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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生长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事件发生最密集的时期，不可能平静地生活，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近年来，朱正的《序与跋》、钟叔河的《记得青山那一边》、沈昌文的《八十溯往》相继集结出版，被称为中国出版界的“三老集”。他们均生于1931年。
朱正在出版界以编著大量鲁迅专著而闻名。数十年来，他独自完成了二十多部鲁迅研究专著，包括5次重写鲁迅传记。
如果从25岁出版第一本《鲁迅传略》算起，朱正研究鲁迅已有60年，这比鲁迅的生命还漫长。朱正说，至今依然热爱鲁迅。他最爱的一段话，来自鲁迅的《记谈话》：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将来的希望……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这段话其实也暗合了朱正的际遇，或者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1931年，朱正生于长沙。祖父为他取名“家骏”。到朱正开始学写字的时候，因为“骏”的繁体笔画太多，朱正常常把它写出格子，于是祖父想了一个办法，把“骏”改成“正”，因为“正”字笔划少，在当地方言中，又与“骏”读音相近，于是就有了“朱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似乎又赋予了他某种性格，“正直与正确”，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1937年，日军开始了对长沙持续不断的轰炸。朱正和家人一路沿湘南的粤汉铁路奔逃。朱正是家中长子，还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1945年抗战胜利时，朱正已经在流亡中长成了少年。
在郴县广德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朱正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国文教员萧鸿澍。萧鸿澍与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腐朽的国民党统治非常厌恶。彼时，国文教材中鲜有鲁迅的文章，但萧鸿澍经常在课堂上谈鲁迅，讲《阿Q正传》与《死魂灵》。而且他讲课很风趣，朱正听得津津有味。朱正读的第一本鲁迅作品《呐喊》，就是萧鸿澍借给他的。
从此，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价值取向，鲁迅都在持续不断地对朱正产生巨大影响。鲁迅提出要不满于现状，朱正则自称是“愤青”;鲁迅反对段祺瑞、章士钊，朱正也反对他们;鲁迅反对提倡国粹，朱正也反对;鲁迅主张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的东西，朱正也赞成;鲁迅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朱正照单全收，通通认同。
1946年，朱正回到长沙，就读于著名的长郡中学。当时的校长鲁立刚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师从竺可桢，30年代中期放弃了东南大学教员的职务来到这所高中担任校长。长郡中学的校训是“朴实、沉毅”，朱正后来的笔名“陈朴”由此而来。
在宽松的读书环境中，朱正几乎将鲁迅的著作全部读遍了。他看到日本作家小田岳夫所著的《鲁迅传》时很不满意，觉得“如果这样的传记也能出，那我也能写”。
1949年8月，长沙解放，新社会需要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参加建设。朱正彼时已到高三，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自己决定弃考大学。他认为，面对新中国，自己的头等大事不是考大学，而是参加革命工作。
朱正投考了《新湖南报》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随后进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电台工作期间，朱正因为不满副台长去香港出差期间私带手表的举动，遂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批评领导出公差办私事的不端行为。他还找同事联合署名，最终有7人在信上签了名。但此事不断发酵到最后，朱正被开除了团籍。1952年10月7日，朱正被调到《新湖南报》。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朱正成为肃反的对象。每天写“问题交待”之余，他开始实现自己《鲁迅传略》的计划，打好腹稿，把提纲写在办公室剩余的稿纸里。这一年的春节，报社开舞会，朱正不能自由活动，也没有资格参加，在春节三天的舞乐声中，他完成了《鲁迅传略》的开篇。
1956年春，“双百方针”的提出给知识界带来一缕春风，而这一年恰逢鲁迅逝世20周年，25歲的朱正寄出了他的《鲁迅传略》书稿，没想到很快就得以顺利出版，朱正随即成为最年轻的出版鲁迅研究专著的作者。在此期间，朱正感到周围同事似乎开始对他多了点善意。
接着“整风运动”很快到来。年长的同事鼓动他响应号召，向党组织提出批评建议。朱正并非党员，加上之前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他一开始并没有卷入这场风暴里。但后来有同事让他发表对整风的意见，他直言对自己此前被列为肃反对象很困惑，希望组织给一个说法。他又对苏共二十大说了自己的看法，并用了一个当时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修辞：“斯大林对人类历史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样对人类历史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样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右派”。
