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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空”综合试验靶场诞生
1958年元月的一天，当两架“米—4”直升机降落在酒泉鼎新以北一个后来被称为“8号”的额济纳旗村落旁边时，牧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空中来客”十分诧异。而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高鼻梁白皮肤的外国人和高级将领，更令他们惊讶不已。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生活了数百年的这片家园，即将要变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他们也不知道，十几年后，这里会升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他们更不知道，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也会从这里启航，缔造额济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传奇……
张贻祥少将陪同着苏联专家，在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的带领下走下飞机。苏联专家对这一片质地坚硬、地域广阔并且人烟稀少的戈壁大加赞赏。俄语翻译组组长夏铭智及时将苏联专家的意见准确地传达给专家组勘察人员。张贻祥明白，这地儿总算有着落了。
1957年秋天，正在白城子常规武器靶场任场长的张贻祥少将接到了总参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的电话，让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到北京参加新的任务。由于许多试验缠身，接到电话后的张贻祥并没有马上行动。一直到12月20日，在王树声大将的一再催促下，张贻祥才来到北京找王树声。
一进办公室，王树声就没好气：“让你来不是我定的，是军委定的。你再不来，我怎么向军委交差呀？”
张贻祥一听，心里很是吃惊，也为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来报到有些过意不去。“军委找我干什么？”他急忙问王树声。
“我也不知道。”王树声的回答让张贻祥更加捉摸不透，“你赶紧去找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报到，他会告诉你的。”
张贻祥只好揣着一肚子疑问来到北京复兴路炮兵大院找炮兵司令员陈锡联。
“你可真难请呀。”陈锡联和张贻祥一见如故。寒暄之后，陈锡联把张贻祥介绍给具体负责工作的炮兵政委邱创成。张贻祥这才知道，我国要建设一个导弹试验靶场。早在1957年8月，党中央就已经作出建设导弹靶场的决定，并把这个秘密任务交给了当时的炮兵筹建。很快，“靶场筹备处”在炮兵大院的一栋两层楼房内悄悄诞生。这个当时极度保密的机关被称作“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司令员陈锡联对这个秘密任务也是一头雾水，他向军委点名要常规武器靶场的场长张贻祥来负责筹建工作。
“我什么都不懂呀。”听说要建设导弹试验靶场，张贻祥一下子感觉到压力山大，“我连导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你行。你搞了个常规武器靶场，比我有经验。”陈锡联对张贻祥十分有信心，“我是打炮的，干不了这差事才把你要来。”
邱创成也告诉张贻祥，苏联专家马上要来了，具体问题等苏联专家来了再说，目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迎接苏联专家。张贻祥一听，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些。
负责俄语翻译的夏铭智等人也来到炮兵大院报到。夏铭智从小生活在哈尔滨，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参加了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作为与苏联直接接壤的大城市，哈尔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学俄语在哈尔滨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夏铭智的记忆里，当时哈尔滨许多高校里打扫卫生的都是苏联人。解放初期抗美援朝和建设时期，苏联对华援助使得俄语翻译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职业，那些曾经为大学打扫卫生的苏联人转眼都成了俄语教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夏铭智的俄语水平几乎赶得上自己的母语。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夏铭智就被调到沈阳高射炮学校当翻译。由于他的俄语水平很高，不久，他又被调到炮兵司令部，给陈锡联司令员当翻译。如今，如此高规格的秘密任务来临，夏铭智自然成为炮兵司令部点名的俄语翻译人员。
1957年12月30日，第一批负责靶场勘察的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少将一行40多人抵达北京。在中国地图上研究了一番之后，苏联专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距离俄罗斯远东最近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地区。1958年元旦刚过，张贻祥少将陪同苏联专家一行乘坐“伊尔—14”客机，到东北上空勘察了一番。东北索伦、二连浩特一带的茫茫雪原和此起彼伏的山峦，让初步勘察的苏联专家对东北作为导弹靶场的设想画上了句号。不过，在这次初步的勘察过程中，发生在飞机上的一次谈话，却对我国第一个“海陆空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规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盖杜柯夫：“你们搞靶场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
张贻祥：“我也不知道，请你们谈谈吧。”
盖杜柯夫：“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火箭试验的综合性靶场。根据中国的技术情况，我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在苏联，靶场领导起码是中将、少将，技术人员必须是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至少需要1000人。需要建一个能容纳100多架飞机的大型机场，一期工程至少要2万人……”
盖杜柯夫的意见并不是苏联最优的方案，而是过去苏联起步时建造靶场时走过的路子。不久，他们发现综合性靶场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单一的靶场才有利于各自技术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在综合性靶场建成不久后便逐渐分开的原因，此为后话。
回到北京，张贻祥第一时间将苏联专家的意见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做了汇报。如此浩大的工程，着实让陈錫联司感觉有些吃惊，这不是靠炮兵的力量能干得了的。陈锡联随即向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请示。彭德怀听了，对靶场建设也有了初步设想，他随即向毛主席、周总理做了汇报，决定让20兵团回国，以兵团的形式把综合试验靶场的机关组建起来，再从全国全军抽调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和技术干部。
身在朝鲜的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就这样被推上了组建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的风口浪尖。
这一天，孙继先接到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电话，让他即刻回国。突然回国的命令让孙继先有些兴奋：“回国干什么？”他迫不及待地问。但杨勇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任务，只告诉他是军委的命令，让他立即回国找总政副主任萧华报到。既然是军委下达的秘密任务，肯定大有来头，孙继先这样想着，他一刻也没敢耽搁，只带了吕诚华等几名机关同志和贴身秘书，急匆匆踏上了回国的列车。火车上，孙继先脑海里盘算的依然是打仗。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自从1931年参加农民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以来，不知道打了多少大仗和恶仗。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后，红军被迫北上，踏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敌人围追堵截、水深险峻的大渡河面前，孙继先率领先遣团一营冲锋陷阵，组织17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了渡口阵地，掩护大部队顺利渡过了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孙继先率部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军斗智斗勇，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残酷扫荡，歼灭了侵略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孙继先曾参加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封战役等等，立下了赫赫战功。淮海战役，孙继先领命率部打援，有力支持了全歼黄维军团和杜聿明部的战斗。他英勇顽强、机智果敢的战斗作风早就在军中流传。朝鲜战争，他又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锋。参加了这么多战斗，每一次任务，上级都会给他明确的任务，好让他早有准备，及早策划。但这一次，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猜测如此紧急地让他回国，一定是又有什么重大战事，或许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让他去福建沿海驻防等等。思索了一路，还是谜一样让他着急。火车一到北京，孙继先来不及休息，便直奔总政萧华副主任办公室。 听到是让自己去筹建导弹试验靶场的任务，孙继先又兴奋又有些畏难。不过，这么多年带兵打仗，孙继先对于上级下达的命令，从来都是不讲条件坚决接受。萧华让他多向苏联专家学习，有什么问题和苏联专家商量。于是，他紧急给军委写了个报告，让20兵团马上回国。第20兵团回国的计划也悄悄安排上了日程。按照总政治部“政治条件好、身体条件好、有文化”的原则，政审人员对第20兵团干部队伍进行严格的“政审”，符合条件的留下，不符合条件的安排转业。此时，从全国全军抽调大学生干部的工作也秘密展开。
回国的第二天，孙继先就来到炮兵大院报到，和苏联专家坐到了一起。此时苏联专家刚刚在张贻祥的陪同下勘察了东北地区，正在重新研究中国地图，他们把目标投向中国西北的沙漠边缘。
1958年1月18日，孙继先和陈锡联、张贻祥等人陪同苏联专家乘专机抵达兰州，在兰州军区的协同下，对选中的银川以西、武威民勤、额济纳以南三个地区展开大规模空中勘察工作。专家组每天从兰州起飞，勘察完后再回到兰州，每天空中来，空中去。初步勘察后，专家组又换乘直升机进行地面勘察。杜荣民、申建基分别带领勘察分组去往民勤、银川一带地区勘察，以苏联盖杜柯夫少将为主的大部分专家进驻酒泉，准备对额济纳地区进行详细勘探。直升机沿着弱水河一直往北，穿越过鼎新公社后，大片的戈壁沙漠跃入眼帘。在一片绿洲旁边的土房子上空，盖杜柯夫让飞机落下去看一看。
这是一片当地蒙古族牧民居住的地方，正在修建的土房子还没有完工。陈锡联上将和盖杜柯夫一行的到来让牧民们格外吃惊。他们有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领导突然空降在这片荒漠上。这天晚上，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少将和陈锡联上将他们一起，仿佛都回到了多年前的战场上，在这些连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的土房子里，和着皮大衣战靴躺在铺了一点干草的冻地上。数九寒天，戈壁大漠的风沙以自己惯有的猛烈手段，“招待”了这些举足轻重的将军和专家们：第二天醒来，他们的鼻子、嘴巴、耳朵里都满是沙子。最难以忍受的是寒冷。戈壁沙漠的寒风格外刺骨。为了取暖，大家把屋子的窗户、门全部堵住，找来梭梭柴燃起篝火取暖。如此一来，屋子里暖和了许多，却差一点弄出人命来。
陈锡联睡不着，叫来王尚荣喝茶聊天，一直聊到天亮。二人早早出了屋子，他们发现张贻祥的屋子还堵得严严实实的。陈锡联在门口喊了一声，没有人答应，便推开屋门进去，才发现张贻祥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原来张贻祥把屋子堵得太严实，一氧化碳中毒了。大家吓了一跳，陈锡联赶紧让勘察任务的飞机紧急将张贻祥送往兰州抢救，才挽回了一场重大损失。
勘察组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牧民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骆驼和带路人员，帮助勘察组专家对内蒙古边境以及弱水河周围广袤戈壁的社会情况、交通条件、地形地质、气象气候、电力供应、水源补给、土地占用以及周边居民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勘察，基本确定了在这里建设综合试验靶场。随后，陈锡联一行又飞往新疆，寻找合适的弾着区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盛情接待了勘察组，对国防建设用地非常支持。在自治区的支持下，勘察组很快选定了南疆库尔勒及和田地区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地带作为弾着区域。
二十多天的勘察结束后，专家组回到兰州，开始写勘察报告。此时，关于靶场的确定地点，却在孙继先和专家组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戎马一生的孙继先始终考虑着大部队的生存生活保障，他建议把银川以西作为靶场建设的方案，因为那里靠近黄河，有社会依托。但苏联专家认为，靠近黄河这样大的河流对靶场来说非常不利，有社会依托更不利于保密。靶场毕竟不同于作战，孙继先最终作出了让步，认同了苏联专家的意见。随后，孙继先又随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和苏联专家一起，对葫芦岛、秦皇岛、旅顺、威海等地方对海上分场进行了勘察。2月底，专家们回到北京，准备向中央军委汇报勘察的初步方案。这次的勘察是顺利而具有决定性的，使得靶场建设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上了日程。
1958年2月14日，京西宾馆内将星闪耀，彭德怀、聂荣臻、乌兰夫、刘亚楼、萧劲光、万毅、安东等中央和军队领导人齐聚一堂，听取关于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科学试验靶场的方案。
汇报会上，苏联专家做了详细的汇报，俄语翻译组长夏铭智现场将苏联专家的汇报翻译给在座的首长们。苏联专家重点汇报了甘肃金塔县以北、内蒙古额济纳南部地区情况，这里地势平坦开阔、移民少、水源充足、距离兰新铁路和酒泉飞机场近、便于保密等有利条件，建议作为陆上综合试验靶场，葫蘆岛作为海上分场，新疆库尔勒和和田地区作为陆上弾着区。
建设靶场，移民搬迁是头等大事，也是历来最为棘手的民生工程。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求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时，乌兰夫极为痛快：“你们不就是要那块地吗？只要你们定了，我马上让他们搬迁。”
乌兰夫的话让与会首长和专家组十分欣慰。汇报会结束后，彭德怀元帅将综合试验靶场的勘察报告递交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详细看完勘察报告，又专门把陈锡联叫到办公室，对勘察报告中的一些细节一一询问解决办法，才将报告呈送给毛主席。
1958年2月26日，毛主席在勘察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南、甘肃省金塔县以北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性试验靶场，并将报告批给中央书记处办理。3月3日，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在勘察报告上签下这样一行字：“书记处已同意。”
就这样，我国第一个“海、陆、空陆上综合试验靶场”顺利诞生了。随后，试验靶场进入了艰苦的创业时期。从全国、全军抽调的技术队伍骨干人员陆续集结在北京培训学习，而负责工程建设的人员开始奔赴茫茫大漠，进行工程建设勘察和建设工作。
此时，位于额济纳绿源附近的牧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员的到来会跟自己有多少干系。张贻祥带着工作组和旗政府人员一起上牧民家做说服工作。尽管乌兰夫主席极为痛快地答应了搬迁，但真正来到牧民家里，知道自己要离开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家园，还是十分不舍。不过，热情纯朴的蒙古族人民对国家民族事业深明大义，当听到这里要搞国防工程，他们二话不说，怀着极为难舍的心情说：“只要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就搬。”
张贻祥和旗长沿着弱水河下游跑了很多地方，为牧民寻找下一处可以栖息的草原。牧民们把蒙古包一拆，放到驼背上，赶着羊群去寻找新的牧场。
没有任何象征仪式，家就这么搬走了。不过，禁区内一座喇嘛庙的搬迁却引起了牧民们发自内心的反对。喇嘛庙在蒙古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牧民们和喇嘛说什么也不肯搬。这让张贻祥和负责靶场建设工作的特种兵工程指挥部参谋长赵东寰等人十分为难，他们找到旗政府领导，反复给牧民做工作，终于得到了牧民的同意。搬迁时，张贻祥选调了最好的司机，把神像包好，为避免相互磕碰，每个卡车只搬运一尊神像。一路上，司机小心翼翼，碰到不好的路，都要下车先修好再通过，防止颠簸对神像造成破坏。看到神像安安稳稳地搬迁到距离绿园14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一点也没有损坏，牧民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不能忘却的“7169”
195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建立第一个陆上综合试验靶场。为完成这个艰巨而浩瀚的工程，1958年4月11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召开特种工程专门会议，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陈士榘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旭清、谭友林任副司令员，黄文明为副政委，赵东寰任参谋长，姚国民为政治部主任，李基任后勤部长。“7169”部队以志愿军第19兵团机关和志愿军工程指挥部为基础，汇集从全国全军抽调来的工程兵建筑101团、102团、107团、109团、124团、125团、工程兵第4、5、6、8、9、10团和两个工程兵师、两个汽车团、步兵195师、铁道兵10师以及医院、通信团等兵种，专门担负综合试验靶场建设任务。4月中旬，接到调令的各师团单位迅速从全国各地集结，在陈士榘上将的率领下，奔赴沉睡千年的茫茫戈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惊天创举。
空旷的戈壁滩上，临时搭建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陈士榘走上主席团，挥动着他那有力的大手，对着席地而坐的数万建设大军，开始了豪气冲天的工程总动员：“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在这戈壁滩上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建设了。这项工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工程，能加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工程建设好……”
刚刚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怀着祖国早一天强大的美好梦想和坚定信念，迸发出万丈豪情，大家纷纷写下决定书，保证工程如期完成。按照苏联专家提议的一部（地对地）、二部（空对空）、三部（地对空）和四部（海军陆上试验部）的功能划分区域，施工大军分甲、乙、丙和丁四个施工组奔赴各自施工地点。
1958年7月，特种工艺设计图纸拿来了，在刚刚建成的资料室内，一米多厚的资料图纸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地上。翻译组组长夏铭智是第一个带着家属来到靶场的技术人员，女儿成为“帐篷幼儿园”里的唯一一名同学。由于孩子少，夏铭智的女儿经常被同事们接走，妻子经常“找不着”孩子。夏铭智带着四五位翻译人员，昼夜不停地加班翻译。实在累得睁不开眼睛，就地躺上一会儿。五十多年后，退休在家的夏铭智回忆起那一段没日没夜的日子，依然十分激动，他说，每个人好像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了不得了。他们一边翻译，一边创造。俄文里没有“导弹”这个词儿，叫作“可控火箭”。也没有“靶场”这个词儿。在翻译如此专业俄文的过程中，夏铭智和同事们不断地按照中文的习惯创词造句，比如“首区”“航区”“落区”等等。这些临时揣摩的词儿如今都成了各发射中心的制式称呼，这是夏铭智没有想到的。
