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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如丝绒般轻盈，四肢感触着生命，那样一个孩子，他对死亡知道些什么？”
约翰·沃尔什在他1997年撰写并出版的传记《愤怒的眼泪》（Tears of Rage）的扉页上引用了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句，以此表达对被绑匪残忍杀害的儿子亚当·沃尔什的思念。
在美国，约翰是像电影《亲爱的》角色韩德忠一样的著名“打拐斗士”。33年前，约翰6岁的儿子亚当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商场内被绑架并惨遭杀害，然而直到2008年12月，当地警察总长查得威克·瓦格纳才最终宣布这起杀人案结案，并判定嫌疑人奥缇斯·图尔就是诱拐和杀害亚当的凶手，但当时已经是图尔在狱中去世后的第12个年头。
在几十年的追寻司法正义过程中，约翰·沃尔什亲眼目睹了美国公共安全机构在找回失踪儿童方面的低效率与相关救助法律的缺失，伴随巨大的丧子之痛而来的，是对执法部门的失望和愤怒。
按美国的传统习惯，警察在收到失踪儿童报案后，需要在24、48甚至72小时的等待期之后才开始行动。但在大部分严重案件中，孩子往往会很快被杀害，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遭绑架且遇害的孩子中，76.2%都在3个小时内遇害的。
警方最后公布的案发细节显示，亚当在失踪当天下午即被杀害，警方在可能拯救亚当的关键节点内没有采取任何有用的行动。亚当的母亲芮芙·沃尔什在孩子失踪后立即报警，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响应。直到第二天下午，警方才在当地电视新闻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并轻描淡写地说“失踪和绑架应该没有关系”。
“是我们警局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存在很多漏洞和失职，否则这个案子不会拖到今天。” 瓦格纳如是说。
事实上，即使是在监控和联动系统高度发达的21世纪，单靠警方的力量来找回失踪儿童也显得困难重重，美国为失踪儿童案件专门制定的“3小时原则”在实际执行中遭遇到不少的难题，一旦错过3小时的黄金救援节点，孩子再被找回来的可能性就显得渺小许多。
在2011年的利比·克莱茨凯被绑架案中，纽约警方虽然依靠各类高科技手段在失踪第二天就抓到了凶手，但此时孩子已经遇害并惨遭肢解。孩子父亲绝望地感叹到：“找一个活生生的小男孩比找失踪的汽车还要艰难。”
“还有很多人在孩子失踪后幻想着警察局能立即启动一套有效的应急解救方案，但事实证明，这套方案根本不存在。”约翰也开始意识到，解救失踪儿童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行动。
为了避免更多同样的悲剧发生，沃尔什夫妇推动了《失踪儿童法案》和《失踪儿童援助法案》的通过，建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迄今已成功找回近16万名失踪儿童。
约翰本人甚至因此成为福克斯电视台王牌司法节目《美国头号通缉犯》（America’s Most Wanted）的制片人兼主持人，这位当地房地产商人在失去儿子后积极投身各类帮助找回失踪儿童的公益性活动。
《美国头号通缉犯》对美国司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档节目描绘尚未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号召观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自开播以来，该节目始终将追寻失踪或被虐待儿童案件作为节目重点，成功地在35个国家找回65个失踪和被绑架的儿童，协助警方缉捕了包括连环杀手、强奸犯和儿童诱拐犯等在内的1000多名罪犯。
在沃尔什夫妇的推动下，另一项卓有成效的“全民打拐”系统在1980年代开始施行。由沃尔玛首先发起的“亚当代码”（Code Adam）儿童安全警报系统旨在“3小时原则”时间内找回失踪儿童，如果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失踪，可以马上求助于这一系统，商场大门会全部锁上，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十分钟内找不到，就会报案寻求警方支持。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在践行“3小时原则”上发挥了连警方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如果说“亚当代码”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那么另一项名为“安珀警戒”（Amber Alert）的信息追踪方案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监控的天罗地网中。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珀·海格曼在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附近的祖母家附近被绑架，一位邻居目睹了绑架过程，随即报警。4天后，安珀的尸体在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惨遭割喉。
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随后，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作为失踪儿童警报系统之一正式建立，至今广泛用于美国50个州，覆盖全球18个国家。它利用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透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及有线电视，甚至电子邮件、电子路牌、无线装置、短信等途径发布报警信息。
1996年以来，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安珀警戒”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安珀警戒”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非政府机构引导的全民参与逐渐在全美范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失踪儿童紧急救助系统，在与警方的通力合作下建立起儿童安全的“保护伞”。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美国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
“现在成功找回的失踪儿童要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1990年，找回的失踪儿童比例是62%，今天则超过97%。”美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主席欧尼·艾伦如是说。
在拐卖儿童更加严重的中国，非政府机构引导的“全民打拐”也开始兴起，但其真实效果却和网民的最初愿景产生了差距。
早前由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在一段时间内借助社交网络的强大传播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随着新浪微博自身活跃度的降低而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各地警方盘查了许多乞儿，但至今尚不能确定：有任何一个被拐孩子是通过“随手拍照”获得解救的。
