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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它综合了世界发展理论和中国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发展理论的历史进程。它成为指导当今社会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研究的主导范式。
关键词：发展；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范式
范式是库恩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指在常规科学发展时期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成就，是支配着这个时期常规科学发展的科学成就，这一成就为此时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和解决方法。正如库恩所说：“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①科学发展观正如范式理论一样，成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发展理论范式，它不仅在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在发展实践的过程中也处于统治地位。人们接受了科学发展观范式后，在这种新范式的指引下，在它限定的范围内，社会科学家去思考、分析、研究发展理论问题，同时也在范式限制的范围内来解决发展实践问题。当然，作为一种新范式，它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科学发展观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它比以往的范式能更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比如发展中的效率低下问题、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发展的永续性问题等。
一、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辩证扬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各国都在致力于加速本国的发展脚步，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离开国际大背景实现独立的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要实现长足的发展更是无稽之谈。同样，中国要想实现长远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是我们在发展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转变，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体现在它借鉴了当今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和理论研究成果，体现在它吸取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经验教训，并且直面诸多全球性问题，这既符合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又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
纵观当今世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千万百计致力于自身发展，谋求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战后发展理论的兴起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最初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展开的，也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由于工业革命最早始于西方社会，随后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化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彻底有效地结束了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在国际社会中，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最初也就是这样看待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而事实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没有给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当中。20世纪60、70年代，巴西追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经济得到极大地增长，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16国，可谓经济起飞神速。但是到了80年代，巴西为经济起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民极度贫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安，反对派遭到血腥清洗，巴西1.3万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②人们看到的巴西经济增长不过是一颗彗星。
伊朗也曾采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并在1973年前后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其工业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执政者们的欲望也在膨胀，巴列维要做20世纪的“传奇英雄”，伊朗要做军事强国，在经济增长后每年竟要支付一百七八十亿美元购买军火。同时，不量力而行，把大量资金消耗在修建德黑兰地铁之类资金密集型大项目上；另外，统治阶层中普遍贪污腐化。伊朗的新财富不仅没有使伊朗社会进一步稳定，反到使本国大多数人民不满，人们觉得国家的财富正在为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所垄断。加之巴列维没能很好的处理与宗教界的关系，结果爆发了长达一年多的示威和暴乱。伊朗经济起飞后又嘎然而止的事实，被学者们称为“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非洲有一部分国家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曾有一段时间实现了较快地经济增长，有些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但由于分配不公，激起了许多社会矛盾，国家遭受损失，人民蒙受苦难，发展过程不得不中断。所以，尽管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快而社会发展慢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同时由于人类的理性偏执，只是关注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这种现代化并没有实现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全面和长远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吸取了这种教训，立足于自身，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同步发展。
不可否认，西方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否定自然的价值，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实现的。在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建立在物质变换基础上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多重关系被简化成了一种单纯的征服和改造的关系：人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利用和改造自然，忽略了自然界对于满足人类长远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
从当代西方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问题开始受到全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早期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物、产品。例如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他仍只看到人必须消耗一定的产品方可维持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存在，从而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把储蓄、投资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知识增长等视为发展动力。因此，20世纪50年代，国际学术界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这一现实问题就初步形成关于什么是发展的认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问题。基于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就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
到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发展、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在空间纬度上得到拓展。从发展的空间纬度上看，发展的目标不再仅仅围绕经济范畴，而是开始涵盖社会系统所触及的各个层面。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出版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发展意味着社会整个体系的全面地向上运动。”③此时的发展内涵从经济发展拓展到包括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忽视社会改革和进步，就谈不上真正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④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
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理论家对早期发展理论进行反思，转换视角、从物转向人，由此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法国著名学者佩鲁曾指出：经济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它没有弄清楚增长的目的和目标，忽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只讲投资、储蓄、工资这类经济活动，但对行为者的态度、他们的志向和对待特定情境做出反应的能力却不加说明。因此，佩鲁强调要从“人的活动及其能力”来研究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⑤，“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⑥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马迪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中，更多地强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扩展是判断发展的标准。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⑦“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⑧
到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发展、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在时间纬度上得到拓展。从发展的时间纬度上看，发展的视角从代内人延伸到代际人，从现在拓展到未来。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永远的发展。