图纸翻译出来后，工程建设加快了脚步。工程指挥部坐镇酒泉市，从这里调集各种工程建设物资。试验靶场建设是特殊工程，中央专委明确指示，全国范围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就在大家夜以继日推进靶场工程建设之时，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突然召见陈士榘上将，明确指示靶场一期工程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彭德怀元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的党中央已经嗅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即将与中国决裂的味道，苏联援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必须抓紧时间把工程抢出来。
此前，陈士榘上将曾陪同苏联专家到施工现场视察时，苏联专家曾预言至少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建设。而现在，中央军委给他们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指挥部命令机关部门所有领导全部深入一线办公，现场指挥施工任务。
专用铁路是试验设施进场的唯一通道，也是综合试验靶场的生命线，成为当试验任务极为紧迫的任务。1958年2月下旬，靶场地点选定之后，铁道兵便接到了修建清绿铁路的秘密任务。铁10师接到修建此次任务的命令时，他们还正在浙江千岛湖施工。由于任务紧急，铁10师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工程移交，便开始准备开赴新的战场。进场动员之前，铁10师全体人员都接到了这样的纪律要求：所有军官送家属还乡，全体人员一律不得请假，不能通信，严守秘密，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对任何人不能讲部队去向，更不能把修建专用线的任何情况告诉任何人，死也要烂在肚子里。
自抗战胜利以来，铁道兵的足迹已经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他们将新中国的铁路动脉一次次伸向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之上。但是，还没有哪一项任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大家隐约感觉到，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硬仗。
6月14日，铁10师在师长李兴弟、政委张少华的率领下，开进茫茫戈壁。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从清水镇直接北上，另一路从酒泉金塔县进入茫茫戈壁。他们是第一支开进戈壁滩的建设队伍，面对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荒漠戈壁，白天黑夜無情肆虐的狂风沙暴，他们满怀着“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开始在戈壁滩上搭建帐篷，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大战。
与此同时，铁路设计图纸也在紧张进行当中。铁路线是由铁道兵和铁道部设计院自行设计的，勘察人员在长达270多公里的戈壁沙漠之中来回勘察，寻找最合适的路线。为便于快速施工，铁路沿线尽量利用现有的地形，避开石山等需要开山凿洞的地方。测绘人员每天骑着骆驼勘察测量，遇到水路山沟，就不得不用步行丈量。经过两个多月的勘察设计，于5月底完成了全部路线定测，6月30日，所有设计图纸全部移交负责施工的铁10师。枕木、铁轨等试验物资也同期运抵施工现场，为铁10师及时开工铺设、抢通这条大漠戈壁的生命线赢得了先机。 1958年7月1日，铁10师全线开工，师团营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副师长张保林曾在长征路上腿部负伤，走路不便，但他仍然争先恐后抢抬铁轨、扛枕木。在那个极为艰苦的年代里，领导的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官兵们相互比拼，有的人脚上磨起血泡，有的人肩上血迹斑斑，有的人手上老茧水泡重重叠叠；有时候正在抬轨，突然间风沙遮天蔽日，可怕的龙卷风横扫而过，刚刚铺好的铁轨和路基被吹得七零八落，只留下一堆堆沙丘；有时候一夜之间，钢轨、枕木全部“失踪”，被深埋在沙丘之下；有时候大风突袭，躲闪不及，人员受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照旧争抢着扛枕木、抬钢轨，抡大锤，打道钉，挥汗如雨却斗志昂扬，忍饥挨饿却情绪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施工高潮。三个多月时间，铁路已经向前铺设了167公里。
正当大家干劲冲天、加速推进时，10月24日，铁轨、枕木等轨料物资断货停运，官兵们急得团团转，有力无处使。12月23日，轨料运来了，但刚刚铺好的铁路沿线没有补给，铺轨机车缺水少煤，无法继续向前开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大家将生活用煤留给机车，用汽车给机车送水。时值隆冬，戈壁滩气温骤降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自然灾害造成的食物短缺又极大地考验着承担繁重施工任务的铁10师和正在场区施工的工程兵们。在极度严寒的天气里，官兵战风沙、斗严寒，披星戴月加班加点，继续向前铺设铁轨。1959年4月27日，从清水镇铺设到靶场腹地绿源27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贯通，打通了这条沙漠戈壁之中的“生命线”，保证了后续靶场试验建设大规模物资和人员的输送。
碎石场驻扎在祁连山脚下，他们先要爆破，再将大石块放进碎石机粉碎。工程建设和铁路修建对碎石需求量很大，碎石任务非常繁重，每个班每天都有指定的任务，白天完不成，晚上必须加班完成。因此，这里几乎白天黑夜机器轰鸣、粉尘飞扬。官兵们每天生活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除了两只眼睛，满身满脸都是灰尘，许多战士手冻破了，不时渗出鲜血，随便在身上擦一把。刚上身的大衣，没出个把月就磨得破破烂烂，棉花裸露着。战士们跟前来蹲点的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马苏政开玩笑说：“近看我们像一群乞丐，远看我们像一群绵羊。”前来视察的陈士榘上将看到大家在如此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加班加点、抢干工程，十分感动，他不止一次地劝告大家：“累了就要休息，休息好了再干。”战士们却回答：“等导弹上天后一定好好休息。”
电厂的工地上没有水井，将士们挖坑取水，黄黄的苦咸水和着泥沙，一位战士戏称为“免费的茶水”。生活在“免费茶水”坑附近无疑是幸运的。一期工程许多工地都远离水源，生活用水只能从上百公里外的水源地拉水。在满是沙石的戈壁滩上颠簸，送水车坏在半路是常有的事儿。战士们每天洗脸刷牙的只有小半盆水，早上洗把脸，放到中午；中午洗洗手，放到晚上；晚上还要用这点水洗手洗脸，最后洗完脚，才能倒掉。有时送水车坏了，连做饭的水都没有，大伙儿只能饿着肚子睡觉；有时风平浪静的工地上，突然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帐篷飞天、油桶倒地，刚刚做好的饭菜，瞬间便落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炎炎夏日，骄阳炙烤，戈壁滩宛如巨大的蒸笼，帐篷里更是闷热窒息……为了抗击风沙和严冬酷暑，他们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许多半阴半阳的“地窖子”，如同祖先生活的原始穴居，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沙漠营房”……
让导弹早日上天，是激励官兵斗志的无形力量和鞭策，焕发出将士们无尽的智慧和能量。为了改善劳动手段，提高作业效率，大家集思广益，发明了“汽车流动装卸器、万能工具台、超平板振动器”等各式各样的作业手段，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不仅前方工地创造发明，后方保障也花样百出，手摇切菜机、淘米机、烧砖制瓦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落后的“发明”，却在建场初期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社会依托的戈壁滩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工程建设中，官兵们付出的不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也付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在一次风沙席卷中，一位技术干部为了寻找被大风刮走的图纸，牺牲在风沙之中；在修建铁路时，一排战士刚刚坐到高高的车皮下的阴凉处稍事休息，陡然刮起的大风吹落车皮上的钢轨，数名战士瞬间牺牲……在那个高度保密的年代，那些牺牲在工程建设中的工程兵们，他们的名字无法镌刻在鲜亮的墓碑之上，他们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的葬礼只是战友们默默的一个军礼……多年以后，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正式建成的时候，这些建场初期牺牲在戈壁大漠中的战士，已经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有的甚至不知道当初安葬在哪里……
1959年底至1960年初，工程施工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大批科研试验人员和苏联专家开始进驻发射场进行训练。此时正是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许多人出现了身体浮肿、夜盲症等现象。繁重的科研试验和施工任务考验着大家。最困难的时候，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沙枣、甘草都成了官兵的代食品。为了让高粱面口感好一点，有的连队把甘草熬成酱给大家吃，结果全连的人都流鼻血。一开始大家搞不清原因，情况上报后，总后专门派人来检查化验食堂的各种“代食品”，才发现是甘草酱惹的祸。还有的单位组织打黄羊、捞鱼来调剂副食。但是，数万大军的口粮，光靠这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了保住大漠深处的这支国防部队，周恩来、聂荣臻都出面从全国全军调粮。但是，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粮食可调，仅有的一些粮食，在运输途中还被没有饭吃的沿途群众偷抢过半。一次，保卫人员骑着骆驼巡逻时，发现了藏在发射场附近河边的农民。保卫人员把他们扣押起来后，才搞清楚是金塔附近的村民，听说部队有吃的，想来找粮食。发射场领导知道此事后，发动大家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帮助附近村民渡過难关。当时官兵每天的口粮自己都吃不饱，还要节约救济村民，其困难可想而知。
1960年秋，大部分工程基本竣工。在发射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减少发射场驻留人员，总参谋部下令工程兵立即撤出发射场，到中原腹地安排解决吃饭问题，剩下的工程由发射场自行完成。得到总参命令后，工程兵迅速集结。但是，等大家都上车后，专列却迟迟不发。原来孙继先司令员得到报告，有人将发射场剩余建设物资搬上了火车，于是下令扣车检查。陈士榘便将扣车检查事件告到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那里。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让他赶紧放行。孙继先也告起状来，发射场物资这么紧缺，不能让工程兵带走。杨成武急了：“孙继先，是你指挥总参，还是总参指挥你？” 工程兵就在这样的一场口角中撤出了奋战两年多的戈壁滩。不过，口角归口角，孙继先和陈士榘还是成了莫逆之交。自1958年4月数万建设大军挺进戈壁滩，至1960年8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座面积二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型机场横卧戈壁、一条270多公里长的铁路穿越沙漠、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发射场坪、技术阵地、燃料库房、光测站、遥测站、气象站等等，星罗棋布地分布在1.3万平方公里的大漠之中……苏联专家预言15年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提前12年呈现在这片蛮荒戈壁之上，所有特种营房、通信、电力、给水等等各类生活试验设施全部提前完工。1960年8月，由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组织的工程质量检查中，所有工程被全优通过。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你们不仅提高了质量和速度，还抢回了设备，意义重大。
聂荣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时中苏关系已经高度紧张。按当时苏联专家的预言，等到15年后工程完工，早就人走茶凉，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和援助。在我们工程完工之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苏联不得不按照合同把设备运到中国来。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汗水和生命，筑起了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科学试验靶场的基石。他们清楚地知道，靶场建成后，他们将默默离去；他们更明白，发射成功的光环，永远不会戴在他们头上。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珍藏着那份曾经在戈壁滩奋战的纪念，这份纪念会同祖国的强大始终联系在一起。工程兵撤出发射场后，有的回原部队服役，有的转业到地方安置。“7169部队”随着“特种工程指挥部”的撤销而消失了，但工程兵们的青春和热血永远镌刻在发射场的每一处建筑里，镌刻在发射场的一砖一瓦里。在“7169”这个集体中，从将军到士兵，人人都怀着同样的决心，人人都怀着同样的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的导弹早一天升空，让祖国的国防力量早一天强大起来。
从燃料危机到第一枚导弹升起
1959年，发射场迎来了第一枚苏制近程导弹“1059任务”的发射。
这枚导弹用的是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为此，发射场千里迢迢从吉林102厂提运来的32吨液氧。但是，当化验报告呈到苏联专家组组长契尔柯夫面前时，契尔柯夫看也不看便说：“你们生产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苏联的燃料化验专家不参与化验，就被契尔柯夫的一句“不合格”便全盘否定了我国生产的燃料。化验人员再次化验后，孙继先司令员亲自拿着化验报告来找契尔柯夫：“我们再次做了化验，证明我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是完全合格的，我们决定用我国燃料发射导弹，请你们参加。”契尔柯夫当场拒绝：“我们不参加，要打你们自己打，我们根本不负责。”孙继先十分气愤：“我们中国人的事，要你们负什么责？”
这是孙继先将军跟苏联专家的第二次争吵。上一次为了靶场选址，他让步了。这一次为了导弹发射，他被身边的人员拉开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发射计划被迫搁置。苏联燃料专家说中国生产的液氧里含有乙炔和油脂，一点燃就会引起导弹爆炸，必须用苏联生产的“合格液氧”。他们还吓唬说苏联有一次发射，因为液氧问题发射爆炸，炸死了1名元帅和16名将军——苏联专家所说的这件事应该是指发生在1960年10月24日的火箭爆炸，苏联航天将领涅杰林元帅被炸死，160多人牺牲。但此时距离这件事发生还有一个多月，苏联专家也许只是用这样的谎言来吓唬中方人员，千万不要用中方生产的液氧发射。但这句谎言很快就变成事实，发射爆炸真的炸死了1名元帥，也许连苏联专家自己也没有想到。
液氧是通过压缩空气生产出来的，因此液氧的纯度取决于工厂当地的空气质量。在任何一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各种焊接装修都会引起空气中油脂和乙炔的含量。苏联专家的话着实把刚刚起步搞国防的“小兄弟”吓怕了。每吨液氧五千元钱，三十多吨液氧十几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这些千里迢迢运回来的昂贵的液氧几乎全部都被迫排放到了戈壁滩上，拟定的第一次导弹发射日程只好取消。上级决定，由工程部副部长杜荣民亲自带队，前往东北、以更高昂的代价购买由苏联生产的“优质液氧”。
杜荣民带着特运专列，历时半个多月，来到位于哈尔滨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小镇等待装运苏联老大哥的液氧。他们在寒冷的东北边境苦苦守候了三个多月，也没有等来苏联方面关于液氧的任何消息，却意外地接到了上级要求他们撤回发射场的命令。
事已至此，杜荣民只能服从命令。看着东北绵延不尽的千里沃土，杜荣民想到了发射场所处的戈壁滩竟然连一点像样泥土都找不到，他实在不想让这趟专列就这么白白地跑一趟……
专列抵达发射场的时候，等待化验的女大学生们才得知专列上装载的不是液氧，而是东北的黑土。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发射场的每一位成员，更刺痛了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们。三个月拉了一车土。这成为化验室乃至发射场历史上最令人悲愤的一段历史。国产液氧到底能不能行？孙继先不信这个邪，他要化验室拿出数据。
发射场的事始终牵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有一次，孙继先回北京汇报工作时，毛主席特意把孙继先叫到身边，询问靶场组建和学习导弹技术的情况，“你是打仗出身，现在我搞建设，搞尖端武器也是打仗，要取得这个战斗的胜利，你就得多学习，把外国的技术学到手。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就强大了。”此后，孙继先每次去中南海，都要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嘱咐发射场技术人员要抓紧学习技术，并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们靠拐杖走路有多难？老大哥靠不住，你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液氧事件”让党中央明显嗅到了苏联即将撕毁协议的味道。1960年8月24日，发射场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至此，苏联结束了对华的全部援助。不过，在整个援助过程中，很多苏联专家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教我们的技术人员学习导弹技术，如何维护设备等等。他们的要求很严，要求操作手必须背熟操作规程，口令、动作都要规范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必须重做。对做不好的人，还要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出差错的人，更是毫不客气。而他们自己，如果指导有误，也会被撤职。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设置故障时出现了错误，致使发动机涡轮泵在主机关机时不停地转动，地面无法断电，工作人员不得不爬上梯子，强行将导弹上面的电源断开。事件发生后，一中队的人员主动承担了错误，使这位专家避免了被撤职的后果。这位专家很是感动，更加卖力地为大家指导工作。有些专家在撤走前，偷偷把保密本交给翻译抄下来，再交给专家组统一销毁。测量部一位专家担着很大的风险，把自己的4本讲稿偷偷交给翻译。这些友好互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帮助了我们的技术队伍成长。 按照苏联专家的说法，油脂含量超过一定的比例会发生爆炸，而乙炔更加危险，只要有就会引起爆炸。至于油脂含量多高可以引起爆炸？乙炔是不是一碰就爆？苏联专家们只字未提。化验员们按照基地的部署，做了一次又一次试验，都没有发生爆炸。加大剂量，再做、再测，还是没有爆炸……这些来自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女化验兵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国产液氧“平反”的重任，全身心投入液氧的化验和试验之中。液氧的沸点很低，从内地拉回来，已经损失了不少，化验室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在液氧没有挥发完之前，把试验做充分、做足，甚至做超。为了证实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试验，往液氧里加入更多的油脂和乙炔。赵俊英记不清她们到底做了多少次试验，只记得大家连续十几个昼夜都没有合眼，夜以继日、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计算，都没有出现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
铁的事实面前，大家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的“国际玩笑”。
“苏联想用卡燃料的方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射场，用国产燃料实施发射。于是，发射场紧急指派特燃专业人员分赴全国各地筹措推进剂，并于8月底将8700公斤酒精、64吨液氧、20桶过氧化氢运抵场区。
上级命令一经下达，全体人员群情振奋。承担发射任务的第一试验部一中队人员冒着干燥炎热的天气，反复演练，操作技术得到很大提高。瞄准班的测角时间从刚开始的90分钟缩短到20分钟，最后缩短到6分钟。大家还发明了很多诸如“反射检查镜”等设备，用于检查导弹内部不易操作的地方。
1960年9月10日7时24分，发射阵地控制室内，第一试验部试验处处长吕诚华下达了“点火”口令，操作员赖继丛按下了点火按钮。导弹在我国国产燃料的推动下，徐徐上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化验员们用自己的能力，粉碎了“中国液氧不合格”的断言。科技人员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对强者的依赖。现场主持发射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激动地勉励大家，要继续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把我们自己的第一枚导弹发射上天。
