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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茶溯源
漳州种茶制茶历史颇为久远，最早的地方史乘记载与陈政陈元光入闽平乱关系密切。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奉高宗之命，陈政陈元光率领来自中原的士兵（含眷属）在入闽南平定动乱，开发垦屯、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茶叶品种、种植技术及饮茶之风，这一情况在他的《龙湖集》诗作中就有所流露。笔者在校订该诗集时发现了诗集中的“候夜行师七唱”（共七首）的“其三”（第三首）有吟茶之句“采茶喜拈新榆火”，在“观雪篇”一诗中亦有“茶壶团素月”等句。这虽然是片言只句，却是我市甚至是我省最早的吟茶之句，诗句中的“新榆火”即是用新一年长成的榆木柴薪作为焙茶煮茶的燃料，火力最旺，最没有其它杂味，是制茶煮茶的理想柴薪，以此方能制出上等的茶饼和煮出有品位的茶汤。这说明了他所带来的中原规范的制茶和煮茶方法和要求，也由此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习俗和饮茶之风。
实际上，唐代陆羽的《茶经》已清楚讲到唐朝饮茶之风的“极盛”：
“茶之为饮（料），发乎（开始于）神农氏……。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流传逐渐广泛而成为社会风气），盛于国（唐）朝，两都（西安与洛阳）并荆（州）渝（重庆）间，以为比屋（家家户户）之饮”。（括号中为笔者注，下同）
当时的喝茶方法与今天我们的“泡茶”是完全不同的，所制成的茶叶品种主要是饼茶，因此《茶经》说：“欲煮茗饮，先炙（火烤茶饼）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合着）煎煮之。”
另外，关于制茶煮茶所用的柴薪也十分讲究：《茶经》说道：“其火用炭，次用劲薪（火力旺的柴薪，如榆木）”。
在陈元光平定战乱，创建漳州之后，茶叶就在闽南大地广泛种植开来。使得漳属之云霄、平和、长泰、诏安、南靖、华安及泉州之安溪等县逐渐发展为著名的产茶县，今华安县城古时名为“茶烘”就是明证。
更稀罕的是，在云霄县火田镇白石村有一片年代久远的7800亩古茶树林。这片茶树林子从白石村绵延至马铺乡坪水村，是迄今发现的福建省最早、最大、最广的古茶树群落。白石村所在的火田镇可谓是福建茶树原产地、茶树规模种植发源地的“活化石”。其中发现的几棵胸径达30多厘米，从树头60厘米处分叉成五个主干，树高达二丈余。茶树的生长甚慢，杯口粗的主干得二三十年的生长时间，按照这样的生长速度，这棵茶树树龄至少得数百年。笔者推断，这些古茶树除了野生之外，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年戍闽唐军将士后裔从中原带来的茶种，火田地域正是唐代平“泉潮间蛮獠啸乱”的陈政陈元光重要驻地。但陈政陈元光及其军士眷属驻扎火田是从唐咸亨年间（670-674）开始的，一直到李旦皇帝任上的景云二年（711）陈元光罹难殉国，距今有一千多年，所以，白石村大帽山古茶树林，是否与二陈将军带来的将士后裔有关系，尚值探究。令人欣慰的是，笔者在白石村与村两委的交谈中获知，从21世纪初叶开始，保护这批茶树“活化石”成为白石村的一项重要工作，村委会对这些古茶树逐棵进行编号、挂牌，并将保护古茶树写进村规民约，为古茶树撑起坚牢的“保护伞”。
话说回来。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渐丰富，宋朝《太平寰宇记》载：“漳州土产腊茶。”此外，宋淳熙五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时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另有，明初大儒、时任漳州通判的王祎（1322-1374）在《清漳十咏·其五》中记述：“可是闽南徼，阳多气候先。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光绪丁丑沈定均撰《漳州府志·艺文一》。另注：古时漳州亦称“清漳”）
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了：宋朝时期，漳州地区种茶饮茶之风已经普及山区各县。
漳州产茶县份茶叶品种繁多，有铁观音、水仙、本山、黄旦、毛蟹、肉桂、八仙、梅占、白芽奇兰等数十个品种。
今天颇受漳州茶人喜欢的平和奇兰茶细分则有白芽、红芽、竹叶、青芽、早芽、晚芽、金面七类品种。它的发源地在崎岭乡彭溪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该村母枞分株，经由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人员共同协作攻关、耗尽心血、重新选优培育改良的结果。
