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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说贫困者有道德优势，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反省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在追问这些东西，当我被逼得要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坚持自己的底线吗？
尽量去找有共鸣的东西
记者：写新长篇《篡改的命》时，主人公汪长尺有生活原型吗？
东西：没有。就像当时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时候，盲人、聋人、哑巴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你在乡村里看到的？我说没有，实际上我就是想写一种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的状态，写沟通的艰难。你看到我用20万字把一个人物给塑造出来了，可是这个人在生活中真的没有。我写作是尽量去找有共鸣的东西，绝对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我去写的，而且是这么丰富，这么曲折的一个人。
记者：《篡改的命》探讨了命运的不确定，你是宿命论者？
东西：我是一个宿命论者，有时候冥冥中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当然也不能说是唯心论，包括我自己一路走来的命运，里面有很多运气和很多挫折，有些是可控的，有些是不可控的，命运这东西太神秘了。以前我们常说，我们很自信，人定胜天，我们可以改变命运，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看来，很多事情其实是天注定的，很难改变的。
记者：《篡改的命》涉及乡村的凋敝，乡村文明如何维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东西：我对乡村的回望，前几年的中短篇小说也写到过。我觉得现在的回望，因为拉开了距离，有些思考在逐渐地成熟，可能更理性。现在的乡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乡村。表面上看，村庄里还炊烟袅袅，还过着桃花源式的生活，但是底下汹涌的东西比过去多，人们的心情很复杂、很起伏、很焦虑。有学者说，中国稳定的最大根基就是乡村文明。以前的乡村元气充沛，在法律的边缘，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主持公正，会讲求道德，谴责坏人。现在乡村一些文明的基石在坍塌。现在农村出现了一些难题，比如医疗和教育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见，但是少有人去纠正它。《篡改的命》对这个问题也有揭示，最后大家甚至投胎都要投到城里去。农村的凋敝问题非常严重，一己之力是没法改变的。现在很多人在国内赚了钱，心灵却无处安放，就选择到国外安静的小镇去居住。其实人们是在用脚投票，用选择来投票。
把所有走不通的道路堵死
记者：你对小说标题的拟定有什么心得？
东西：标题就是第一眼抓住人、撞到人心里的那个东西。我写标题时追求陌生化的效果，比如《没有语言的生活》《请勿谈论庄天海》《蹲下时看到了什么》《反义词大楼》……能标新立异的时候我就尽量标新立异。当然你不能为了出人意料而出人意料，你的内容要和你的标题吻合。
记者：你写作中喜欢走神，你说写作快乐就在于不断地改变初衷，为什么？
东西：写作是这样，你没有真正进入写一个作品的状态时，你的思考是有漏洞的，你的逻辑是欠缺的，当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就是跟着人物走的时候，只有跟着人物走了，写作的状态才是最准确的。写作前我主张有一个大构思，但是又不主张有详细的提纲。我在小说创作前也会有一个大纲，但是往往写出来的作品已经跟大纲不太一样了，惟一一样的可能是人物的名字，有时性格都会变，情节方向都会变。写开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结尾。这就是有时候一不留神地走神，为什么走神？因为你当时觉得你写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你不愿意接受它，所以你要开小差。写作不是找到一条道路，写作真正的方法是把所有走不通的道路堵死，就剩下最后一条路，这条路也许才是正确的。
记者：你曾认为手机阅读趋势是不可避免，曾想把自己的长篇在手机上连载？
东西：我当时是想这样做，后来和出版社联系觉得可行性不大。他们分析说，手机阅读的极限是短篇小说。大家可能接受一两个小时的阅读，但是长篇那么长，从视力容忍度和连载的时间长度来看，好像都不合理，大家都说还是不做。