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国产导弹运抵发射场。这是真正考验我们自己实力的时刻，也意味着我国导弹事业的真正起步。
此时的技术阵地、发射阵地、化验室、办公楼，到处张贴着“发愤图强，打好国产导弹第一炮，为祖国争光”的横幅，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激荡在整个发射场。承担此次发射任务的还是一中队，大家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所有人员推迟婚期、假期，全力以赴投入到第一枚国产导弹的发射任务当中。
11月的戈壁滩寒流一波接一波，大风席卷着沙石在旷野肆虐，夜间温度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工作人员抗风沙、冒严寒，热情高涨地战斗在导弹发射阵地。操作手吕同生拉肚子很严重，他怕影响任务，顾不上去医院，悄悄用铁丝将裤腿扎住，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发射成功。
发射前一天，11月4日，聂荣臻元帅抵达发射场，坐镇指挥第一枚國产导弹发射。
11月5日一大早，聂荣臻就赶到了3号发射场。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也被请到了发射现场观看发射。
导弹已经起竖在发射台上，如同一把利剑刺向蓝天。承担发射任务的一部一中队人员在场坪上集合，向聂荣臻元帅报告“准备完毕”。聂荣臻同大家一一握手，并鼓励大家说：“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就要从你们手上起飞了，你们是非常光荣的，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党信任你们，人民信任你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讲完话后，聂荣臻还和大家在即将起飞的导弹前面合影留念，还举行了隆重的剪裁仪式。
阵地附近一处临时搭建的指挥台前面，聂荣臻和大家远远地望着起竖待发的导弹，等待着导弹最后的发射时刻。8点，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有1小时了，发射场司令员孙继先用标准的军人姿态向聂帅报告：“报告元帅，导弹发射试验工作全部准备完毕，可否进入1小时准备？”
聂荣臻大声命令：“同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地下控制室内，负责发射的指挥操作人员全神贯注。有了一次发射经验的他们，已经算是发射导弹的“行家”了。
9时整，吕诚华下达了一连串口令：牵动。开拍。初级。主级。点火。
高速摄影飞速转动，电影经纬仪已经开始拍摄。
操作手赖继丛按下点火按钮。顿时，导弹尾部喷射出浓烈的焰火，拔地而起，直上蓝天，在天空中拉出了一道白白的长烟。150电影经纬仪记录下了这永恒的飞行轨迹。
看着导弹向西南方向飞驰而去，聂荣臻全神贯注地看着。10分钟后，安西弾着区传来报告：“弹头在理论着陆点准确着陆。”
现场观看的人群沸腾了，聂荣臻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随即向周恩来和毛主席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在发射场一所小礼堂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聂帅频频举杯，激动地说：
“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
在新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阶段，苏联的援助是重要的，它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苏联专家的撤走并没有让我们失去靠山，相反，我们收获了很多知识。“液氧事件”的教训也是深刻而重要的，它“教会”了我们发展尖端科技，必须有“自己动手”的志气和毅力，更激发了我们在后来的航天征程中发愤图强、顽强拼搏的无限力量……
“东风2号”：从失败走向成熟
“东风压倒西风”，是那个年代十分流行的一句毛主席语录。于是，“东风”这个词就这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试验靶场的代号，同时也成为第一枚导弹的代号。 “东风1号”是仿制苏联的近程导弹，其飞行控制方式是横向雷达制导。说起来原理有点儿像大家熟悉的遥控飞机：飞偏了按一下遥控器，调整方向。再说得形象一点：比如马拉车，马夫用两根缰绳来控制马的方向，跑到左边了，拽拽右边的缰绳，跑到右边了，拽拽左边的缰绳，往那边拐，就拽那边的缰绳。“横校雷达”如同“东风1号”无形的“缰绳”，在距离发射阵地30公里外的地方设置了“横校雷达”制导站，用这种“遥控”方式来控制导弹的飞行方向。科技人员形象地称这种横向制导方式为“猴子尾巴”，甩不掉，飞不远。
我国自主研制的“东风2号”火箭，摈弃了横校雷达的控制方式，采用捷联贯组控制。1962年3月8日，第一枚“东风2号”火箭来到场区，从3月4日出场，5天的长途行程中，一路护送导弹的研制人员每隔两小时就要给火箭测量温度、湿度和压力振动情况，可谓关怀备至。
3月21日，“东风2号”火箭在发射阵地起竖，发射在即。“东风2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发火箭，大家对它寄予厚望，很多科技人员都没有后撤，云集在发射阵地东南侧的戈壁滩上，都想亲眼看见这枚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程火箭发射试验。
然而，这枚火箭刚刚升空，飞行轨迹就不太正常，四十多秒后，开始下坠，紧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数十吨燃料瞬间化作巨大的蘑菇云腾向半空……
现场观看的科研试验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呆了，尤其是研制生产的试验队人员，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从火箭出场的那一刻起，一路倍加呵护、精心测试，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许多人现场痛哭失声，气氛十分沉重。
得知“东风2号”火箭首战失利，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都第一时间打来了慰问电话，给大家鼓气：科学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不要追查责任，不要泄气，要善于从付出的学费中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钱学森带着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精神，专程从北京赶赴发射场慰问，勉励大家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作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从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成功至今，大家还没有经过失败的锤炼，许多人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自己的技术。在发射场召开的总结大会上，钱学森说：“这次试验的失利，对我们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教训，应当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用科学的经验告诉大家，导弹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庞大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必须科学严谨，决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当年毛主席请钱学森座谈中国导弹发展事业，钱学森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毛主席说：“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年以后，“导弹之父”钱学森回忆起这段话，感慨地说：“要知道导弹研制这么艰难，当初我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地说出那样的话……”
这次发射，也让大家第一次目睹了火箭失败的破坏力和危险性。在距离发射场几百米远的戈壁滩上，被炸出了一个四百多平方米的大坑。要不是戈壁滩气候稀薄，冲击波破坏力小，后果真是不敢想象……随后，发射场专门在距离发射阵地两公里外的一座山上修筑了安全指挥所，这也算“东风2号”的一个教训。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东风2号”首次发射失利的阴影在大家的振作中迅速转变为正面效应，而且远远超出了人们当时的想象。試验结束后，大家在现场认真分析光测、遥测数据，重新部署火箭研制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全面提高了地面试验力度，从零组件到元器件，从单机到整机，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科学试验制度，建立了一大批地面仿真试验设施……这些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成果，比成功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使得我国的火箭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两年后，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东风2号”火箭发射试验一举成功。随后的几次发射中，均取得圆满成功。时任靶场司令员的李福泽高兴地说：“终于甩掉了猴子尾巴。”
“东风2号”的成功，让两年后的“两弹结合”试验成为可能。
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
1965年，聂荣臻元帅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提出将原子弹配备在“东风2号”火箭上进行飞行试验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专委的批准。一场粉碎西方世界嘲笑新中国“有弾无枪”的战役悄悄拉开。
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新中国领袖在当时国际环境压力下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和战略决策。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因为那一次举世闻名的原子弹发射试验，而具有了永久的“核保护伞”。
也正因为如此，在作出发射原子弹的重大决策后，周恩来一再强调：这次试验在我国大陆上进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创举，只能成功，不能出事。出了事不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原子弹发射试验，不仅顶着巨大的技术安全压力，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任务下达后，发射场随即召开动员大会，部署“两弹结合”试验相关工作。一方面，对“东风2号”火箭进行了多次连续发射，进一步验证“东风2号”的可靠性，同时建立严格的发射秩序和岗位责任制，各专业技术人员修订和完善了测试细则和操作规程，开展大规模岗位练兵。几乎每一位一线的参试人员都能够熟背操作规程和口令。经过多次的模拟演练，一支素质过硬的参试队伍整装待发。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发射安全，1966年6月8日，国防科委确定，在发射场建设原子弹发射阵地。随即，工程兵109团进驻发射场，在距离生活区50公里外的一处戈壁滩上，开始修建专门用于核导弹发射的阵地、地下控制室以及安控阵地。经过六十多天的日夜奋战，9月下旬，核导弹发射阵地抢修竣工。这是一个相对简易的“野战”发射阵地，在距离水泥场坪百米之处，挖出了一个距离地面8米深的临时“发射指挥控制室”。为了加强抗震能力，指挥控制室尽可能小一些。不过，对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来说，这个“井式”控制室的安全作用不过是一个视觉上的安慰罢了。但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民族崛起，在核武器发射面前，参试人员没有畏难和退缩，只有满腔的豪情和斗志。承担核导弹发射的第一试验部发射团二中队，更是豪气冲天。他们人人都向组织递交了决心书，并向指挥部作出庄严承诺：一言一行向人民负责，一举一动让祖国放心，保证不误发一个口令，不误读一个数据，不误做一个动作，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过一个隐患……“死就死在戈壁滩，埋就埋在导弹旁”，就是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发射场气氛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1966年9月21日，四枚“东风2号”顺利运抵发射场。按照计划，第一发用来做空爆试验；第二、三发为不带弹头的“冷试验”，用以检测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能否在预定地点和高度完成化学爆炸；第四发为“真枪实弹”的核武器发射。
火箭在技术阵地展开测试。这一次，大家比以往更加细心。整个测试期间，钱学森副主任始终盯在任务一线。每一位操作人员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自己的岗位高度负责，每检查一道工序，都要严格再严格，仔细再仔细。战士王长山是一名箭上操作手，他负责对刚刚运进测试厂房的弹体内外进行检查。检查前，他换上了专用的防护服，戴好口罩帽子，以防自己身上有任何多余物掉落到弹体上。检查时，他一边仔细查看，一边仔细记录。在检查弹体内的一个连接插头时，他发现插头里面有一根长约5毫米的小白毛。他怕小白毛会引起短路，便設法取出小白毛。由于插头空间小，针头密集，又是很金贵的部件，一不小心，会造成针头变形，造成接触不良，甚至会让插头报废。于是，王长山小心翼翼地用夹子夹，用细铁丝挑，还是取不出小白毛。他又怕铁丝夹子用力不慎会碰坏插针，于是找来一根猪鬃，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根几乎看不见的小白毛挑了出来。
钱学森听说“小白毛”的事儿后，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并用一张白纸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他强调说：“我要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的典型事例，是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当受到教育的。”
技术阵地测试完成后，第一枚“东风2号”火箭转往50公里外的野战发射阵地，进行自毁试验。
自毁试验是为了防止核武器在飞行过程中发射偏离航向，飞到人群居住区，最担心的是飞出国境。如果出现航向偏离，必须在安全航区内实施爆炸。为了核武器安全控制，在距离发射阵地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修筑了一个小小的半地下室，专门作为原子弹发射的安全控制阵地。安全指挥员顿河带领着操作人员值守在这里。相对于原子弹爆炸来说，这里和发射阵地一样，完全暴露在最危险的区域。
10月7日下午5点30分，第一发空爆火箭发射升空，火箭起飞50秒后，顿河发出安全自毁口令，操作员按下自毁装置按钮，火箭凌空爆炸，实现了安全自毁的目的。
空爆试验的结果很快报告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再次强调，接下来的“冷试验”，要更严格检查，整个过程都要详细记录下来。
10月13日和16日，发射场连续发射了两枚“东风2号”，均在预定高度和上空实现化学爆炸，“冷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随后，李福泽带领发射场汇报团奔赴北京，向中央专委和周总理汇报。10月20日，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来自发射场的“冷试验”结果和“热试验”准备情况。周总理再次强调：这次热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有问题，操作者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误差。周恩来还细心地指出，试验期间要搞好大家的伙食。
“热试验”即将来临，党中央的视线也都秘密聚焦到大漠深处，试验气氛空前凝重。
为了保证安全，指挥部决定，在地下控制室内的操作人员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严格挑选，最后，指挥部决定，由第一试验部政委高振亚、发射阵地主任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和唯一的战士徐虹，组成核导弹发射的“敢死队”。接受任务后，七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党中央毛主席争光、为共和国挺起腰杆的强烈使命超越了一切。他们郑重地写下了象征着“遗书”的决心书，向指挥部保证：绝对做到坚守岗位，沉着勇敢，扳每一个开关，发每一道口令，读每一个参数，都绝对向党负责，向毛主席负责，向人民负责，誓死完成好发射任务。其中一人写道：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战士徐虹在决心书中写道：“万一自己不幸牺牲，请党组织接受对我的考验，批准我入党，把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
在这个对于新中国命运来说都极为重要的时刻，庄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让七名勇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高震亚仪式性地理了一个光头，要决心“从头开始”。徐虹是二中队操作班的班长，他的班里，除他之外，有五六个人后来都当上了将军，大家风趣地称他为“将军班班长”。“将军班班长”操作执行了很多次发射任务，每次都很顺利，于是他很“顺利”地入选“七勇士”。佟连捷是一位满族小伙子，著名的八旗子弟“镶黄旗”后裔，执行任务之前，他刚刚请假回家完婚。接到任务命令后，他“迷”一样的消失了，直到三十多年后，“两弹一星”公之于世，家乡亲人在报纸上看到当年“七勇士”的照片，才知道佟连捷那次神秘归队原来是为了发射原子弹……
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元帅飞抵发射场，坐镇指挥“两弹”结合试验。聂帅临行前，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找他谈话。毛主席诙谐地对聂荣臻说：“你一贯是打胜仗的，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这句给前线试验人员解压的话，寄托了毛主席对聂帅无限的信任和希望。
来到发射场，聂荣臻首先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决定27日实施发射。26日下午，“七勇士”中职务最高的一部政委高震亚领队，和李福泽司令员一起，分别押运导弹和核弹头从7号、6号前往核武器发射阵地。老天好似要故意考验一下发射人员的意志，这一天，深秋的戈壁已经带着冬天的强寒流席卷而来，直吹得戈壁滩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整个发射场沙尘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二十米。
要在平时，这绝对是一个极不适于转运的日子，更何况是原子弹。但是，这是决定和新中国命运的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为了赶上27日的好天气发射，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高震亚所带的车队迷路了，连司机也看不清自己是否在路上还是在戈壁上行走，他们只能沿着唯一能辨别方向的电线杆往前缓慢行驶。50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大风中，操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展开吊装。为了防止导弹与地面设备碰撞，他们在弹体上加了几道绳子，二三十个人一起拉扶，用最慢最稳的速度，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终于将核导弹安全顺利地固定到野战发射台上。 1966年10月27日，试验当天，陇海、兰新铁路、航空全部停运，发射场区至新疆空爆试验场弹道飞行走廊内居民全部疏散，并派飞机对预定飞行弹道两侧200公里地区进行了安全搜索。发射场所有非参试人员全部乘火车撤离到100公里以外。他们每人都学习了自我保护办法，不能往发射方向看一眼。
27日凌晨5点，导弹要进行加注了，首长和第一批工作人员即将按要求撤离发射阵地。聂荣臻也早早来到现场，为了给大家鼓劲儿，撤离前，聂荣臻又在发射场坪上看望了参加发射的部队官兵，还专门下到地下控制室，看望了最后留守发射阵地的七名同志。
第一批工作人员撤离后，加注中队为导弹加注了液氧推进剂。之后，控制分队进行了临射前的最后一次检查，确认每一个开关、按钮和接线、瞄准机构都没有问题后，阵地上最后一批人员也开始撤离。
最后的一辆汽车缓缓驶离了核武器发射阵地。
王世成和颜振清最后一次检查了气源、電源、高速摄影等设备，和高震亚一起钻进地下室，盖好密封盖。
地下室是临时修建的“井式”控制室，井口直径不到一米，控制室也只有十来平方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摆放着发射控制台、指挥调度设备，以及急救必需的应急氧气发生器、防护用具、食物、棉被、便桶等生活必需品。小小的地下室里，留给工作人员的空间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平时不盖“井盖”还好，一旦盖上，里面不一会儿就闷热难耐，呼吸困难。之前，“七勇士”已经在地下室做了多次适应性训练，佟连捷、徐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头晕、恶心、拉肚子等症状。但大战在即，这点“小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在“七勇士”全都来到地下室时，大家才发现里面多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代司令员李福泽——发射场的最高统帅。原来，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藏”在地下室。