漳州因种茶较早，在茶叶生产实践中，漳州茶农也较早掌握了制茶技术。如今，人们称道福建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其制茶技术却与漳州紧密相关。明朝初年，漳州社会已饮茶成风，制茶业已颇具规模，还有了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茶商首先创制了乌龙茶。明朝中期，因月港开洋，漳茶产品已漂洋过海，从月港出口的“漳芽”“漳片”已蜚声海内外，明末清初同安县茶僧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的制作云：“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上温，心闻手敏功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清嘉庆《崇安县志·卷二·物产》，又载何丙仲点校本《夕阳寮诗稿》第30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茶歌既直接点出了武夷山“岩茶”名称，亦说明了采制时间、漳州茶人加工方法及通过精制获得优良品质的茶品。清乾隆刊本《泉州府志·卷二·物产》《夕阳寮诗稿》均载茶僧阮旻锡的《安溪茶歌》称：“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
从这些记载可知，漳州的茶叶“漳芽”“漳片”在明末已颇有名气。
万历《漳州府志》载，明正德、嘉靖年间，“漳芽”“漳片”就被列为贡品。正德间每年贡茶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每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南靖县志》记载：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列为贡品，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叶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进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嘉靖进士、隆庆太子太傅、万历太师林偕春（云霄人）在云霄莆美一个岩洞周围种茶，面积约十亩（今荒芜）。明太常寺少卿、龙溪人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明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这些史料不仅说明漳州山区产茶，沿海地区也有成片茶园。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茶叶产销更加兴盛。据月港的《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奎洋鄉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由于“漳芽”“漳片”名气大，其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由漳州茶商传入武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诏安人谢生鹤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
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清代，一种全新的冲泡烹茗方式功夫茶艺开始在漳州出现并逐步推广至潮汕一带。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
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已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东山、云霄、漳浦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成为颇具特色的漳州茶文化丰富内涵之一，在中国茶文化的茶艺艺坛占有一席之地。
漳州茶产业的发端与发展
