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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基督教；四川；西康；民族地区；边疆服务运动；边疆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2;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042—11
基金项目：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川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项目号：08XZJ003）
作者简介：邓杰（1973-），女，四川达州人，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副教授，博士。四川 达州 635000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1926年在上海成立，次年完成在民国政府的立案手续，是当时国内唯一在政府取得法人资格的基督教会。抗战时期，总会在四川、西康地区开办的一系列事工与总会向全国扩展宣教事业中心的转移相关。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三届总议会明确规定，扩展宣教事业，乃“既定政策”。1937年7月，第四届总议会在青岛召开，会议“重申前议，督促早日实行”①。这次会议通过的总会执行委员会报告书强调：“教会如何服务乡村民众，与乡村教会建设事工之如何促进，已经由理论研究而转变到着手实施的阶段。如今中央与地方政府皆着眼于乡村建设……各教会早已深入民间，而今自不甘落居人后，积极建设乡村事工。总之大家的眼光已经由城市转到了乡村，毫无疑义。”②由此，总会先后开办了贵州宣教区，成立了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设置了云南宣教区。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边疆服务运动。该运动所开办的事工，积极支援了抗战，促进了四川、西康民族地区的边疆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在边疆的运用。③
一、基督教在川康的传播
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始于1877年内地会麦嘉底（Rev.John.M’ carthy）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至重庆开展的布道。尔后，美以美会伟廉士（Rev.L.N.Wheeler）和鹿依士（Rev.Spencer.Lewise）亦由上海来到重庆、成都等地。但因当时四川民众仇教情绪激烈，其传教活动难以展开，直至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后，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才逐渐活跃。两年后，伦敦会、圣公会、美国浸礼会、公谊会等来到四川，开展布道活动。综观该时期基督教会的活动，影响不但不大，甚至其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截止1892年9月，内地会在川教徒不过176人，美以美会教徒更少，只有35人，其他差会甚至毫无教徒。［1］
但1895年6月爆发的成都教案却迅速改变了这一情形。教案发生后，欧美列强携手对晚清政府发出战争威胁。在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基本按照列强的要求处置官员，处死反教民众，支付不菲赔款。不仅如此，列强还与清政府签订系列条约，保证严禁民众开展仇外活动。自此以后，基督教在四川的发展迅猛展开。至1907年，外籍传教士达329人，国籍布道员195人，教徒约6450人。1920年，教徒数量甚至超过3万人。［2］
基督教会虽然在四川获得了较大发展，但综观全国而言，四川基督教会的发展形势仍然严重滞后。外籍传教士毕范宇在1930年代对四川教会作仔细研究，发现了“两种显著的事实”：一是四川基督徒数目和全省人口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多数省份为小，比中国全国基督徒与人口比例尤小；二是四川教会在1920至1940二十年时间中，“教友人数似乎在停顿状态中”。以1939年内政部人口的统计数目为准，四川六个基督宗教公会对川省教友的统计，川省基督徒数目与人口的比例是1：3500，而同期全国信徒与人口比例是1：850；四川人口占全国人口10.7%，但是基督徒仅占全国2.6%。与之相反的是，“四川教会的教堂设备与分布，都是很优良适宜；但是教会事工的发展则较慢，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这实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3］
毕氏认为川省基督教会发展落后的“较重要的理由”是“四川基督教会尚未深入农村”。深信“四川教会一旦深入农村中去传福音，则教会进展一定较速。四川农村尚在传福音的处女时期，多数乡镇尚无教会。”［3］朱敬一在研究中也发现，川省的“社会事业与（基督）传福音事工不能同时并进”，基督教社会事业虽“相当发达，并有特殊贡献”，但“亦仅限大城市及县城，尚未推及农村”，且“教会直接传道工作则比全国一般教会落后”，川省教会“对于农村改革工作及农村布道等都很少成功”。［4］毕氏观察到，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基督徒、传道人、教员等由外省到了四川。有些暂时擘助基督教活动，有些永久的增强了四川教会的力量。”因而认为这是四川教会谋进展的一个大好时机。［3］
长时期以来，基督教在四川发展滞后的现象已经严重不适宜四川社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为基督教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为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边疆服务运动应时而需地诞生了。
二、边疆服务运动开展事工述概
由于“本色化”和“社会福音”的双重需求，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以四川西北部和川康边区的戎、羌、彝等边民为服务对象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服务运动得以展开。该运动是诚静怡1939年夏到重庆后，看到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生活环境极为简陋，具有教会领袖角色意识的诚氏认为，边民此时“尤其需要基督教化的溶陶”。［5］在孔祥熙等中央委员的支持下，在总会四川省协会及其他各教会的帮助下，诚氏发起了服务边民的边疆服务运动。
但在该项事工筹备期间，诚氏不幸仙逝。其后，由张伯怀主持其事。在张氏的竭诚努力下，该运动于1939年12月首先在川西理县开辟服务工区。川西服务区地域包括松番、理县、茂县、汶川、靖化、懋功等县，主要以境内之羌、戎等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
继川西区之后，边疆服务部积极策划西康服务区的开辟。1940年5月，医师于道荣、张广文与卫生干事庄得润一道，赴西昌筹备办事处开始工作。西康服务区区部设于西昌，以彝胞为服务对象，以宁属八县为工作范围。
边疆服务部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服务工区事宜。④委员会之下，服务部组织机构分为总部和区部两个层次。总部是边疆服务的直接指挥机构，设主任一人，由总会协商边疆服务委员会聘请，其职7责是全面负责边疆服务运动的推进工作；在此之下设会计、秘书、视导干事、其他文书事务等职员。每个服务区设主任干事一人，负责督导全区工作；设教育干事数人，卫生干事数人，社会服务干事数人，由服务部主任商承委员会聘请。
各服务区由区主任负责策划，并督导各项工作，区服务人员商承区主任执行其任务。服务人员皆事有专责，恪尽职守，但各项事工，又须互相联系，以避免单独进行或畸形发展的弊端。服务区办事处即区部，直属总部，为全区行政领导中心。根据实际需要，区部可分设服务处，服务处根据地方需要可分设服务所，除了固定的“处所”工作，还有不定期的“巡回”工作。
根据总部拟定的服务宗旨，边疆服务部在边地推行的实际服务工作包括教育、卫生、农业生计及宗教事工。现分述如下：
（1）教育事工
边疆服务部十分重视民族地区儿童的教育问题，川西区创建后最先开展的工作即包括教育服务。1940年春，该部首批工作人员张宗南、张楚望和肖兴汉分别在“纯边民”的日尔觉寨、子达寨、佳山寨创办国民小学，前两处的学生主要是嘉戎族子弟，后者主要为羌族子弟。半年之后，县府到子达寨办学，该部即与之合作。由于工作人员勤勉努力，该部很快打开办学局面。两年后，川西区已开办正规小学二处（佳山寨及日尔觉寨），妇女纺织习艺所一处（杂谷脑），民众夜校三处（萝卜寨、佳山寨、杂谷脑）、民众半日学校一处（日尔觉寨）。此外还在威州设立了民众图书馆，并在杂谷脑开展了图书流动阅览工作。［6］