对于“老运动员”朱正而言，自己被打成右派，他是有预感的，“别人是从巅峰坠入谷底，我是从十七层地狱去到十八层。”
朱正。
他被编进了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工程队，前往株洲修铁路，他负责挖土方，一挖就是4年。
这段时间，他不断思考“这是为什么”的问题。他从自己和别人的实际遭遇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由此他喜欢上了马克思的名言：“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
但苦难并未结束。1970年，作为《新湖南报》“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之一，朱正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发配到茶陵县洣江茶厂劳改。
文革结束后，摘掉“右派”帽子的朱正调入了湖南出版局，成为鲁迅研究编辑室的负责人。朱正命运转折的契机，是他给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提出的“正误”。 50年代末，在株洲修铁路的朱正从借来的《新观察》半月刊上看到了连载的《鲁迅回忆录》，作者是鲁迅妻子许广平，但内容却让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些文章内容没有新意，而且存在大量错误，通篇满是“政治化”论调。1962年，朱正解除劳教回家后，他买了《鲁迅回忆录》的单行本，将他发现的错误一个不落地挑出来，然后给许广平写了封信，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表示希望回忆录再版时能进行修改。许广平回信表示，朱正的判断是根据资料，而她是直接根据回忆记述，所以并不打算修改。
朱正于是决定撰写文章，针对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进行挑错。1975年，朱正将《鲁迅回忆录正误》的部分书稿寄给了当时国内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此时，冯雪峰已重病在身，他在1976年1月5日给朱正回了一封长信，肯定了“正误”的价值，但认为朱正的口吻有缺点，措辞过于激烈，容易引人反感。为了避免是非，冯雪峰拒绝了其他想看这部书稿的人，并把书稿寄还朱正，希望他有所修改。
1976年2月2日，朱正寄出了再次修改过的书稿，而冯雪峰却在2天前去世了。朱正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到北京参加了冯雪峰的追悼会。这是45岁的朱正第一次走出湖南省。
朱正寄给冯雪峰的既有《鲁迅回忆录正误》，还包括他多年来对1956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批注。这些书稿最终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手中。彼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计划在鲁迅百年诞辰（1981年）时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冯雪峰作为当时最权威的鲁迅研究者，却在此时病逝，而另外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用也已经75岁了，面对如此浩瀚工程，还在壮年的朱正成为了恰当的人选。
人民出版社先期陆续出版了一批单行本（俗称“红皮本”），用来征求对新版注释的意见。此后出版社不断将“红皮本”寄给朱正，请他写了意见后再寄还出版社。
1979年，朱正在长沙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他对许广平、陆万美、陈沂等人对鲁迅回忆文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辩驳。这部书的出版为学界瞩目，其中诸多结论成为后来鲁迅传记作者们引用的通用版本，胡乔木评价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
作为一个高中肄业生，朱正饱览群书，他在研读《廿二史札记》和《文史通义》中自学了史学著作中的考证方法，养成了缜密的考据功力。“于无疑处生疑”，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阅读和思考习惯。朱正对购买史料、档案等异常钟情。在他长沙的家中，藏书就超过一万册， “这些都是我的间接知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0年，朱正被借调到北京，参与了《鲁迅全集》的编撰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拜访与鲁迅有交往的作家，从叶圣陶、楼适夷到聂绀弩、丁玲等人;在这里他有机会看到一些未公开的新资料，这成为他1982年出版的《鲁迅传略》的重要资料来源。
作为鲁迅专著最挑剔的读者，也是鲁迅最忠诚的粉丝，朱正视鲁迅为精神上的英雄和偶像。但他认为，这些年鲁迅被涂抹的“腻粉”太多了，而自己的责任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他要为鲁迅“祛魅”，论证鲁迅去吃冰就是吃冰，去饮茶就是饮茶。他不断论证一个真实的鲁迅，其中既有人性相通的欲望肉身，也有在血雨腥风中坚守人格的骨头，只是不论是谁当权，他应该都不买账。那才是一个真正鲜活的鲁迅。
进入80年代，知识界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朱正对图书的敏锐判断使其成就了“出版湘军”奇观，也最终导致他匆匆离开了管理岗位。
在朱正的帮助下，钟叔河也进入了出版界工作。钟叔河开始编著日后享誉盛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加上随后的著名的周作人系列、曾国藩系列，朱、钟两人成为了 “出版湘军”中的两大风云人物。作为一个地方的出版部门，湖南出版界的影响力与中央级大出版社相比却毫不逊色。
