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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的管理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基拙之上的。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学术界和实践界呼唤并鼓励构建自己的管理理论体系。本文通过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反思，指出了目前我国管理理论开发之路所面临的挑战，并为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管理学在中国 理论开发 理论构建
中国管理理论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是囿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大量相关研究还是处于“空对空”的阶段，真正创新性的中国管理理论还很鲜见，我们一直渴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少。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构建自己的管理理论。
1、对当前“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反思
反思与批判是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中国面对已经较为成熟的西方管理理论来创建中国的管理理论时更应如此。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管理问题的探讨中已有反省，但缺乏思辨和论证，鲜有探索创新精神，思维单一而片面，这就出现了“概念模糊”的问题，学者们各自界定，结果使其成为文人彼此间打口水仗的主要话题。
1.1、对管理概念的反思
管理概念的过多和混乱是造成管理学界自乱阵脚的一个重要原因。管理学研究者必须首先对“什么是管理？”进行科学界定。而对管理这一关键概念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乎任何编写管理学教材的作者都有自我的定义，权威人士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依据管理工作实践的基本特性，“管理”应该包含人、组织、目标和协调这 4个关键词。理论是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因此，概念的明确界定，是进行理论构建的基础。
1.2、对“话语权”的反思
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可以解构为：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先入为主成为管理理论的主流、自诩为普适的管理理论、控制大量国际学术期刊等方面。西方管理理论的引入，在让我们学会了大量管理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迷失（李平，2010）。我们必须改变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敢于去质疑，同时要能够敏锐地关注到西方框架之外的关键因素，不要盲目地服从，要能够在某个特定情境下识别主要的变量，按着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察当前的现象，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能够高效地解决当前遇到的实践问题。
1.3、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我国管理领域的论文多偏重理念、概念和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学者们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但是，全盘西化，盲目地追崇实证研究方法，又会掩埋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扼杀创新。“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是采取全盘西化式的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还是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进行修正？机械式的“拿来主义”，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范式移植”，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不过，“范式移植性灾难”却屡屡发生。我们应该基于中国的国情，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下，借鉴科学的理论开发范式，构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走一条管理学发展的科学理路。
1.4、对理论价值的反思
在中国式管理研究中存在着“理论泡沫” 现象，大量的管理学论文、著作除解释了部分管理现象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很难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管理者、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从而导致了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研究，这是管理学界存在的严峻问题。中国的管理理论究竟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亦或是“西体中用”，还是说我们要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借用科学的理论构建方法，切切实实地构建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并且能够高效地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实践困惑和疑难问题。
2、“管理学在中国”研究面临的挑战
欧美管理方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其诸多无奈，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其缺乏包容性，在环境治理中暴露其缺乏责任性，在面临危机时暴露其缺乏承担性（齐善鸿等，2010）。人们开始质疑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而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于是开启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之路成为必然，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这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2.1、研究方法的挑战
关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特色”。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却“一统江湖”。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当前管理学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反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但是在反对的同时，如何建构非实证的方法又是颇为头疼的事情；反对研究中的简单唯方法论，即把科学的方法当作发表文章的工具，而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探寻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2.2、文化“路径依赖”的挑战
中国管理研究多数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径进行研究的。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仅仅只是初步或者说表面性的概括，还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进行本土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就必须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下，对当下中国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根至叶，追根溯源地创造契合性高的管理理论。
2.3、理论发展视野的挑战
目前，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很难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进而无法实现理论的重大突破，自然也就不能有效的解释和指导管理实践。语言不通、研究不规范，思路不科学，缺少公约性的理论语言，于是很难在国际平台上与人交流，结果导致无法了解最先进的西方理论，对理论前沿后知后觉，自己“闭门造车”的东西着实难登大雅之堂。 3、“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企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迫切需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构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以更有效地指导企业管理实践。有学者提出以下规则：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化嵌入性；以问题为中心（邹国庆等，2009）。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东西方各自进行本土研究，然后东西方互补整合，建立跨文化管理理论来完整解释东西方/全球管理现象，走“先分后合，多元统一”之路（徐淑英等，2005）。
3.1、进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
本土研究初期以理论建立为主，就应擅长理论建立的综合/归纳/ 定性方法。因为定性研究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建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些方法尤其适合在中国背景下创建新的管理理论。开展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简单地检验西方理论或模型的适用性，不是用来证明用欧美以外的样本进行研究的正确性或合理性，也不是现有测量的简单翻版，更不是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高水平的本土化研究要跳出现有理论框架的约束，基于现象本身进行思考，在特定情境下来观察样本的独特之处。
3.2、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