西康区的教育一直较为落后，部分民众对教育甚至予以排斥。通过艰苦努力，边疆服务部同工逐步得到西昌及凉山彝族地区民众的信任与理解，一些彝族部落甚至主动邀请该部前往办学。只因战时经济困难，加上缺乏合格的教员，该部无法在办学规模上作较大的扩张。抗战结束后，该部在西康新增两个服务处，学校相应比前期有所增加。西康区先后创办了小黑箐小学、小高山小学、三一小学、四开小学、大石板小学、惠康小学等学校，主要为彝胞子弟服务。与川西区一样，该部不仅致力于西康区的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也极为重视，各学校也注意两类教育形式的结合，以期在较宽的覆盖面上启发民智。现将边疆服务部的教育工作状况列表显示表1如下：
由上表可见，截止1948年，该部在川西区所办学校只有6所，抗战结束到1949年川西区仅添设两所小学。同期在西康区所办学校总数已达6所，学校分布在西昌、昭觉、盐源、会理等地。两个服务区在这一时段所办学校的总数仅12所，成绩不能说大。但考虑到抗战结束不久内战就接踵而至，国家政治形势并无好转反有恶化倾向，而边疆地区所受重视程度相较抗战时期非但没有加强反严重削弱的情况，该部的教育工作能够持续发展，且在很多方面工作做得细致深入，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2）卫生事工
1939年12月，边疆服务部医生马锡山在理县开办杂谷脑诊所。次年1月，张宗祺、祈玉玺在威州创办威州医院。这两处医院（诊所）是理县开办最早的西医医疗机构。从此，西医开始传入该区域。⑤
1940年7月，刘鼎新赴茂县筹办医院，后因四川省卫生处拟在该县开办医院，遂商得卫生处同意，将边疆服务部茂县医院迁往理县杂谷脑，改为诊所。⑥11月，马锡山、孙自宽等在理县城内设立理番协立医院。威州医院、杂谷脑诊所与理番协立医院这三所医院后来成了川西地区西医西药传播的大本营。
在西康地区，边疆服务部也设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医师于道荣到西昌后，收回曾在此布道的浸礼会的房产开办医院。1942年马鸿纲接任西康区主任职后，乃与西昌卫生院合办中心医院。⑦1944年西昌卫生院进一步与边疆服务部合作，由边疆服务部卫生干事曲宗礼兼任院长，业务日渐展开，在河西罗家场、德昌设立卫生站，并附设护士训练班及助产训练班等。除西昌城内的中心医院外，城外的各服务点设有河西诊所、罗家场诊所、四开诊所、德昌诊所和普威诊所等医疗站点。
不仅如此，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边疆服务部还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研究。川西区主要针对消化系统疾病、眼科疾病、黑热病、天花等展开了医学调查和病理研究；西康区则对在该地域泛滥的甲状腺肿进行了调查研究。该部基于研究而开展的医疗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治疗效果。［7］
各医院、诊所具体开办时间、地点及主持人如下表：
由上表2中可以看到，边疆服务部于建立初期就在川西地区开设有三大医疗服务机构，由此奠定了服务边民的大本营。西康地区开设的诊所规模虽说都不是很大，但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彝族边民的医疗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结束前后，西康区创办的诊所数量多达5所。考虑到当时教会的重点事工在“复员”上，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内战，边疆服务部在边区的医疗服务事工不但在坚持，而且还有所扩展，这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3）农业生计事工
川西区的农业生计事工以威州畜牧改良场为中心，主要开展了麦病防治等项工作，开辟了该地域的首次农业虫害防治工作。西康区的农业生计工作则主要以三一新村服务处农改场为中心，开办了农业改良场，对一些农业种子进行了实验，力图为当地培育出优良种子。
在川西，1944年10月，刘国士发现羌寨佳山寨小麦线虫病瘿及患腥黑粉病甚为严重，由此着力调查。该次调查，刘氏足迹遍及理县、威州、杂谷脑附近村寨的农作生产区。［8］在调查中，刘氏发现，麦病最为严重的村寨主要为汶川雁门乡营屋、佳山寨、蒲溪沟、牛乐寨、水晶湾等处。［9］根据其调查结果，刘氏认为政府应积极推行麦病防治，指派专家对农民换种选种工作予以指导。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防治团及理县、汶川两县府协助下，1945年10月，边疆服务部开始了“川西边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麦病防治工作。”该次活动历时半月，途经村寨多达34个，先后消毒麦种上千斤，从而为来年麦子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10］该区域的麦病防治工作成效如此重大，1949年不仅得到了华西大学的技术支持，同时还获得了农复会的资金资助。
西康三一新村农场于1945年成立，由李士达主持。在李氏的努力下，不仅对小麦品种进行了比较实验，还对高梁、玉蜀黍、水稻等品种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比较实验，竭力为当地边民选择适合当地的各种农业品种。优良的农业品种为当地农业的连年丰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试验也得到了彝族边民的极大欢迎。［11］
开办碘盐试验厂也是西康区农业生计事工的一项重要内容。医生张子龄发现，西康区“几乎人人都有”甲状腺肿，此病是该区域最普遍的地方性疾病。［12］对此，边疆服务部积极寻找应对措施，不仅加强了对该病的研究，而且还于1949年秋，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协助下，在盐源三一新村创办了碘盐试验厂。［13］该厂生产的块状碘盐、碘盐片，销路良好，“定价低廉，几乎同普通盐价不相上下，因此各方订购者极为踊跃。”［14］碘盐试验厂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康区颈瘤病的泛滥。
（4）宗教事工
在川西服务区开设之初，边疆服务部就派遣了以传教人员为主的队伍，为川西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不久，该部又派张宗祺、祈玉玺两医师到威州创办医院，以医疗工作为手段，积极推进布道工作，服务边胞。西康区更甚，虽然该部派遣赴西康区的“第一批服务员几全系负责卫生工作者”，“但他们到西昌后，第一件工作，不是看病而是召集原有教友重新开始礼拜。”［15］
边疆服务部的宗教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在各项工作之内，目的是要使边胞在潜移默化中，“明白敬神爱人的道理”。［16］从手段和方法上讲，通常是以“社教及医药为入手办法，再相机宣传耶稣基督救恩”思想。［17］但在实际服务工作中，其布道手法灵活多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概言之，该部工作人员主要采用了门诊布道、家庭拜访、医院探视、巡诊布道、办理医护培训班、电化教育及图书室布道、诗歌、故事布道等多种布道方式。
为了改变边民的宗教信仰，该部人员有时“像大刀阔斧般直接地向他们灌输真理”，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采用启发式的发问”。布道人员与边民沟通时，“都从他们一般的需要出发……不是把他们的信仰对象铲除净尽”，而是希望边民能摆脱“巫术崇拜”的传统桎梏，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宣传。基督教布道人员向边民介绍的有关基督教的内容主要有：（一）耶酥的主要教训；（二）基督教的主要使命；（三）基督徒的特色，包括倡导惟一真神，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赌博，不吸食鸦片烟，不醉酒，爱邻舍等等。［18］
通过灵活多样的传道方式，边疆服务部人员向边民宣传耶稣上帝，力图使之理解该部各项事工，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并接受基督教。该部同工感觉到，通过一系列方式的宣传基督教，边民中的一些人“很接近道理”。［19］一些边民因此接受洗礼，皈依耶稣基督。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在基督教方面，通过与中共上层多次沟通和协商，吴耀宗与基督教其他领袖人物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得到中共的赞赏和支持。但由于新中国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及中美关系的恶化，该部工作随后陷入困境。“三反”运动后，在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下，宗教内修及外化的活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或政治活动占用，“福音”传播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由于政府的政策规定以及外部联系中断之后在经济上已难以为继，边疆服务部遂将其各项事工逐步停办或移交政府接办。随着各项服务事工移交政府，各服务区及总部亦向当地政府申请结束工作。1953年8月，川西服务区停止工作；次年3月，西康服务区结束工作。两区工作停止之后，设在成都的总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于1955年10月31日撤消，历时15年的边疆服务运动于此终结。