清末，随着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制茶作坊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同治、光绪年间，漳州市里已有奇苑、瑞苑、张源美等茶庄开张，销售范围仅限于城区及附近四乡。由于苦心经营，茶莊不断扩大，加上此时漳州社会一时间比较稳定和繁荣，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厦门和汕头，茶叶内销与出口均具备良好的条件，经营茶叶店家数量也逐渐增多。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经营茶叶比较有实力的茶庄除了在厦门、石码、汕头等埠头设立分庄，出口东南亚等国，还有直接在南洋各埠头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源崇美、荣胜、裕美等茶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奇苑”茶庄生产的“三印水仙”，畅销东南亚，成为福建乌龙茶的代表之一。年销量据资料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1908）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青阳田尖、云霄大帽山、龙溪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军阀混战，接着又经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特别是1938年之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茶作坊纷纷倒闭，茶园成片荒芜，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全市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引自林燕腾著《漳州茶史略》第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就在这年，漳州人民终于迎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诞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9家私营小茶厂加入“公私合营”队伍中，合并建立“地方国营福建省漳州茶厂”，这9家私营小茶厂是：张源美、陈升苑、林奇苑、林金峰、名苑、品芳、南源、华南、徐东源。这些私营小厂“一步登天”成为当时漳州市供销社管辖的国有企业“地方国营漳州茶厂”。厂址最初设在市区新华东路官园巷4号的“蔡公馆”（即蔡竹禅故居，今天天下广场大学甲37号），原名为“福建省茶叶公司漳州茶厂”。负责龙溪专区（1985年后改漳州市）所属各县及漳平县的毛茶收购、加工、调拨业务。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茶叶需求大幅度增加，至“文革”前，全区共开辟新茶园37847亩，1968年再扩种7000亩，茶园总面积已达53220亩，总产量达7700担。由于工厂规模已不适应社会需求，所以于1968年由政府选址市区北郊小坑头建新厂房，1971年新厂工程竣工，茶厂搬迁新址并立即投产，年生产能力750吨。（引自林燕腾主编《漳州茶厂的故事》第4页。内部交流材料）。公私合营之后的漳州茶厂，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得以合并、提炼，生产的茶品外形好、香气清纯、汤色橙黄，各级产品火功恰当、级距明显。据现任林厂长介绍，乌龙茶传统精制工艺从原料归堆到包装成品共12道工序，每一道都有讲究，其中“补火”工序是漳州茶厂的独家秘笈。由于工艺要求严格，精工焙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漳州茶厂生产的茶产品就颇受海内外市场欢迎，计划经济时期属于紧俏商品，需要凭“茶票”或市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才能买到漳州茶厂的茶叶。有趣的是，那时到潮汕出差仅凭单位介绍信有时还不容易住到旅馆，而只要拿出漳州茶厂一两装的色种茶邀旅馆人员泡上一泡，便立马能够安排住宿，可见受欢迎的程度。社会上戏传的一对谚语这样说道：“流香、色种、一枝春；乘风、飞马、大前门”，这一“对子”讲的是当时社会上民众的奢侈品，前句是指漳州茶厂当时3种著名产品，后句则是讲当时最好的3种香烟品牌，这充分说明了民众对漳州茶厂产品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企经营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冲击，福建省内四大国有茶厂（建瓯、福州、安溪）纷纷倒闭，只剩漳州茶厂一家，但该厂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职工大量下岗，“三金”难以为继，厂区因被某民营学校租用而大量缩小。