高震亚愣了一下，这可让他犯难了：他是司令啊，平时谁敢不听他的？大家都明白李福泽的意思，但是现在，是核导弹发射的关键时刻，必须严格按照指挥部的程序执行。想到这里，高震亚有足够的理由了：“司令，不是我们赶您走，这里太挤了，您得赶紧撤走。”
但李福泽还是坚持不走。高震亚指着电话说，要是留下，就给指挥所的聂帅打电话，要是聂帅同意，就留下，否则就要推迟发射。
高震亚这招真把李福泽给“唬住”了。此时，得知李福泽留在地下室的聂荣臻元帅打来了电话，他要求李福泽立即撤离，他的位置在指挥所，不在地下控制室。
李福泽最后信任地看着自己的七位部下，和大家一一握手作别，钻出地下室。
钻出地下控制室后，李福泽还是没有离开，他又在井口外面坐了下来。作为发射场的最高统帅，李福泽很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在最危险的一线“压阵”，陪“七勇士”坚持到最后。
可以想象，一旦发射失败，方圆数十公里内的任何生物都将化为灰烬。李福泽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能紧张。
但是，毕竟是核导弹发射，操作人员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这个时候，不能再有任何乱子。当张震寰再一次打电话催促他时，他不得不离开了发射阵地。
此时，还有另一处距离核武器发射很近的地方，那就是核武器发射的安控阵地，安全指挥员顿河和几名安控人员坚守在这里。他们是除发射操作人员之外，距离发射阵地最近的地方。第一试验部部长吕诚华来到这里，和安控人员一起坚守在最危险的岗位。“热核”发射试验到底会不会偏离航区？飞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们按下安控按钮的时刻，也将是他们同原子弹一起灰飞烟灭的时刻……
上午8时45分，地下室内，王世成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此时的敖包山指挥所内，空气一样紧张凝重。聂荣臻用密语向周恩来汇报：“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发射在即，王世成和颜振清钻出地下室，最后一次检查了一遍连接设施，又回到地下室。
我们要感谢那个年代特富有时代特色的打油诗，可以在最紧张的时候，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缓解和鼓舞人员紧张的情绪：王世成和颜振清回到地下室时，距离发射时间不到10分钟了，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王世成大声朗读了一首不知道是谁专门为导弹试验而作的诗：主席思想更高举，雄心壮志定实现。为了革命搞试验，誓把生死抛一边。严阵以待要沉着，关键时刻更勇敢。巨龙腾空震五洲，春雷撼动地和天。主席思想放光芒，四海欢腾敌悲惨。
读完了诗，还有几分钟。高震亚是“七勇士”中最年长也是职务最高的人，他又引用当年长征的事例，给大家做临射前的动员，鼓励大家不怕苦、不怕死，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也要顶得住。
“不怕死”毕竟只是一句话，当一个人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不去想是一种最好的处置方法。在那个时候，“七勇士”的确没有时间去考虑生与死的问题，他们要全神贯注地干活儿，此时的他们不仅掌握着两弹结合试验，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掌握着发射场的命运……
8点55分，王世成下达“5分钟准备”口令。他的声音通过调度传到20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通过声音，李福泽听得出来，地下室里的“七勇士”状态很好。
9时整，王世成下达了“开拍”“主级”口令，接着是“点火”口令。
9时10秒，主控台操作手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霎时，轰鸣声随着大地的震颤传来。地下室内，七人凝神屏气，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地下室里，只有核导弹起飞的轰鸣和调度里各观测站的声音：
“程序转弯。”
“飞行正常。”
这样的声音足以让“七勇士”有些振奋，他们的心随着导弹一起飞翔、飞翔。大家无法预料，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落到河西走廊的某个地方？或者偏离飞行航线？安控阵地上，顿河和安控人员一起，全神贯注地观测和计算着“东风2号”的飞行轨迹：正常。正常…… 发射阵地地下室内，核武器飞行的轰鸣声逐渐远去，发射场死一般的寂静更增加了“七勇士”急切的心情……
凝固的空气一直持续了9分钟，罗布泊弾着区传来报告：
“发现目标。”
“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
“七勇士”紧绷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他们在小小的地下控制室里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躲在掩体内的人们，此刻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第一时间敲锣打鼓奔向50号阵地，欢迎“七勇士”“重返人间”。
从地下室里爬出来的“七勇士”，面对欢呼而来的人群，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他们在现场刻下了“核导弹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发射成功”的字样。
敖包山指挥所内，聂荣臻第一时间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第一时间报告了毛主席。
当晚，发射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会上，聂荣臻元帅铿锵有力地宣告：“霸权主义对我國进行核讹诈、核威胁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飞向太平洋
“580”这个数字，在中国国防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任务——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代号。
早在1965年3月，“东风2号”中程火箭试验定型之后，周恩来总理就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研制射程更远的中远程火箭“东风3号、东风4号”和洲际运载火箭“东风5号”。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军委确定于1971年进行“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
方案确定之后，发射场随即展开中远程火箭发射工位的设计建设工作。1965年9月，工程兵109团、安装技术总队、建工部七局、工兵机械营、装卸队、汽车运输分队、基建部工程队、七机部安装队2500多人住进当初设计时预留的2号场地，进行中远程火箭的“5020”工位建设。1967年，由国防科委7局组织的专家组前来2号发射场进行现场勘查后决定，利用2号阵地现有的建筑和设备，在“5020”工位的基础上扩建一个能够完成“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试车和发射工位，同时兼顾“长征”运载火箭的发射任务。1967年3月30日，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在2号发射场地扩建东风5号试车、发射工位的任务，工程代号“138”。
1967年7月，“138”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按照工程设计要求，要建设一个长73米、宽35米、深23米的导流槽和深埋13米的地下发射控制室，这是机械化土方作业的主攻阵地。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反倒成了“138”工程的第一块“硬骨头”。
随即，工程兵107团、109团、技术安装总队、建工部七局等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非标准设备加工和安装人员奔赴发射场，加入了发射场建设大军。
就在大家争分夺秒加快建设的时候，负责导流槽挖掘的工程兵109团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题。
在建设“138”工位之前，发射场还没有开挖过20米以下的地下设施。而现在，发射塔架的单导流槽设计需要挖到地下23米深。在干燥少雨的戈壁滩上，下挖二十来米本来不是问题。谁知2号区域的地下水位很浅，刚刚挖到七八米就见水，挖到十几米时，地下水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让承担导流槽建设的工程兵吃尽了苦头。
越挖水越大，工程根本无法施工。施工人员不得已在发射场区周围打井排水，试图把干扰施工的地下水抽出去。打一口井不够，打两口、三口……但是，谁也没想到，抽水的井还没有打够，电力却成为更大的问题。
建场初期的发电厂发电量并不是很大，除了能够保障正常的试验用电，生活用电都常常无法保证。抽水泵耗电量比较大，发电厂提供的电力只能带动两三台抽水泵，这对于当时大量涌出的地下水来说，远远不够。
没有电，打再多的水井也没有用。在干燥少雨的戈壁滩上，2号发射场建设工程第一次不得不因为水太多而停顿下来。
听说发射场施工遇到困难，远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也急了。周总理亲自给水电部打电话，让水电部调派一台发电车支援发射场建设。就这样，水电部紧急调派第49列发电机车，千里迢迢奔赴大漠。
有了电，施工人员在导流槽周围大大小小打了42口井，昼夜不停地排水作业，每日平均抽水量达到5万吨，解决了导流槽施工的“水患”。
1970年9月，用于远程火箭试车的“138”工位顺利竣工。“向阳红5号”远洋考察船也考察选定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海上落区。发射场建好了，海上落区选定了，然而，后续研制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进展缓慢，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
1975年初，经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再次决定，于1977年进行“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为了积极筹备这次试验，1975年7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了“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协调会议，确定由第一试验部承担“东风5号”前期低弹道飞行试验。为此，发射场对发射设施及时进行了更新建设，建成了安全控制中心和新一代光测系统、遥测中心等等，积极训练发射队伍，及时掌握火箭研制的状态变化，严阵以待迎接全程飞行试验。然而，还没等火箭出厂，1976年，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溘然长逝，全国上下陷入极度悲痛之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再次被搁置案头。
一晃又过去了三年。1978年7月12日，党中央、中央专委重新审批了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计划，决定在1980年5月进行“东风5号”首次全程飞行试验，任务代号“580”。
几起几落，让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充满了磨难。远程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射程超过9000公里，将飞越千山万水和别国领空，射程长、精度高，国际影响巨大，稍有不慎，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为了抓好“580”，国防科委把“东风5号”全程飞行试验列入重中之重的“头号”任务，对发射首区、落区的选择做了大量的调查论证工作。此时，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试验靶场已经分离为多个卫星发射、测控及其他科研试验中心。由于“580”需要同时测试4枚火箭、连续发射两枚。为慎重起见，国防科委最终将发射首区确定在具有两个发射工位、两支发射测试队伍和具备连续发射能力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海上落区选择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与埃利斯群岛之间的太平洋公共海域，并在斐济群岛以北作为备份海域，中途将飞越日本海域和关岛附近领空。 1978年10月，“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的低弹道飞行试验全面拉开。10月5日，第一枚“东风5号”低弹道飞行试验从“138”工位起飞，在新疆库尔勒预定区域降落，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几个月后，1979年4月5日，第二发用于考核安全性能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低弹道飞行试验从“5020”工位发射，按预定程序完成了火箭与载荷分离，检验了“5020”工位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功能，取得了完整的光学和遥测数据，为“东风5号”火箭运行轨道精度鉴定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了进一步检验火箭发射各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适应性，国防科委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组织了四次高、低弹道火箭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了“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的可靠性。1980年1月27日，党中央在听取了有关“东风5号”的前期飞行试验报告之后，批准了“东风5号”全程飞行计划。随即，各系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国防科委对各大系统明确提出了要求：发射首区要确保火箭发射万无一失，保证打出去，落点准；远洋船队要安全出去，胜利返回来；测量分队要把各种数据测下来，处理好，通信分队要保证通信畅通无阻。
为了组织好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发射场和七机部联合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580”任务首区试验临时党委，七机部又选派了480人的庞大试验队进驻发射场，协助此次发射任务。“580”成为综合试验靶场分离为多个独立发射及测控中心以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庞大的一次发射任务。
从1979年12月起，到1980年4月初，“东风5号”火箭的相关试验产品陆续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程飞行试验全面展开。
此时的发射中心，技术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的过渡阶段。为了熟练掌握发射技术，发射中心多次组织技术人员下厂学习，并在发射场举办了80多期不同类型的专业训练班，同时进行严格考核，确保“精兵良将”上一线。从3月25日开始，一个多月时间里，技术人员昼夜奋战，连续对6套火箭控制平台装置、8套单元仪器、3枚火箭的技术状态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测试。对产品质量的检查则更加严格。测试期间，技术人员发现一台备用发动机的推进剂导管里，有一根丝状类似裂痕的东西。火箭的燃料输出口非常狭小，技术人员无法进入其中去观察情况。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医生检查身体的“胃镜”伸入燃料输出管检查，终于让问题水落石出。用“胃镜”给导弹检查身体的故事颇有些“幽默”，不过，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却让人难以释怀：一名技术骨干接二连三接到家里发来的关于孩子病危的电报，催促他回家。但在这个“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决战时刻，他却悄悄把电报藏起来，坚守在任务岗位。直到他执行完任务匆匆赶回老家时，他和孩子早已经阴阳两隔，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当大家怪罪他为什么不早说时，他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对祖国国防事业的全部情感：任务紧张，没有心思考虑孩子。
就是这样一群奋战在试验一线的航天科技队伍，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他们以超乎想象的忍耐力、大漠般宽广的胸怀、近于苛刻的严谨态度，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投入到试验之中，圆满完成了运载火箭的所有测试工作。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从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东经171°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
这一天，第一枚火箭转往发射阵地，竖立到“138”工位上，展开了发射前的最后检查。5天后，第二枚火箭也从十几公里外的技术区转运到2号发射阵地的“5020”工位。两座相隔四百米远的工位上，两枚火箭倚天而立，像两位双胞胎巨人卫士，肩挑着共和国射程最远的防守重任。
此时的全国各测量站、南太平洋海上落区，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5月16日，国防科委组织了任务全区联调测试和综合演练，发射场、航区测控站、海上落区均圆满完成演练任务。全程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就绪。
5月17日，在听取了气象、航区和落区气象汇报后，发射场“580”任务临时党委下达了推进剂加注命令。
5月18日凌晨2点，远在9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海上落区已经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发射阵地上，同样灯火如昼，加注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对“138”工位上即将出征的第一枚火箭进行推进剂加注。
上午8点，阳光普照着晴空万里的戈壁滩，发射进入两小时倒计时，“东风5号”首次全程飞行试验发射任务书签署完毕。
9点30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从发射场撤离。发射场指挥长石荣屺最后一次检查了火箭的关键部位，来到距离发射场百米远的地下控制室内。此时的调度指挥已经交到了这里，零号指挥员刘德普清晰地下达了“30分钟准备”口令，这口令通过调度，传到发射场指挥所里，传到北京国防科委指挥所，传到渭南、厦门、青岛等全国测控站，传到9000公里外的海上落区。
发射场指挥所里，前来坐镇指挥此次全程飞行试验的张爱萍上将、指导发射任务的钱学森副主任等领导都汇聚在这里，等待着“东风5号”最后的点火时刻。
10时整，地下控制室传出刘德普清晰的口令：牵动。开拍。点火。
随着刘德普的口令，点火手崔吉俊按下了点火按钮，第一发“东风5号”火箭从“138”工位拔地而起。
8秒后，火箭开始转弯，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上空，在全国测控站的接力测控和光学跟踪下，向着南太平洋方向呼啸而去……
太平洋上，远洋测量船队收到火箭起飞信号后，船上航测直升机随即起飞待命。10分钟后，遥测直升机飞抵预定位置，等待捕获目标。“远望号”测量船上根据发射场区和陆上测量站传来的测量数据，引导船上各测量设备的天线等待在截获点上。
落点的打捞船、补给船和直升机，也已做好了准备，在9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海域翘首期盼。
20多分钟的行程，从祖国大西北到南太平洋，全体参试人员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用测量设备紧紧跟随着火箭飞行的轨迹。
10点26分，一个小小的亮点出现在天空中，越来越大，火箭二级携带者载荷准确再入大气层。
遥测直升机的180雷达准确地识别跟踪目标，越飞越近的亮点闪了一下，突然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在天空撒下许多纷纷扬扬的亮片，犹如节日的礼花，让落点海域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不一会儿，火箭钻出云层，拖着长长的云烟呼啸而至。
随着一声巨响，从火箭中弹出的数据回收舱打开了降落伞，徐徐下降。
“东风5号”飞行了29分57秒，飞越了9070公里，顺利溅落在预定海域。数据舱溅落时激起百米高的巨大水柱，犹如巨龙出海。在预定空域盘旋执行打捞任务的直升机迅速对准数据舱，悬停在离海面30米的上空。潜水员刘志友沿着软梯跃入海中，迅速钩住了回收舱，圆滿完成了海上打捞任务。
当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令世界再次对新中国刮目相看的消息：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3天后，发射场又组织实施了第二发“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至此，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580”任务圆满结束。
