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外交部设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旧时段祺瑞年代所建之德式办公楼里，图1为最早的外交部大部分工作人员在楼前的合影，照片中就有好些部里最早设立的信使科的信使。信使科归部办公厅领导，随着工作的扩展，周总理提议改为信使队。队里的老信使，有的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有的是上海的地下党，有的曾长期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信使队这些前辈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革命。
　　我国外交信使的任务是在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之间传递国家重要机密文件。中国信使携带文件所用的外交邮袋是草绿色的，有大有小，上面都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使用时，每个外交邮袋都用尼龙绳子系好，再打上铅封。铅封中有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外交邮袋是很神圣的，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用手摸一摸都不可以。
　　新中国老外交家朱启祯担任过副外长、驻美国大使，建国初就曾经担任过信使队副队长。笔者曾采访过他（图2），他谈起信使工作与信使队颇感自豪与荣耀。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尚处于冷战时期，在日内瓦、华沙先后进行过中美130多次大使级会谈，还有解决朝鲜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等，我国信使队均出色地完成了国家重要机密文件与会谈、会议机要文件的传递任务。图3为最早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关于留学生及侨民归国的会谈中的王炳南大使（右一）及其助手，这次会谈中涉及钱学森等科学人才回国的问题。图4为当年关于留学生及侨民归国的会谈记录局部，这在当时是极为机密的档案，就是由信使队携带回北京的。钱学森从美国发给陈其通副委员长要求回国的亲笔信（局部见图5），也是由信使队从北京带到日内瓦给王炳南大使的，该亲笔信一经展示，使谈判对手美国约翰逊大使无话可说。图6为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下榻的花山别墅园里与张闻天、王炳南及师哲研究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会见了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先生（见图7），还特别邀请卓别林及其他外国朋友观看了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图8为该片剧照。该影片的拷贝也是信使队送去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时间延续很长，周总理与邓颖超之间的书信往返，也是信使队捎送的。邓颖超给远在日内瓦谈判桌边的周总理写信，她还从西花厅后院采了一张枫叶，写上心意：“枫叶一片，寄上想念”（图9），还附上祝词：“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小超。”（图10）周总理也给邓颖超写了回信，还特别在莱蒙湖畔采了芍药、玫瑰花和蝴蝶花各一朵，细心压制好（图11），托信使一并带给邓颖超。后来，还买了一块女式瑞士手表，让信使带给邓颖超。
　　外交信使的英文名是DIPLOMATIC COURIOUR。外交信使虽然也是外交官，但不像在公众场合办事、斡旋、打交道的大使、公使、领事与参赞等同行，职业规范使他们尽量少抛头露面。在当今电子网络覆盖全球、信息可以瞬间传达的时代，他们还需要以世界上最原始的方式，传递信件，当面接受信件，乘坐飞机或轮船或汽车，在某些国家可能还得骑骆驼……当面传递给收信的大使或者高官。他们传递的是国家最重要的绝不能外泄的机密，肩负着确保绝密外交邮件万无一失的重担，为保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外交信使，需要有健壮的体魄、坚强的毅力与清醒的头脑，更重要的是有对国家与民族的绝对忠诚，能够熟练掌握一两门以上的外语，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种情况：从突发事件、盗窃到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和交通事故。早年，国家每年都按空军飞行员的标准为信使们安排严格体检。外交信使必须能够识破圈套、抵制挑衅、永远保持警惕并看管好携带的邮件。有的国家信使配有武器，而且枪法很准。我国的外交信使需要离开驻地也必须严格执行两人同行的规定。同行的两个人在路途中不管多累也不能同时睡觉，如果一个人特别困倦顶不住了，就叫醒另一个人，两人轮流睡。航班上空姐送饮料时，倒出来给每人一份的可以喝，每人一盘的餐可以吃，单独给的不能吃。路上不准喝酒，苏联的信使就曾经发生过因为喝酒晕了，醒过来时，邮袋被偷了的事情。外交信使所携带的外交邮件中的秘密受到严格保护，甚至在战时也不受侵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
　　毫无疑义，外交信使队是由经过国家、外交部精心挑选与培养的最优秀的人才组成的。外交信使职业虽然神秘，身份却是公开的，所持外交护照上就标明“外交信使”这一身份，所携带外交邮袋里装着重要的国家机密，是希望获得此机密的各方，包括敌人所特别关注的。执行任务时，我国外交信使皆有这样的信念：“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文件安全，保证任务是百分之百地完成，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 在执行任务途中，必须做到文件不离身，做到“人在文件在”，密切关注身边发生的各种动态，始终为邮袋中密件安全保持高度警惕，遇到问题时要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据理交涉，坚持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正因为如此，从携邮袋离开北京的时刻开始，信使们脑子里的邮袋密件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如遇紧急情况，要机智勇敢地保证文件的安全。在五六十年代之冷战时期，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信使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有的被跟踪，有的差点被绑架，也有的遇到过策反。在钱其琛任外长时期担任过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安国政（图12），管过信使队工作，他对笔者说，外交部信使队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自建国以来，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浪的冲击和考验，即使在文革十年动荡年代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无人出走。建国之初，民航飞机安全系数较低，有三班信使遇到了空难，6位同志牺牲了。在飞机坠毁现场，处理空难的同志看到我们的信使还紧紧抱着外交邮袋，目击者都哭了。信使们是这么忠于职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忘自己的责任。后来，新入队的信使，除了学业务及纪律，还有一堂“必修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拜谒因飞机失事牺牲的信使先烈。笔者的朋友、原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段稚荃（图13），在职期间在对中国远征军遗留问题上表现出对祖国的热爱与高度的政策水平，在退下来后，最近又被选入信使队继续为国家效劳。
　　除了国家领导人之外，在驻外使馆工作的外交官和经援项目的专家也可以享受由外交部信使队提供的公函和私人信件的专递服务。信使队的专递服务有固定的送达时间，家属只要按国内寄信标准贴上邮票，将信件寄到外交部规定的信箱，信使队就会每周一次准时送达目的地；需要往国内寄的信也只要贴上国内邮票后在信使队第二天回程前交给他们就行了，既安全又快捷。安国政曾出使刚果、摩洛哥，他说，每周逢外交部信使队到驻在国的日子，经援机构和使领馆的人们早早就等着了。当成捆的信件送达时，大家兴高采烈得就像过节一样，迫不及待地等着一起分拣信件。信件从外交邮袋中倾倒在桌面上，往代表各个公司的脸盆里分发，之后，焦急等待的收信人总是一把就抓过脸盆把信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