2005年后，在漳州市供销社的支持下，临危受命的林燕腾厂长及其领导班子带着留下来的老员工，迎难而上，盘活企业资产，减少历史包袱，妥善处理好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把全省国有茶厂这点“薪火”保存了下来。技术人员迎难而上，在继续保持传统“古早味”乌龙茶精制工艺的基础上，认真研发市场适销对路、符合闽粤以及海外民众对茶品新口味需求的新产品，逐步恢复“流香、色种、一枝春”等传统茶品的同时，推出奇兰白、八仙白、观音白等“漳州三白”，用白茶的工艺来制作乌龙茶品种，填补了漳州茶品种上的空白。此外，他们还开发了“红流香”“肉桂”“金观音”等11个花色品种，用“精制”与“创新”使“古早味”焕发出新韵味，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了市场，终于渡过了难关，打出了一片茶产业新天地。今天的漳州茶厂成为全省唯一保存的国有茶厂，其传统的“乌龙茶精制工艺”还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厂新研制的融传统与创新于一体的十多种产品先后获得20多种国际国内奖项，因其喉底回甘，韵味绵长，被东南亚华侨誉为“喉底的乡愁”。其中“白芽奇兰”“红牡丹”“特级黄旦”“一枝春”“流香”5种产品在第十二届国际名茶评比中均斩获金奖。同时，漳州茶厂还获得一系列荣誉：“省级先进企业”（1988年）、“全国供销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6年）、中国食品协会和漳州市政府授予福建省漳州茶厂“老字号”荣誉称号（2020年）。厂领导、老茶人林燕腾、林瑞祥还被评为第4代“乌龙茶精制工艺传承人”，获得“国家一级评茶师”“高级茶叶考评员”“福建省技能大师”等荣誉称号。这些事迹，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漳州茶厂人在新领导班子带领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职业坚守与技术创新，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坚守，让70年的老厂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谱写出漳州茶厂新的辉煌篇章。
亟须保护的漳茶文化工业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茶厂大部分厂房已被一民营学校租用，办公场所与生产车间只能一并挤在厂区西侧的一栋楼里，空间狭窄，条件艰难，但全厂上下团结一心、拼搏进取，仍然把国有漳州茶厂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如上已述的骄人成果，成为全国供销系统茶产业龙头企业，在全国茶产业界享有较高名气。漳州茶厂的出色成果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粱琦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张家坤、福建省供销社书记林少雄、漳州几任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分管文化的市领导都相继到该厂视察指导工作。他们对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的俄式生产车间旧建筑（已同大部分厂区一起租给某民营学校，该建筑现为学生宿舍），而且结构完整的乌龙茶精制工艺一条龙生产车间——毛茶仓库、烘焙（摊凉场）车间、设备科、机修车间、筛分车间、包装车间、办公楼等，能够保存至今且完好深感震撼，赞叹不已。一些专家认为这是至今全国唯一一条保护完好的、珍贵的乌龙茶精制工艺生产车间工业文化遗址，是中国乌龙茶精制工艺的宝贵工业文化遗产。得到消息的省里有关部门领导十分重视，专程前来该厂调查指导，建议把这条保护完好的工业文化遗址列入市、省级工业文化遗址保护项目。笔者曾多次到该厂参观学习，对其能够历经沧桑而保持如此完整也颇感珍贵，亦对这一条龙工艺旧生产线车间的保护深感迫切。笔者认为，它在得到省市领导、有关部门的肯定之外，还需要我市相关部门，特别是文化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与支持，把其列入工业文化遗址保护单位，通过对其保护，使其与该厂的“精制乌龙茶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展示馆”相配套，必定能够成为我国唯一完整的、具有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特色的漳州一张特别珍贵的、稀有茶文化工业遗址的亮丽名片。这应该也是漳州各界人士、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