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落下了帷幕，它留给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掌握现代化精密科学技术上迈进了重要的一部，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中国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作出的又一项重大贡献。从苏制近程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原子弹爆炸试验到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中国国防事业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拓荒之路。今天，当我们徜徉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忘记，当年在西北大漠边陲那一次次响彻云霄的轰鸣，如同东方雄狮的怒吼，宣告着新中国不容侵犯的神圣主权……
1958年元月的一天，当两架“米—4”直升机降落在酒泉鼎新以北一个后来被称为“8号”的额济纳旗村落旁边时，牧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空中来客”十分诧异。而从飞机上走下来的高鼻梁白皮肤的外国人和高级将领，更令他们惊讶不已。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生活了数百年的这片家园，即将要变成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他们也不知道，十几年后，这里会升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他们更不知道，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也会从这里启航，缔造额济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传奇……
张贻祥少将陪同着苏联专家，在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的带领下走下飞机。苏联专家对这一片质地坚硬、地域广阔并且人烟稀少的戈壁大加赞赏。俄语翻译组组长夏铭智及时将苏联专家的意见准确地传达给专家组勘察人员。张贻祥明白，这地儿总算有着落了。
1957年秋天，正在白城子常规武器靶场任场长的张贻祥少将接到了总参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的电话，让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到北京参加新的任务。由于许多试验缠身，接到电话后的张贻祥并没有马上行动。一直到12月20日，在王树声大将的一再催促下，张贻祥才来到北京找王树声。
一进办公室，王树声就没好气：“让你来不是我定的，是军委定的。你再不来，我怎么向军委交差呀？”
张贻祥一听，心里很是吃惊，也为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来报到有些过意不去。“军委找我干什么？”他急忙问王树声。
“我也不知道。”王树声的回答让张贻祥更加捉摸不透，“你赶紧去找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报到，他会告诉你的。”
张贻祥只好揣着一肚子疑问来到北京复兴路炮兵大院找炮兵司令员陈锡联。
“你可真难请呀。”陈锡联和张贻祥一见如故。寒暄之后，陈锡联把张贻祥介绍给具体负责工作的炮兵政委邱创成。张贻祥这才知道，我国要建设一个导弹试验靶场。早在1957年8月，党中央就已经作出建设导弹靶场的决定，并把这个秘密任务交给了当时的炮兵筹建。很快，“靶场筹备处”在炮兵大院的一栋两层楼房内悄悄诞生。这个当时极度保密的机关被称作“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司令员陈锡联对这个秘密任务也是一头雾水，他向军委点名要常规武器靶场的场长张贻祥来负责筹建工作。
“我什么都不懂呀。”听说要建设导弹试验靶场，张贻祥一下子感觉到压力山大，“我连导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你行。你搞了个常规武器靶场，比我有经验。”陈锡联对张贻祥十分有信心，“我是打炮的，干不了这差事才把你要来。”
邱创成也告诉张贻祥，苏联专家马上要来了，具体问题等苏联专家来了再说，目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迎接苏联专家。张贻祥一听，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些。
负责俄语翻译的夏铭智等人也来到炮兵大院报到。夏铭智从小生活在哈尔滨，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参加了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作为与苏联直接接壤的大城市，哈尔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学俄语在哈尔滨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夏铭智的记忆里，当时哈尔滨许多高校里打扫卫生的都是苏联人。解放初期抗美援朝和建设时期，苏联对华援助使得俄语翻译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职业，那些曾经为大学打扫卫生的苏联人转眼都成了俄语教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夏铭智的俄语水平几乎赶得上自己的母语。早在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夏铭智就被调到沈阳高射炮学校当翻译。由于他的俄语水平很高，不久，他又被调到炮兵司令部，给陈锡联司令员当翻译。如今，如此高规格的秘密任务来临，夏铭智自然成为炮兵司令部点名的俄语翻译人员。
1957年12月30日，第一批负责靶场勘察的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少将一行40多人抵达北京。在中国地图上研究了一番之后，苏联专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距离俄罗斯远东最近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地区。1958年元旦刚过，张贻祥少将陪同苏联专家一行乘坐“伊尔—14”客机，到东北上空勘察了一番。东北索伦、二连浩特一带的茫茫雪原和此起彼伏的山峦，让初步勘察的苏联专家对东北作为导弹靶场的设想画上了句号。不过，在这次初步的勘察过程中，发生在飞机上的一次谈话，却对我国第一个“海陆空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规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盖杜柯夫：“你们搞靶场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
张贻祥：“我也不知道，请你们谈谈吧。”
盖杜柯夫：“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火箭试验的综合性靶场。根据中国的技术情况，我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在苏联，靶场领导起码是中将、少将，技术人员必须是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至少需要1000人。需要建一个能容纳100多架飞机的大型机场，一期工程至少要2万人……”
盖杜柯夫的意见并不是苏联最优的方案，而是过去苏联起步时建造靶场时走过的路子。不久，他们发现综合性靶场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单一的靶场才有利于各自技术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在综合性靶场建成不久后便逐渐分开的原因，此为后话。
回到北京，张贻祥第一时间将苏联专家的意见向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做了汇报。如此浩大的工程，着实让陈錫联司感觉有些吃惊，这不是靠炮兵的力量能干得了的。陈锡联随即向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请示。彭德怀听了，对靶场建设也有了初步设想，他随即向毛主席、周总理做了汇报，决定让20兵团回国，以兵团的形式把综合试验靶场的机关组建起来，再从全国全军抽调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和技术干部。
身在朝鲜的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就这样被推上了组建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的风口浪尖。
这一天，孙继先接到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电话，让他即刻回国。突然回国的命令让孙继先有些兴奋：“回国干什么？”他迫不及待地问。但杨勇并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任务，只告诉他是军委的命令，让他立即回国找总政副主任萧华报到。既然是军委下达的秘密任务，肯定大有来头，孙继先这样想着，他一刻也没敢耽搁，只带了吕诚华等几名机关同志和贴身秘书，急匆匆踏上了回国的列车。火车上，孙继先脑海里盘算的依然是打仗。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自从1931年参加农民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以来，不知道打了多少大仗和恶仗。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后，红军被迫北上，踏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敌人围追堵截、水深险峻的大渡河面前，孙继先率领先遣团一营冲锋陷阵，组织17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了渡口阵地，掩护大部队顺利渡过了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孙继先率部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军斗智斗勇，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残酷扫荡，歼灭了侵略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孙继先曾参加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封战役等等，立下了赫赫战功。淮海战役，孙继先领命率部打援，有力支持了全歼黄维军团和杜聿明部的战斗。他英勇顽强、机智果敢的战斗作风早就在军中流传。朝鲜战争，他又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锋。参加了这么多战斗，每一次任务，上级都会给他明确的任务，好让他早有准备，及早策划。但这一次，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猜测如此紧急地让他回国，一定是又有什么重大战事，或许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让他去福建沿海驻防等等。思索了一路，还是谜一样让他着急。火车一到北京，孙继先来不及休息，便直奔总政萧华副主任办公室。 听到是让自己去筹建导弹试验靶场的任务，孙继先又兴奋又有些畏难。不过，这么多年带兵打仗，孙继先对于上级下达的命令，从来都是不讲条件坚决接受。萧华让他多向苏联专家学习，有什么问题和苏联专家商量。于是，他紧急给军委写了个报告，让20兵团马上回国。第20兵团回国的计划也悄悄安排上了日程。按照总政治部“政治条件好、身体条件好、有文化”的原则，政审人员对第20兵团干部队伍进行严格的“政审”，符合条件的留下，不符合条件的安排转业。此时，从全国全军抽调大学生干部的工作也秘密展开。
回国的第二天，孙继先就来到炮兵大院报到，和苏联专家坐到了一起。此时苏联专家刚刚在张贻祥的陪同下勘察了东北地区，正在重新研究中国地图，他们把目标投向中国西北的沙漠边缘。
1958年1月18日，孙继先和陈锡联、张贻祥等人陪同苏联专家乘专机抵达兰州，在兰州军区的协同下，对选中的银川以西、武威民勤、额济纳以南三个地区展开大规模空中勘察工作。专家组每天从兰州起飞，勘察完后再回到兰州，每天空中来，空中去。初步勘察后，专家组又换乘直升机进行地面勘察。杜荣民、申建基分别带领勘察分组去往民勤、银川一带地区勘察，以苏联盖杜柯夫少将为主的大部分专家进驻酒泉，准备对额济纳地区进行详细勘探。直升机沿着弱水河一直往北，穿越过鼎新公社后，大片的戈壁沙漠跃入眼帘。在一片绿洲旁边的土房子上空，盖杜柯夫让飞机落下去看一看。
这是一片当地蒙古族牧民居住的地方，正在修建的土房子还没有完工。陈锡联上将和盖杜柯夫一行的到来让牧民们格外吃惊。他们有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领导突然空降在这片荒漠上。这天晚上，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少将和陈锡联上将他们一起，仿佛都回到了多年前的战场上，在这些连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的土房子里，和着皮大衣战靴躺在铺了一点干草的冻地上。数九寒天，戈壁大漠的风沙以自己惯有的猛烈手段，“招待”了这些举足轻重的将军和专家们：第二天醒来，他们的鼻子、嘴巴、耳朵里都满是沙子。最难以忍受的是寒冷。戈壁沙漠的寒风格外刺骨。为了取暖，大家把屋子的窗户、门全部堵住，找来梭梭柴燃起篝火取暖。如此一来，屋子里暖和了许多，却差一点弄出人命来。
陈锡联睡不着，叫来王尚荣喝茶聊天，一直聊到天亮。二人早早出了屋子，他们发现张贻祥的屋子还堵得严严实实的。陈锡联在门口喊了一声，没有人答应，便推开屋门进去，才发现张贻祥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原来张贻祥把屋子堵得太严实，一氧化碳中毒了。大家吓了一跳，陈锡联赶紧让勘察任务的飞机紧急将张贻祥送往兰州抢救，才挽回了一场重大损失。
勘察组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牧民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骆驼和带路人员，帮助勘察组专家对内蒙古边境以及弱水河周围广袤戈壁的社会情况、交通条件、地形地质、气象气候、电力供应、水源补给、土地占用以及周边居民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勘察，基本确定了在这里建设综合试验靶场。随后，陈锡联一行又飞往新疆，寻找合适的弾着区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盛情接待了勘察组，对国防建设用地非常支持。在自治区的支持下，勘察组很快选定了南疆库尔勒及和田地区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地带作为弾着区域。
二十多天的勘察结束后，专家组回到兰州，开始写勘察报告。此时，关于靶场的确定地点，却在孙继先和专家组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戎马一生的孙继先始终考虑着大部队的生存生活保障，他建议把银川以西作为靶场建设的方案，因为那里靠近黄河，有社会依托。但苏联专家认为，靠近黄河这样大的河流对靶场来说非常不利，有社会依托更不利于保密。靶场毕竟不同于作战，孙继先最终作出了让步，认同了苏联专家的意见。随后，孙继先又随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和苏联专家一起，对葫芦岛、秦皇岛、旅顺、威海等地方对海上分场进行了勘察。2月底，专家们回到北京，准备向中央军委汇报勘察的初步方案。这次的勘察是顺利而具有决定性的，使得靶场建设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上了日程。
1958年2月14日，京西宾馆内将星闪耀，彭德怀、聂荣臻、乌兰夫、刘亚楼、萧劲光、万毅、安东等中央和军队领导人齐聚一堂，听取关于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科学试验靶场的方案。
汇报会上，苏联专家做了详细的汇报，俄语翻译组长夏铭智现场将苏联专家的汇报翻译给在座的首长们。苏联专家重点汇报了甘肃金塔县以北、内蒙古额济纳南部地区情况，这里地势平坦开阔、移民少、水源充足、距离兰新铁路和酒泉飞机场近、便于保密等有利条件，建议作为陆上综合试验靶场，葫蘆岛作为海上分场，新疆库尔勒和和田地区作为陆上弾着区。
建设靶场，移民搬迁是头等大事，也是历来最为棘手的民生工程。当大家把目光投向求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时，乌兰夫极为痛快：“你们不就是要那块地吗？只要你们定了，我马上让他们搬迁。”
乌兰夫的话让与会首长和专家组十分欣慰。汇报会结束后，彭德怀元帅将综合试验靶场的勘察报告递交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详细看完勘察报告，又专门把陈锡联叫到办公室，对勘察报告中的一些细节一一询问解决办法，才将报告呈送给毛主席。
1958年2月26日，毛主席在勘察报告上作出批示，同意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南、甘肃省金塔县以北地区建立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性试验靶场，并将报告批给中央书记处办理。3月3日，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在勘察报告上签下这样一行字：“书记处已同意。”
就这样，我国第一个“海、陆、空陆上综合试验靶场”顺利诞生了。随后，试验靶场进入了艰苦的创业时期。从全国、全军抽调的技术队伍骨干人员陆续集结在北京培训学习，而负责工程建设的人员开始奔赴茫茫大漠，进行工程建设勘察和建设工作。
此时，位于额济纳绿源附近的牧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员的到来会跟自己有多少干系。张贻祥带着工作组和旗政府人员一起上牧民家做说服工作。尽管乌兰夫主席极为痛快地答应了搬迁，但真正来到牧民家里，知道自己要离开生活了三百多年的家园，还是十分不舍。不过，热情纯朴的蒙古族人民对国家民族事业深明大义，当听到这里要搞国防工程，他们二话不说，怀着极为难舍的心情说：“只要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就搬。”
张贻祥和旗长沿着弱水河下游跑了很多地方，为牧民寻找下一处可以栖息的草原。牧民们把蒙古包一拆，放到驼背上，赶着羊群去寻找新的牧场。
没有任何象征仪式，家就这么搬走了。不过，禁区内一座喇嘛庙的搬迁却引起了牧民们发自内心的反对。喇嘛庙在蒙古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牧民们和喇嘛说什么也不肯搬。这让张贻祥和负责靶场建设工作的特种兵工程指挥部参谋长赵东寰等人十分为难，他们找到旗政府领导，反复给牧民做工作，终于得到了牧民的同意。搬迁时，张贻祥选调了最好的司机，把神像包好，为避免相互磕碰，每个卡车只搬运一尊神像。一路上，司机小心翼翼，碰到不好的路，都要下车先修好再通过，防止颠簸对神像造成破坏。看到神像安安稳稳地搬迁到距离绿园14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一点也没有损坏，牧民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不能忘却的“7169”
195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建立第一个陆上综合试验靶场。为完成这个艰巨而浩瀚的工程，1958年4月11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召开特种工程专门会议，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陈士榘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旭清、谭友林任副司令员，黄文明为副政委，赵东寰任参谋长，姚国民为政治部主任，李基任后勤部长。“7169”部队以志愿军第19兵团机关和志愿军工程指挥部为基础，汇集从全国全军抽调来的工程兵建筑101团、102团、107团、109团、124团、125团、工程兵第4、5、6、8、9、10团和两个工程兵师、两个汽车团、步兵195师、铁道兵10师以及医院、通信团等兵种，专门担负综合试验靶场建设任务。4月中旬，接到调令的各师团单位迅速从全国各地集结，在陈士榘上将的率领下，奔赴沉睡千年的茫茫戈壁，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惊天创举。
空旷的戈壁滩上，临时搭建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陈士榘走上主席团，挥动着他那有力的大手，对着席地而坐的数万建设大军，开始了豪气冲天的工程总动员：“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在这戈壁滩上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建设了。这项工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工程，能加入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中，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把工程建设好……”
刚刚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怀着祖国早一天强大的美好梦想和坚定信念，迸发出万丈豪情，大家纷纷写下决定书，保证工程如期完成。按照苏联专家提议的一部（地对地）、二部（空对空）、三部（地对空）和四部（海军陆上试验部）的功能划分区域，施工大军分甲、乙、丙和丁四个施工组奔赴各自施工地点。
1958年7月，特种工艺设计图纸拿来了，在刚刚建成的资料室内，一米多厚的资料图纸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地上。翻译组组长夏铭智是第一个带着家属来到靶场的技术人员，女儿成为“帐篷幼儿园”里的唯一一名同学。由于孩子少，夏铭智的女儿经常被同事们接走，妻子经常“找不着”孩子。夏铭智带着四五位翻译人员，昼夜不停地加班翻译。实在累得睁不开眼睛，就地躺上一会儿。五十多年后，退休在家的夏铭智回忆起那一段没日没夜的日子，依然十分激动，他说，每个人好像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了不得了。他们一边翻译，一边创造。俄文里没有“导弹”这个词儿，叫作“可控火箭”。也没有“靶场”这个词儿。在翻译如此专业俄文的过程中，夏铭智和同事们不断地按照中文的习惯创词造句，比如“首区”“航区”“落区”等等。这些临时揣摩的词儿如今都成了各发射中心的制式称呼，这是夏铭智没有想到的。
