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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作为首都，城市70年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共同作用在北京城市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生着基础性功能。從这个角度进行学术梳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
城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聚集地，只要有城市就有城市管理。随着城市的不断成长和规模扩大，城市管理也变得复杂起来，逐步走向完备。现代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城市管理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
城市文化是随着城市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步生成和不断演化的。城市文化具有客观性，虽然城市文化显示出的是群体意志的主观性，却是任何个人难以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的客观存在;城市文化具有历史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城市文化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存在于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物质和制度的形态之中;城市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从微观到宏观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的文化所构成。根据文化形成的一般规律，所谓城市文化，是人们对城市及其相关事务从认知、认可到认同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稳定性的群体性意志。因此，城市文化还具有可塑性，即提出一种对城市的新认知，通过主动文化建设，实现人们对这种新认知的逐步认可，进而达到普遍的认同。城市文化是可以建设的。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城市文化，是和城市管理直接相关的城市管理文化（我们依然简称为城市文化），即人们对城市管理认知的认同。
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就基本关系来说，城市管理总是生成于一定的城市文化（共同利益的生成），可以说，没有城市文化，就没有城市管理，城市管理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种产物;同时城市管理的实践必然派生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相关城市文化。就二者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来说，城市文化导引城市管理的方向、目标，规范城市管理的组织方式、实施路径和施政举措;同时，城市管理又是城市文化形成的有效途径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是管出来的。当然，没有城市文化建设的自觉，单纯的城市管理会坐失城市文化建设的良机;而脱离城市管理的城市文化建设，也会变成一种空洞的说教。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的关系，存在着管理和文化的一般关系，同样显示出其外在强制与内在自觉、硬与软的特性，同时更加突出地显示出二者对城市发展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独特魅力。
我以为，以这样一个视角，观察北京城市70年的巨变，一定可以发现其中特有的客观规律，获得深刻启示。
二、北京城市1949年的两个历史新起点
1949年，北京这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5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发生了两件历史性大事，从而开启了城市发展两个历史新起点。这两个起点就是：北京成为人民城市和国家首都。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北京城市70年巨变的主脉。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的交互影响和共同作用正是沿着这个主脉展开的。
（一）人民城市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城市，赋予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以新的生命，也派生出城市管理和城市文化的新内涵。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是70年来北京城市管理不变的主题。城市的人民性究竟如何实现，北京经历了70年的艰苦探索。
70年来，北京城市文化的演变也始终离不开人民城市的内在灵魂。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主人翁的信念深入人心，市民主动关心和自觉参与城市管理是北京人特有的文化特征;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城市管理的权力，保障人民就业、收入、教育和生产生活是人民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市民把人民政府视作自己的当家人，积极支持政府的工作，服从政府管理是北京的城市文化。城市主人，始终是北京城市文化特有的骄傲和自豪，派生出许许多多的文化特征。
（二）国家首都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历史赋予北京人民建设人民首都的重任。
首都，是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聚集着各类国家机关和办事机构，是全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是世界各国外交使馆所在地，行使着国家国际交往的职责。因此，北京这座城市，还承载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北京的城市管理，不仅仅是地域性城市管理，更是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都的功能，也给北京城市文化赋予了新的内涵。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出了全国少年儿童对北京的向往，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北京的热爱和北京人特有的自豪。自然，北京的城市文化也就比其他城市多出了一份政治责任文化、识大体顾大局文化和自觉彰显国家形象、民族风采的首善文化。
这两个起点，也是北京城市70年巨变的主脉。无论是城市管理还是城市文化，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强度不同、特点各异，但都始终围绕着这两个主题交互影响、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