三、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边疆服务部在此期间所开展的教育、医疗、农业生计等项事工，极大地推进了川康边疆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农业研究等事业的发展，有利地配合了国民政府的边疆建设。同时，该部还增强了基督教在该地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边民的信仰更趋多元化，为以后边民接受科学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催化剂作用。
首先，边疆服务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促进了川康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边疆服务部前往川康地区实行医疗服务之前，该地居民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数千年来，此区域的边民均无医无药，无论羌人、戎人、彝人，还是汉人都十分迷信。边民认为，一切疾病都是由于邪魔恶鬼降灾作崇，因此他们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请“笔目”（巫师）代向鬼神奉献祭物。在此区边民眼里，“笔目”明了一切鬼神之道。“笔目”治病以疾病之轻重而定礼物之高低。小病献鸡，大病献羊献猪，奇难大症则须献耕牛为礼。除“笔目”之外，边民就由“仅识几种草药的先生来摆布他们的命运”。如果一种病，“笔目”医治失效，采药先生束手，边民即命此种疾病为“恶着”，患者就会停止医疗而断送生命。
不仅如此，边民还对医药产生有抗拒心理。据记载，抗战前成都某西籍医士曾于某夏到杂谷脑去作过一次巡回医疗。恰巧该年冬天，当地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于是边民都说地震是因外籍医生和他带来的器械触怒了当地的神明，由此有此灾异。从此行医的人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欢迎，而深山中几乎不能进去。⑧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1939年曾派总会干事前往理县考察。回至上海后，干事部形成了一份报告书，内称该地民众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与其“不解医药，笃信喇嘛”之演习密切相关。［20］该区在出产方面，虽以珍稀药材闻名，但当地最缺乏的却是医药。［21］1940年3月，崔宪详在张伯怀的陪同下，赴川西视察工作。根据对当地羌、戎族观察的结果，崔氏认为，当地人“有病不求医，请喇嘛念经谶之，大概也是没有地方可以请教医生的缘故。”因而倡导边疆服务部的服务工作“应于医药方面积极努力，希望可收甚大效果”。由此，如上所述，该部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建立有多家医院、诊所，既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极大的医疗服务方便，而且还大大改观了边民对医疗的认识。在以医疗服务当地人的过程中，崔氏已了解到川康边民“渐知医药之可贵”，边民主动到医院就医的人员逐日增多。［22］
不仅如此，边疆服务部还对川康地域疾病作深入的医学调查和研究。其研究不仅对医疗服务提供了病理及药理学的参考，还大大促进了医疗服务的发展。西康颈瘤病的防治堪称典型事例。上已述及，西康地区颈瘤病泛滥。王禾章初到西昌“即臆度宁属颈瘤病之烈，或系食盐缺碘所致”。1944年8月，王氏即将宁属食盐带往乐山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社，请该社化验股长赵博泉代为分析，证实其猜测正确。边疆服务部以此作为治疗该病的依据，主要用以下治疗方法为当地民众服务：（一）每隔若干时日服含碘药剂。1944年，边疆服务部即划定盐源县境的罗家场为示范试验区，三年后，成效显著。（二）食盐加碘。边疆服务部将西昌城区作为试验范围，先将食盐溶解，去除有害杂物，然后再添加碘质，给予边民普遍供给，以期根绝该病。［23］经过边疆服务部科学合理的诊治，多年以来严重危害西康地区民众健康的颈瘤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西康地区医疗卫生状况也大为改观。这不仅具有医疗史的意义，而且在川康边疆建设上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其次，边疆服务部的教育事业促进了川康边民教育环境的改善，产生了良好的移风易俗的作用。同时，还“教化”了边民对政府的认同，为边务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如上所述，该部创办的一系列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受学环境，受到了川康边民的支持和拥护。同时，该部在川康的教育使当地民众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在川康边地产生了良好的移风易俗的作用。“该部开办学校教育之后，边民逐渐认识到进学读书是件好事，而非苦差”；对于教师“更是敬重万分”，教师所到之处，家家待如上宾。［24］西康四开小学学生受学后，对学校的依恋感逐渐增强。有的学生本被家长留在家里干活，趁家人不注意便跑到学校来学习。并且，学生将在学校里所受教育作为行事标准。西康区一个叫马必起的学生，在听学校讲过“吃鸦片破家荡产”的故事后，回家看见父亲吃鸦片，便极力制止，告诉父亲不能继续做“烟鬼”，否则将毁了自己。［25］该部教育服务工作在彝羌藏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边疆服务部对川康边民的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该部同工认为社会教育是“教育生活化和学校社会化”的必需环节，因而在施教过程中不仅注意对适龄儿童施行教育，还注意对当地民众进行教育，采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此外，为取得边胞信任，深入夷区服务，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教育过程中，该部不但使用汉语教学，还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该部工作人员采用的语言主要有汉语、藏语、嘉戎语和彝语，教学效果良好。⑨
边疆服务部将教育与“教化”相结合是该部教育的鲜明特点。长期以来，川康因边政不善，社会极不稳定。历代政府，无论采羁縻还是弹压政策，均糜费浩大但收效甚微。该部人员认为，“边政”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不能依赖“征服或残灭”，而只能“施以教化”，使当地民众与其他民众均成为现代化国民，这才是解决“边政”问题的关键所在。［25］在此思想指导下，该部在开展教育服务事工时，将“教育”与对边民的“教化”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现代知识“启蒙”边民，促进了边民对社会的了解和对政府的支持。
为使教育在彝羌藏地区发生榜样模范效应，该部还对少数民族中的优秀人才着力培养，希望其“在自己的同胞中有改造社会的能力”。彝人张伟才就是典型。［26］
再次，边疆服务部的农业生计事工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一直以来，边疆服务部的宗旨是：“服务不是救济，不是慈善，是提携，是鼓励。”［27］在该部看来，边疆的服务工作“最大前途不在直接对边胞的服务而在培植边胞服务运动中所需要的中下级干部，这些干部并且本身都是边胞。”［28］正是基于此种思考，该部每到一处，不仅聘用了知名的生计干事，如王贯三、刘国土等，还着手培训当地生计干部。李士达即是得益于该部的培养而成为西康区农业生计的鼎力人才。
该部的农业生计服务还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长期以来，边民处于几乎原始的农业生存环境中，现代农耕技术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刘国土在汶川、理县一带调查麦病虫害时偶然发现当地居民的麦种，内含小麦线虫病甚多。“询及此物，答以为野草子”，刘氏告知其为麦虫时，初当地民众不相信，后刘氏“经多方辩证，彼乃信服”。［29］刘氏连续几年在川西区进行麦病防治，当地民众获得丰收后才真诚地向刘氏求教施教良法，从而大大改进了当地民众陈旧的农业生计观念。