于建嵘称，“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使命，改由政府接手。
约翰·沃尔什在他1997年撰写并出版的传记《愤怒的眼泪》（Tears of Rage）的扉页上引用了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句，以此表达对被绑匪残忍杀害的儿子亚当·沃尔什的思念。
在美国，约翰是像电影《亲爱的》角色韩德忠一样的著名“打拐斗士”。33年前，约翰6岁的儿子亚当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商场内被绑架并惨遭杀害，然而直到2008年12月，当地警察总长查得威克·瓦格纳才最终宣布这起杀人案结案，并判定嫌疑人奥缇斯·图尔就是诱拐和杀害亚当的凶手，但当时已经是图尔在狱中去世后的第12个年头。
在几十年的追寻司法正义过程中，约翰·沃尔什亲眼目睹了美国公共安全机构在找回失踪儿童方面的低效率与相关救助法律的缺失，伴随巨大的丧子之痛而来的，是对执法部门的失望和愤怒。
按美国的传统习惯，警察在收到失踪儿童报案后，需要在24、48甚至72小时的等待期之后才开始行动。但在大部分严重案件中，孩子往往会很快被杀害，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遭绑架且遇害的孩子中，76.2%都在3个小时内遇害的。
警方最后公布的案发细节显示，亚当在失踪当天下午即被杀害，警方在可能拯救亚当的关键节点内没有采取任何有用的行动。亚当的母亲芮芙·沃尔什在孩子失踪后立即报警，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响应。直到第二天下午，警方才在当地电视新闻内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并轻描淡写地说“失踪和绑架应该没有关系”。
“是我们警局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中存在很多漏洞和失职，否则这个案子不会拖到今天。” 瓦格纳如是说。
事实上，即使是在监控和联动系统高度发达的21世纪，单靠警方的力量来找回失踪儿童也显得困难重重，美国为失踪儿童案件专门制定的“3小时原则”在实际执行中遭遇到不少的难题，一旦错过3小时的黄金救援节点，孩子再被找回来的可能性就显得渺小许多。
在2011年的利比·克莱茨凯被绑架案中，纽约警方虽然依靠各类高科技手段在失踪第二天就抓到了凶手，但此时孩子已经遇害并惨遭肢解。孩子父亲绝望地感叹到：“找一个活生生的小男孩比找失踪的汽车还要艰难。”
“还有很多人在孩子失踪后幻想着警察局能立即启动一套有效的应急解救方案，但事实证明，这套方案根本不存在。”约翰也开始意识到，解救失踪儿童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行动。
为了避免更多同样的悲剧发生，沃尔什夫妇推动了《失踪儿童法案》和《失踪儿童援助法案》的通过，建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迄今已成功找回近16万名失踪儿童。
约翰本人甚至因此成为福克斯电视台王牌司法节目《美国头号通缉犯》（America’s Most Wanted）的制片人兼主持人，这位当地房地产商人在失去儿子后积极投身各类帮助找回失踪儿童的公益性活动。
《美国头号通缉犯》对美国司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档节目描绘尚未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号召观众提供线索，协助破案。自开播以来，该节目始终将追寻失踪或被虐待儿童案件作为节目重点，成功地在35个国家找回65个失踪和被绑架的儿童，协助警方缉捕了包括连环杀手、强奸犯和儿童诱拐犯等在内的1000多名罪犯。
在沃尔什夫妇的推动下，另一项卓有成效的“全民打拐”系统在1980年代开始施行。由沃尔玛首先发起的“亚当代码”（Code Adam）儿童安全警报系统旨在“3小时原则”时间内找回失踪儿童，如果家长在超市购物时发现孩子失踪，可以马上求助于这一系统，商场大门会全部锁上，超市会有专人立即开始寻找孩子。如果十分钟内找不到，就会报案寻求警方支持。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在践行“3小时原则”上发挥了连警方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如果说“亚当代码”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那么另一项名为“安珀警戒”（Amber Alert）的信息追踪方案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监控的天罗地网中。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珀·海格曼在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附近的祖母家附近被绑架，一位邻居目睹了绑架过程，随即报警。4天后，安珀的尸体在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惨遭割喉。
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随后，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作为失踪儿童警报系统之一正式建立，至今广泛用于美国50个州，覆盖全球18个国家。它利用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透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及有线电视，甚至电子邮件、电子路牌、无线装置、短信等途径发布报警信息。
1996年以来，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安珀警戒”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安珀警戒”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非政府机构引导的全民参与逐渐在全美范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失踪儿童紧急救助系统，在与警方的通力合作下建立起儿童安全的“保护伞”。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数据，美国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报案，但其中70多万是由于家长和孩子沟通不畅，或是孩子离家出走造成的，99%的失踪儿童最后都能活着见到父母。在美国，每年只有几千件失踪案属于非亲属绑架性质，真正危及儿童人身安全的案件只有一百件左右。
“现在成功找回的失踪儿童要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1990年，找回的失踪儿童比例是62%，今天则超过97%。”美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主席欧尼·艾伦如是说。
在拐卖儿童更加严重的中国，非政府机构引导的“全民打拐”也开始兴起，但其真实效果却和网民的最初愿景产生了差距。
早前由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在一段时间内借助社交网络的强大传播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随着新浪微博自身活跃度的降低而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各地警方盘查了许多乞儿，但至今尚不能确定：有任何一个被拐孩子是通过“随手拍照”获得解救的。
于建嵘称，“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现在基本已经完成了使命，改由政府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