记者：很多人的阅读已转到手机上了。
东西：对啊，这个好就好在手机是一个终端，每个人只要打开屏幕就可以看得见内容。如果是传统的纸媒，要通过多少渠道才能到达个人手上，一是时间的漫长，另外是操作肯定没有手机这么方便。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器官，把作品直接送到人的器官上，最直接。
一定要写到极致去
记者：现在能让你兴奋的小说多吗？
东西：现在很多读者为什么不愿意读小说，因为小说太多了，读者没法选择，所以干脆不读，读者犯了选择的难。听媒体的，读起来不是那么回事；看评奖评出来的，也不怎么样。最后他没办法就放弃了。作为专业的作者，我在写作过程中也想找好的作品，我周围很多作家也推荐作品给我，有的他们认为很好的作品我读到一半就不愿意读下去。在文学领域里，真是趣味选择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兴奋点也不一样。好作品肯定很多，但是我遇见的不多。就像恋爱一样，好的女人可能很多，但是适合自己的，不一定能遇到。
记者：你曾经说荒诞小说逐渐成为世界小说的主流，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东西：在大家都不觉得世界荒诞的时候，我写荒诞的小说。当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荒诞了，我该怎么写？现在不是小说荒诞，而是现实太荒诞了，荒诞到我的写作都像在抄袭现实，荒诞到我们的写作反而不真实，怎么办？我开始收了，不那么荒诞了，反而是往实里走了。另外，向深处，往心灵的底层挖掘，把人或事写到极致。写作肯定不能照搬生活，如果照搬，可以借用一句广告语，我们不是写作，我们只是生活的搬运工。如果这样写，那人人都可以做作家，读者没必要经历一次，又来阅读一次。今天最难的写作，就是在遍地都很荒诞的现实里，作家如何去提炼和概括，然后把最需要表达的东西拎出来，写入你的小说。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找一个角度，这很考验能力。《篡改的命》貌似荒诞，但往回收了许多，比我过去的小说都显得实。作家在面对荒诞的世界时，要调动他的智商、思想力、概括力、穿透力，发现问题，发现美。
记者：这种悲观式的深刻，一直是你创作的自觉吧？ 东西：评论家谢有顺这么评价我的小说：他写了悲伤，但是他没有绝望。认为我的小说还有天真。比如我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一群人，他们不停地追问，我这样做道不道德？他们要做干净的人，可是干净是要有资本的。他们追问自己干不干净：“你的行为是不是可耻的，对你的孩子是否有影响？”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自省和坚持，他们一直饱含着对道德、对干净、对高尚天真的幻想。他们一边投降，一边坚持。就像洪水来的时候，他们抵挡得住第一波和第二波，但能不能抵挡得住第三波？到第三波可能有人就放弃了。汪长尺一直在抵挡，这是残酷中比较温暖，有点希望的东西。我们不是说贫困者有道德优势，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反省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在追问这些东西，当我被逼得要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坚持自己的底线吗？
记者：你的底线是什么？
东西：第一是不能害人，这是我要坚持的，我可能会得罪人，但我不能害人；第二，当我不想说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我有沉默权。这可能就是最低的底线，是今天很多写作者最后的底线，因为确实很无奈。
一旦脱离现实，立刻失去写作激情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好的小说语言的？
东西：沈从文的语言为什么耐看，经久耐读，因为他的文字有美，有诗意，有内敛，像静水深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境界。鲁迅的语言，非常准确，很犀利，我觉得这也是好的语言。好的语言不是只有一派或者一种风格，好的语言就是你写到这个地方，写到这个人物，这个场景时必须用这个字，这个字是惟一的，准确的，恰当的。在今天过度喧哗与骚动的语境下，如果你的语言能让人拍案叫绝，或者让人怦然心动，那这就是好的语言。
记者：你的小说语言非常幽默，幽默也是分层级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幽默？
东西：我走的是冷幽默路线，和纯粹的搞笑有区别。冷幽默里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需要转弯和联想。有时在饭桌上，我们说点什么，几秒钟之内大家还不知道这是幽默，但几秒钟之后，大家都会心一笑。冷幽默如同悲喜剧，在笑里含酸，甚至含泪。有时候，写着写着，竟然在辛酸的事情上也露出幽默来，这种写作可能是五味杂陈的，这种效果对于读者是非常折磨的，不知道是笑还是哭 。