最后，该部在边民信仰建设也有一定作用。无论川西区还是西康区，该部都十分注重宗教及民俗调查。如西康区部主任马鸿纲在对宁属地区民众信仰状况曾做调查。在调查时，马氏注意到了“倮胞”（即彝族同胞）信仰与其社会生活的联系，并就“改造方法”作了探讨。［30］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该部认真研究布道政策，并如上所述，采取多种布道措施，使西南边民认识了基督教，并有部分边民皈依。西南边民本就是多神信仰，在此之前，基督教对其影响不大，正是边疆服务部的各种事工服务及信仰引导，加强了边民的基督教信仰建设，使基督教在西南边民的影响日益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边民的信仰愈是多样，则科学的介入就愈是容易。所以，西南边民在解放后能迅速接受科学，接受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念，应该说，与该部在川康区域的多年努力密不可分。
四、余论
为发展边疆服务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可谓竭心尽力。自总会决策开辟边疆服务工作，为图便于就近处理会务，总会决议将事务所一部西移至成都。诚静怡于1938年11月2日给刘龄九的信中说：“总会干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华西办事处以设于成都为宜。”⑩同月间，总部干部会议决定由诚氏、李琼阶、诚惠慈、高伯兰、崔宪祥及他职员留沪，其余执行干事赴华西开办事务。经反复斟酌后，总会决定将上海总会改为地方办事处，而在成都设立总会办事处，并将后方各教会及宣教区整个责任完全委托成都总会办事处。四川协会也特请总会移驻成都，并予以种种便利，希翼总会早日移驻华西。总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最终通过决议，决定总部一部分移驻成都，并委派张伯怀为总会驻华西代表。
不仅如此，总会对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在经费上也给予了大力投入。据统计，该部经费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1）政府补助；（2）社会文化团体的经济合作；（3）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募集的捐助及该部自筹经费；（4）各服务部生产事工和医疗事工的收入。从开办始，到抗战结束，该部财经状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根据表5内数字统计，开办之初，该部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7年总收入为53,443,000元，总支出为41,253,000元，已经有所结余。据此可以窥知，边疆服务部在川西及西康地区的经费投入较为充裕，为西南边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而言，除却宣教经费外，其用于当地建设的经费在其总经费中占据大部。
虽然如此，张伯怀曾直言不讳道：“宣教事业的基本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征募信徒，和为福音作见证。这是各教会共同的信念。”［31］应该说，总会开办各项事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其宣教事业在川康的发展。总会在川康设立服务点，本有双重使命：一为抗战军兴，总会认为西南同道犹如无牧羊群，需要牧养，需要联系；二为西南为抗战大后方，涌入西南各省的难民需要牧养。但当抗战进行越久，难民越多融入西南后，川康宣教区“无形中成了牧养重于布道，对内忙于对外的局面。”“牧养重于布道”的客观情形，却使边疆服务运动的各项事工在教育、医疗、农业生计乃至西南边民的信仰建设等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
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边疆服务这项由宗教团体在边地所开创的事工，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许多尴尬和困难。诸如政府经费的不能按期保证、边民的疑忌、愿意到边地工作的服务人员稀少、经费的短绌等等，始终是困扰该项工作发展的障碍。这些困难和障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边疆服务部所创办的各项事业的成就不可能会太有成就。白永达曾在佳山寨参加该部服务工作，依据他的判断，认为，“政府对久倡建设边区的政策，但在边区看不到政府的建设，其实这里还并不算远。有的地方官吏还肯努力，想为边民做点事可是牵制很多。边民仍在愚昧与穷苦之下受苦。”因而作为宗教团体的边疆服务部，其“基督教的服务工作，因为观点与力量的关系，……只可谓聊胜于无罢了。”此语可谓是对边疆服务部在川康工作的一语中的评介。
注释：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记录》，第7页，编号U102-0-239。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录•执行委员会报告书》，第44页，编号U102-0-12-3。
③ 目前国内相关边疆服务部的研究可参阅邓杰博士论文：《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研究（1939-1955）》（四川大学2007年，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及师兄汪洪亮的硕士论文：《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另杨天宏教授的多篇论著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6））、《新教在华路向变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09（1））、《基督教边疆服务研究的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2））及汪洪亮《边疆服务运动对川西羌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等。但综观上述研究，迄今还没有专文对边疆服务运动与川康边疆的建设进行综合论述。
④ 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看，每届边疆服务委员会委员虽有所变化，但都是当时国民党内与基督教相关的一些高级官吏和教会大学的校长等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为取得孔祥熙的积极支持，委员会还特别设立了“名誉主任委员”，这一职位一直由孔祥熙担任。
⑤ 从《四川省理县卫生志》（内部资料，1991年3月）的“大事记”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可见，这是西医在该地的首次出现；另可参阅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11月，第438页。
⑥ 参见崔德润：《边疆服务各项工作的发展》（1952年11月），见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四川省民政厅：《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全宗号：民54，案卷号2。
⑦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宗教事务处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1951至1953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藏：《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159页，编号U102—0—16。
⑨ 为此，边疆服务部还组织力量在川康区对当地语言进行研究。参见《第十三次干部会议记录》（1945年3月21日在西康区部会议室召开），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三十五年会议记录及总部来信登记》，全宗号317，卷号35。另可参见《西昌出版汉夷旬报》，《边疆服务通讯》第2期，1945年5月，第9-10页。
⑩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157页，编号：U102-0-16。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记录》，第7页，U102-0-30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记录》，第7页，U102-0-268-4.