在这一时期，朱正出版了三十余种鲁迅研究著作，引来学界关注。他还编辑了影响力极大的《庐山会议实录》，又先后编撰了杨绛、孙伏园、舒芜、郑超麟、黎澍、黄裳等二十余位大家的作品，出版了享誉文坛的《骆驼丛书》二十余种。
在80年代，谈论“性”仍是禁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夹杂着情色描写的小说，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1987年初，朱正已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色情小说，而是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世界名著。而如果出版，一定能成功，还可以缓解当时出版社“叫好不叫座”的窘迫局面。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正式出版造成了中国出版界少有的奇观——书商的汽车在印刷厂门口排队，一车一车地拉走。印数超过了36万本，还是满足不了订单。但随后被人举报，这本书因为“色情内容”受到查禁，朱正受到了行政记大过处分，也因此被撤掉了总编辑的职位。
退休后，朱正开始了对反右运动的研究，他的《一九五七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历经修改与再版，最新一版达到70多万字，是国内少有地完整记录下“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著作，再次在知识界产生震动。
1993年，朱正62岁，他开始“反右派斗争”系列书籍的写作。从被打成右派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到了1993年，他觉得自己弄清楚了。
在书稿的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他严格遵循自己著史的原则：“不写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写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事情。”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九五七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将反右运动放置在国际共运和联共党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用无可辩驳的公开材料详尽地分析并记录了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和全部过程。
1998年此书正式出版，引起史学界的震动。
1975年，朱正出狱。同被关押的俞润泉的妻子想去茶陵县洣江茶厂看望服刑的丈夫，让朱正带路，朱正只好答应了。他们先坐火车，后走路。在离茶厂一里远的地方，朱正停住了。他对俞润泉的妻子说，“就在前面，你自己去吧。”
而面对书稿的写作，直至此后十几年的修订，朱正一遍又一遍地回顾那段过去，追忆故人。他表示，“这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谈及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朱正说，“我们是生长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事件发生最密集的时期，不可能平静地生活，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
近年来，朱正的《序与跋》、钟叔河的《记得青山那一边》、沈昌文的《八十溯往》相继集结出版，被称为中国出版界的“三老集”。他们均生于1931年。
朱正在出版界以编著大量鲁迅专著而闻名。数十年来，他独自完成了二十多部鲁迅研究专著，包括5次重写鲁迅传记。
如果从25岁出版第一本《鲁迅传略》算起，朱正研究鲁迅已有60年，这比鲁迅的生命还漫长。朱正说，至今依然热爱鲁迅。他最爱的一段话，来自鲁迅的《记谈话》：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将来的希望……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这段话其实也暗合了朱正的际遇，或者说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老运动员”
1931年，朱正生于长沙。祖父为他取名“家骏”。到朱正开始学写字的时候，因为“骏”的繁体笔画太多，朱正常常把它写出格子，于是祖父想了一个办法，把“骏”改成“正”，因为“正”字笔划少，在当地方言中，又与“骏”读音相近，于是就有了“朱正”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似乎又赋予了他某种性格，“正直与正确”，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1937年，日军开始了对长沙持续不断的轰炸。朱正和家人一路沿湘南的粤汉铁路奔逃。朱正是家中长子，还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1945年抗战胜利时，朱正已经在流亡中长成了少年。
在郴县广德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朱正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国文教员萧鸿澍。萧鸿澍与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腐朽的国民党统治非常厌恶。彼时，国文教材中鲜有鲁迅的文章，但萧鸿澍经常在课堂上谈鲁迅，讲《阿Q正传》与《死魂灵》。而且他讲课很风趣，朱正听得津津有味。朱正读的第一本鲁迅作品《呐喊》，就是萧鸿澍借给他的。
