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讲求『天人合一』，纸质书的装帧历经演变，从技术走向美学。由模仿竹简而来的卷装，自隋朝开始从质朴走向华丽，开始使用金银或者琉璃的轴头。装帧材料也有讲究，一些书籍会用到动物的骨骸。
修书，修心
躲在魏公村大街一旁，有一条清幽的羊肠小道，顺道走再拐个弯，就是国家图书馆南区一层。这个400平方米的空间，是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区域。这里容纳了二三十张工作台，摆放着用大理石压着的已经修复好的书页，随处可见糨糊、毛刷、喷壶等修书必备工具，显微镜、裁纸机、手动压力机、纸张测厚仪及数码相机等设备也一应俱全。从1974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开始，杜伟生和古书打交道了整整40年。
那年从部队退伍后，杜伟生被分配到了国家图书馆。“那时候我对古籍修复没什么概念，只是想着过去在部队里风吹日晒，现在在图书馆做事，应该是个轻松的美差，还可以随手看看书，就踏实地上班去了。”
早些年，国家对古籍修复师没什么要求，觉得这只是门手艺活，只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参加工作。“事实上，修书就像看病一样，丝毫马虎不得。古籍修复的技艺并不复杂，用的最多的材料也就是纸张和糨糊。但是古籍修复对于经验、知识全面性的要求很高。”杜伟生说古籍修复是一门交叉学科，要懂历史才能分辨版本、年代；要懂古汉语才能拼接碎了的古书；要懂美术和设计，才能装裱出漂亮的封面。除了对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的研究，还得涉猎物理与化学。
杜伟生停顿了一下，又补充到：“就算有了技术、知识、经验仍然不行，还需要耐心和细心。这古书一修就是大半天，需要长时间坐椅子上埋头工作，不是轻松活，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下这样的苦。”这件看似机械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整旧，如旧
其实古籍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现在影视剧一个演员的戏份拍摄结束，或者整部电影拍摄结束，会说“杀青”，这本是源于古籍装帧的一个专业用词。杜伟生介绍说，古籍装帧有一种形式叫做竹简（编简），材质为竹子或木头，根据不同的文献取不同的长度，这类古籍长沙马王堆出土最多。人们在编写竹简之前，需要对原材料进行处理。其中一个程序就是刮掉竹子最外面那层粗糙的青皮，烤干、晾干以后，才能在上面写字、装订，这就叫做“杀青”。
“在纸质书没有出现之前，古籍的装帧形式主要包括甲骨和几种简，以及石刻和帛书。除了简牍和帛书，其他几种都是以拓片的形式存世。后来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形式更永固。发展到了帛书，装帧的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为例，书页内容按从上到下的次序叠放，这应该是中国古籍册页制的前身，虽然还没有装订完整，但已经完全打破了卷的形式，和竹简形制有明显的不同。”谈及自己的本行，杜伟生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他常年参加各种讲座，这样的干货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分享。
“纸质书的装帧历经演变，从技术走向美学。由模仿竹简而来的卷装，自隋朝开始从质朴走向华丽，开始使用金银或者琉璃的轴头。装帧材料也有讲究，一些书籍会用到动物的骨骸。但佛经不会，因为不能杀生，所以会改用玉或者竹子。还有一些奇特的装帧形式，比如用树叶经过煮、刮、晾干后，用工具往上面刻字，之后用颜料在叶面上来回擦，就会显出字的痕迹，这种外国传入的形式叫‘梵夹装’，唐僧玄奘取回的经书，装帧形式多使用这一类。”
古籍修复讲求“整旧如旧”。随着古籍善本收藏成为市场新热，古籍修复和保存成为藏友关注热点。古籍一旦保存不当，就会受到各种类型的破损。每一张脆弱而珍贵的纸，在杜伟生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纸厚不揭薄；哪里破就补哪里，坚决不整卷托裱，之前没有被上墙绷平的卷子，修复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压平。无论是修复材料还是修复技法，我都尽可能忠于遗书原貌，做到真正整旧如旧，就是历史上用什么材料，现在就尽量用同样的材料或相仿的材料去修复。”
传道，传艺
“书是修不完的。书不断在修，也不断在坏。”杜伟生说，修书始终要靠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机器都替代不了。
40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也修复过命途辗转的《永乐大典》与西夏文献。最令他为之动容的，是参与“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完成修复的杜伟生代表国家图书馆来到敦煌，参加“敦煌遗书”讨论会。从台湾佛光山专程赶来的尼姑，给杜伟生行了一个礼：“您不是在修书，是在做功德。修佛经是最大的功德。”
因为这句话，杜伟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在这之前，他只是把修书当做一份工作，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尼姑这句沉甸甸的话，让他顿悟到了修书的价值。做古书、修古籍，把前人的宝贵遗产留存下来，传给后世，不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时至今日，古籍修复师依然是一门特别小众的职业。2007年，全国图书馆系统下的修复师不到100名。在修复古籍之余，杜伟生也在为传承古籍修复技艺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面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设了古籍修复培训班，还设计出纸浆补书机，解决了传统修书后凹凸不平的工艺缺陷，并向全国推广。
现在杜伟生已经退休了，几乎不再参与古籍修复。但他一有时间，就天南海北地跑，为热爱这门手艺的学生授课、解惑。也因為像杜伟生这样的修书人的不遗余力，目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比2007年翻了一倍。“只要还有人看书，古籍修复就不会停止。”杜伟生表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古籍修复中来。古籍修复修的是濒危的书，但别让古籍修复技艺成为濒危技艺。”
