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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国作者简介：李兆国（1972-），男，山东邹平人，硕士，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文学史，文化对比与翻译。
摘 要：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领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的、动态的新途径，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尤其是该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很强的阐释力。然而，和其他理论一样，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阐释力；综述
一、前言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如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国内学术界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其仍知之甚微。直至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90年代末的事了。但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本文对该方面的研究做一系统的回顾与概述。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研究现状综述
埃文—佐哈尔于1978年发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后于1990年经修改又重新发表在《当代诗学》杂志1990年第11卷第1期上，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崭新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Even-Zohar，1990：6-29）因此庄柔玉认为（2000：117-118），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地位，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述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谢天振（2003：60）认为，埃文‐佐哈尔把多元系统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作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埃文—佐哈尔先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语家蒂尼亚诺夫的话对多元系统内部状况作了一番描绘：各系统“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转变。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称为离心运动）；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称为向心运动）。”然后指出，“正是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如各阶层之间的张力），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
首先，埃文‐佐哈尔指出：“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临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张南峰（2002：19）根据埃文‐佐哈尔的这一理论分析，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同时，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多元系统理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型，亦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在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要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措。”（廖七一，2002：66）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问题。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换之言，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不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
埃文-佐哈尔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Even-Zohar，1990：p6-29）
第三，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这也是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语”上，也即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不无必要补充指出的是，埃文—佐哈尔在讨论翻译文学时没有简单地、不加区分地将其视做一个整体。张南峰（2002：19）分析说“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而就多元系统的分析角度、关系的界定，往往是以中心层次为着眼点，来观察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这即是说，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另一些部分的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对于我们理解俄苏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情况（如数量的多寡与影响的起落等），显然具有参考价值。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阐释的局限性研究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毋庸讳言，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阐释力也有其不充分性。
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谢世坚，2002；廖七一，2000：68）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该理论的论证、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语，亦颇有见地。在文学翻译中，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认为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从而忽视了文化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其次，多元系统理论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不是仅存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要是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话，那么不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那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所概括的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第三，译者是社会的人，他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当时的诗学观等等都会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针。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主体。翻译时，他一方面受社会因素影响，但其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时，他们都受其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影响。
许多学者（庄柔玉，2000：PP.16-17；王友贵，2003；查明建，2001）认为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局限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面：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简单化，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样就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而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语理论，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此无情地遮蔽、抹煞了译者的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四、结语
尽管多元系统理论在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上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显而易见，他的理论创新性和阐释力已经大大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地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埃文-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A］（庄柔玉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3］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6］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J］.翻译季刊，2000（4）：16-17.
［7］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9.
［8］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
［9］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J］.中外文学，2001（3）.
［10］Even-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11：1，1990：9-26.
［11］Even-Zoha，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Poetics Today 11：1，1990：45-51.
摘 要：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领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的、动态的新途径，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尤其是该理论对文学翻译具有很强的阐释力。然而，和其他理论一样，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阐释力；综述
一、前言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如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国内学术界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对其仍知之甚微。直至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90年代末的事了。但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本文对该方面的研究做一系统的回顾与概述。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研究现状综述
埃文—佐哈尔于1978年发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后于1990年经修改又重新发表在《当代诗学》杂志1990年第11卷第1期上，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崭新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 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指出：“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Even-Zohar，1990：6-29）因此庄柔玉认为（2000：117-118），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地位，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阐述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谢天振（2003：60）认为，埃文‐佐哈尔把多元系统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作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埃文—佐哈尔先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语家蒂尼亚诺夫的话对多元系统内部状况作了一番描绘：各系统“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转变。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称为离心运动）；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称为向心运动）。”然后指出，“正是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如各阶层之间的张力），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
首先，埃文‐佐哈尔指出：“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临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张南峰（2002：19）根据埃文‐佐哈尔的这一理论分析，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同时，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多元系统理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型，亦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在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地，译者即使要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措。”（廖七一，2002：66）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问题。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维护译入语的稳定性与纯洁性。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即复制原文的主要文本关系）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换之言，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不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
埃文-佐哈尔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这一角度出发解释上述现象，并且进而引申出关于翻译文学的位置对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策略等的影响问题。在埃氏看来，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Even-Zohar，1990：p6-29）
第三，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过，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这也是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语”上，也即价值判断上：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不无必要补充指出的是，埃文—佐哈尔在讨论翻译文学时没有简单地、不加区分地将其视做一个整体。张南峰（2002：19）分析说“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而就多元系统的分析角度、关系的界定，往往是以中心层次为着眼点，来观察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这即是说，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另一些部分的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对于我们理解俄苏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我国的译介情况（如数量的多寡与影响的起落等），显然具有参考价值。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阐释的局限性研究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毋庸讳言，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学翻译阐释力也有其不充分性。
国内已有学者（王东风，2000；谢世坚，2002；廖七一，2000：68）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该理论的论证、理论基础、研究领域等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语，亦颇有见地。在文学翻译中，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认为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因素（如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赞助人、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本身的特点等）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从而忽视了文化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其次，多元系统理论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不是仅存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要是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的话，那么不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那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所概括的三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第三，译者是社会的人，他的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当时的诗学观等等都会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针。译者并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动的主体。翻译时，他一方面受社会因素影响，但其主观因素亦不可忽视。不论是选取翻译材料，还是选取翻译策略时，他们都受其诗学观与主体性的影响。
许多学者（庄柔玉，2000：PP.16-17；王友贵，2003；查明建，2001）认为多元系统理论对于文学翻译局限性的根源在于如下几个方面：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疏忽了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从而把丰富的翻译现象简单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决定论，忽视了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与超前性；过分强调两极，忽视中间，结果导致研究方法的僵化、简单化，忽视两极之间的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这样就导致了该理论在研究翻译现象时出现两对有趣的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译者的翻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而又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视而不见。该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孤立的文本对照的翻译批语理论，开辟一条动态的、系统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由于它过分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这又使它最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落入理论僵化、绝对化的窠臼，因此无情地遮蔽、抹煞了译者的作用，把翻译看成完全由意识形态的机械的、简单的、直线的现象。
四、结语
尽管多元系统理论在对文学翻译的阐释力上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显而易见，他的理论创新性和阐释力已经大大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地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开拓出更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埃文-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A］（庄柔玉译）.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3］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6］庄柔玉.用多元系统理论研究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J］.翻译季刊，2000（4）：16-17.
［7］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9.
［8］王友贵.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J］.中国翻译，2003（5）.
［9］查明建.意识形态、翻译规范与翻译文学形式库［J］.中外文学，2001（3）.
［10］Even-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 11：1，1990：9-26.
［11］Even-Zoha，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Poetics Today 11：1，1990：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