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学者、编辑出版家王士菁先生于2016年10月25日凌晨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8岁，真正实现了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说起来，我和王士菁先生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2001年6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上，另一次是在同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关于新版《鲁迅全集》增收佚文佚信的研讨会上。
　　印象中，王先生说话不多，大多是在听别人发言。由于上了年纪，听力下降，因此始终戴着助听器。但王先生精神状态很好，面色红润，两眼炯炯有神。他是国内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1950年就进入由冯雪峰主持的鲁迅著作编刊社，1951年转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最好的人生年华奉献给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是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公认的“四大功臣”之一（另三位是杨霁云、林辰、孙用）。2001年，杨霁云、孙用两位先生已经去世，林辰先生卧病在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者只有王先生可以到会。但是，王先生却始终很低调，几乎不提过去的事情。大家在会下见到他时，都向他表示敬意，王先生都会变得很紧张，连说“工作没有做好，留下了太多的问题，简直是犯罪，是犯罪！”大家觉得有些言重，尽管1958年版《鲁迅全集》有不少的问题，但毕竟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那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与后来没法相比，其工作难度非一语可以道尽。如果沒有1958年版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1981年版乃至2005年版《鲁迅全集》。修订座谈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拿出一个本子请王先生题字，他略加思索，写了“坚持韧性战斗！ 与运峰同志共勉”。“韧性战斗”，既是鲁迅精神，也是王先生的信条。
　　能够结识鲁迅研究界堪称“泰斗”级的人物，我感到很荣幸，因此，每逢新年前夕，便寄上贺年卡表示敬意和问候。王先生的三封回信，都是在收到贺年卡之后。

壹

　　运峰同志：
　　寄来的贺年卡已经收到了。对于你的关怀，十分感谢！
　　因为我没有“贺年”之类的习惯，所以没有先给你寄去贺年卡，请原谅。
　　你是一个有心人，《鲁迅佚文全集》对于鲁迅研究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你本来不是在这方面工作的，而作了这样的工作，这使得像我这样以研究鲁迅为职业的人，感到非常惭愧！

　　鲁迅先生的佚文，可能还有，但要找出来，就更困难了。不知你最近有新的收获否？
　　我因为年龄关系，许多书看不完，许多工作做不完，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抽不出时间与精力做这件工作，所以只好说空话了。
　　信外寄上最近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一书，请你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性的意见。这不是客套话，是真正向你请教的意思。
　　鲁迅先生在晚年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成；我的老师闻一多先生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没有写成。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我把他们的一些对于文学史的意见（不一定理解得准确），写了出来，这是一个久已想到的愿望（不揣浅陋），也算是完成一个任务吧。因为你是很认真很负责的同志，在不耽误你的正常工作情况下，提出改正其中缺点错误的意见，那就非常感谢了！
　　新年快到了。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更多的收获，更大的成就！
　　匆此，敬祝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康乐！
　　王士菁
　　2002，12，25。
　　信中的王先生依然是那样谦虚，那样乐于奖掖后学。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恰如王先生所说，我本来并不从事鲁迅研究工作，在大学所学专业和后来的职业，和鲁迅研究基本不搭界。那时，我还在天津市财政局所属的科研所编一本名叫《天津财税》的杂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萌生了搜集鲁迅佚文的念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于2001年9月鲁迅诞辰120周年前夕，在群言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佚文全集》（上下）。这一工作得到了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许多学者、专家的肯定，而且，在修订《鲁迅全集》过程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前面提到的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研讨会就是以这本书为基础，逐篇进行讨论的。对于这本书和我本人，王先生都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因此称我为“有心人”。
　　随信寄来的还有王先生的一本新著，从信中的话可以看出，王先生之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完成鲁迅先生和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闻一多先生的遗愿。
　　鲁迅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汉文学史纲要》。后者是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但只写到汉代前期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中止了。为此，鲁迅一直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完成一部《中国文学史》，他曾对许广平讲，如果写这部书，一定能够说出别人所说不出的话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加之鲁迅的身体状况，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闻一多由新诗转向古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他所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也只能“有待后起者”。
　　王士菁先生就挑起了这副重担。
　　这部《中国文学史》的副标题是“从屈原到鲁迅的文学讲话”，上下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史，集于一编，而且还要有创建，有风格，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且，王先生那时已经年过八旬，真的是在拼着命完成两位先贤的遗愿。
　　王先生信中对我说的话并不是一般性的客套，他是真心希望我阅读这本书后能够提出一些意见。遗憾的是，我对中国文学史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而且那时正在忙于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就没有认真阅读，辜负了王先生的期望，后来也没有细读，现在想起来，很觉得对不起王先生。

贰

　　运峰同志：
　　12日寄来的贺年卡收到了，非常感谢！
　　不知你近来又有什么新的成果？甚以为念！在收集鲁迅佚文方面，你已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作出显著的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此良好的基础之上，再作出使广大读者受益的工作，不是不可能，而是水到渠成的。我很希望读你的新的科研成果。这大概不是奢望吧。
　　匆复，即致
　　敬礼！并祝新年好！
　　这封信王先生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日期，根据邮戳推断，应该是2003年12月23日前后。
　　我总觉得，一个人要想取得一点成绩，除了自身的不断努力，也有赖于他人尤其是前辈的鼓励。这封信虽然不长，但能够感受到王先生对一个刚刚迈入鲁迅研究界的年轻人的勉励和希望。在王先生身上，可以看到鲁迅先生的影子，可以看到老一辈对鲁迅先生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对于年轻人，他们不是挑剔，不是教训，更不是指责，而是不断地关心、爱护、勖勉。每当收到这样的来信，就不由得激励自己更加努力一些。

叁

　　运峰同志：
　　元旦前夕，12月28日寄来的新著，已经收到了。还没有细读，仅看了一下目录，其中不少篇目，我没有读过；有的，过去也没有触及，容稍后细致陆续研读。
　　过去，我们做工作时，我们也曾经做辑佚工作（当时没有作为重点），限于当时的条件，更主要的是没有像你这样的“锐意穷搜”（鲁迅语），因此遗漏的就很不少了。
　　不过，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鲁迅逸文应存疑之处也不少。现在，（以及今后）似仍可继续讨论的。你已经下了许多宝贵的功夫，用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如果有读者提出不同意见，你更可以进一步发挥，使鲁迅这一份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更加发扬光大。
　　匆复，即致
　　敬礼！元旦已经过去了，补祝你及全家康乐！
　　王士菁
　　2004，1.3。
　　2003年下半年，我不揣浅陋，将自己几年来所写的有关鲁迅的文章编了一个集子，名之曰《鲁海夜航》，出版后给王先生寄去一册求教。书中的大部分篇目，都和鲁迅佚文的辑录、考证有关，有些就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或《中华读书报》上，王先生出于对我的关心，也是出于对《鲁迅全集》修订的关注，这些发表过的文章，王先生都有一定的印象。信中，王先生除了对我的鼓励之外，还特意点明，在关于鲁迅佚文的判定上，还有不少存疑之处，应该有开展学术争鸣的思想准备。果然不出王先生所料，针对一度流传的所谓“鲁迅致红军信”，我和上海的两位学者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论辩，使更多读者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所发现的魯迅1928年6月1日写在名片的致李小峰的信最初被讥之为小题大做，但经过讨论分析，最终被收入于2005年版《鲁迅全集》。
　　转瞬之间，王士菁先生已经去世将近五年了，这三封写于十八九年前的信，就成为王先生留给我的永久的纪念。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