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斥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盗贼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檄文传到许都，曹操正患头风痛卧病在床。读了檄文，竟“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顾谓曹洪日：‘此檄何人所作？’”
　　读了痛骂自己的文章，头不痛了，床不卧了，“顿愈”——病竟然好了！
　　读书也能治病？《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难免有虚构之嫌。
　　宋朝欧阳修在《东斋记》中写道：“每体之不康，则或取六经百世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诵之，爱其深博闰达、雄富伟丽之说，必茫乎以思，畅乎以平，释然不知疾之在体。”你看，通过读书，开阔了视野，舒畅了心情，竟忘了缠身的疾病。当然，忘了，不等于好了，清代《老异续编》记载：“白岩朱公患气痛，每当疾发时，便诵杜诗数首，诵罢即病愈，后每遇疾，则诵诗疗之，竟习以为常。”此公可不是忘了，而是和曹操一样，“顿愈”了。以上二例，皆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毋庸置疑。
　　有资料显示，人类有三分之一的疾病，是因为心理和社会因素造成的。因此，调整心态、培养积极情绪，书籍的作用，有时真的比“是药三分毒”的药物，还要管用。
　　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家文学诊所》的文章，介绍拜格斯特医生把不同的书籍分别比为兴奋剂、镇静剂、安眠药、酒精或退烧药，推荐给“患上抑郁症的年轻人、职业书评家、政客、炒股票者”，这些患者都是他成功治愈的病人。
　　美国医生对600例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学历进行分析，发现他们中只有两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余的连中学都没毕业。还有人研究，16世纪以来，欧美的400位名人中，平均寿命最长的是读书人。对秦汉以来我国13088名知识分子的年龄统计也证实，他们的平均寿命是65岁，远高于其他职业。
　　阅读需要眼睛，如果视力不好，或光线环境不好，没有读书的条件，怎么办？
　　著名作家巴金有办法，在医院等候护士时，巴老说：“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静坐中回忆曾经读过的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如果记忆力不好，或者过去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精神财富的积累”，也不必无所事事地浪费时间。现在多媒体甚至手机都可以保存声音文件，随时可以播放喜欢的书或文章的声音文件。听，也是阅读。
　　以书当药，首推李渔，因为李渔不光读，还动手写。
　　李渔（1611年一1680年）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李渔说：“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因思诸疾之萌蘖，无不始于七情，我有治情理性之药，彼乌能祟我哉！故于伏枕呻吟之初，即作开卷第一义；能起能坐，则落毫端，不则但存腹稿。迨沉疴将起之日，即新编告竣之时。一生剞劂，孰使为之？强半出造仕小儿之手。此我辈文人之药。”（李漁《闲情偶寄·素常乐为之药》）
　　生病卧床刚一呻吟，第一件事就是写书治病；能起能坐了，提笔疾书或打腹稿。如此坚持下来，重病痊愈之日，也是新书完成之时。难怪李渔一生著述颇丰，《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笠翁一家言》等，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洋洋五百多万字。敢情，这位老先生“以书当药”（李渔《闲情偶寄·一生未见之药》），简直是著作等身的郎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