《十年来贵州宣教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录》，第139页，编号U102-0-12-3。
白永达：《佳山寨来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印行：《边疆研究通讯》第1卷第4号，1942年9月20日，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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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6-20 责任编辑：王珏
［关键词］基督教；四川；西康；民族地区；边疆服务运动；边疆建设
中图分类号：C952;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2—0042—11
基金项目：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川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项目号：08XZJ003）
作者简介：邓杰（1973-），女，四川达州人，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副教授，博士。四川 达州 635000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于1926年在上海成立，次年完成在民国政府的立案手续，是当时国内唯一在政府取得法人资格的基督教会。抗战时期，总会在四川、西康地区开办的一系列事工与总会向全国扩展宣教事业中心的转移相关。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三届总议会明确规定，扩展宣教事业，乃“既定政策”。1937年7月，第四届总议会在青岛召开，会议“重申前议，督促早日实行”①。这次会议通过的总会执行委员会报告书强调：“教会如何服务乡村民众，与乡村教会建设事工之如何促进，已经由理论研究而转变到着手实施的阶段。如今中央与地方政府皆着眼于乡村建设……各教会早已深入民间，而今自不甘落居人后，积极建设乡村事工。总之大家的眼光已经由城市转到了乡村，毫无疑义。”②由此，总会先后开办了贵州宣教区，成立了边疆服务部（Border Service Department of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设置了云南宣教区。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边疆服务运动。该运动所开办的事工，积极支援了抗战，促进了四川、西康民族地区的边疆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在边疆的运用。③
一、基督教在川康的传播
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始于1877年内地会麦嘉底（Rev.John.M’ carthy）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至重庆开展的布道。尔后，美以美会伟廉士（Rev.L.N.Wheeler）和鹿依士（Rev.Spencer.Lewise）亦由上海来到重庆、成都等地。但因当时四川民众仇教情绪激烈，其传教活动难以展开，直至1886年的第二次重庆教案后，基督教在四川的活动才逐渐活跃。两年后，伦敦会、圣公会、美国浸礼会、公谊会等来到四川，开展布道活动。综观该时期基督教会的活动，影响不但不大，甚至其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截止1892年9月，内地会在川教徒不过176人，美以美会教徒更少，只有35人，其他差会甚至毫无教徒。［1］
但1895年6月爆发的成都教案却迅速改变了这一情形。教案发生后，欧美列强携手对晚清政府发出战争威胁。在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基本按照列强的要求处置官员，处死反教民众，支付不菲赔款。不仅如此，列强还与清政府签订系列条约，保证严禁民众开展仇外活动。自此以后，基督教在四川的发展迅猛展开。至1907年，外籍传教士达329人，国籍布道员195人，教徒约6450人。1920年，教徒数量甚至超过3万人。［2］
基督教会虽然在四川获得了较大发展，但综观全国而言，四川基督教会的发展形势仍然严重滞后。外籍传教士毕范宇在1930年代对四川教会作仔细研究，发现了“两种显著的事实”：一是四川基督徒数目和全省人口的比例，比中国其他多数省份为小，比中国全国基督徒与人口比例尤小；二是四川教会在1920至1940二十年时间中，“教友人数似乎在停顿状态中”。以1939年内政部人口的统计数目为准，四川六个基督宗教公会对川省教友的统计，川省基督徒数目与人口的比例是1：3500，而同期全国信徒与人口比例是1：850；四川人口占全国人口10.7%，但是基督徒仅占全国2.6%。与之相反的是，“四川教会的教堂设备与分布，都是很优良适宜；但是教会事工的发展则较慢，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来，这实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3］
毕氏认为川省基督教会发展落后的“较重要的理由”是“四川基督教会尚未深入农村”。深信“四川教会一旦深入农村中去传福音，则教会进展一定较速。四川农村尚在传福音的处女时期，多数乡镇尚无教会。”［3］朱敬一在研究中也发现，川省的“社会事业与（基督）传福音事工不能同时并进”，基督教社会事业虽“相当发达，并有特殊贡献”，但“亦仅限大城市及县城，尚未推及农村”，且“教会直接传道工作则比全国一般教会落后”，川省教会“对于农村改革工作及农村布道等都很少成功”。［4］毕氏观察到，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基督徒、传道人、教员等由外省到了四川。有些暂时擘助基督教活动，有些永久的增强了四川教会的力量。”因而认为这是四川教会谋进展的一个大好时机。［3］
长时期以来，基督教在四川发展滞后的现象已经严重不适宜四川社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为基督教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为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发展机遇，边疆服务运动应时而需地诞生了。
二、边疆服务运动开展事工述概
由于“本色化”和“社会福音”的双重需求，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以四川西北部和川康边区的戎、羌、彝等边民为服务对象的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服务运动得以展开。该运动是诚静怡1939年夏到重庆后，看到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生活环境极为简陋，具有教会领袖角色意识的诚氏认为，边民此时“尤其需要基督教化的溶陶”。［5］在孔祥熙等中央委员的支持下，在总会四川省协会及其他各教会的帮助下，诚氏发起了服务边民的边疆服务运动。
但在该项事工筹备期间，诚氏不幸仙逝。其后，由张伯怀主持其事。在张氏的竭诚努力下，该运动于1939年12月首先在川西理县开辟服务工区。川西服务区地域包括松番、理县、茂县、汶川、靖化、懋功等县，主要以境内之羌、戎等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
继川西区之后，边疆服务部积极策划西康服务区的开辟。1940年5月，医师于道荣、张广文与卫生干事庄得润一道，赴西昌筹备办事处开始工作。西康服务区区部设于西昌，以彝胞为服务对象，以宁属八县为工作范围。
边疆服务部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服务工区事宜。④委员会之下，服务部组织机构分为总部和区部两个层次。总部是边疆服务的直接指挥机构，设主任一人，由总会协商边疆服务委员会聘请，其职7责是全面负责边疆服务运动的推进工作；在此之下设会计、秘书、视导干事、其他文书事务等职员。每个服务区设主任干事一人，负责督导全区工作；设教育干事数人，卫生干事数人，社会服务干事数人，由服务部主任商承委员会聘请。
各服务区由区主任负责策划，并督导各项工作，区服务人员商承区主任执行其任务。服务人员皆事有专责，恪尽职守，但各项事工，又须互相联系，以避免单独进行或畸形发展的弊端。服务区办事处即区部，直属总部，为全区行政领导中心。根据实际需要，区部可分设服务处，服务处根据地方需要可分设服务所，除了固定的“处所”工作，还有不定期的“巡回”工作。
根据总部拟定的服务宗旨，边疆服务部在边地推行的实际服务工作包括教育、卫生、农业生计及宗教事工。现分述如下：
（1）教育事工
边疆服务部十分重视民族地区儿童的教育问题，川西区创建后最先开展的工作即包括教育服务。1940年春，该部首批工作人员张宗南、张楚望和肖兴汉分别在“纯边民”的日尔觉寨、子达寨、佳山寨创办国民小学，前两处的学生主要是嘉戎族子弟，后者主要为羌族子弟。半年之后，县府到子达寨办学，该部即与之合作。由于工作人员勤勉努力，该部很快打开办学局面。两年后，川西区已开办正规小学二处（佳山寨及日尔觉寨），妇女纺织习艺所一处（杂谷脑），民众夜校三处（萝卜寨、佳山寨、杂谷脑）、民众半日学校一处（日尔觉寨）。此外还在威州设立了民众图书馆，并在杂谷脑开展了图书流动阅览工作。［6］