综上所述，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这些研究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这些发展理论都是围绕发展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梦想，就必须克服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中国的执政主体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认真研究这些发展理论，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对中国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执政者头脑发热的产物，它是中国几代的执政主体在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也是在吸收国内外发展观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觉的科学理论创新而提出来的。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紧密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实现了发展观的创新。这一发展理论不仅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积极扬弃，也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成果。他们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萌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协调发展思想，1956年9月，党的“八大”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走兼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领域中强调统筹兼顾，他指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⑨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代表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一系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雏形，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思想，统筹兼顾的思想等均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取得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人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弥足珍贵，他们的起步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切合实际的，对我国当时的发展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偏离实际的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中心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积极推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等均体现了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思想，由此形成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1979年10月，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思想。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理论可以说就直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时代新特点和中国国情出发，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考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道路、模式、动力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了全面的阐述，建构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思想框架，成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拓创新，不断探索新领域，努力深化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提出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更是对发展思想的丰富。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关于促进人与自然得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论述，实际就是对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揭示。江泽民同志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而且还包括民主政治的可持续推进、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建设、国防实力的可持续增强、外交的可持续开展、人才的可持续开发等。江泽民还特别强调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发展视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确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任务，提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大大拓展了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视野，使我们在发展观念、发展战略方面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当前现状，在认真、系统总结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反思近代工业文明的利与弊，重新检讨现实社会发展中沿袭已久的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对历史上的各种发展理论兼收并蓄，它既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又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成果的继承和丰富。它不仅整合了我国以往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而且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它体现了中国现时代的发展实践要求，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突破了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狭隘眼界，把发展视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认为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模式、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系统理论。与历史上的各种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更具科学性，对新的发展实践更有现实的指导性。
三、科学发展观理论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范式的更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横向的理论发展，还是纵向的理论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成果的积极借鉴和创新拓展。在以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发展理论占据了当时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指导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范式，由此形成了以研究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为主的社会发展理论。随着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弊端的日益增多，人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把社会发展的领域拓展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域度，因而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理论又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理论范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发展的实践检讨和理论反思，发展观的视角开始从“物”转向“人”，转向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正如佩鲁（Francois Perroux）所指出的：“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和个人都曾沉浸于定性价值中。它们把一种有意或无意传达的意义赋予语言中的各种符号和隐语，这种东西或者构成能以文字交流的东西的基础，或者超越了文字的含意。对平均值进行统计、加权和计算并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身不由己，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但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⑿所以，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范式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范式。由此可见，发展理论范式的更替是基于对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而逐步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它的提出是基于现实的发展问题，随着发展实践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明显，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突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诸如就业、医疗、分配、政治参与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矛盾凸现，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现代化事业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如果不正视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就很难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更可能重蹈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覆辙。时代的要求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把当下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的问题放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自然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应答域中来考察，是由于旧的发展范式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发展问题，已有的发展理论解决不了现实的发展困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它替代了旧的发展理论范式，成为指导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当然科学发展观理论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们要不断拓展它的应用范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这一理论。
注释：
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IV。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讨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③［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05页。
④［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印金强、赵荣美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⑤［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⑥［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⑦［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⑧［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⑾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⑿［法］弗朗索瓦o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京）1987年，第38页。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年。
［3］李爱《国际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李俊彪《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J］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5］宋海龙《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视角看科学发展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1期。
［6］董军明《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J］前沿，2007年第1期。
关键词：发展；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范式
