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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叫《旧俄书事》的书,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群书商。最近读《伯林书信集·卷一 飞扬年华:1928-1946》,不由得想起这本书里的书商群像,这是因为大约八十年后,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同一座城市里的另一位新型书商—准确说应该是书店经理。
二战刚刚结束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作为英国外交人员的以赛亚·伯林被派往苏联,先后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伯林时年三十六岁。这段时间他经常被提起的大事,当属与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两次会面,不过,《伯林书信集》(卷一)留下了此行更多的细节。比如途经柏林时,伯林发现“德国人就像受了惊吓的老鼠一样四处跑动”,酒店里的“服务生在每个人面前颤抖……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恐惧的人”。这是战败国的众生相。
在苏联期间,伯林记下了不少买书的细事。莫斯科居民衣衫褴褛,商店里没有商品,“唯一令人有兴趣的商店是二手书店”,这里都是战争中死去的人的藏书。从伯林致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计划是“买到普希金、托尔斯泰、波洛克,也许还有一个好版本的屠格涅夫”。他妈妈要的画册可能没有买到,市面上的艺术品(油画)也乏善可陈。到了“据说那里更容易买到书”的列宁格勒,据他同行者的记录,他们看戏、上博物馆,“接下来几天我们都睡到很晚起床,白天就去买点书”。在列宁格勒待了一周的时间,回到莫斯科时两人带了“大约九包书”。
伯林这次在列宁格勒会见了不少作家。他后来提交的备忘录叙述了在这里的活動和观察。相对于他见到的那些苏联作家,有另外两处更令人注意:一是关于列宁格勒这座被德军围困了八百七十二天的英雄城市,在战后呈现的性格,这段辉煌的历史,以及与政治中心莫斯科的对比,“列宁格勒弥漫着一种自尊心受伤的情绪”。这反映在他接触的文艺界人士身上:
作家们给人的印象是,生活都不太富裕,外表和整个语气比起他们的莫斯科同行显得沉重得多,也更儒雅、消沉得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政治上而言,这里的生活似乎要轻松得多。
伯林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列宁格勒没有人跟踪我,与苏维埃市民的交流沟通也不像在莫斯科那么艰难”。他结识了左琴科、阿赫马托娃等知名作家。这里就要提到他此行另外一个可注意处,即帮他与作家牵线的一位书店经理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克林,此人是涅夫斯基作家书店的经理:“此人也许是苏维埃共和国里消息最为灵通、拥有读者最多、最有魄力的图书发行商。”拉克林的书店就建在旧俄著名出版人兼书商斯米尔金书店的旧址上,“还把书店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为作家们和受欢迎的来访者聚会的场所”。拉克林“喜欢说话,精明机灵,和蔼可亲,极其热情”,他为作家们做了不少好事,因此被视为“一个特别能干的文学总管(他的确是这样一个角色)”。拉克林还对伯林表达了与英国使馆人员继续保持联系的意愿,“拉克林还说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被邀请到英国,去看看‘真正’的书店是如何经营的”。伯林与丘吉尔的儿子一起拜访了拉克林家,他送了纪念拿破仑撤退的书给丘吉尔。拉克林向他们讲述了围城期间经营图书的故事:
谈到当时因为很多家庭有人死亡和被疏散,他收购了大量书籍,但来买书的顾客往往因为吃不饱,没有力气扛走大部头的著作,只能挑选一些薄书……沿着冰冻的道路,分散着提回去。
看得出伯林对于拉克林这位列宁格勒的“文学总管”是有好感的。但这样一位积极活跃、能量巨大的书店经理为什么没有引起伯林的怀疑?拉克林的真实身份,在编辑《伯林书信集》时已经可以确定为克格勃特工。也许是拉克林确实表现出了书店经理的专业水准,且以“文学总管”的热情,使伯林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他少年时代生活过三年的城市—如前所述,他观察到列宁格勒的政治生活要比莫斯科轻松。
次年,伯林转到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他在致安格斯·马尔科姆的长信中谈到四个多月的苏联生活见闻,其中使用了几个“似是而非的类比”,他说:
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学生们饥寒交迫,但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这么过来的,对此已司空见惯。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早已将其视为学校生活的一部分。
伯林还从外交的角度谈到苏联对待他国的态度:德国战争对苏联而言是可以致命的斑疹伤寒,而大英帝国则不过是让人心烦的慢性疾病。他甚至对自己即将重返牛津也不忘“类比”一下:“我宁愿选择安乐死的牛津。”
七岁时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目睹革命爆发给伯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三十年后他根据亲身经历对祖国作的解读,显示他深刻的洞察力。
二○二一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