西康区的教育一直较为落后，部分民众对教育甚至予以排斥。通过艰苦努力，边疆服务部同工逐步得到西昌及凉山彝族地区民众的信任与理解，一些彝族部落甚至主动邀请该部前往办学。只因战时经济困难，加上缺乏合格的教员，该部无法在办学规模上作较大的扩张。抗战结束后，该部在西康新增两个服务处，学校相应比前期有所增加。西康区先后创办了小黑箐小学、小高山小学、三一小学、四开小学、大石板小学、惠康小学等学校，主要为彝胞子弟服务。与川西区一样，该部不仅致力于西康区的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也极为重视，各学校也注意两类教育形式的结合，以期在较宽的覆盖面上启发民智。现将边疆服务部的教育工作状况列表显示表1如下：
由上表可见，截止1948年，该部在川西区所办学校只有6所，抗战结束到1949年川西区仅添设两所小学。同期在西康区所办学校总数已达6所，学校分布在西昌、昭觉、盐源、会理等地。两个服务区在这一时段所办学校的总数仅12所，成绩不能说大。但考虑到抗战结束不久内战就接踵而至，国家政治形势并无好转反有恶化倾向，而边疆地区所受重视程度相较抗战时期非但没有加强反严重削弱的情况，该部的教育工作能够持续发展，且在很多方面工作做得细致深入，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2）卫生事工
1939年12月，边疆服务部医生马锡山在理县开办杂谷脑诊所。次年1月，张宗祺、祈玉玺在威州创办威州医院。这两处医院（诊所）是理县开办最早的西医医疗机构。从此，西医开始传入该区域。⑤
1940年7月，刘鼎新赴茂县筹办医院，后因四川省卫生处拟在该县开办医院，遂商得卫生处同意，将边疆服务部茂县医院迁往理县杂谷脑，改为诊所。⑥11月，马锡山、孙自宽等在理县城内设立理番协立医院。威州医院、杂谷脑诊所与理番协立医院这三所医院后来成了川西地区西医西药传播的大本营。
在西康地区，边疆服务部也设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医师于道荣到西昌后，收回曾在此布道的浸礼会的房产开办医院。1942年马鸿纲接任西康区主任职后，乃与西昌卫生院合办中心医院。⑦1944年西昌卫生院进一步与边疆服务部合作，由边疆服务部卫生干事曲宗礼兼任院长，业务日渐展开，在河西罗家场、德昌设立卫生站，并附设护士训练班及助产训练班等。除西昌城内的中心医院外，城外的各服务点设有河西诊所、罗家场诊所、四开诊所、德昌诊所和普威诊所等医疗站点。
不仅如此，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边疆服务部还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研究。川西区主要针对消化系统疾病、眼科疾病、黑热病、天花等展开了医学调查和病理研究；西康区则对在该地域泛滥的甲状腺肿进行了调查研究。该部基于研究而开展的医疗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治疗效果。［7］
各医院、诊所具体开办时间、地点及主持人如下表：
由上表2中可以看到，边疆服务部于建立初期就在川西地区开设有三大医疗服务机构，由此奠定了服务边民的大本营。西康地区开设的诊所规模虽说都不是很大，但数量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彝族边民的医疗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结束前后，西康区创办的诊所数量多达5所。考虑到当时教会的重点事工在“复员”上，国民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内战，边疆服务部在边区的医疗服务事工不但在坚持，而且还有所扩展，这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3）农业生计事工
川西区的农业生计事工以威州畜牧改良场为中心，主要开展了麦病防治等项工作，开辟了该地域的首次农业虫害防治工作。西康区的农业生计工作则主要以三一新村服务处农改场为中心，开办了农业改良场，对一些农业种子进行了实验，力图为当地培育出优良种子。
在川西，1944年10月，刘国士发现羌寨佳山寨小麦线虫病瘿及患腥黑粉病甚为严重，由此着力调查。该次调查，刘氏足迹遍及理县、威州、杂谷脑附近村寨的农作生产区。［8］在调查中，刘氏发现，麦病最为严重的村寨主要为汶川雁门乡营屋、佳山寨、蒲溪沟、牛乐寨、水晶湾等处。［9］根据其调查结果，刘氏认为政府应积极推行麦病防治，指派专家对农民换种选种工作予以指导。在此次调查的基础上，在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防治团及理县、汶川两县府协助下，1945年10月，边疆服务部开始了“川西边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麦病防治工作。”该次活动历时半月，途经村寨多达34个，先后消毒麦种上千斤，从而为来年麦子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10］该区域的麦病防治工作成效如此重大，1949年不仅得到了华西大学的技术支持，同时还获得了农复会的资金资助。
西康三一新村农场于1945年成立，由李士达主持。在李氏的努力下，不仅对小麦品种进行了比较实验，还对高梁、玉蜀黍、水稻等品种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比较实验，竭力为当地边民选择适合当地的各种农业品种。优良的农业品种为当地农业的连年丰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试验也得到了彝族边民的极大欢迎。［11］
开办碘盐试验厂也是西康区农业生计事工的一项重要内容。医生张子龄发现，西康区“几乎人人都有”甲状腺肿，此病是该区域最普遍的地方性疾病。［12］对此，边疆服务部积极寻找应对措施，不仅加强了对该病的研究，而且还于1949年秋，在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协助下，在盐源三一新村创办了碘盐试验厂。［13］该厂生产的块状碘盐、碘盐片，销路良好，“定价低廉，几乎同普通盐价不相上下，因此各方订购者极为踊跃。”［14］碘盐试验厂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康区颈瘤病的泛滥。
（4）宗教事工
在川西服务区开设之初，边疆服务部就派遣了以传教人员为主的队伍，为川西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不久，该部又派张宗祺、祈玉玺两医师到威州创办医院，以医疗工作为手段，积极推进布道工作，服务边胞。西康区更甚，虽然该部派遣赴西康区的“第一批服务员几全系负责卫生工作者”，“但他们到西昌后，第一件工作，不是看病而是召集原有教友重新开始礼拜。”［15］
边疆服务部的宗教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在各项工作之内，目的是要使边胞在潜移默化中，“明白敬神爱人的道理”。［16］从手段和方法上讲，通常是以“社教及医药为入手办法，再相机宣传耶稣基督救恩”思想。［17］但在实际服务工作中，其布道手法灵活多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概言之，该部工作人员主要采用了门诊布道、家庭拜访、医院探视、巡诊布道、办理医护培训班、电化教育及图书室布道、诗歌、故事布道等多种布道方式。
为了改变边民的宗教信仰，该部人员有时“像大刀阔斧般直接地向他们灌输真理”，但更多的时候，却是“采用启发式的发问”。布道人员与边民沟通时，“都从他们一般的需要出发……不是把他们的信仰对象铲除净尽”，而是希望边民能摆脱“巫术崇拜”的传统桎梏，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宣传。基督教布道人员向边民介绍的有关基督教的内容主要有：（一）耶酥的主要教训；（二）基督教的主要使命；（三）基督徒的特色，包括倡导惟一真神，实行一夫一妻制，不赌博，不吸食鸦片烟，不醉酒，爱邻舍等等。［18］
通过灵活多样的传道方式，边疆服务部人员向边民宣传耶稣上帝，力图使之理解该部各项事工，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并接受基督教。该部同工感觉到，通过一系列方式的宣传基督教，边民中的一些人“很接近道理”。［19］一些边民因此接受洗礼，皈依耶稣基督。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在基督教方面，通过与中共上层多次沟通和协商，吴耀宗与基督教其他领袖人物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得到中共的赞赏和支持。但由于新中国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及中美关系的恶化，该部工作随后陷入困境。“三反”运动后，在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下，宗教内修及外化的活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或政治活动占用，“福音”传播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由于政府的政策规定以及外部联系中断之后在经济上已难以为继，边疆服务部遂将其各项事工逐步停办或移交政府接办。随着各项服务事工移交政府，各服务区及总部亦向当地政府申请结束工作。1953年8月，川西服务区停止工作；次年3月，西康服务区结束工作。两区工作停止之后，设在成都的总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于1955年10月31日撤消，历时15年的边疆服务运动于此终结。
