萄酒兑雪碧?我不能接受
老何也经历过“酒桌生意”。
他说,饭桌上谈生意基本是每个国家都会有的情况,但是非要喝倒了才算的情况,确实在内地的北方比较常见。
“我也遇到过,当时几乎是非喝不可,躲也躲不掉。不过现在劝酒这样的情况少很多了,至少在我身上是少了。”
“没有不习惯,还好。”老何在看待这样的酒桌文化的时候,更愿意归结为是一段时间,一个地域里的文化,所以比较容易去理解。
不过,老何认为中餐桌上的改变还是悄然出现:“比如以前大家都是喝白酒,我也能喝,不过慢慢发现,桌上开始有红酒了,现在喝白兰地比较多,还有威士忌。这些改变都是在这二十年里出现的。首先是针对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现在基本上中餐桌上都是这样了。”
老何也遇到过给他的葡萄酒里兑雪碧的情况:“挺难以接受的,不过现在没这样的事了。”
“另一个改变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能区分饭桌上的生意和生活了;注意营养搭配,不会一应酬就吃得太油腻,吃得太多;一些西餐的做法、元素会加入到传统的中餐里来;中餐馆的服务质量明显有了提高;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公筷的实用、餐间垃圾的放置……这些都有改变。不过也是相对的,有的地方也没必要太仪式化。”
平时生活的时候,老何也会和家人、朋友去一些装修不是特别好,但是味道地道的餐馆吃饭:“不过如果要我排队等20分钟以上,或许我就会放弃。”在老何看来,吃还是不应该占据忙碌生活的太多时间。
跟老何打趣说,如果退休回到美国了,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开一家中餐馆?老何说:“很可能啊,不过要先做一个市场调查,看开在哪里好。”问他最先想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菜式不要太多,看上去头疼,对于外国人更是。”■
一般外国人不太能接受的内脏我也能吃,我也不介意一些食材用人工喂养。
伟达公关北京董事总经理何立强(John L. Holden)被同事们称为老何。
电话被秘书转进老何的办公室,第一句话是:“您好,请稍等一下。”然后是老何用英语和别人打电话的声音,几十秒后切回电话:“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外国人的普通话。
三十多年的中国生活让老何彻底成了一个中国通,在他看来,“吃”是他浸入中国文化最为充分的部分。
电话的最后,老何问:“北京还有啥好吃的地方推荐吗?”
最爱北京锅贴和上海小笼包
老何第一次到亚洲是1972年,当时去了台湾;第一次到内地是1974年,当时是以游客的身份,在中国旅游了三个星期。
“当时我们都是政府接待的,虽然菜式不多,但总的说来吃得还可以。我记得那时候的北京街上都是大白菜,老百姓很少吃肉,就算吃也需要粮票肉票,新鲜水果什么的就更少了。”老何回忆说。
“不过后来我们去了广州,广州就会好一点,街边有新鲜荔枝卖。”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百姓的生活是比较苦的。直到80年代初,都没有一个私营饭店。记得是在1982、1983年后才开始有的。”
现在,老何关心的早已不是在吃国营饭店,还是私人馆子间选择,而是能根据生活或者商务的需要、自己或者客人的口味需要来进行选择:“我最爱的是北京的锅贴,上海的小笼汤包,嗯,四川的水煮鱼和鱼香肉丝也不错。”老何说,中餐一般的辣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1980年后,老何就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他说自己是个不挑食的人,来中国前没有太多机会吃到中餐,但是慢慢地,中国餐饮的选择多了起来。美国的中餐馆也越来越多:“美国人在国内吃中餐是很普遍的事情。”味道当然和中国内地是有区别的,但是老何觉得中餐已经越来越普及了,而这样的普及也是对中国文化传播的一种最直接方式。
中国通老何除了是伟达公关北京董事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另外还担任多家商业、政策及慈善机构的顾问与理事。因为这一层身份,老何经常组织美国朋友们吃饭:“虽然不是次次都吃中餐,但没有吃不惯中餐的,中餐门类太多了,总会有合适的。”
因为经常出差,老何能够有机会实地品尝到更多美食小吃:“基本上我都吃,一般外国人不太能接受的内脏我也能吃,但是有个大前提是不能破坏环境。其实我不介意一些食材用人工喂养。”
葡萄酒兑雪碧?我不能接受
老何也经历过“酒桌生意”。
他说,饭桌上谈生意基本是每个国家都会有的情况,但是非要喝倒了才算的情况,确实在内地的北方比较常见。
“我也遇到过,当时几乎是非喝不可,躲也躲不掉。不过现在劝酒这样的情况少很多了,至少在我身上是少了。”
“没有不习惯,还好。”老何在看待这样的酒桌文化的时候,更愿意归结为是一段时间,一个地域里的文化,所以比较容易去理解。
不过,老何认为中餐桌上的改变还是悄然出现:“比如以前大家都是喝白酒,我也能喝,不过慢慢发现,桌上开始有红酒了,现在喝白兰地比较多,还有威士忌。这些改变都是在这二十年里出现的。首先是针对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现在基本上中餐桌上都是这样了。”
老何也遇到过给他的葡萄酒里兑雪碧的情况:“挺难以接受的,不过现在没这样的事了。”
“另一个改变是,现在大家越来越能区分饭桌上的生意和生活了;注意营养搭配,不会一应酬就吃得太油腻,吃得太多;一些西餐的做法、元素会加入到传统的中餐里来;中餐馆的服务质量明显有了提高;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公筷的实用、餐间垃圾的放置……这些都有改变。不过也是相对的,有的地方也没必要太仪式化。”
平时生活的时候,老何也会和家人、朋友去一些装修不是特别好,但是味道地道的餐馆吃饭:“不过如果要我排队等20分钟以上,或许我就会放弃。”在老何看来,吃还是不应该占据忙碌生活的太多时间。
跟老何打趣说,如果退休回到美国了,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开一家中餐馆?老何说:“很可能啊,不过要先做一个市场调查,看开在哪里好。”问他最先想到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菜式不要太多,看上去头疼,对于外国人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