朱道立诠释了中国管理学者在构建管理理论体系时应该具“顶天立地”精神的确切内涵。所谓“顶天”包括三点：熟悉前沿理论、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国际化。基于前沿理论，针对热点问题，运用与国际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所谓“立地 ”包括两点：抓准中国管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管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有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立地。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新的管理科学理论，打造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学派。
3.3、强化问题意识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而又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产生2。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力的关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具有问题意识是对学术活动主体的基本要求，而缺乏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想象的（邹国庆等，2009）。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因此在理论构建的路上，“问题意识”是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关键。
3.4、寻找新光源
当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无法适用，而我们又死死抓住西方理论，不能投身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时，这样一种情景在我们脑海中浮现：某人在街头遗失了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他（她）看来，那是光明仅有的地方。“管理在中国”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离开西方理论的“光明”，来开发照亮中国经济和组织中黑暗部分的新光源。中国管理理论应重点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问题，重视规范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同时加强国际化交流。
4、结语
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徐淑英等，2005）。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定不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加全面地、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是鼓励研究中国管理问题，解决中国管理疑难，建立更加开放、多元、公平竞争的学术平台（王学秀，2008）。
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事前我们是难以对其最终结果进行预言的（Arthur，1994）。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真”问题，不断地将“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深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概念、理论，检验或建立能够解释并预测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定现象的理论。为此，需要我们突破学科化的思想学术方式，回归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当代学术思想（邹国庆等，2009）。重视国际学术的合作与对话，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从而使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走向世界。当然，这着实是一条任重而道远之路。
参考文献：
[1]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管理学报.2008（005），320-322.
[2]李平.“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J].管理学报.2010（003）321-330.
[3]齐善鸿，白长虹.“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管理学报，2010（11）：1685-1691.
[4]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R] 2008（5）：3.
[5]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R].南大商学评论 2005（4）：1-18.
[6]邹国庆，高向飞.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理论构建与研究进路[J].软科学，2009（002），135-139.
[7]孙继伟.论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化研究 [J].管理学报2010（008）：1117-1122.
[8]贾旭东，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管理学报 2010（5）：656-665.
[9]波普尔，K.R.Popper.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J].
[10]Barney，J.B.，张书军.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J]中大管理研究 2009（003）：1-15.
作者简介：
王绍伟（1956-），男，1981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系，2000年至今，任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曾于1995年-1999年期间被派驻俄罗斯从事贸易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
关键词：管理学在中国 理论开发 理论构建
中国管理理论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是囿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大量相关研究还是处于“空对空”的阶段，真正创新性的中国管理理论还很鲜见，我们一直渴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少。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构建自己的管理理论。
1、对当前“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反思
反思与批判是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中国面对已经较为成熟的西方管理理论来创建中国的管理理论时更应如此。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管理问题的探讨中已有反省，但缺乏思辨和论证，鲜有探索创新精神，思维单一而片面，这就出现了“概念模糊”的问题，学者们各自界定，结果使其成为文人彼此间打口水仗的主要话题。
1.1、对管理概念的反思
管理概念的过多和混乱是造成管理学界自乱阵脚的一个重要原因。管理学研究者必须首先对“什么是管理？”进行科学界定。而对管理这一关键概念定义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乎任何编写管理学教材的作者都有自我的定义，权威人士的定义也多种多样。依据管理工作实践的基本特性，“管理”应该包含人、组织、目标和协调这 4个关键词。理论是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因此，概念的明确界定，是进行理论构建的基础。
1.2、对“话语权”的反思
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可以解构为：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先入为主成为管理理论的主流、自诩为普适的管理理论、控制大量国际学术期刊等方面。西方管理理论的引入，在让我们学会了大量管理学知识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的迷失（李平，2010）。我们必须改变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敢于去质疑，同时要能够敏锐地关注到西方框架之外的关键因素，不要盲目地服从，要能够在某个特定情境下识别主要的变量，按着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考察当前的现象，从而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能够高效地解决当前遇到的实践问题。
1.3、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我国管理领域的论文多偏重理念、概念和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学者们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但是，全盘西化，盲目地追崇实证研究方法，又会掩埋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扼杀创新。“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是采取全盘西化式的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还是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进行修正？机械式的“拿来主义”，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范式移植”，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不过，“范式移植性灾难”却屡屡发生。我们应该基于中国的国情，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下，借鉴科学的理论开发范式，构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走一条管理学发展的科学理路。
1.4、对理论价值的反思
在中国式管理研究中存在着“理论泡沫” 现象，大量的管理学论文、著作除解释了部分管理现象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基本上很难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管理者、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从而导致了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研究，这是管理学界存在的严峻问题。中国的管理理论究竟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亦或是“西体中用”，还是说我们要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借用科学的理论构建方法，切切实实地构建出自己的管理学理论并且能够高效地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实践困惑和疑难问题。
2、“管理学在中国”研究面临的挑战