从此，无论是写作风格还是价值取向，鲁迅都在持续不断地对朱正产生巨大影响。鲁迅提出要不满于现状，朱正则自称是“愤青”;鲁迅反对段祺瑞、章士钊，朱正也反对他们;鲁迅反对提倡国粹，朱正也反对;鲁迅主张中国应该引进西方的东西，朱正也赞成;鲁迅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朱正照单全收，通通认同。
1946年，朱正回到长沙，就读于著名的长郡中学。当时的校长鲁立刚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师从竺可桢，30年代中期放弃了东南大学教员的职务来到这所高中担任校长。长郡中学的校训是“朴实、沉毅”，朱正后来的笔名“陈朴”由此而来。
在宽松的读书环境中，朱正几乎将鲁迅的著作全部读遍了。他看到日本作家小田岳夫所著的《鲁迅传》时很不满意，觉得“如果这样的传记也能出，那我也能写”。
1949年8月，长沙解放，新社会需要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参加建设。朱正彼时已到高三，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自己决定弃考大学。他认为，面对新中国，自己的头等大事不是考大学，而是参加革命工作。
朱正投考了《新湖南报》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随后进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在电台工作期间，朱正因为不满副台长去香港出差期间私带手表的举动，遂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批评领导出公差办私事的不端行为。他还找同事联合署名，最终有7人在信上签了名。但此事不断发酵到最后，朱正被开除了团籍。1952年10月7日，朱正被调到《新湖南报》。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朱正成为肃反的对象。每天写“问题交待”之余，他开始实现自己《鲁迅传略》的计划，打好腹稿，把提纲写在办公室剩余的稿纸里。这一年的春节，报社开舞会，朱正不能自由活动，也没有资格参加，在春节三天的舞乐声中，他完成了《鲁迅传略》的开篇。
1956年春，“双百方针”的提出给知识界带来一缕春风，而这一年恰逢鲁迅逝世20周年，25歲的朱正寄出了他的《鲁迅传略》书稿，没想到很快就得以顺利出版，朱正随即成为最年轻的出版鲁迅研究专著的作者。在此期间，朱正感到周围同事似乎开始对他多了点善意。
接着“整风运动”很快到来。年长的同事鼓动他响应号召，向党组织提出批评建议。朱正并非党员，加上之前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他一开始并没有卷入这场风暴里。但后来有同事让他发表对整风的意见，他直言对自己此前被列为肃反对象很困惑，希望组织给一个说法。他又对苏共二十大说了自己的看法，并用了一个当时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修辞：“斯大林对人类历史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样对人类历史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样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右派”。
对于“老运动员”朱正而言，自己被打成右派，他是有预感的，“别人是从巅峰坠入谷底，我是从十七层地狱去到十八层。”
他被编进了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工程队，前往株洲修铁路，他负责挖土方，一挖就是4年。
这段时间，他不断思考“这是为什么”的问题。他从自己和别人的实际遭遇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由此他喜欢上了马克思的名言：“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
但苦难并未结束。1970年，作为《新湖南报》“反革命小集团”成员之一，朱正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发配到茶陵县洣江茶厂劳改。
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文革结束后，摘掉“右派”帽子的朱正调入了湖南出版局，成为鲁迅研究编辑室的负责人。朱正命运转折的契机，是他给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提出的“正误”。 50年代末，在株洲修铁路的朱正从借来的《新观察》半月刊上看到了连载的《鲁迅回忆录》，作者是鲁迅妻子许广平，但内容却让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些文章内容没有新意，而且存在大量错误，通篇满是“政治化”论调。1962年，朱正解除劳教回家后，他买了《鲁迅回忆录》的单行本，将他发现的错误一个不落地挑出来，然后给许广平写了封信，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表示希望回忆录再版时能进行修改。许广平回信表示，朱正的判断是根据资料，而她是直接根据回忆记述，所以并不打算修改。
朱正于是决定撰写文章，针对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进行挑错。1975年，朱正将《鲁迅回忆录正误》的部分书稿寄给了当时国内鲁迅研究的“通人”冯雪峰。此时，冯雪峰已重病在身，他在1976年1月5日给朱正回了一封长信，肯定了“正误”的价值，但认为朱正的口吻有缺点，措辞过于激烈，容易引人反感。为了避免是非，冯雪峰拒绝了其他想看这部书稿的人，并把书稿寄还朱正，希望他有所修改。
1976年2月2日，朱正寄出了再次修改过的书稿，而冯雪峰却在2天前去世了。朱正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到北京参加了冯雪峰的追悼会。这是45岁的朱正第一次走出湖南省。