记者：现实生活中你是比较低调，容易满足，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东西：低调的典范是著名导演李安，他拍了那么多好电影，还保持谦和，他的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和。写作界有很多狂人，可能他们是天才，我很尊重他们。我为什么不敢狂？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才华还不足以到狂，有时甚至自卑。我妈说“人狂有祸，天狂有雨”。写几篇小说，算不得什么。但当我到了小说里，观点可能很嚣张。做人和写作是两回事，有时就是两张面孔。可是，尽管你真的想谦虚，有时也会得罪人。爱好不一样，观点不一致，说话太直，都会得罪人。狂不狂和写作没关系，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表演和虚伪的成分，甚至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写小说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那是赤裸裸地战斗和描写，不用隐瞒自己，不会顾忌，尽量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去写。
记者：你对批判的度怎么把握？
东西：别老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批判我的弱点和我的恶。写作的灵感，可能产生于一次愤怒，也可能产生于一次伤感或者感动。如果愤怒了，那就是“愤怒出诗人”。但在写作过程中要把愤怒给忘了，否则你不是在写一个作品，而是写杂文。你一旦进入小说创作，跟着人物走，就要设身处地地贴着人物写，而不是整天喊口号。如果要艺术，就得把批判忘掉，让读者从人物和故事、语言当中去领悟感悟。
记者：在小说影响日益衰减的当下，小说的批判性有多大价值？
东西：小说的影响力确实是式微了，可是我的每一部小说还是力求表达对现实的关注。《篡改的命》这部小说，由故事和人物生发出的批判性、尖锐性没有减弱。小说讲祖孙三代想改变命运，最后的改变是投降。父亲愿意为了孩子而选择消失，这是一种大爱。因为他很无奈，这种无奈有时候，就像是我们举着拳头往前冲，以为要跟现实打架，但是，你万万没想到，那些举着拳头的人某一天全部投降了。如果全体投降，那我们就得反省到底是什么原因。投降是不是也是一种批评或者是一种提醒，或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这个小说写的虽然是投降，但某种力量还是保留着的。作家奥威尔说当他的写作一旦离开政治，他就立刻失去创作的激情。而我，当我的写作一旦脱离了现实，就立刻失去创作的激情。
尽量去找有共鸣的东西
记者：写新长篇《篡改的命》时，主人公汪长尺有生活原型吗？
东西：没有。就像当时我写《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时候，盲人、聋人、哑巴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你在乡村里看到的？我说没有，实际上我就是想写一种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的状态，写沟通的艰难。你看到我用20万字把一个人物给塑造出来了，可是这个人在生活中真的没有。我写作是尽量去找有共鸣的东西，绝对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我去写的，而且是这么丰富，这么曲折的一个人。
记者：《篡改的命》探讨了命运的不确定，你是宿命论者？
东西：我是一个宿命论者，有时候冥冥中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当然也不能说是唯心论，包括我自己一路走来的命运，里面有很多运气和很多挫折，有些是可控的，有些是不可控的，命运这东西太神秘了。以前我们常说，我们很自信，人定胜天，我们可以改变命运，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看来，很多事情其实是天注定的，很难改变的。
记者：《篡改的命》涉及乡村的凋敝，乡村文明如何维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东西：我对乡村的回望，前几年的中短篇小说也写到过。我觉得现在的回望，因为拉开了距离，有些思考在逐渐地成熟，可能更理性。现在的乡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乡村。表面上看，村庄里还炊烟袅袅，还过着桃花源式的生活，但是底下汹涌的东西比过去多，人们的心情很复杂、很起伏、很焦虑。有学者说，中国稳定的最大根基就是乡村文明。以前的乡村元气充沛，在法律的边缘，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主持公正，会讲求道德，谴责坏人。现在乡村一些文明的基石在坍塌。现在农村出现了一些难题，比如医疗和教育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见，但是少有人去纠正它。《篡改的命》对这个问题也有揭示，最后大家甚至投胎都要投到城里去。农村的凋敝问题非常严重，一己之力是没法改变的。现在很多人在国内赚了钱，心灵却无处安放，就选择到国外安静的小镇去居住。其实人们是在用脚投票，用选择来投票。