修书，修心
躲在魏公村大街一旁，有一条清幽的羊肠小道，顺道走再拐个弯，就是国家图书馆南区一层。这个400平方米的空间，是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的办公区域。这里容纳了二三十张工作台，摆放着用大理石压着的已经修复好的书页，随处可见糨糊、毛刷、喷壶等修书必备工具，显微镜、裁纸机、手动压力机、纸张测厚仪及数码相机等设备也一应俱全。从1974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开始，杜伟生和古书打交道了整整40年。
那年从部队退伍后，杜伟生被分配到了国家图书馆。“那时候我对古籍修复没什么概念，只是想着过去在部队里风吹日晒，现在在图书馆做事，应该是个轻松的美差，还可以随手看看书，就踏实地上班去了。”
早些年，国家对古籍修复师没什么要求，觉得这只是门手艺活，只要小学毕业就可以参加工作。“事实上，修书就像看病一样，丝毫马虎不得。古籍修复的技艺并不复杂，用的最多的材料也就是纸张和糨糊。但是古籍修复对于经验、知识全面性的要求很高。”杜伟生说古籍修复是一门交叉学科，要懂历史才能分辨版本、年代；要懂古汉语才能拼接碎了的古书；要懂美术和设计，才能装裱出漂亮的封面。除了对古代造纸和印刷技术的研究，还得涉猎物理与化学。
杜伟生停顿了一下，又补充到：“就算有了技术、知识、经验仍然不行，还需要耐心和细心。这古书一修就是大半天，需要长时间坐椅子上埋头工作，不是轻松活，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下这样的苦。”这件看似机械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整旧，如旧
其实古籍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现在影视剧一个演员的戏份拍摄结束，或者整部电影拍摄结束，会说“杀青”，这本是源于古籍装帧的一个专业用词。杜伟生介绍说，古籍装帧有一种形式叫做竹简（编简），材质为竹子或木头，根据不同的文献取不同的长度，这类古籍长沙马王堆出土最多。人们在编写竹简之前，需要对原材料进行处理。其中一个程序就是刮掉竹子最外面那层粗糙的青皮，烤干、晾干以后，才能在上面写字、装订，这就叫做“杀青”。
“在纸质书没有出现之前，古籍的装帧形式主要包括甲骨和几种简，以及石刻和帛书。除了简牍和帛书，其他几种都是以拓片的形式存世。后来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形式更永固。发展到了帛书，装帧的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为例，书页内容按从上到下的次序叠放，这应该是中国古籍册页制的前身，虽然还没有装订完整，但已经完全打破了卷的形式，和竹简形制有明显的不同。”谈及自己的本行，杜伟生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他常年参加各种讲座，这样的干货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分享。
“纸质书的装帧历经演变，从技术走向美学。由模仿竹简而来的卷装，自隋朝开始从质朴走向华丽，开始使用金银或者琉璃的轴头。装帧材料也有讲究，一些书籍会用到动物的骨骸。但佛经不会，因为不能杀生，所以会改用玉或者竹子。还有一些奇特的装帧形式，比如用树叶经过煮、刮、晾干后，用工具往上面刻字，之后用颜料在叶面上来回擦，就会显出字的痕迹，这种外国传入的形式叫‘梵夹装’，唐僧玄奘取回的经书，装帧形式多使用这一类。”
古籍修复讲求“整旧如旧”。随着古籍善本收藏成为市场新热，古籍修复和保存成为藏友关注热点。古籍一旦保存不当，就会受到各种类型的破损。每一张脆弱而珍贵的纸，在杜伟生的“最小干预修复原则”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原。“纸厚不揭薄；哪里破就补哪里，坚决不整卷托裱，之前没有被上墙绷平的卷子，修复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压平。无论是修复材料还是修复技法，我都尽可能忠于遗书原貌，做到真正整旧如旧，就是历史上用什么材料，现在就尽量用同样的材料或相仿的材料去修复。”
传道，传艺
“书是修不完的。书不断在修，也不断在坏。”杜伟生说，修书始终要靠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机器都替代不了。
40年的工作生涯中，杜伟生阅卷无数，修复过历经浩劫的“敦煌遗书”，也修复过命途辗转的《永乐大典》与西夏文献。最令他为之动容的，是参与“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完成修复的杜伟生代表国家图书馆来到敦煌，参加“敦煌遗书”讨论会。从台湾佛光山专程赶来的尼姑，给杜伟生行了一个礼：“您不是在修书，是在做功德。修佛经是最大的功德。”
因为这句话，杜伟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在这之前，他只是把修书当做一份工作，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尼姑这句沉甸甸的话，让他顿悟到了修书的价值。做古书、修古籍，把前人的宝贵遗产留存下来，传给后世，不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吗？
时至今日，古籍修复师依然是一门特别小众的职业。2007年，全国图书馆系统下的修复师不到100名。在修复古籍之余，杜伟生也在为传承古籍修复技艺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面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开设了古籍修复培训班，还设计出纸浆补书机，解决了传统修书后凹凸不平的工艺缺陷，并向全国推广。
现在杜伟生已经退休了，几乎不再参与古籍修复。但他一有时间，就天南海北地跑，为热爱这门手艺的学生授课、解惑。也因為像杜伟生这样的修书人的不遗余力，目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比2007年翻了一倍。“只要还有人看书，古籍修复就不会停止。”杜伟生表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古籍修复中来。古籍修复修的是濒危的书，但别让古籍修复技艺成为濒危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