朱正寄给冯雪峰的既有《鲁迅回忆录正误》，还包括他多年来对1956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批注。这些书稿最终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手中。彼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计划在鲁迅百年诞辰（1981年）时出版新的《鲁迅全集》，冯雪峰作为当时最权威的鲁迅研究者，却在此时病逝，而另外一位鲁迅研究专家孙用也已经75岁了，面对如此浩瀚工程，还在壮年的朱正成为了恰当的人选。
人民出版社先期陆续出版了一批单行本（俗称“红皮本”），用来征求对新版注释的意见。此后出版社不断将“红皮本”寄给朱正，请他写了意见后再寄还出版社。
1979年，朱正在长沙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他对许广平、陆万美、陈沂等人对鲁迅回忆文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辩驳。这部书的出版为学界瞩目，其中诸多结论成为后来鲁迅传记作者们引用的通用版本，胡乔木评价此书可以作为编辑学教材的参考书。
作为一个高中肄业生，朱正饱览群书，他在研读《廿二史札记》和《文史通义》中自学了史学著作中的考证方法，养成了缜密的考据功力。“于无疑处生疑”，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阅读和思考习惯。朱正对购买史料、档案等异常钟情。在他长沙的家中，藏书就超过一万册， “这些都是我的间接知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0年，朱正被借调到北京，参与了《鲁迅全集》的编撰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拜访与鲁迅有交往的作家，从叶圣陶、楼适夷到聂绀弩、丁玲等人;在这里他有机会看到一些未公开的新资料，这成为他1982年出版的《鲁迅传略》的重要资料来源。
作为鲁迅专著最挑剔的读者，也是鲁迅最忠诚的粉丝，朱正视鲁迅为精神上的英雄和偶像。但他认为，这些年鲁迅被涂抹的“腻粉”太多了，而自己的责任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他要为鲁迅“祛魅”，论证鲁迅去吃冰就是吃冰，去饮茶就是饮茶。他不断论证一个真实的鲁迅，其中既有人性相通的欲望肉身，也有在血雨腥风中坚守人格的骨头，只是不论是谁当权，他应该都不买账。那才是一个真正鲜活的鲁迅。
被撤職的总编辑
进入80年代，知识界提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朱正对图书的敏锐判断使其成就了“出版湘军”奇观，也最终导致他匆匆离开了管理岗位。
在朱正的帮助下，钟叔河也进入了出版界工作。钟叔河开始编著日后享誉盛名的《走向世界丛书》，加上随后的著名的周作人系列、曾国藩系列，朱、钟两人成为了 “出版湘军”中的两大风云人物。作为一个地方的出版部门，湖南出版界的影响力与中央级大出版社相比却毫不逊色。
在这一时期，朱正出版了三十余种鲁迅研究著作，引来学界关注。他还编辑了影响力极大的《庐山会议实录》，又先后编撰了杨绛、孙伏园、舒芜、郑超麟、黎澍、黄裳等二十余位大家的作品，出版了享誉文坛的《骆驼丛书》二十余种。
在80年代，谈论“性”仍是禁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夹杂着情色描写的小说，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1987年初，朱正已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色情小说，而是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世界名著。而如果出版，一定能成功，还可以缓解当时出版社“叫好不叫座”的窘迫局面。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正式出版造成了中国出版界少有的奇观——书商的汽车在印刷厂门口排队，一车一车地拉走。印数超过了36万本，还是满足不了订单。但随后被人举报，这本书因为“色情内容”受到查禁，朱正受到了行政记大过处分，也因此被撤掉了总编辑的职位。
不虚美，不隐恶
退休后，朱正开始了对反右运动的研究，他的《一九五七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历经修改与再版，最新一版达到70多万字，是国内少有地完整记录下“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著作，再次在知识界产生震动。
1993年，朱正62岁，他开始“反右派斗争”系列书籍的写作。从被打成右派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断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到了1993年，他觉得自己弄清楚了。
在书稿的研究和撰写的过程中，他严格遵循自己著史的原则：“不写自己不相信的话，不写自己没有弄清楚的事情。”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九五七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将反右运动放置在国际共运和联共党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用无可辩驳的公开材料详尽地分析并记录了反右斗争的前因后果和全部过程。
1998年此书正式出版，引起史学界的震动。
1975年，朱正出狱。同被关押的俞润泉的妻子想去茶陵县洣江茶厂看望服刑的丈夫，让朱正带路，朱正只好答应了。他们先坐火车，后走路。在离茶厂一里远的地方，朱正停住了。他对俞润泉的妻子说，“就在前面，你自己去吧。”
而面对书稿的写作，直至此后十几年的修订，朱正一遍又一遍地回顾那段过去，追忆故人。他表示，“这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谈及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朱正说，“我们是生长在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事件发生最密集的时期，不可能平静地生活，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