把所有走不通的道路堵死
记者：你对小说标题的拟定有什么心得？
东西：标题就是第一眼抓住人、撞到人心里的那个东西。我写标题时追求陌生化的效果，比如《没有语言的生活》《请勿谈论庄天海》《蹲下时看到了什么》《反义词大楼》……能标新立异的时候我就尽量标新立异。当然你不能为了出人意料而出人意料，你的内容要和你的标题吻合。
记者：你写作中喜欢走神，你说写作快乐就在于不断地改变初衷，为什么？
东西：写作是这样，你没有真正进入写一个作品的状态时，你的思考是有漏洞的，你的逻辑是欠缺的，当你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就是跟着人物走的时候，只有跟着人物走了，写作的状态才是最准确的。写作前我主张有一个大构思，但是又不主张有详细的提纲。我在小说创作前也会有一个大纲，但是往往写出来的作品已经跟大纲不太一样了，惟一一样的可能是人物的名字，有时性格都会变，情节方向都会变。写开头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结尾。这就是有时候一不留神地走神，为什么走神？因为你当时觉得你写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你不愿意接受它，所以你要开小差。写作不是找到一条道路，写作真正的方法是把所有走不通的道路堵死，就剩下最后一条路，这条路也许才是正确的。
记者：你曾认为手机阅读趋势是不可避免，曾想把自己的长篇在手机上连载？
东西：我当时是想这样做，后来和出版社联系觉得可行性不大。他们分析说，手机阅读的极限是短篇小说。大家可能接受一两个小时的阅读，但是长篇那么长，从视力容忍度和连载的时间长度来看，好像都不合理，大家都说还是不做。
记者：很多人的阅读已转到手机上了。
东西：对啊，这个好就好在手机是一个终端，每个人只要打开屏幕就可以看得见内容。如果是传统的纸媒，要通过多少渠道才能到达个人手上，一是时间的漫长，另外是操作肯定没有手机这么方便。手机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器官，把作品直接送到人的器官上，最直接。
一定要写到极致去
记者：现在能让你兴奋的小说多吗？
东西：现在很多读者为什么不愿意读小说，因为小说太多了，读者没法选择，所以干脆不读，读者犯了选择的难。听媒体的，读起来不是那么回事；看评奖评出来的，也不怎么样。最后他没办法就放弃了。作为专业的作者，我在写作过程中也想找好的作品，我周围很多作家也推荐作品给我，有的他们认为很好的作品我读到一半就不愿意读下去。在文学领域里，真是趣味选择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兴奋点也不一样。好作品肯定很多，但是我遇见的不多。就像恋爱一样，好的女人可能很多，但是适合自己的，不一定能遇到。
记者：你曾经说荒诞小说逐渐成为世界小说的主流，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东西：在大家都不觉得世界荒诞的时候，我写荒诞的小说。当大家都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荒诞了，我该怎么写？现在不是小说荒诞，而是现实太荒诞了，荒诞到我的写作都像在抄袭现实，荒诞到我们的写作反而不真实，怎么办？我开始收了，不那么荒诞了，反而是往实里走了。另外，向深处，往心灵的底层挖掘，把人或事写到极致。写作肯定不能照搬生活，如果照搬，可以借用一句广告语，我们不是写作，我们只是生活的搬运工。如果这样写，那人人都可以做作家，读者没必要经历一次，又来阅读一次。今天最难的写作，就是在遍地都很荒诞的现实里，作家如何去提炼和概括，然后把最需要表达的东西拎出来，写入你的小说。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会找一个角度，这很考验能力。《篡改的命》貌似荒诞，但往回收了许多，比我过去的小说都显得实。作家在面对荒诞的世界时，要调动他的智商、思想力、概括力、穿透力，发现问题，发现美。