欧美管理方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其诸多无奈，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其缺乏包容性，在环境治理中暴露其缺乏责任性，在面临危机时暴露其缺乏承担性（齐善鸿等，2010）。人们开始质疑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而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于是开启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之路成为必然，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这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2.1、研究方法的挑战
关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特色”。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方法却“一统江湖”。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当前管理学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反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但是在反对的同时，如何建构非实证的方法又是颇为头疼的事情；反对研究中的简单唯方法论，即把科学的方法当作发表文章的工具，而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探寻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2.2、文化“路径依赖”的挑战
中国管理研究多数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路径进行研究的。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仅仅只是初步或者说表面性的概括，还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进行本土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就必须在中国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下，对当下中国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由根至叶，追根溯源地创造契合性高的管理理论。
2.3、理论发展视野的挑战
目前，中国管理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很难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进而无法实现理论的重大突破，自然也就不能有效的解释和指导管理实践。语言不通、研究不规范，思路不科学，缺少公约性的理论语言，于是很难在国际平台上与人交流，结果导致无法了解最先进的西方理论，对理论前沿后知后觉，自己“闭门造车”的东西着实难登大雅之堂。 3、“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内企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迫切需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构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管理理论，以更有效地指导企业管理实践。有学者提出以下规则：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化嵌入性；以问题为中心（邹国庆等，2009）。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之一是，首先东西方各自进行本土研究，然后东西方互补整合，建立跨文化管理理论来完整解释东西方/全球管理现象，走“先分后合，多元统一”之路（徐淑英等，2005）。
3.1、进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
本土研究初期以理论建立为主，就应擅长理论建立的综合/归纳/ 定性方法。因为定性研究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建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些方法尤其适合在中国背景下创建新的管理理论。开展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简单地检验西方理论或模型的适用性，不是用来证明用欧美以外的样本进行研究的正确性或合理性，也不是现有测量的简单翻版，更不是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高水平的本土化研究要跳出现有理论框架的约束，基于现象本身进行思考，在特定情境下来观察样本的独特之处。
3.2、构建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
朱道立诠释了中国管理学者在构建管理理论体系时应该具“顶天立地”精神的确切内涵。所谓“顶天”包括三点：熟悉前沿理论、规范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国际化。基于前沿理论，针对热点问题，运用与国际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所谓“立地 ”包括两点：抓准中国管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管理科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有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立地。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新的管理科学理论，打造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学派。
3.3、强化问题意识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而又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产生2。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力的关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具有问题意识是对学术活动主体的基本要求，而缺乏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想象的（邹国庆等，2009）。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因此在理论构建的路上，“问题意识”是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的关键。
3.4、寻找新光源
当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无法适用，而我们又死死抓住西方理论，不能投身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时，这样一种情景在我们脑海中浮现：某人在街头遗失了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他（她）看来，那是光明仅有的地方。“管理在中国”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离开西方理论的“光明”，来开发照亮中国经济和组织中黑暗部分的新光源。中国管理理论应重点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问题，重视规范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同时加强国际化交流。
4、结语
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徐淑英等，2005）。作为中国管理学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定不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加全面地、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是鼓励研究中国管理问题，解决中国管理疑难，建立更加开放、多元、公平竞争的学术平台（王学秀，2008）。
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事前我们是难以对其最终结果进行预言的（Arthur，1994）。需要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真”问题，不断地将“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深入，提炼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概念、理论，检验或建立能够解释并预测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定现象的理论。为此，需要我们突破学科化的思想学术方式，回归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当代学术思想（邹国庆等，2009）。重视国际学术的合作与对话，构建出自己的管理理论，从而使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走向世界。当然，这着实是一条任重而道远之路。
参考文献：
[1]郭重庆.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J].管理学报.2008（005），320-322.
[2]李平.“试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话语权问题.”[J].管理学报.2010（003）321-330.
[3]齐善鸿，白长虹.“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J].管理学报，2010（11）：1685-1691.
[4]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R] 2008（5）：3.
[5]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R].南大商学评论 2005（4）：1-18.
[6]邹国庆，高向飞.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理论构建与研究进路[J].软科学，2009（002），135-139.
[7]孙继伟.论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的深化研究 [J].管理学报2010（008）：1117-1122.
[8]贾旭东，谭新辉.经典扎根理论及其精神对中国管理研究的现实价值[J].管理学报 2010（5）：656-665.
[9]波普尔，K.R.Popper.猜想与反驳 科学知识的增长[J].
[10]Barney，J.B.，张书军.中国管理研究之展望——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J]中大管理研究 2009（003）：1-15.
作者简介：
王绍伟（1956-），男，1981年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俄语系，2000年至今，任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曾于1995年-1999年期间被派驻俄罗斯从事贸易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