三、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边疆服务部在此期间所开展的教育、医疗、农业生计等项事工，极大地推进了川康边疆的医疗卫生、教育机构、农业研究等事业的发展，有利地配合了国民政府的边疆建设。同时，该部还增强了基督教在该地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边民的信仰更趋多元化，为以后边民接受科学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催化剂作用。
首先，边疆服务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促进了川康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边疆服务部前往川康地区实行医疗服务之前，该地居民的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数千年来，此区域的边民均无医无药，无论羌人、戎人、彝人，还是汉人都十分迷信。边民认为，一切疾病都是由于邪魔恶鬼降灾作崇，因此他们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请“笔目”（巫师）代向鬼神奉献祭物。在此区边民眼里，“笔目”明了一切鬼神之道。“笔目”治病以疾病之轻重而定礼物之高低。小病献鸡，大病献羊献猪，奇难大症则须献耕牛为礼。除“笔目”之外，边民就由“仅识几种草药的先生来摆布他们的命运”。如果一种病，“笔目”医治失效，采药先生束手，边民即命此种疾病为“恶着”，患者就会停止医疗而断送生命。
不仅如此，边民还对医药产生有抗拒心理。据记载，抗战前成都某西籍医士曾于某夏到杂谷脑去作过一次巡回医疗。恰巧该年冬天，当地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于是边民都说地震是因外籍医生和他带来的器械触怒了当地的神明，由此有此灾异。从此行医的人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欢迎，而深山中几乎不能进去。⑧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1939年曾派总会干事前往理县考察。回至上海后，干事部形成了一份报告书，内称该地民众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与其“不解医药，笃信喇嘛”之演习密切相关。［20］该区在出产方面，虽以珍稀药材闻名，但当地最缺乏的却是医药。［21］1940年3月，崔宪详在张伯怀的陪同下，赴川西视察工作。根据对当地羌、戎族观察的结果，崔氏认为，当地人“有病不求医，请喇嘛念经谶之，大概也是没有地方可以请教医生的缘故。”因而倡导边疆服务部的服务工作“应于医药方面积极努力，希望可收甚大效果”。由此，如上所述，该部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建立有多家医院、诊所，既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极大的医疗服务方便，而且还大大改观了边民对医疗的认识。在以医疗服务当地人的过程中，崔氏已了解到川康边民“渐知医药之可贵”，边民主动到医院就医的人员逐日增多。［22］
不仅如此，边疆服务部还对川康地域疾病作深入的医学调查和研究。其研究不仅对医疗服务提供了病理及药理学的参考，还大大促进了医疗服务的发展。西康颈瘤病的防治堪称典型事例。上已述及，西康地区颈瘤病泛滥。王禾章初到西昌“即臆度宁属颈瘤病之烈，或系食盐缺碘所致”。1944年8月，王氏即将宁属食盐带往乐山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社，请该社化验股长赵博泉代为分析，证实其猜测正确。边疆服务部以此作为治疗该病的依据，主要用以下治疗方法为当地民众服务：（一）每隔若干时日服含碘药剂。1944年，边疆服务部即划定盐源县境的罗家场为示范试验区，三年后，成效显著。（二）食盐加碘。边疆服务部将西昌城区作为试验范围，先将食盐溶解，去除有害杂物，然后再添加碘质，给予边民普遍供给，以期根绝该病。［23］经过边疆服务部科学合理的诊治，多年以来严重危害西康地区民众健康的颈瘤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西康地区医疗卫生状况也大为改观。这不仅具有医疗史的意义，而且在川康边疆建设上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其次，边疆服务部的教育事业促进了川康边民教育环境的改善，产生了良好的移风易俗的作用。同时，还“教化”了边民对政府的认同，为边务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如上所述，该部创办的一系列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众的受学环境，受到了川康边民的支持和拥护。同时，该部在川康的教育使当地民众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在川康边地产生了良好的移风易俗的作用。“该部开办学校教育之后，边民逐渐认识到进学读书是件好事，而非苦差”；对于教师“更是敬重万分”，教师所到之处，家家待如上宾。［24］西康四开小学学生受学后，对学校的依恋感逐渐增强。有的学生本被家长留在家里干活，趁家人不注意便跑到学校来学习。并且，学生将在学校里所受教育作为行事标准。西康区一个叫马必起的学生，在听学校讲过“吃鸦片破家荡产”的故事后，回家看见父亲吃鸦片，便极力制止，告诉父亲不能继续做“烟鬼”，否则将毁了自己。［25］该部教育服务工作在彝羌藏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边疆服务部对川康边民的教育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该部同工认为社会教育是“教育生活化和学校社会化”的必需环节，因而在施教过程中不仅注意对适龄儿童施行教育，还注意对当地民众进行教育，采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此外，为取得边胞信任，深入夷区服务，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教育过程中，该部不但使用汉语教学，还结合当地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该部工作人员采用的语言主要有汉语、藏语、嘉戎语和彝语，教学效果良好。⑨
边疆服务部将教育与“教化”相结合是该部教育的鲜明特点。长期以来，川康因边政不善，社会极不稳定。历代政府，无论采羁縻还是弹压政策，均糜费浩大但收效甚微。该部人员认为，“边政”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不能依赖“征服或残灭”，而只能“施以教化”，使当地民众与其他民众均成为现代化国民，这才是解决“边政”问题的关键所在。［25］在此思想指导下，该部在开展教育服务事工时，将“教育”与对边民的“教化”有机结合在一起，以现代知识“启蒙”边民，促进了边民对社会的了解和对政府的支持。
为使教育在彝羌藏地区发生榜样模范效应，该部还对少数民族中的优秀人才着力培养，希望其“在自己的同胞中有改造社会的能力”。彝人张伟才就是典型。［26］
再次，边疆服务部的农业生计事工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一直以来，边疆服务部的宗旨是：“服务不是救济，不是慈善，是提携，是鼓励。”［27］在该部看来，边疆的服务工作“最大前途不在直接对边胞的服务而在培植边胞服务运动中所需要的中下级干部，这些干部并且本身都是边胞。”［28］正是基于此种思考，该部每到一处，不仅聘用了知名的生计干事，如王贯三、刘国土等，还着手培训当地生计干部。李士达即是得益于该部的培养而成为西康区农业生计的鼎力人才。
该部的农业生计服务还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长期以来，边民处于几乎原始的农业生存环境中，现代农耕技术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刘国土在汶川、理县一带调查麦病虫害时偶然发现当地居民的麦种，内含小麦线虫病甚多。“询及此物，答以为野草子”，刘氏告知其为麦虫时，初当地民众不相信，后刘氏“经多方辩证，彼乃信服”。［29］刘氏连续几年在川西区进行麦病防治，当地民众获得丰收后才真诚地向刘氏求教施教良法，从而大大改进了当地民众陈旧的农业生计观念。
最后，该部在边民信仰建设也有一定作用。无论川西区还是西康区，该部都十分注重宗教及民俗调查。如西康区部主任马鸿纲在对宁属地区民众信仰状况曾做调查。在调查时，马氏注意到了“倮胞”（即彝族同胞）信仰与其社会生活的联系，并就“改造方法”作了探讨。［30］在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该部认真研究布道政策，并如上所述，采取多种布道措施，使西南边民认识了基督教，并有部分边民皈依。西南边民本就是多神信仰，在此之前，基督教对其影响不大，正是边疆服务部的各种事工服务及信仰引导，加强了边民的基督教信仰建设，使基督教在西南边民的影响日益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边民的信仰愈是多样，则科学的介入就愈是容易。所以，西南边民在解放后能迅速接受科学，接受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念，应该说，与该部在川康区域的多年努力密不可分。