记者：这种悲观式的深刻，一直是你创作的自觉吧？ 东西：评论家谢有顺这么评价我的小说：他写了悲伤，但是他没有绝望。认为我的小说还有天真。比如我小说里的人物，他们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一群人，他们不停地追问，我这样做道不道德？他们要做干净的人，可是干净是要有资本的。他们追问自己干不干净：“你的行为是不是可耻的，对你的孩子是否有影响？”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自省和坚持，他们一直饱含着对道德、对干净、对高尚天真的幻想。他们一边投降，一边坚持。就像洪水来的时候，他们抵挡得住第一波和第二波，但能不能抵挡得住第三波？到第三波可能有人就放弃了。汪长尺一直在抵挡，这是残酷中比较温暖，有点希望的东西。我们不是说贫困者有道德优势，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反省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在追问这些东西，当我被逼得要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坚持自己的底线吗？
记者：你的底线是什么？
东西：第一是不能害人，这是我要坚持的，我可能会得罪人，但我不能害人；第二，当我不想说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我有沉默权。这可能就是最低的底线，是今天很多写作者最后的底线，因为确实很无奈。
一旦脱离现实，立刻失去写作激情
记者：你是怎么理解好的小说语言的？
东西：沈从文的语言为什么耐看，经久耐读，因为他的文字有美，有诗意，有内敛，像静水深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境界。鲁迅的语言，非常准确，很犀利，我觉得这也是好的语言。好的语言不是只有一派或者一种风格，好的语言就是你写到这个地方，写到这个人物，这个场景时必须用这个字，这个字是惟一的，准确的，恰当的。在今天过度喧哗与骚动的语境下，如果你的语言能让人拍案叫绝，或者让人怦然心动，那这就是好的语言。
记者：你的小说语言非常幽默，幽默也是分层级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幽默？
东西：我走的是冷幽默路线，和纯粹的搞笑有区别。冷幽默里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需要转弯和联想。有时在饭桌上，我们说点什么，几秒钟之内大家还不知道这是幽默，但几秒钟之后，大家都会心一笑。冷幽默如同悲喜剧，在笑里含酸，甚至含泪。有时候，写着写着，竟然在辛酸的事情上也露出幽默来，这种写作可能是五味杂陈的，这种效果对于读者是非常折磨的，不知道是笑还是哭 。
记者：现实生活中你是比较低调，容易满足，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东西：低调的典范是著名导演李安，他拍了那么多好电影，还保持谦和，他的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和。写作界有很多狂人，可能他们是天才，我很尊重他们。我为什么不敢狂？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才华还不足以到狂，有时甚至自卑。我妈说“人狂有祸，天狂有雨”。写几篇小说，算不得什么。但当我到了小说里，观点可能很嚣张。做人和写作是两回事，有时就是两张面孔。可是，尽管你真的想谦虚，有时也会得罪人。爱好不一样，观点不一致，说话太直，都会得罪人。狂不狂和写作没关系，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有表演和虚伪的成分，甚至为了照顾别人的情绪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写小说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那是赤裸裸地战斗和描写，不用隐瞒自己，不会顾忌，尽量地敞开自己的心灵去写。
记者：你对批判的度怎么把握？
东西：别老批判别人，首先批判自己，批判我的弱点和我的恶。写作的灵感，可能产生于一次愤怒，也可能产生于一次伤感或者感动。如果愤怒了，那就是“愤怒出诗人”。但在写作过程中要把愤怒给忘了，否则你不是在写一个作品，而是写杂文。你一旦进入小说创作，跟着人物走，就要设身处地地贴着人物写，而不是整天喊口号。如果要艺术，就得把批判忘掉，让读者从人物和故事、语言当中去领悟感悟。
记者：在小说影响日益衰减的当下，小说的批判性有多大价值？
东西：小说的影响力确实是式微了，可是我的每一部小说还是力求表达对现实的关注。《篡改的命》这部小说，由故事和人物生发出的批判性、尖锐性没有减弱。小说讲祖孙三代想改变命运，最后的改变是投降。父亲愿意为了孩子而选择消失，这是一种大爱。因为他很无奈，这种无奈有时候，就像是我们举着拳头往前冲，以为要跟现实打架，但是，你万万没想到，那些举着拳头的人某一天全部投降了。如果全体投降，那我们就得反省到底是什么原因。投降是不是也是一种批评或者是一种提醒，或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这个小说写的虽然是投降，但某种力量还是保留着的。作家奥威尔说当他的写作一旦离开政治，他就立刻失去创作的激情。而我，当我的写作一旦脱离了现实，就立刻失去创作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