范式是库恩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指在常规科学发展时期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科学成就，是支配着这个时期常规科学发展的科学成就，这一成就为此时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和解决方法。正如库恩所说：“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①科学发展观正如范式理论一样，成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发展理论范式，它不仅在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在发展实践的过程中也处于统治地位。人们接受了科学发展观范式后，在这种新范式的指引下，在它限定的范围内，社会科学家去思考、分析、研究发展理论问题，同时也在范式限制的范围内来解决发展实践问题。当然，作为一种新范式，它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科学发展观范式之所以获得了它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它比以往的范式能更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比如发展中的效率低下问题、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发展的永续性问题等。
一、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辩证扬弃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步加强，各国都在致力于加速本国的发展脚步，但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离开国际大背景实现独立的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要实现长足的发展更是无稽之谈。同样，中国要想实现长远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是我们在发展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转变，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体现在它借鉴了当今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和理论研究成果，体现在它吸取了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经验教训，并且直面诸多全球性问题，这既符合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又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
纵观当今世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千万百计致力于自身发展，谋求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战后发展理论的兴起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最初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展开的，也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由于工业革命最早始于西方社会，随后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西方现代化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彻底有效地结束了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在国际社会中，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最初也就是这样看待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而事实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没有给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当中。20世纪60、70年代，巴西追随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经济得到极大地增长，经济增长率很高，甚至一度超过了欧共体的经济增长率，跻身工业16国，可谓经济起飞神速。但是到了80年代，巴西为经济起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民极度贫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安，反对派遭到血腥清洗，巴西1.3万人口中有7000万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正如巴西总统自己所说的：“巴西经济很好，但巴西人过得很苦。”②人们看到的巴西经济增长不过是一颗彗星。
伊朗也曾采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并在1973年前后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其工业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执政者们的欲望也在膨胀，巴列维要做20世纪的“传奇英雄”，伊朗要做军事强国，在经济增长后每年竟要支付一百七八十亿美元购买军火。同时，不量力而行，把大量资金消耗在修建德黑兰地铁之类资金密集型大项目上；另外，统治阶层中普遍贪污腐化。伊朗的新财富不仅没有使伊朗社会进一步稳定，反到使本国大多数人民不满，人们觉得国家的财富正在为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所垄断。加之巴列维没能很好的处理与宗教界的关系，结果爆发了长达一年多的示威和暴乱。伊朗经济起飞后又嘎然而止的事实，被学者们称为“一个经济神话的破灭”。非洲有一部分国家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曾有一段时间实现了较快地经济增长，有些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但由于分配不公，激起了许多社会矛盾，国家遭受损失，人民蒙受苦难，发展过程不得不中断。所以，尽管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快而社会发展慢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同时由于人类的理性偏执，只是关注经济的高速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这种现代化并没有实现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全面和长远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吸取了这种教训，立足于自身，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同步发展。
不可否认，西方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类的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否定自然的价值，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实现的。在这种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下，建立在物质变换基础上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多重关系被简化成了一种单纯的征服和改造的关系：人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利用和改造自然，忽略了自然界对于满足人类长远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
从当代西方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问题开始受到全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早期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物、产品。例如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他仍只看到人必须消耗一定的产品方可维持生命有机体的持续存在，从而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把储蓄、投资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知识增长等视为发展动力。因此，20世纪50年代，国际学术界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这一现实问题就初步形成关于什么是发展的认识。当时具有标志性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问题。基于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就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
到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发展、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在空间纬度上得到拓展。从发展的空间纬度上看，发展的目标不再仅仅围绕经济范畴，而是开始涵盖社会系统所触及的各个层面。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出版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发展意味着社会整个体系的全面地向上运动。”③此时的发展内涵从经济发展拓展到包括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忽视社会改革和进步，就谈不上真正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④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出现了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发展观。
70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理论家对早期发展理论进行反思，转换视角、从物转向人，由此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法国著名学者佩鲁曾指出：经济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经济主义）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它没有弄清楚增长的目的和目标，忽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只讲投资、储蓄、工资这类经济活动，但对行为者的态度、他们的志向和对待特定情境做出反应的能力却不加说明。因此，佩鲁强调要从“人的活动及其能力”来研究发展问题，明确提出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⑤，“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⑥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马迪亚•森的“自由发展观”中，更多地强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扩展是判断发展的标准。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⑦“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⑧
到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发展、如何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在时间纬度上得到拓展。从发展的时间纬度上看，发展的视角从代内人延伸到代际人，从现在拓展到未来。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的长久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永远的发展。