漳州种茶制茶历史颇为久远，最早的地方史乘记载与陈政陈元光入闽平乱关系密切。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獠啸乱”，奉高宗之命，陈政陈元光率领来自中原的士兵（含眷属）在入闽南平定动乱，开发垦屯、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茶叶品种、种植技术及饮茶之风，这一情况在他的《龙湖集》诗作中就有所流露。笔者在校订该诗集时发现了诗集中的“候夜行师七唱”（共七首）的“其三”（第三首）有吟茶之句“采茶喜拈新榆火”，在“观雪篇”一诗中亦有“茶壶团素月”等句。这虽然是片言只句，却是我市甚至是我省最早的吟茶之句，诗句中的“新榆火”即是用新一年长成的榆木柴薪作为焙茶煮茶的燃料，火力最旺，最没有其它杂味，是制茶煮茶的理想柴薪，以此方能制出上等的茶饼和煮出有品位的茶汤。这说明了他所带来的中原规范的制茶和煮茶方法和要求，也由此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习俗和饮茶之风。
实际上，唐代陆羽的《茶经》已清楚讲到唐朝饮茶之风的“极盛”：
“茶之为饮（料），发乎（开始于）神农氏……。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流传逐渐广泛而成为社会风气），盛于国（唐）朝，两都（西安与洛阳）并荆（州）渝（重庆）间，以为比屋（家家户户）之饮”。（括号中为笔者注，下同）
当时的喝茶方法与今天我们的“泡茶”是完全不同的，所制成的茶叶品种主要是饼茶，因此《茶经》说：“欲煮茗饮，先炙（火烤茶饼）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合着）煎煮之。”
另外，关于制茶煮茶所用的柴薪也十分讲究：《茶经》说道：“其火用炭，次用劲薪（火力旺的柴薪，如榆木）”。
在陈元光平定战乱，创建漳州之后，茶叶就在闽南大地广泛种植开来。使得漳属之云霄、平和、长泰、诏安、南靖、华安及泉州之安溪等县逐渐发展为著名的产茶县，今华安县城古时名为“茶烘”就是明证。
更稀罕的是，在云霄县火田镇白石村有一片年代久远的7800亩古茶树林。这片茶树林子从白石村绵延至马铺乡坪水村，是迄今发现的福建省最早、最大、最广的古茶树群落。白石村所在的火田镇可谓是福建茶树原产地、茶树规模种植发源地的“活化石”。其中发现的几棵胸径达30多厘米，从树头60厘米处分叉成五个主干，树高达二丈余。茶树的生长甚慢，杯口粗的主干得二三十年的生长时间，按照这样的生长速度，这棵茶树树龄至少得数百年。笔者推断，这些古茶树除了野生之外，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年戍闽唐军将士后裔从中原带来的茶种，火田地域正是唐代平“泉潮间蛮獠啸乱”的陈政陈元光重要驻地。但陈政陈元光及其军士眷属驻扎火田是从唐咸亨年间（670-674）开始的，一直到李旦皇帝任上的景云二年（711）陈元光罹难殉国，距今有一千多年，所以，白石村大帽山古茶树林，是否与二陈将军带来的将士后裔有关系，尚值探究。令人欣慰的是，笔者在白石村与村两委的交谈中获知，从21世纪初叶开始，保护这批茶树“活化石”成为白石村的一项重要工作，村委会对这些古茶树逐棵进行编号、挂牌，并将保护古茶树写进村规民约，为古茶树撑起坚牢的“保护伞”。
话说回来。宋代以来有关漳州茶叶的文字记载日渐丰富，宋朝《太平寰宇记》载：“漳州土产腊茶。”此外，宋淳熙五年的《临漳志序》提及漳州物产时就有“其所以衣食给用者则入有粮、棉……茗之类”。另有，明初大儒、时任漳州通判的王祎（1322-1374）在《清漳十咏·其五》中记述：“可是闽南徼，阳多气候先。麦收正月尽，茶摘上元前。”（光绪丁丑沈定均撰《漳州府志·艺文一》。另注：古时漳州亦称“清漳”）
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了：宋朝时期，漳州地区种茶饮茶之风已经普及山区各县。
漳州产茶县份茶叶品种繁多，有铁观音、水仙、本山、黄旦、毛蟹、肉桂、八仙、梅占、白芽奇兰等数十个品种。
今天颇受漳州茶人喜欢的平和奇兰茶细分则有白芽、红芽、竹叶、青芽、早芽、晚芽、金面七类品种。它的发源地在崎岭乡彭溪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该村母枞分株，经由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人员共同协作攻关、耗尽心血、重新选优培育改良的结果。