图纸翻译出来后，工程建设加快了脚步。工程指挥部坐镇酒泉市，从这里调集各种工程建设物资。试验靶场建设是特殊工程，中央专委明确指示，全国范围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工程建设顺利推进。就在大家夜以继日推进靶场工程建设之时，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突然召见陈士榘上将，明确指示靶场一期工程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彭德怀元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的党中央已经嗅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即将与中国决裂的味道，苏联援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必须抓紧时间把工程抢出来。
此前，陈士榘上将曾陪同苏联专家到施工现场视察时，苏联专家曾预言至少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建设。而现在，中央军委给他们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指挥部命令机关部门所有领导全部深入一线办公，现场指挥施工任务。
专用铁路是试验设施进场的唯一通道，也是综合试验靶场的生命线，成为当试验任务极为紧迫的任务。1958年2月下旬，靶场地点选定之后，铁道兵便接到了修建清绿铁路的秘密任务。铁10师接到修建此次任务的命令时，他们还正在浙江千岛湖施工。由于任务紧急，铁10师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工程移交，便开始准备开赴新的战场。进场动员之前，铁10师全体人员都接到了这样的纪律要求：所有军官送家属还乡，全体人员一律不得请假，不能通信，严守秘密，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对任何人不能讲部队去向，更不能把修建专用线的任何情况告诉任何人，死也要烂在肚子里。
自抗战胜利以来，铁道兵的足迹已经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他们将新中国的铁路动脉一次次伸向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之上。但是，还没有哪一项任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大家隐约感觉到，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硬仗。
6月14日，铁10师在师长李兴弟、政委张少华的率领下，开进茫茫戈壁。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从清水镇直接北上，另一路从酒泉金塔县进入茫茫戈壁。他们是第一支开进戈壁滩的建设队伍，面对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荒漠戈壁，白天黑夜無情肆虐的狂风沙暴，他们满怀着“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开始在戈壁滩上搭建帐篷，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大战。
与此同时，铁路设计图纸也在紧张进行当中。铁路线是由铁道兵和铁道部设计院自行设计的，勘察人员在长达270多公里的戈壁沙漠之中来回勘察，寻找最合适的路线。为便于快速施工，铁路沿线尽量利用现有的地形，避开石山等需要开山凿洞的地方。测绘人员每天骑着骆驼勘察测量，遇到水路山沟，就不得不用步行丈量。经过两个多月的勘察设计，于5月底完成了全部路线定测，6月30日，所有设计图纸全部移交负责施工的铁10师。枕木、铁轨等试验物资也同期运抵施工现场，为铁10师及时开工铺设、抢通这条大漠戈壁的生命线赢得了先机。 1958年7月1日，铁10师全线开工，师团营各级首长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副师长张保林曾在长征路上腿部负伤，走路不便，但他仍然争先恐后抢抬铁轨、扛枕木。在那个极为艰苦的年代里，领导的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官兵们相互比拼，有的人脚上磨起血泡，有的人肩上血迹斑斑，有的人手上老茧水泡重重叠叠；有时候正在抬轨，突然间风沙遮天蔽日，可怕的龙卷风横扫而过，刚刚铺好的铁轨和路基被吹得七零八落，只留下一堆堆沙丘；有时候一夜之间，钢轨、枕木全部“失踪”，被深埋在沙丘之下；有时候大风突袭，躲闪不及，人员受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照旧争抢着扛枕木、抬钢轨，抡大锤，打道钉，挥汗如雨却斗志昂扬，忍饥挨饿却情绪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施工高潮。三个多月时间，铁路已经向前铺设了167公里。
正当大家干劲冲天、加速推进时，10月24日，铁轨、枕木等轨料物资断货停运，官兵们急得团团转，有力无处使。12月23日，轨料运来了，但刚刚铺好的铁路沿线没有补给，铺轨机车缺水少煤，无法继续向前开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大家将生活用煤留给机车，用汽车给机车送水。时值隆冬，戈壁滩气温骤降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自然灾害造成的食物短缺又极大地考验着承担繁重施工任务的铁10师和正在场区施工的工程兵们。在极度严寒的天气里，官兵战风沙、斗严寒，披星戴月加班加点，继续向前铺设铁轨。1959年4月27日，从清水镇铺设到靶场腹地绿源270多公里的铁路全线贯通，打通了这条沙漠戈壁之中的“生命线”，保证了后续靶场试验建设大规模物资和人员的输送。
碎石场驻扎在祁连山脚下，他们先要爆破，再将大石块放进碎石机粉碎。工程建设和铁路修建对碎石需求量很大，碎石任务非常繁重，每个班每天都有指定的任务，白天完不成，晚上必须加班完成。因此，这里几乎白天黑夜机器轰鸣、粉尘飞扬。官兵们每天生活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除了两只眼睛，满身满脸都是灰尘，许多战士手冻破了，不时渗出鲜血，随便在身上擦一把。刚上身的大衣，没出个把月就磨得破破烂烂，棉花裸露着。战士们跟前来蹲点的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马苏政开玩笑说：“近看我们像一群乞丐，远看我们像一群绵羊。”前来视察的陈士榘上将看到大家在如此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加班加点、抢干工程，十分感动，他不止一次地劝告大家：“累了就要休息，休息好了再干。”战士们却回答：“等导弹上天后一定好好休息。”
电厂的工地上没有水井，将士们挖坑取水，黄黄的苦咸水和着泥沙，一位战士戏称为“免费的茶水”。生活在“免费茶水”坑附近无疑是幸运的。一期工程许多工地都远离水源，生活用水只能从上百公里外的水源地拉水。在满是沙石的戈壁滩上颠簸，送水车坏在半路是常有的事儿。战士们每天洗脸刷牙的只有小半盆水，早上洗把脸，放到中午；中午洗洗手，放到晚上；晚上还要用这点水洗手洗脸，最后洗完脚，才能倒掉。有时送水车坏了，连做饭的水都没有，大伙儿只能饿着肚子睡觉；有时风平浪静的工地上，突然间狂风骤起，天昏地暗，帐篷飞天、油桶倒地，刚刚做好的饭菜，瞬间便落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子；炎炎夏日，骄阳炙烤，戈壁滩宛如巨大的蒸笼，帐篷里更是闷热窒息……为了抗击风沙和严冬酷暑，他们在戈壁滩上建造了许多半阴半阳的“地窖子”，如同祖先生活的原始穴居，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沙漠营房”……
让导弹早日上天，是激励官兵斗志的无形力量和鞭策，焕发出将士们无尽的智慧和能量。为了改善劳动手段，提高作业效率，大家集思广益，发明了“汽车流动装卸器、万能工具台、超平板振动器”等各式各样的作业手段，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不仅前方工地创造发明，后方保障也花样百出，手摇切菜机、淘米机、烧砖制瓦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落后的“发明”，却在建场初期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社会依托的戈壁滩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工程建设中，官兵们付出的不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也付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在一次风沙席卷中，一位技术干部为了寻找被大风刮走的图纸，牺牲在风沙之中；在修建铁路时，一排战士刚刚坐到高高的车皮下的阴凉处稍事休息，陡然刮起的大风吹落车皮上的钢轨，数名战士瞬间牺牲……在那个高度保密的年代，那些牺牲在工程建设中的工程兵们，他们的名字无法镌刻在鲜亮的墓碑之上，他们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的葬礼只是战友们默默的一个军礼……多年以后，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正式建成的时候，这些建场初期牺牲在戈壁大漠中的战士，已经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有的甚至不知道当初安葬在哪里……
1959年底至1960年初，工程施工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大批科研试验人员和苏联专家开始进驻发射场进行训练。此时正是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由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许多人出现了身体浮肿、夜盲症等现象。繁重的科研试验和施工任务考验着大家。最困难的时候，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沙枣、甘草都成了官兵的代食品。为了让高粱面口感好一点，有的连队把甘草熬成酱给大家吃，结果全连的人都流鼻血。一开始大家搞不清原因，情况上报后，总后专门派人来检查化验食堂的各种“代食品”，才发现是甘草酱惹的祸。还有的单位组织打黄羊、捞鱼来调剂副食。但是，数万大军的口粮，光靠这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了保住大漠深处的这支国防部队，周恩来、聂荣臻都出面从全国全军调粮。但是，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粮食可调，仅有的一些粮食，在运输途中还被没有饭吃的沿途群众偷抢过半。一次，保卫人员骑着骆驼巡逻时，发现了藏在发射场附近河边的农民。保卫人员把他们扣押起来后，才搞清楚是金塔附近的村民，听说部队有吃的，想来找粮食。发射场领导知道此事后，发动大家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帮助附近村民渡過难关。当时官兵每天的口粮自己都吃不饱，还要节约救济村民，其困难可想而知。
1960年秋，大部分工程基本竣工。在发射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尽可能减少发射场驻留人员，总参谋部下令工程兵立即撤出发射场，到中原腹地安排解决吃饭问题，剩下的工程由发射场自行完成。得到总参命令后，工程兵迅速集结。但是，等大家都上车后，专列却迟迟不发。原来孙继先司令员得到报告，有人将发射场剩余建设物资搬上了火车，于是下令扣车检查。陈士榘便将扣车检查事件告到杨成武代总参谋长那里。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让他赶紧放行。孙继先也告起状来，发射场物资这么紧缺，不能让工程兵带走。杨成武急了：“孙继先，是你指挥总参，还是总参指挥你？” 工程兵就在这样的一场口角中撤出了奋战两年多的戈壁滩。不过，口角归口角，孙继先和陈士榘还是成了莫逆之交。自1958年4月数万建设大军挺进戈壁滩，至1960年8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座面积二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型机场横卧戈壁、一条270多公里长的铁路穿越沙漠、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发射场坪、技术阵地、燃料库房、光测站、遥测站、气象站等等，星罗棋布地分布在1.3万平方公里的大漠之中……苏联专家预言15年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提前12年呈现在这片蛮荒戈壁之上，所有特种营房、通信、电力、给水等等各类生活试验设施全部提前完工。1960年8月，由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组织的工程质量检查中，所有工程被全优通过。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你们不仅提高了质量和速度，还抢回了设备，意义重大。
聂荣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时中苏关系已经高度紧张。按当时苏联专家的预言，等到15年后工程完工，早就人走茶凉，根本谈不上什么设备和援助。在我们工程完工之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苏联不得不按照合同把设备运到中国来。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汗水和生命，筑起了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科学试验靶场的基石。他们清楚地知道，靶场建成后，他们将默默离去；他们更明白，发射成功的光环，永远不会戴在他们头上。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珍藏着那份曾经在戈壁滩奋战的纪念，这份纪念会同祖国的强大始终联系在一起。工程兵撤出发射场后，有的回原部队服役，有的转业到地方安置。“7169部队”随着“特种工程指挥部”的撤销而消失了，但工程兵们的青春和热血永远镌刻在发射场的每一处建筑里，镌刻在发射场的一砖一瓦里。在“7169”这个集体中，从将军到士兵，人人都怀着同样的决心，人人都怀着同样的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的导弹早一天升空，让祖国的国防力量早一天强大起来。
从燃料危机到第一枚导弹升起
1959年，发射场迎来了第一枚苏制近程导弹“1059任务”的发射。
这枚导弹用的是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为此，发射场千里迢迢从吉林102厂提运来的32吨液氧。但是，当化验报告呈到苏联专家组组长契尔柯夫面前时，契尔柯夫看也不看便说：“你们生产的液氧有杂质，不合格。”
苏联的燃料化验专家不参与化验，就被契尔柯夫的一句“不合格”便全盘否定了我国生产的燃料。化验人员再次化验后，孙继先司令员亲自拿着化验报告来找契尔柯夫：“我们再次做了化验，证明我国自己生产的液氧是完全合格的，我们决定用我国燃料发射导弹，请你们参加。”契尔柯夫当场拒绝：“我们不参加，要打你们自己打，我们根本不负责。”孙继先十分气愤：“我们中国人的事，要你们负什么责？”
这是孙继先将军跟苏联专家的第二次争吵。上一次为了靶场选址，他让步了。这一次为了导弹发射，他被身边的人员拉开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发射计划被迫搁置。苏联燃料专家说中国生产的液氧里含有乙炔和油脂，一点燃就会引起导弹爆炸，必须用苏联生产的“合格液氧”。他们还吓唬说苏联有一次发射，因为液氧问题发射爆炸，炸死了1名元帅和16名将军——苏联专家所说的这件事应该是指发生在1960年10月24日的火箭爆炸，苏联航天将领涅杰林元帅被炸死，160多人牺牲。但此时距离这件事发生还有一个多月，苏联专家也许只是用这样的谎言来吓唬中方人员，千万不要用中方生产的液氧发射。但这句谎言很快就变成事实，发射爆炸真的炸死了1名元帥，也许连苏联专家自己也没有想到。
液氧是通过压缩空气生产出来的，因此液氧的纯度取决于工厂当地的空气质量。在任何一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各种焊接装修都会引起空气中油脂和乙炔的含量。苏联专家的话着实把刚刚起步搞国防的“小兄弟”吓怕了。每吨液氧五千元钱，三十多吨液氧十几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这些千里迢迢运回来的昂贵的液氧几乎全部都被迫排放到了戈壁滩上，拟定的第一次导弹发射日程只好取消。上级决定，由工程部副部长杜荣民亲自带队，前往东北、以更高昂的代价购买由苏联生产的“优质液氧”。
杜荣民带着特运专列，历时半个多月，来到位于哈尔滨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小镇等待装运苏联老大哥的液氧。他们在寒冷的东北边境苦苦守候了三个多月，也没有等来苏联方面关于液氧的任何消息，却意外地接到了上级要求他们撤回发射场的命令。
事已至此，杜荣民只能服从命令。看着东北绵延不尽的千里沃土，杜荣民想到了发射场所处的戈壁滩竟然连一点像样泥土都找不到，他实在不想让这趟专列就这么白白地跑一趟……
专列抵达发射场的时候，等待化验的女大学生们才得知专列上装载的不是液氧，而是东北的黑土。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发射场的每一位成员，更刺痛了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们。三个月拉了一车土。这成为化验室乃至发射场历史上最令人悲愤的一段历史。国产液氧到底能不能行？孙继先不信这个邪，他要化验室拿出数据。
发射场的事始终牵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有一次，孙继先回北京汇报工作时，毛主席特意把孙继先叫到身边，询问靶场组建和学习导弹技术的情况，“你是打仗出身，现在我搞建设，搞尖端武器也是打仗，要取得这个战斗的胜利，你就得多学习，把外国的技术学到手。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就强大了。”此后，孙继先每次去中南海，都要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嘱咐发射场技术人员要抓紧学习技术，并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们靠拐杖走路有多难？老大哥靠不住，你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液氧事件”让党中央明显嗅到了苏联即将撕毁协议的味道。1960年8月24日，发射场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至此，苏联结束了对华的全部援助。不过，在整个援助过程中，很多苏联专家还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教我们的技术人员学习导弹技术，如何维护设备等等。他们的要求很严，要求操作手必须背熟操作规程，口令、动作都要规范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必须重做。对做不好的人，还要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出差错的人，更是毫不客气。而他们自己，如果指导有误，也会被撤职。有一次，一位苏联专家设置故障时出现了错误，致使发动机涡轮泵在主机关机时不停地转动，地面无法断电，工作人员不得不爬上梯子，强行将导弹上面的电源断开。事件发生后，一中队的人员主动承担了错误，使这位专家避免了被撤职的后果。这位专家很是感动，更加卖力地为大家指导工作。有些专家在撤走前，偷偷把保密本交给翻译抄下来，再交给专家组统一销毁。测量部一位专家担着很大的风险，把自己的4本讲稿偷偷交给翻译。这些友好互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帮助了我们的技术队伍成长。 按照苏联专家的说法，油脂含量超过一定的比例会发生爆炸，而乙炔更加危险，只要有就会引起爆炸。至于油脂含量多高可以引起爆炸？乙炔是不是一碰就爆？苏联专家们只字未提。化验员们按照基地的部署，做了一次又一次试验，都没有发生爆炸。加大剂量，再做、再测，还是没有爆炸……这些来自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女化验兵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国产液氧“平反”的重任，全身心投入液氧的化验和试验之中。液氧的沸点很低，从内地拉回来，已经损失了不少，化验室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在液氧没有挥发完之前，把试验做充分、做足，甚至做超。为了证实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试验，往液氧里加入更多的油脂和乙炔。赵俊英记不清她们到底做了多少次试验，只记得大家连续十几个昼夜都没有合眼，夜以继日、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计算，都没有出现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
铁的事实面前，大家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的“国际玩笑”。
“苏联想用卡燃料的方法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射场，用国产燃料实施发射。于是，发射场紧急指派特燃专业人员分赴全国各地筹措推进剂，并于8月底将8700公斤酒精、64吨液氧、20桶过氧化氢运抵场区。
上级命令一经下达，全体人员群情振奋。承担发射任务的第一试验部一中队人员冒着干燥炎热的天气，反复演练，操作技术得到很大提高。瞄准班的测角时间从刚开始的90分钟缩短到20分钟，最后缩短到6分钟。大家还发明了很多诸如“反射检查镜”等设备，用于检查导弹内部不易操作的地方。
1960年9月10日7时24分，发射阵地控制室内，第一试验部试验处处长吕诚华下达了“点火”口令，操作员赖继丛按下了点火按钮。导弹在我国国产燃料的推动下，徐徐上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走的第17天。化验员们用自己的能力，粉碎了“中国液氧不合格”的断言。科技人员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对强者的依赖。现场主持发射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激动地勉励大家，要继续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把我们自己的第一枚导弹发射上天。
