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汉学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引入历史纬度，“历史田野”遂成为民族志实践不可或缺的环节。“历史的民族志”可以呈现出“过往的一段岁月”，但它却绝非是静态的“过去时”。历史是活在“当下”的，因此“历史的民族志”所面对的时间跨度亦包括“当下”，并且这种“当下”应有一种历史厚重感。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结合学术前沿及本所的研究积累和未来发展目标，于2011年7月18日至19日举办了“民间文化与公共秩序：‘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反思”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试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透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变迁的历史逻辑，并在“历史的民族志”层面进行方法论反思。来自各大院校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不同专业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历史人类学的反思和现状、民间文化和公共秩序的意义和关联、国家权力的运作与政权组织的建设等问题作了主题发言。
　　一、历史人类学的现状和反思
　　作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与会学者对于历史人类学和历史民族志的重要意义、现状与不足给予了极大关注。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佩国教授区分了“历史民族志”（history ethnography）和“历史的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两个概念，强调前者是在档案馆中或面对文献资料研究“过去”的方法，而后者是面对当下的田野工作并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手段和方式的实践。针对张佩国教授提出民族志实践和史料操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胡鸿保教授却认为，历史文献对人类学民族志的重要性不应该过于夸大，它仅能够作为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辅助，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仍然需要以现场的主客观互动作为核心。与胡鸿保教授的意见相呼应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张小也教授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与人类学相反，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和文献恰恰是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而田野工作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则没有那么直接。针对上述人类学和历史学有关田野工作和历史文献的运用方法，与会学者分别以具体的民族志和史料运用加以回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赵旭东教授分析了在华北一个村落中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持续的祭拜龙牌仪式中龙的观念及其表征形态的转变，提出一种有关文明固化与信念变异的微观基础。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原副教授以贵州九溪村的抬舆仪式为例，以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地方庙宇与庆典的历史演变如何反映出当地的基层社会结构和地域组织关系，呈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世界及村寨自身的历史过程，将过去和当下紧密连接起来。前面两位人类学者对史料的运用是为了更好说明当下的文化，而后面两位历史学者则更侧重于分析“过去”的历史状况。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吴滔教授以史料和文献为依据，重新审视了明中叶以后江南市镇兴起的机制及市镇聚落的拓展过程，展示了“当时人们的观念世界”。南昌大学历史系黄志繁教授研究了南宋至明中期吉安地方社会转型期间，佛教传统、忠义祠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黄志繁教授的问题是：在一个士大夫文化传统很强的地方，理学家的改革如何与地方传统结合，从而导致了宋至明中叶地方社会的转型。与会学者分别从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以实际的研究案例来阐明他们是如何看待历史资料、历史方法在民族志中的运用的，可谓是对“历史的民族志”这一议题的具体阐发。
　　二、民间文化与公共秩序的意义和关联
　　此次研讨会的另一主题是“民间文化与公共秩序”。与会学者在风水、丧葬、仪式等传统话题上纷纷展开精彩讨论。青岛大学社会学系杜靖副教授提交了一份山东某宗族村落的民族志，一方面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A到Z型宗族序列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提出了“乡村权利的空间化表述”和“风水作为一种文化隐喻”的概念。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钱杭教授以江西农村丧葬典礼的现状和变化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古代中国丧葬礼仪是宗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表达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关怀，因此丧葬仪式本质是文化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而现代社会将丧葬仪式演变为奢侈消费活动的做法是丧葬仪式的一种异化。上海大学文学院黄景春副教授的报道内容是山西省阳泉市的冥婚仪式，他认为冥婚具有宗教信仰的原始性、伦理亲情的世俗性、父系宗法性、婚姻包办性和买卖性等特征，它们都根植于传统宗教伦理文化的沃土中，因而在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阳泉地区仍有旺盛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舒瑜博士分析的是云南诺邓盐井历史上的两套丰产仪式：作为盐的丰产仪式“接水魂”和作为米的丰产仪式“舞龙求雨”，旨在表明建立在内/外、自我/他者交换关系上的丰产仪式，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丰产”。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张敦福教授从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工作、消费、休闲与公共生活变迁中，发现传统上以“勤劳”自称的中国乡土社会，事实上还普遍存在着一种“消遣经济”，即在劳作不多、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增加休闲的实践和空间。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刘春燕博士从信仰价值体系的角度理解明清地方神信仰中的价值观，通过民众真实的信仰心态来理解祭司圈的形成。在场的其他学者就这些文章热烈回应，纷纷从“民间文化与公共秩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历史传统和当代社会的民间文化再生产过程——即文化和秩序作为民间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怎样具体被发明、传承和革新的。
　　三、国家权力的运作与政权组织的建设
　　有关国家权利和政权组织的宏观性议题也成为了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话题，不少学者纷纷对民族国家、国家效用、政权建设等方面加以研究。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纳日碧力戈教授提出历史民族志的实践要关注跨语言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话语歧义。他从民族国家的建构角度分析了历史上蒙古语对“中华”的翻译实践，进而讨论中国建设的多义特征，提出公民意识终究要居于民族意识之上，并以国家同族作为趋势。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范可教授关注的是新世纪伊始一些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新研究领域“国家人类学”，主要关注非国家权力形式的组织机构所产生的国家效应，同时也关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本身所出现的变化。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邵京教授则辨析了人民与人口在国家政治意义中的差别。他指出国家赋予了社会中的不同角色、人格及主体的特有意义，而社会中的观念体系也会反作用于国家的政治形态与实践方式。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江华教授利用广西安平土州的碑刻资料，分析了清代雍正以来在西南边疆土司地区的统治，呈现出一个中国式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如何在广西这类边疆社会实现的。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董敬畏博士通过陕西关中地区邓村现存水册资料及当代田野考察，描述帝国晚期的地方社会在水利使用过程中，如何通过文化层面的德行伦理及制度层面的国家监督等方式克服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几位学者从传统中华帝国和现代化中国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国家的名称、形式、政权等宏观议题，也引起会场诸位学者的热烈回应。
　　最后，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张佩国教授在进行会议总结时提出几点想法：一是期待历史学者、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之间得到进一步的沟通、理解和商谈的气氛，走向更为开放的社会科学研究；二是指出民族志的历史维度作为一种参考，可以成就更加多样性的民族志实践；三是再次辨析了在历史与当下的关系中，无论是人类学者还是历史学者都应当更多地关注“他者”的历史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