漳州因种茶较早，在茶叶生产实践中，漳州茶农也较早掌握了制茶技术。如今，人们称道福建乌龙茶采制技术精湛，其制茶技术却与漳州紧密相关。明朝初年，漳州社会已饮茶成风，制茶业已颇具规模，还有了比较高的茶叶制作技术，茶商首先创制了乌龙茶。明朝中期，因月港开洋，漳茶产品已漂洋过海，从月港出口的“漳芽”“漳片”已蜚声海内外，明末清初同安县茶僧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在《武夷茶歌》中曾赞叹漳州茶叶的制作云：“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上温，心闻手敏功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清嘉庆《崇安县志·卷二·物产》，又载何丙仲点校本《夕阳寮诗稿》第30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茶歌既直接点出了武夷山“岩茶”名称，亦说明了采制时间、漳州茶人加工方法及通过精制获得优良品质的茶品。清乾隆刊本《泉州府志·卷二·物产》《夕阳寮诗稿》均载茶僧阮旻锡的《安溪茶歌》称：“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
从这些记载可知，漳州的茶叶“漳芽”“漳片”在明末已颇有名气。
万历《漳州府志》载，明正德、嘉靖年间，“漳芽”“漳片”就被列为贡品。正德间每年贡茶叶378斤，芽茶500斤；嘉靖间每年贡叶茶400斤，芽茶511斤。万历《漳州府志·卷五》《南靖县志》记载：嘉靖年间，南靖县茶叶列为贡品，进贡茶五十五斤九两三钱，叶茶六十斤九两九钱。当时南坑村有茶园三十亩，年产三十担，茶树为本地野生红芽和白芽菜茶，号称“清明茶”，《长泰县志》《龙溪县志》等也均有进贡茶叶的记载。明末龙溪县名士陈正学的《石晶泉歌》（载《平和县志》）有“茶香隐为兰蕙，顿觉云生欲轩翥”。可见当时的茶叶已颇有名气，进而促进茶叶的种植。明嘉靖进士、隆庆太子太傅、万历太师林偕春（云霄人）在云霄莆美一个岩洞周围种茶，面积约十亩（今荒芜）。明太常寺少卿、龙溪人陈天定游平和大峰山佛祖岩诗句：“寺古多荒瓦，僧贫只荐茶”，明天启进士沈起津游诏安九侯山诗句“香炉烟透云眼里，雾锁茶园望海台”。这些史料不仅说明漳州山区产茶，沿海地区也有成片茶园。明中叶海澄月港继泉州港之后成为福建外贸大港，茶叶产销更加兴盛。据月港的《海澄县志》载，明中叶从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售上百吨，最多一年达三百吨，居全省之冠。明末清初，龙溪县龙山、平和大峰山、南靖奎洋鄉上洋茶远销缅甸，平和的奇兰茶、海澄太武山茶、漳浦玳瑁山茶、龙溪北门茶叶行业也陆续兴起。由于“漳芽”“漳片”名气大，其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由漳州茶商传入武夷。 清代以来，闽南乌龙茶蓬勃兴起。龙海县的玳瑁山此时也名传四方。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游览至漳浦，正逢漳浦籍宰相蔡新衣锦还乡，皇帝询问蔡新此处有何名茶、寺庙和著名特产，才思敏捷的蔡新即诗：“玳瑁名山迎帝临，滴水龙泉高峰顶，金仙岩边有八景，万亩茶园万担银”。乾隆上山品尝后，随手写了可供朝廷享用。从此玳瑁茶流传四方。此时种茶自饮也遍及偏僻乡村，嘉庆间岁贡生诏安人谢生鹤的《秋日乘舟到田家》诗（载《雪溪诗抄》）：“落叶供饮饭，清风催煮茶”。
乾隆间诏安拔贡生叶观论《家属即事》诗：“野茶堪破门，何事饷红了，随意六七碗，透骨复通灵”。
随着茶饮的普及，品茗之风日甚。清代，一种全新的冲泡烹茗方式功夫茶艺开始在漳州出现并逐步推广至潮汕一带。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永安知县彭光斗路过漳州时，就亲身享用了功夫茶。他说：“罢后去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园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也。”（彭光斗《闽琐记》）
时至今日，乌龙茶功夫茶艺已在粤东及漳州诏安、东山、云霄、漳浦等沿海各县广为流行，成为颇具特色的漳州茶文化丰富内涵之一，在中国茶文化的茶艺艺坛占有一席之地。
漳州茶产业的发端与发展