四、余论
为发展边疆服务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可谓竭心尽力。自总会决策开辟边疆服务工作，为图便于就近处理会务，总会决议将事务所一部西移至成都。诚静怡于1938年11月2日给刘龄九的信中说：“总会干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华西办事处以设于成都为宜。”⑩同月间，总部干部会议决定由诚氏、李琼阶、诚惠慈、高伯兰、崔宪祥及他职员留沪，其余执行干事赴华西开办事务。经反复斟酌后，总会决定将上海总会改为地方办事处，而在成都设立总会办事处，并将后方各教会及宣教区整个责任完全委托成都总会办事处。四川协会也特请总会移驻成都，并予以种种便利，希翼总会早日移驻华西。总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最终通过决议，决定总部一部分移驻成都，并委派张伯怀为总会驻华西代表。
不仅如此，总会对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在经费上也给予了大力投入。据统计，该部经费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1）政府补助；（2）社会文化团体的经济合作；（3）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募集的捐助及该部自筹经费；（4）各服务部生产事工和医疗事工的收入。从开办始，到抗战结束，该部财经状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根据表5内数字统计，开办之初，该部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7年总收入为53,443,000元，总支出为41,253,000元，已经有所结余。据此可以窥知，边疆服务部在川西及西康地区的经费投入较为充裕，为西南边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具体而言，除却宣教经费外，其用于当地建设的经费在其总经费中占据大部。
虽然如此，张伯怀曾直言不讳道：“宣教事业的基本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征募信徒，和为福音作见证。这是各教会共同的信念。”［31］应该说，总会开办各项事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其宣教事业在川康的发展。总会在川康设立服务点，本有双重使命：一为抗战军兴，总会认为西南同道犹如无牧羊群，需要牧养，需要联系；二为西南为抗战大后方，涌入西南各省的难民需要牧养。但当抗战进行越久，难民越多融入西南后，川康宣教区“无形中成了牧养重于布道，对内忙于对外的局面。”“牧养重于布道”的客观情形，却使边疆服务运动的各项事工在教育、医疗、农业生计乃至西南边民的信仰建设等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建设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
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边疆服务这项由宗教团体在边地所开创的事工，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许多尴尬和困难。诸如政府经费的不能按期保证、边民的疑忌、愿意到边地工作的服务人员稀少、经费的短绌等等，始终是困扰该项工作发展的障碍。这些困难和障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边疆服务部所创办的各项事业的成就不可能会太有成就。白永达曾在佳山寨参加该部服务工作，依据他的判断，认为，“政府对久倡建设边区的政策，但在边区看不到政府的建设，其实这里还并不算远。有的地方官吏还肯努力，想为边民做点事可是牵制很多。边民仍在愚昧与穷苦之下受苦。”因而作为宗教团体的边疆服务部，其“基督教的服务工作，因为观点与力量的关系，……只可谓聊胜于无罢了。”此语可谓是对边疆服务部在川康工作的一语中的评介。
注释：
①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记录》，第7页，编号U102-0-239。
②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录•执行委员会报告书》，第44页，编号U102-0-12-3。
③ 目前国内相关边疆服务部的研究可参阅邓杰博士论文：《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边疆服务中医疗卫生事业研究（1939-1955）》（四川大学2007年，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及师兄汪洪亮的硕士论文：《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指导教师：杨天宏教授）。另杨天宏教授的多篇论著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6））、《新教在华路向变化与边疆服务的兴起》（《宗教学研究》2009（1））、《基督教边疆服务研究的构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2））及汪洪亮《边疆服务运动对川西羌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等。但综观上述研究，迄今还没有专文对边疆服务运动与川康边疆的建设进行综合论述。
④ 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上看，每届边疆服务委员会委员虽有所变化，但都是当时国民党内与基督教相关的一些高级官吏和教会大学的校长等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为取得孔祥熙的积极支持，委员会还特别设立了“名誉主任委员”，这一职位一直由孔祥熙担任。
⑤ 从《四川省理县卫生志》（内部资料，1991年3月）的“大事记”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可见，这是西医在该地的首次出现；另可参阅刘吉西等编：《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11月，第438页。
⑥ 参见崔德润：《边疆服务各项工作的发展》（1952年11月），见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四川省民政厅：《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人员名册、工作计划、川西区工作报告、暑期服务团筹备经过》，全宗号：民54，案卷号2。
⑦ 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宗教事务处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1951至1953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
⑧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藏：《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159页，编号U102—0—16。
⑨ 为此，边疆服务部还组织力量在川康区对当地语言进行研究。参见《第十三次干部会议记录》（1945年3月21日在西康区部会议室召开），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三十五年会议记录及总部来信登记》，全宗号317，卷号35。另可参见《西昌出版汉夷旬报》，《边疆服务通讯》第2期，1945年5月，第9-10页。
⑩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边疆服务部工作简报》，《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第157页，编号：U102-0-16。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记录》，第7页，U102-0-303.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总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记录》，第7页，U102-0-268-4.
《十年来贵州宣教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总议会录》，第139页，编号U102-0-12-3。
白永达：《佳山寨来函》，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室印行：《边疆研究通讯》第1卷第4号，1942年9月20日，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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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6-20 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