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国产导弹运抵发射场。这是真正考验我们自己实力的时刻，也意味着我国导弹事业的真正起步。
此时的技术阵地、发射阵地、化验室、办公楼，到处张贴着“发愤图强，打好国产导弹第一炮，为祖国争光”的横幅，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激荡在整个发射场。承担此次发射任务的还是一中队，大家纷纷写下决心书、保证书，所有人员推迟婚期、假期，全力以赴投入到第一枚国产导弹的发射任务当中。
11月的戈壁滩寒流一波接一波，大风席卷着沙石在旷野肆虐，夜间温度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工作人员抗风沙、冒严寒，热情高涨地战斗在导弹发射阵地。操作手吕同生拉肚子很严重，他怕影响任务，顾不上去医院，悄悄用铁丝将裤腿扎住，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发射成功。
发射前一天，11月4日，聂荣臻元帅抵达发射场，坐镇指挥第一枚國产导弹发射。
11月5日一大早，聂荣臻就赶到了3号发射场。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也被请到了发射现场观看发射。
导弹已经起竖在发射台上，如同一把利剑刺向蓝天。承担发射任务的一部一中队人员在场坪上集合，向聂荣臻元帅报告“准备完毕”。聂荣臻同大家一一握手，并鼓励大家说：“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就要从你们手上起飞了，你们是非常光荣的，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党信任你们，人民信任你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讲完话后，聂荣臻还和大家在即将起飞的导弹前面合影留念，还举行了隆重的剪裁仪式。
阵地附近一处临时搭建的指挥台前面，聂荣臻和大家远远地望着起竖待发的导弹，等待着导弹最后的发射时刻。8点，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有1小时了，发射场司令员孙继先用标准的军人姿态向聂帅报告：“报告元帅，导弹发射试验工作全部准备完毕，可否进入1小时准备？”
聂荣臻大声命令：“同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地下控制室内，负责发射的指挥操作人员全神贯注。有了一次发射经验的他们，已经算是发射导弹的“行家”了。
9时整，吕诚华下达了一连串口令：牵动。开拍。初级。主级。点火。
高速摄影飞速转动，电影经纬仪已经开始拍摄。
操作手赖继丛按下点火按钮。顿时，导弹尾部喷射出浓烈的焰火，拔地而起，直上蓝天，在天空中拉出了一道白白的长烟。150电影经纬仪记录下了这永恒的飞行轨迹。
看着导弹向西南方向飞驰而去，聂荣臻全神贯注地看着。10分钟后，安西弾着区传来报告：“弹头在理论着陆点准确着陆。”
现场观看的人群沸腾了，聂荣臻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随即向周恩来和毛主席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在发射场一所小礼堂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聂帅频频举杯，激动地说：
“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了。”
在新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阶段，苏联的援助是重要的，它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苏联专家的撤走并没有让我们失去靠山，相反，我们收获了很多知识。“液氧事件”的教训也是深刻而重要的，它“教会”了我们发展尖端科技，必须有“自己动手”的志气和毅力，更激发了我们在后来的航天征程中发愤图强、顽强拼搏的无限力量……
“东风2号”：从失败走向成熟
“东风压倒西风”，是那个年代十分流行的一句毛主席语录。于是，“东风”这个词就这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试验靶场的代号，同时也成为第一枚导弹的代号。 “东风1号”是仿制苏联的近程导弹，其飞行控制方式是横向雷达制导。说起来原理有点儿像大家熟悉的遥控飞机：飞偏了按一下遥控器，调整方向。再说得形象一点：比如马拉车，马夫用两根缰绳来控制马的方向，跑到左边了，拽拽右边的缰绳，跑到右边了，拽拽左边的缰绳，往那边拐，就拽那边的缰绳。“横校雷达”如同“东风1号”无形的“缰绳”，在距离发射阵地30公里外的地方设置了“横校雷达”制导站，用这种“遥控”方式来控制导弹的飞行方向。科技人员形象地称这种横向制导方式为“猴子尾巴”，甩不掉，飞不远。
我国自主研制的“东风2号”火箭，摈弃了横校雷达的控制方式，采用捷联贯组控制。1962年3月8日，第一枚“东风2号”火箭来到场区，从3月4日出场，5天的长途行程中，一路护送导弹的研制人员每隔两小时就要给火箭测量温度、湿度和压力振动情况，可谓关怀备至。
3月21日，“东风2号”火箭在发射阵地起竖，发射在即。“东风2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发火箭，大家对它寄予厚望，很多科技人员都没有后撤，云集在发射阵地东南侧的戈壁滩上，都想亲眼看见这枚我国自主研制的中程火箭发射试验。
然而，这枚火箭刚刚升空，飞行轨迹就不太正常，四十多秒后，开始下坠，紧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数十吨燃料瞬间化作巨大的蘑菇云腾向半空……
现场观看的科研试验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呆了，尤其是研制生产的试验队人员，更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们从火箭出场的那一刻起，一路倍加呵护、精心测试，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许多人现场痛哭失声，气氛十分沉重。
得知“东风2号”火箭首战失利，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都第一时间打来了慰问电话，给大家鼓气：科学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不要追查责任，不要泄气，要善于从付出的学费中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钱学森带着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精神，专程从北京赶赴发射场慰问，勉励大家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作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从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成功至今，大家还没有经过失败的锤炼，许多人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自己的技术。在发射场召开的总结大会上，钱学森说：“这次试验的失利，对我们是一次非常有益的教训，应当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用科学的经验告诉大家，导弹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庞大系统，每一个系统都必须科学严谨，决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当年毛主席请钱学森座谈中国导弹发展事业，钱学森曾经满怀信心地对毛主席说：“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年以后，“导弹之父”钱学森回忆起这段话，感慨地说：“要知道导弹研制这么艰难，当初我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地说出那样的话……”
这次发射，也让大家第一次目睹了火箭失败的破坏力和危险性。在距离发射场几百米远的戈壁滩上，被炸出了一个四百多平方米的大坑。要不是戈壁滩气候稀薄，冲击波破坏力小，后果真是不敢想象……随后，发射场专门在距离发射阵地两公里外的一座山上修筑了安全指挥所，这也算“东风2号”的一个教训。
失败乃成功之母。
“东风2号”首次发射失利的阴影在大家的振作中迅速转变为正面效应，而且远远超出了人们当时的想象。試验结束后，大家在现场认真分析光测、遥测数据，重新部署火箭研制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全面提高了地面试验力度，从零组件到元器件，从单机到整机，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科学试验制度，建立了一大批地面仿真试验设施……这些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成果，比成功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使得我国的火箭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两年后，1964年6月29日，修改设计后的“东风2号”火箭发射试验一举成功。随后的几次发射中，均取得圆满成功。时任靶场司令员的李福泽高兴地说：“终于甩掉了猴子尾巴。”
“东风2号”的成功，让两年后的“两弹结合”试验成为可能。
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
1965年，聂荣臻元帅向周总理和中央专委提出将原子弹配备在“东风2号”火箭上进行飞行试验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专委的批准。一场粉碎西方世界嘲笑新中国“有弾无枪”的战役悄悄拉开。
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发射试验，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新中国领袖在当时国际环境压力下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和战略决策。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因为那一次举世闻名的原子弹发射试验，而具有了永久的“核保护伞”。
也正因为如此，在作出发射原子弹的重大决策后，周恩来一再强调：这次试验在我国大陆上进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创举，只能成功，不能出事。出了事不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原子弹发射试验，不仅顶着巨大的技术安全压力，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任务下达后，发射场随即召开动员大会，部署“两弹结合”试验相关工作。一方面，对“东风2号”火箭进行了多次连续发射，进一步验证“东风2号”的可靠性，同时建立严格的发射秩序和岗位责任制，各专业技术人员修订和完善了测试细则和操作规程，开展大规模岗位练兵。几乎每一位一线的参试人员都能够熟背操作规程和口令。经过多次的模拟演练，一支素质过硬的参试队伍整装待发。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发射安全，1966年6月8日，国防科委确定，在发射场建设原子弹发射阵地。随即，工程兵109团进驻发射场，在距离生活区50公里外的一处戈壁滩上，开始修建专门用于核导弹发射的阵地、地下控制室以及安控阵地。经过六十多天的日夜奋战，9月下旬，核导弹发射阵地抢修竣工。这是一个相对简易的“野战”发射阵地，在距离水泥场坪百米之处，挖出了一个距离地面8米深的临时“发射指挥控制室”。为了加强抗震能力，指挥控制室尽可能小一些。不过，对于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来说，这个“井式”控制室的安全作用不过是一个视觉上的安慰罢了。但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民族崛起，在核武器发射面前，参试人员没有畏难和退缩，只有满腔的豪情和斗志。承担核导弹发射的第一试验部发射团二中队，更是豪气冲天。他们人人都向组织递交了决心书，并向指挥部作出庄严承诺：一言一行向人民负责，一举一动让祖国放心，保证不误发一个口令，不误读一个数据，不误做一个动作，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过一个隐患……“死就死在戈壁滩，埋就埋在导弹旁”，就是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发射场气氛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1966年9月21日，四枚“东风2号”顺利运抵发射场。按照计划，第一发用来做空爆试验；第二、三发为不带弹头的“冷试验”，用以检测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能否在预定地点和高度完成化学爆炸；第四发为“真枪实弹”的核武器发射。
火箭在技术阵地展开测试。这一次，大家比以往更加细心。整个测试期间，钱学森副主任始终盯在任务一线。每一位操作人员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自己的岗位高度负责，每检查一道工序，都要严格再严格，仔细再仔细。战士王长山是一名箭上操作手，他负责对刚刚运进测试厂房的弹体内外进行检查。检查前，他换上了专用的防护服，戴好口罩帽子，以防自己身上有任何多余物掉落到弹体上。检查时，他一边仔细查看，一边仔细记录。在检查弹体内的一个连接插头时，他发现插头里面有一根长约5毫米的小白毛。他怕小白毛会引起短路，便設法取出小白毛。由于插头空间小，针头密集，又是很金贵的部件，一不小心，会造成针头变形，造成接触不良，甚至会让插头报废。于是，王长山小心翼翼地用夹子夹，用细铁丝挑，还是取不出小白毛。他又怕铁丝夹子用力不慎会碰坏插针，于是找来一根猪鬃，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根几乎看不见的小白毛挑了出来。
钱学森听说“小白毛”的事儿后，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并用一张白纸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他强调说：“我要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的典型事例，是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当受到教育的。”
技术阵地测试完成后，第一枚“东风2号”火箭转往50公里外的野战发射阵地，进行自毁试验。
自毁试验是为了防止核武器在飞行过程中发射偏离航向，飞到人群居住区，最担心的是飞出国境。如果出现航向偏离，必须在安全航区内实施爆炸。为了核武器安全控制，在距离发射阵地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修筑了一个小小的半地下室，专门作为原子弹发射的安全控制阵地。安全指挥员顿河带领着操作人员值守在这里。相对于原子弹爆炸来说，这里和发射阵地一样，完全暴露在最危险的区域。
10月7日下午5点30分，第一发空爆火箭发射升空，火箭起飞50秒后，顿河发出安全自毁口令，操作员按下自毁装置按钮，火箭凌空爆炸，实现了安全自毁的目的。
空爆试验的结果很快报告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再次强调，接下来的“冷试验”，要更严格检查，整个过程都要详细记录下来。
10月13日和16日，发射场连续发射了两枚“东风2号”，均在预定高度和上空实现化学爆炸，“冷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随后，李福泽带领发射场汇报团奔赴北京，向中央专委和周总理汇报。10月20日，中央专委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来自发射场的“冷试验”结果和“热试验”准备情况。周总理再次强调：这次热试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从领导到每个人都要更加细心，保证地面上没有问题，操作者不出问题，坚决消灭掉人为误差。周恩来还细心地指出，试验期间要搞好大家的伙食。
“热试验”即将来临，党中央的视线也都秘密聚焦到大漠深处，试验气氛空前凝重。
为了保证安全，指挥部决定，在地下控制室内的操作人员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经过严格挑选，最后，指挥部决定，由第一试验部政委高振亚、发射阵地主任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手佟连捷和唯一的战士徐虹，组成核导弹发射的“敢死队”。接受任务后，七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党中央毛主席争光、为共和国挺起腰杆的强烈使命超越了一切。他们郑重地写下了象征着“遗书”的决心书，向指挥部保证：绝对做到坚守岗位，沉着勇敢，扳每一个开关，发每一道口令，读每一个参数，都绝对向党负责，向毛主席负责，向人民负责，誓死完成好发射任务。其中一人写道：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战士徐虹在决心书中写道：“万一自己不幸牺牲，请党组织接受对我的考验，批准我入党，把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
在这个对于新中国命运来说都极为重要的时刻，庄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让七名勇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高震亚仪式性地理了一个光头，要决心“从头开始”。徐虹是二中队操作班的班长，他的班里，除他之外，有五六个人后来都当上了将军，大家风趣地称他为“将军班班长”。“将军班班长”操作执行了很多次发射任务，每次都很顺利，于是他很“顺利”地入选“七勇士”。佟连捷是一位满族小伙子，著名的八旗子弟“镶黄旗”后裔，执行任务之前，他刚刚请假回家完婚。接到任务命令后，他“迷”一样的消失了，直到三十多年后，“两弹一星”公之于世，家乡亲人在报纸上看到当年“七勇士”的照片，才知道佟连捷那次神秘归队原来是为了发射原子弹……
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元帅飞抵发射场，坐镇指挥“两弹”结合试验。聂帅临行前，毛主席和周恩来都找他谈话。毛主席诙谐地对聂荣臻说：“你一贯是打胜仗的，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这句给前线试验人员解压的话，寄托了毛主席对聂帅无限的信任和希望。
来到发射场，聂荣臻首先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决定27日实施发射。26日下午，“七勇士”中职务最高的一部政委高震亚领队，和李福泽司令员一起，分别押运导弹和核弹头从7号、6号前往核武器发射阵地。老天好似要故意考验一下发射人员的意志，这一天，深秋的戈壁已经带着冬天的强寒流席卷而来，直吹得戈壁滩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整个发射场沙尘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二十米。
要在平时，这绝对是一个极不适于转运的日子，更何况是原子弹。但是，这是决定和新中国命运的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为了赶上27日的好天气发射，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高震亚所带的车队迷路了，连司机也看不清自己是否在路上还是在戈壁上行走，他们只能沿着唯一能辨别方向的电线杆往前缓慢行驶。50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大风中，操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展开吊装。为了防止导弹与地面设备碰撞，他们在弹体上加了几道绳子，二三十个人一起拉扶，用最慢最稳的速度，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终于将核导弹安全顺利地固定到野战发射台上。 1966年10月27日，试验当天，陇海、兰新铁路、航空全部停运，发射场区至新疆空爆试验场弹道飞行走廊内居民全部疏散，并派飞机对预定飞行弹道两侧200公里地区进行了安全搜索。发射场所有非参试人员全部乘火车撤离到100公里以外。他们每人都学习了自我保护办法，不能往发射方向看一眼。
27日凌晨5点，导弹要进行加注了，首长和第一批工作人员即将按要求撤离发射阵地。聂荣臻也早早来到现场，为了给大家鼓劲儿，撤离前，聂荣臻又在发射场坪上看望了参加发射的部队官兵，还专门下到地下控制室，看望了最后留守发射阵地的七名同志。
第一批工作人员撤离后，加注中队为导弹加注了液氧推进剂。之后，控制分队进行了临射前的最后一次检查，确认每一个开关、按钮和接线、瞄准机构都没有问题后，阵地上最后一批人员也开始撤离。
最后的一辆汽车缓缓驶离了核武器发射阵地。
王世成和颜振清最后一次检查了气源、電源、高速摄影等设备，和高震亚一起钻进地下室，盖好密封盖。
地下室是临时修建的“井式”控制室，井口直径不到一米，控制室也只有十来平方米。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摆放着发射控制台、指挥调度设备，以及急救必需的应急氧气发生器、防护用具、食物、棉被、便桶等生活必需品。小小的地下室里，留给工作人员的空间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平时不盖“井盖”还好，一旦盖上，里面不一会儿就闷热难耐，呼吸困难。之前，“七勇士”已经在地下室做了多次适应性训练，佟连捷、徐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头晕、恶心、拉肚子等症状。但大战在即，这点“小事”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在“七勇士”全都来到地下室时，大家才发现里面多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代司令员李福泽——发射场的最高统帅。原来，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藏”在地下室。
高震亚愣了一下，这可让他犯难了：他是司令啊，平时谁敢不听他的？大家都明白李福泽的意思，但是现在，是核导弹发射的关键时刻，必须严格按照指挥部的程序执行。想到这里，高震亚有足够的理由了：“司令，不是我们赶您走，这里太挤了，您得赶紧撤走。”