清末，随着漳州茶叶声誉鹊起，制茶作坊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同治、光绪年间，漳州市里已有奇苑、瑞苑、张源美等茶庄开张，销售范围仅限于城区及附近四乡。由于苦心经营，茶莊不断扩大，加上此时漳州社会一时间比较稳定和繁荣，漳州毗邻茶叶需求量大的广东省，又靠近贸易港口厦门和汕头，茶叶内销与出口均具备良好的条件，经营茶叶店家数量也逐渐增多。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经营茶叶比较有实力的茶庄除了在厦门、石码、汕头等埠头设立分庄，出口东南亚等国，还有直接在南洋各埠头开设分店的，如奇苑、瑞苑、源崇美、荣胜、裕美等茶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林奇苑”茶庄生产的“三印水仙”，畅销东南亚，成为福建乌龙茶的代表之一。年销量据资料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前约360担，光绪二十年约1200担，光绪末年（1908）约1800担，民国初期至抗日前夕为2000担至6000担。它的来源地有安溪、武夷、漳平及本市长泰、平和、云霄等地。如长泰青阳田尖、云霄大帽山、龙溪金仙岩。民国初期，平和、诏安、长泰、华安等县已有成片茶园，其余各县山区也有零星种植。
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军阀混战，接着又经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战事不断，烽火连天，发展生产谈何容易，特别是1938年之后，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关紧闭，水路断绝。外运阻塞，茶叶无从出口。国民党政府对茶叶实行统制，苛捐重税，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茶农生活维艰，茶作坊纷纷倒闭，茶园成片荒芜，茶叶生产岌岌可危。至1949年，全市茶园面积6775亩，总产99吨，比1937年减产65%（引自林燕腾著《漳州茶史略》第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就在这年，漳州人民终于迎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诞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9家私营小茶厂加入“公私合营”队伍中，合并建立“地方国营福建省漳州茶厂”，这9家私营小茶厂是：张源美、陈升苑、林奇苑、林金峰、名苑、品芳、南源、华南、徐东源。这些私营小厂“一步登天”成为当时漳州市供销社管辖的国有企业“地方国营漳州茶厂”。厂址最初设在市区新华东路官园巷4号的“蔡公馆”（即蔡竹禅故居，今天天下广场大学甲37号），原名为“福建省茶叶公司漳州茶厂”。负责龙溪专区（1985年后改漳州市）所属各县及漳平县的毛茶收购、加工、调拨业务。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茶叶需求大幅度增加，至“文革”前，全区共开辟新茶园37847亩，1968年再扩种7000亩，茶园总面积已达53220亩，总产量达7700担。由于工厂规模已不适应社会需求，所以于1968年由政府选址市区北郊小坑头建新厂房，1971年新厂工程竣工，茶厂搬迁新址并立即投产，年生产能力750吨。（引自林燕腾主编《漳州茶厂的故事》第4页。内部交流材料）。公私合营之后的漳州茶厂，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得以合并、提炼，生产的茶品外形好、香气清纯、汤色橙黄，各级产品火功恰当、级距明显。据现任林厂长介绍，乌龙茶传统精制工艺从原料归堆到包装成品共12道工序，每一道都有讲究，其中“补火”工序是漳州茶厂的独家秘笈。由于工艺要求严格，精工焙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漳州茶厂生产的茶产品就颇受海内外市场欢迎，计划经济时期属于紧俏商品，需要凭“茶票”或市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才能买到漳州茶厂的茶叶。有趣的是，那时到潮汕出差仅凭单位介绍信有时还不容易住到旅馆，而只要拿出漳州茶厂一两装的色种茶邀旅馆人员泡上一泡，便立马能够安排住宿，可见受欢迎的程度。社会上戏传的一对谚语这样说道：“流香、色种、一枝春；乘风、飞马、大前门”，这一“对子”讲的是当时社会上民众的奢侈品，前句是指漳州茶厂当时3种著名产品，后句则是讲当时最好的3种香烟品牌，这充分说明了民众对漳州茶厂产品的认可。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企经营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冲击，福建省内四大国有茶厂（建瓯、福州、安溪）纷纷倒闭，只剩漳州茶厂一家，但该厂也面临着重重困难——职工大量下岗，“三金”难以为继，厂区因被某民营学校租用而大量缩小。