综上所述，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这些研究都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和现代化的推进，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暴露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这些发展理论都是围绕发展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要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代化梦想，就必须克服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中国的执政主体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认真研究这些发展理论，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问题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二、科学发展观理论是对中国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执政者头脑发热的产物，它是中国几代的执政主体在不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也是在吸收国内外发展观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觉的科学理论创新而提出来的。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紧密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实现了发展观的创新。这一发展理论不仅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积极扬弃，也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成果。他们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萌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协调发展思想，1956年9月，党的“八大”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走兼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领域中强调统筹兼顾，他指出：“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⑨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代表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观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成果，形成的一系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雏形，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思想，统筹兼顾的思想等均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取得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人对发展问题的探索，弥足珍贵，他们的起步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是切合实际的，对我国当时的发展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偏离实际的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中心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积极推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等均体现了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思想，由此形成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1979年10月，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思想。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理论可以说就直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时代新特点和中国国情出发，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考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的、道路、模式、动力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了全面的阐述，建构了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思想框架，成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拓创新，不断探索新领域，努力深化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江泽民同志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他提出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更是对发展思想的丰富。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关于促进人与自然得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论述，实际就是对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揭示。江泽民同志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持续，而且还包括民主政治的可持续推进、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建设、国防实力的可持续增强、外交的可持续开展、人才的可持续开发等。江泽民还特别强调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发展视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确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任务，提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任务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大大拓展了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视野，使我们在发展观念、发展战略方面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进一步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当前现状，在认真、系统总结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反思近代工业文明的利与弊，重新检讨现实社会发展中沿袭已久的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对历史上的各种发展理论兼收并蓄，它既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又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成果的继承和丰富。它不仅整合了我国以往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而且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它体现了中国现时代的发展实践要求，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突破了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狭隘眼界，把发展视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认为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模式、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系统理论。与历史上的各种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更具科学性，对新的发展实践更有现实的指导性。
三、科学发展观理论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范式的更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横向的理论发展，还是纵向的理论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成果的积极借鉴和创新拓展。在以传统发展观指导下形成的发展理论占据了当时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指导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范式，由此形成了以研究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为主的社会发展理论。随着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弊端的日益增多，人们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把社会发展的领域拓展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域度，因而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理论又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理论范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发展的实践检讨和理论反思，发展观的视角开始从“物”转向“人”，转向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正如佩鲁（Francois Perroux）所指出的：“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和个人都曾沉浸于定性价值中。它们把一种有意或无意传达的意义赋予语言中的各种符号和隐语，这种东西或者构成能以文字交流的东西的基础，或者超越了文字的含意。对平均值进行统计、加权和计算并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身不由己，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但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⑿所以，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范式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论范式。由此可见，发展理论范式的更替是基于对现实发展问题的研究而逐步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它的提出是基于现实的发展问题，随着发展实践问题的解决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明显，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比如，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突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诸如就业、医疗、分配、政治参与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矛盾凸现，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现代化事业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如果不正视和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就很难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更可能重蹈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覆辙。时代的要求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把当下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的问题放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自然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应答域中来考察，是由于旧的发展范式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发展问题，已有的发展理论解决不了现实的发展困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科学发展观是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它替代了旧的发展理论范式，成为指导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当然科学发展观理论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们要不断拓展它的应用范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这一理论。
注释：
①［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IV。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讨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23页。
③［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05页。
④［美］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印金强、赵荣美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⑤［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⑥［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⑦［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⑧［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⑾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⑿［法］弗朗索瓦o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京）1987年，第38页。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3年。
［3］李爱《国际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李俊彪《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J］理论月刊，2007年第2期。
［5］宋海龙《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视角看科学发展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1期。
［6］董军明《毛泽东、邓小平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J］前沿，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