但李福泽还是坚持不走。高震亚指着电话说，要是留下，就给指挥所的聂帅打电话，要是聂帅同意，就留下，否则就要推迟发射。
高震亚这招真把李福泽给“唬住”了。此时，得知李福泽留在地下室的聂荣臻元帅打来了电话，他要求李福泽立即撤离，他的位置在指挥所，不在地下控制室。
李福泽最后信任地看着自己的七位部下，和大家一一握手作别，钻出地下室。
钻出地下控制室后，李福泽还是没有离开，他又在井口外面坐了下来。作为发射场的最高统帅，李福泽很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在最危险的一线“压阵”，陪“七勇士”坚持到最后。
可以想象，一旦发射失败，方圆数十公里内的任何生物都将化为灰烬。李福泽想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能紧张。
但是，毕竟是核导弹发射，操作人员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这个时候，不能再有任何乱子。当张震寰再一次打电话催促他时，他不得不离开了发射阵地。
此时，还有另一处距离核武器发射很近的地方，那就是核武器发射的安控阵地，安全指挥员顿河和几名安控人员坚守在这里。他们是除发射操作人员之外，距离发射阵地最近的地方。第一试验部部长吕诚华来到这里，和安控人员一起坚守在最危险的岗位。“热核”发射试验到底会不会偏离航区？飞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们按下安控按钮的时刻，也将是他们同原子弹一起灰飞烟灭的时刻……
上午8时45分，地下室内，王世成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此时的敖包山指挥所内，空气一样紧张凝重。聂荣臻用密语向周恩来汇报：“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
发射在即，王世成和颜振清钻出地下室，最后一次检查了一遍连接设施，又回到地下室。
我们要感谢那个年代特富有时代特色的打油诗，可以在最紧张的时候，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缓解和鼓舞人员紧张的情绪：王世成和颜振清回到地下室时，距离发射时间不到10分钟了，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王世成大声朗读了一首不知道是谁专门为导弹试验而作的诗：主席思想更高举，雄心壮志定实现。为了革命搞试验，誓把生死抛一边。严阵以待要沉着，关键时刻更勇敢。巨龙腾空震五洲，春雷撼动地和天。主席思想放光芒，四海欢腾敌悲惨。
读完了诗，还有几分钟。高震亚是“七勇士”中最年长也是职务最高的人，他又引用当年长征的事例，给大家做临射前的动员，鼓励大家不怕苦、不怕死，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也要顶得住。
“不怕死”毕竟只是一句话，当一个人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不去想是一种最好的处置方法。在那个时候，“七勇士”的确没有时间去考虑生与死的问题，他们要全神贯注地干活儿，此时的他们不仅掌握着两弹结合试验，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掌握着发射场的命运……
8点55分，王世成下达“5分钟准备”口令。他的声音通过调度传到20公里外的敖包山指挥所，通过声音，李福泽听得出来，地下室里的“七勇士”状态很好。
9时整，王世成下达了“开拍”“主级”口令，接着是“点火”口令。
9时10秒，主控台操作手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霎时，轰鸣声随着大地的震颤传来。地下室内，七人凝神屏气，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地下室里，只有核导弹起飞的轰鸣和调度里各观测站的声音：
“程序转弯。”
“飞行正常。”
这样的声音足以让“七勇士”有些振奋，他们的心随着导弹一起飞翔、飞翔。大家无法预料，导弹在飞行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落到河西走廊的某个地方？或者偏离飞行航线？安控阵地上，顿河和安控人员一起，全神贯注地观测和计算着“东风2号”的飞行轨迹：正常。正常…… 发射阵地地下室内，核武器飞行的轰鸣声逐渐远去，发射场死一般的寂静更增加了“七勇士”急切的心情……
凝固的空气一直持续了9分钟，罗布泊弾着区传来报告：
“发现目标。”
“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
“七勇士”紧绷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他们在小小的地下控制室里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躲在掩体内的人们，此刻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第一时间敲锣打鼓奔向50号阵地，欢迎“七勇士”“重返人间”。
从地下室里爬出来的“七勇士”，面对欢呼而来的人群，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时刻，他们在现场刻下了“核导弹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发射成功”的字样。
敖包山指挥所内，聂荣臻第一时间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第一时间报告了毛主席。
当晚，发射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会。会上，聂荣臻元帅铿锵有力地宣告：“霸权主义对我國进行核讹诈、核威胁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飞向太平洋
“580”这个数字，在中国国防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任务——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代号。
早在1965年3月，“东风2号”中程火箭试验定型之后，周恩来总理就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研制射程更远的中远程火箭“东风3号、东风4号”和洲际运载火箭“东风5号”。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军委确定于1971年进行“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
方案确定之后，发射场随即展开中远程火箭发射工位的设计建设工作。1965年9月，工程兵109团、安装技术总队、建工部七局、工兵机械营、装卸队、汽车运输分队、基建部工程队、七机部安装队2500多人住进当初设计时预留的2号场地，进行中远程火箭的“5020”工位建设。1967年，由国防科委7局组织的专家组前来2号发射场进行现场勘查后决定，利用2号阵地现有的建筑和设备，在“5020”工位的基础上扩建一个能够完成“东风5号”洲际导弹的试车和发射工位，同时兼顾“长征”运载火箭的发射任务。1967年3月30日，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在2号发射场地扩建东风5号试车、发射工位的任务，工程代号“138”。
1967年7月，“138”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按照工程设计要求，要建设一个长73米、宽35米、深23米的导流槽和深埋13米的地下发射控制室，这是机械化土方作业的主攻阵地。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反倒成了“138”工程的第一块“硬骨头”。
随即，工程兵107团、109团、技术安装总队、建工部七局等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非标准设备加工和安装人员奔赴发射场，加入了发射场建设大军。
就在大家争分夺秒加快建设的时候，负责导流槽挖掘的工程兵109团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题。
在建设“138”工位之前，发射场还没有开挖过20米以下的地下设施。而现在，发射塔架的单导流槽设计需要挖到地下23米深。在干燥少雨的戈壁滩上，下挖二十来米本来不是问题。谁知2号区域的地下水位很浅，刚刚挖到七八米就见水，挖到十几米时，地下水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让承担导流槽建设的工程兵吃尽了苦头。
越挖水越大，工程根本无法施工。施工人员不得已在发射场区周围打井排水，试图把干扰施工的地下水抽出去。打一口井不够，打两口、三口……但是，谁也没想到，抽水的井还没有打够，电力却成为更大的问题。
建场初期的发电厂发电量并不是很大，除了能够保障正常的试验用电，生活用电都常常无法保证。抽水泵耗电量比较大，发电厂提供的电力只能带动两三台抽水泵，这对于当时大量涌出的地下水来说，远远不够。
没有电，打再多的水井也没有用。在干燥少雨的戈壁滩上，2号发射场建设工程第一次不得不因为水太多而停顿下来。
听说发射场施工遇到困难，远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也急了。周总理亲自给水电部打电话，让水电部调派一台发电车支援发射场建设。就这样，水电部紧急调派第49列发电机车，千里迢迢奔赴大漠。
有了电，施工人员在导流槽周围大大小小打了42口井，昼夜不停地排水作业，每日平均抽水量达到5万吨，解决了导流槽施工的“水患”。
1970年9月，用于远程火箭试车的“138”工位顺利竣工。“向阳红5号”远洋考察船也考察选定了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海上落区。发射场建好了，海上落区选定了，然而，后续研制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进展缓慢，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计划不得不搁置下来。
1975年初，经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再次决定，于1977年进行“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为了积极筹备这次试验，1975年7月，国防科委在北京召开了“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协调会议，确定由第一试验部承担“东风5号”前期低弹道飞行试验。为此，发射场对发射设施及时进行了更新建设，建成了安全控制中心和新一代光测系统、遥测中心等等，积极训练发射队伍，及时掌握火箭研制的状态变化，严阵以待迎接全程飞行试验。然而，还没等火箭出厂，1976年，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溘然长逝，全国上下陷入极度悲痛之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再次被搁置案头。
一晃又过去了三年。1978年7月12日，党中央、中央专委重新审批了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计划，决定在1980年5月进行“东风5号”首次全程飞行试验，任务代号“580”。
几起几落，让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充满了磨难。远程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射程超过9000公里，将飞越千山万水和别国领空，射程长、精度高，国际影响巨大，稍有不慎，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为了抓好“580”，国防科委把“东风5号”全程飞行试验列入重中之重的“头号”任务，对发射首区、落区的选择做了大量的调查论证工作。此时，我国第一个陆上综合试验靶场已经分离为多个卫星发射、测控及其他科研试验中心。由于“580”需要同时测试4枚火箭、连续发射两枚。为慎重起见，国防科委最终将发射首区确定在具有两个发射工位、两支发射测试队伍和具备连续发射能力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海上落区选择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与埃利斯群岛之间的太平洋公共海域，并在斐济群岛以北作为备份海域，中途将飞越日本海域和关岛附近领空。 1978年10月，“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的低弹道飞行试验全面拉开。10月5日，第一枚“东风5号”低弹道飞行试验从“138”工位起飞，在新疆库尔勒预定区域降落，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几个月后，1979年4月5日，第二发用于考核安全性能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低弹道飞行试验从“5020”工位发射，按预定程序完成了火箭与载荷分离，检验了“5020”工位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功能，取得了完整的光学和遥测数据，为“东风5号”火箭运行轨道精度鉴定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了进一步检验火箭发射各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适应性，国防科委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组织了四次高、低弹道火箭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了“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的可靠性。1980年1月27日，党中央在听取了有关“东风5号”的前期飞行试验报告之后，批准了“东风5号”全程飞行计划。随即，各系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国防科委对各大系统明确提出了要求：发射首区要确保火箭发射万无一失，保证打出去，落点准；远洋船队要安全出去，胜利返回来；测量分队要把各种数据测下来，处理好，通信分队要保证通信畅通无阻。
为了组织好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发射场和七机部联合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580”任务首区试验临时党委，七机部又选派了480人的庞大试验队进驻发射场，协助此次发射任务。“580”成为综合试验靶场分离为多个独立发射及测控中心以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庞大的一次发射任务。
从1979年12月起，到1980年4月初，“东风5号”火箭的相关试验产品陆续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程飞行试验全面展开。
此时的发射中心，技术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的过渡阶段。为了熟练掌握发射技术，发射中心多次组织技术人员下厂学习，并在发射场举办了80多期不同类型的专业训练班，同时进行严格考核，确保“精兵良将”上一线。从3月25日开始，一个多月时间里，技术人员昼夜奋战，连续对6套火箭控制平台装置、8套单元仪器、3枚火箭的技术状态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测试。对产品质量的检查则更加严格。测试期间，技术人员发现一台备用发动机的推进剂导管里，有一根丝状类似裂痕的东西。火箭的燃料输出口非常狭小，技术人员无法进入其中去观察情况。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土办法”：用医生检查身体的“胃镜”伸入燃料输出管检查，终于让问题水落石出。用“胃镜”给导弹检查身体的故事颇有些“幽默”，不过，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却让人难以释怀：一名技术骨干接二连三接到家里发来的关于孩子病危的电报，催促他回家。但在这个“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决战时刻，他却悄悄把电报藏起来，坚守在任务岗位。直到他执行完任务匆匆赶回老家时，他和孩子早已经阴阳两隔，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当大家怪罪他为什么不早说时，他简单的话语包含了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对祖国国防事业的全部情感：任务紧张，没有心思考虑孩子。
就是这样一群奋战在试验一线的航天科技队伍，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他们以超乎想象的忍耐力、大漠般宽广的胸怀、近于苛刻的严谨态度，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投入到试验之中，圆满完成了运载火箭的所有测试工作。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从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东经171°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
这一天，第一枚火箭转往发射阵地，竖立到“138”工位上，展开了发射前的最后检查。5天后，第二枚火箭也从十几公里外的技术区转运到2号发射阵地的“5020”工位。两座相隔四百米远的工位上，两枚火箭倚天而立，像两位双胞胎巨人卫士，肩挑着共和国射程最远的防守重任。
此时的全国各测量站、南太平洋海上落区，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5月16日，国防科委组织了任务全区联调测试和综合演练，发射场、航区测控站、海上落区均圆满完成演练任务。全程发射试验一切准备就绪。
5月17日，在听取了气象、航区和落区气象汇报后，发射场“580”任务临时党委下达了推进剂加注命令。
5月18日凌晨2点，远在9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海上落区已经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发射阵地上，同样灯火如昼，加注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对“138”工位上即将出征的第一枚火箭进行推进剂加注。
上午8点，阳光普照着晴空万里的戈壁滩，发射进入两小时倒计时，“东风5号”首次全程飞行试验发射任务书签署完毕。
9点30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从发射场撤离。发射场指挥长石荣屺最后一次检查了火箭的关键部位，来到距离发射场百米远的地下控制室内。此时的调度指挥已经交到了这里，零号指挥员刘德普清晰地下达了“30分钟准备”口令，这口令通过调度，传到发射场指挥所里，传到北京国防科委指挥所，传到渭南、厦门、青岛等全国测控站，传到9000公里外的海上落区。
发射场指挥所里，前来坐镇指挥此次全程飞行试验的张爱萍上将、指导发射任务的钱学森副主任等领导都汇聚在这里，等待着“东风5号”最后的点火时刻。
10时整，地下控制室传出刘德普清晰的口令：牵动。开拍。点火。
随着刘德普的口令，点火手崔吉俊按下了点火按钮，第一发“东风5号”火箭从“138”工位拔地而起。
8秒后，火箭开始转弯，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上空，在全国测控站的接力测控和光学跟踪下，向着南太平洋方向呼啸而去……
太平洋上，远洋测量船队收到火箭起飞信号后，船上航测直升机随即起飞待命。10分钟后，遥测直升机飞抵预定位置，等待捕获目标。“远望号”测量船上根据发射场区和陆上测量站传来的测量数据，引导船上各测量设备的天线等待在截获点上。
落点的打捞船、补给船和直升机，也已做好了准备，在9000公里外的南太平洋海域翘首期盼。
20多分钟的行程，从祖国大西北到南太平洋，全体参试人员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用测量设备紧紧跟随着火箭飞行的轨迹。
10点26分，一个小小的亮点出现在天空中，越来越大，火箭二级携带者载荷准确再入大气层。
遥测直升机的180雷达准确地识别跟踪目标，越飞越近的亮点闪了一下，突然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在天空撒下许多纷纷扬扬的亮片，犹如节日的礼花，让落点海域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不一会儿，火箭钻出云层，拖着长长的云烟呼啸而至。
随着一声巨响，从火箭中弹出的数据回收舱打开了降落伞，徐徐下降。
“东风5号”飞行了29分57秒，飞越了9070公里，顺利溅落在预定海域。数据舱溅落时激起百米高的巨大水柱，犹如巨龙出海。在预定空域盘旋执行打捞任务的直升机迅速对准数据舱，悬停在离海面30米的上空。潜水员刘志友沿着软梯跃入海中，迅速钩住了回收舱，圆滿完成了海上打捞任务。
当日，新华社发布了这条令世界再次对新中国刮目相看的消息：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3天后，发射场又组织实施了第二发“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至此，中国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580”任务圆满结束。
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落下了帷幕，它留给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掌握现代化精密科学技术上迈进了重要的一部，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新中国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作出的又一项重大贡献。从苏制近程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原子弹爆炸试验到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中国国防事业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拓荒之路。今天，当我们徜徉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忘记，当年在西北大漠边陲那一次次响彻云霄的轰鸣，如同东方雄狮的怒吼，宣告着新中国不容侵犯的神圣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