2005年后，在漳州市供销社的支持下，临危受命的林燕腾厂长及其领导班子带着留下来的老员工，迎难而上，盘活企业资产，减少历史包袱，妥善处理好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把全省国有茶厂这点“薪火”保存了下来。技术人员迎难而上，在继续保持传统“古早味”乌龙茶精制工艺的基础上，认真研发市场适销对路、符合闽粤以及海外民众对茶品新口味需求的新产品，逐步恢复“流香、色种、一枝春”等传统茶品的同时，推出奇兰白、八仙白、观音白等“漳州三白”，用白茶的工艺来制作乌龙茶品种，填补了漳州茶品种上的空白。此外，他们还开发了“红流香”“肉桂”“金观音”等11个花色品种，用“精制”与“创新”使“古早味”焕发出新韵味，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了市场，终于渡过了难关，打出了一片茶产业新天地。今天的漳州茶厂成为全省唯一保存的国有茶厂，其传统的“乌龙茶精制工艺”还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该厂新研制的融传统与创新于一体的十多种产品先后获得20多种国际国内奖项，因其喉底回甘，韵味绵长，被东南亚华侨誉为“喉底的乡愁”。其中“白芽奇兰”“红牡丹”“特级黄旦”“一枝春”“流香”5种产品在第十二届国际名茶评比中均斩获金奖。同时，漳州茶厂还获得一系列荣誉：“省级先进企业”（1988年）、“全国供销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6年）、中国食品协会和漳州市政府授予福建省漳州茶厂“老字号”荣誉称号（2020年）。厂领导、老茶人林燕腾、林瑞祥还被评为第4代“乌龙茶精制工艺传承人”，获得“国家一级评茶师”“高级茶叶考评员”“福建省技能大师”等荣誉称号。这些事迹，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漳州茶厂人在新领导班子带领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职业坚守与技术创新，正是他们的执着与坚守，让70年的老厂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谱写出漳州茶厂新的辉煌篇章。
亟须保护的漳茶文化工业遗产
改革开放以来，漳州茶厂大部分厂房已被一民营学校租用，办公场所与生产车间只能一并挤在厂区西侧的一栋楼里，空间狭窄，条件艰难，但全厂上下团结一心、拼搏进取，仍然把国有漳州茶厂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如上已述的骄人成果，成为全国供销系统茶产业龙头企业，在全国茶产业界享有较高名气。漳州茶厂的出色成果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粱琦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张家坤、福建省供销社书记林少雄、漳州几任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分管文化的市领导都相继到该厂视察指导工作。他们对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的俄式生产车间旧建筑（已同大部分厂区一起租给某民营学校，该建筑现为学生宿舍），而且结构完整的乌龙茶精制工艺一条龙生产车间——毛茶仓库、烘焙（摊凉场）车间、设备科、机修车间、筛分车间、包装车间、办公楼等，能够保存至今且完好深感震撼，赞叹不已。一些专家认为这是至今全国唯一一条保护完好的、珍贵的乌龙茶精制工艺生产车间工业文化遗址，是中国乌龙茶精制工艺的宝贵工业文化遗产。得到消息的省里有关部门领导十分重视，专程前来该厂调查指导，建议把这条保护完好的工业文化遗址列入市、省级工业文化遗址保护项目。笔者曾多次到该厂参观学习，对其能够历经沧桑而保持如此完整也颇感珍贵，亦对这一条龙工艺旧生产线车间的保护深感迫切。笔者认为，它在得到省市领导、有关部门的肯定之外，还需要我市相关部门，特别是文化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与支持，把其列入工业文化遗址保护单位，通过对其保护，使其与该厂的“精制乌龙茶工艺省级非物质文化展示馆”相配套，必定能够成为我国唯一完整的、具有传统乌龙茶精制工艺特色的漳州一张特别珍贵的、稀有茶文化工业遗址的亮丽名片。这应该也是漳州各界人士、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