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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家庭隐秘曾风靡法国
艾丽丝内心深处有个保存了整整 30年、令她难以启口的隐秘，因一旦说破，势必损害到她自己、她兄弟以及她舅舅等一大群人的命运。14岁那年，艾丽丝的母亲告诉她，她父亲是个恋童癖，是个性欲错乱的人，是个贼。当时她发誓，决不将此告诉兄弟姐妹，也不告诉警方。于是若干年来，多少白天黑夜，艾丽丝对此守口如瓶。直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逝世，大家始终认为他是个无可非议的前海军士兵，他只是喜欢将小男孩带进他的花园里。艾丽丝如同许多孝顺女儿一样，她全力以赴地料理了他的后事。直至今天，为了保护她16岁儿子，他对外公一直保持尊敬，她说：“无论怎样，外公是他心中的美好回忆，我不忍心让这些丑事伤害我的儿子。所以，儿子对此一无所知，今天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
到底是说，还是不说?长期来，人们以为这争论似乎早已解决。主张公开揭示家庭隐秘的代表人物是精神病科医生弗朗索瓦·道勒托，他始终鼓吹，应将一切具有“放射性效应”的秘密公布于天下：令人羞愧的亲子关系、夫妻悲剧和厄运。简言之，所有有辱家族的隐秘都应一吐为快。这种以相当大的代价来追求真相的“赞歌”在90年代曾风靡一时。在达努瓦，托马斯·文特贝热执导的影片《Festen》中，在家庭午餐时，有人对家族成员的乱伦作了无情的揭露。而心理分析家塞日尔·蒂斯龙在其畅销书《家庭秘密：运用模式》中指出，对家庭隐秘采取掩饰的手段似乎是种病态的表现，无论对揭发者，还是对牺牲者来说，它都将带来焦虑，带来没完没了的失败，给孩子们带来混乱。当时法国人相信的理念是不管怎么说，将真相披露总比将隐秘维持下去要好，孩子们有权知道一切。
于是，法国人对收养来的孩子不再隐瞒他们的来历，对试管婴儿也同样如此。巴黎科尚医院妇产科医生负责人弗朗索瓦·奥利维娜主持的调查发现，人们不再犹豫将其祖母的精神病病历公布于众，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叔叔搞大公证员女儿肚子的丑闻纠了出来。当时，许多精神病专家发疯般地陷入了这种极度的坦率中。面对这一“透明”风潮，不少精神病专家深为忐忑不安，精神分析家索菲·马尔普洛士指出：“人们如此强烈地寻找真相与原因，以至于今天，应该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权。我亲眼目睹不少不可理喻的事；因父母感至摊以对孩子启口，而那些医生、小学教员居然告诉这些孩子们，他们是试管婴儿或是被收养来的。这样的‘坦率’无疑给当事者带来了噩梦!”
越来越多的专家
倾向对隐秘保持沉默
当今时代是电视直播的时代，是对“透明”崇拜的时代，法国人的私生活在公众面前无处躲藏，然而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试图恢复对隐秘保持沉默。马赛赛著名的青少年精神病学家马塞勒·罗富就持这样的观点：这隐秘是否对涉及人有好处?是否所有的真相都可以公开?普瓦提埃医院青少年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冯塞利博士说：“告诉一个孩子，说他母亲是个妓女，或说他父亲是个瘾君子，我看这没任何好处。隐秘本身没毒，但如果它一旦成了路人皆知的事情，让邻居、朋友和乳品铺的老板娘到处宣扬，此时这隐秘就可能有了毒，它会给人带来伤害。仅仅一个或两个人知道隐秘，这杆的隐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如果说，将真相让各人皆知，这是不妥的话，那么反过来，咬紧牙关，不让任何人知晓，这也是不止常的。”
有时，最好是让这些家庭隐私变得有些诗意，不让至爱亲朋的生活变得那么尴尬。两部紧贴现实的影片·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德国导演沃尔根·贝克尔执导的《好孩子莱宁》和朱利·贝尔蒂内利执导的《自从奥塔尔出走后》在2003年获得了极大成功。在生活现实中，这柞对隐秘的宽容足以使那些匿名孩子、私生子和领养的孩子气得跳脚。对他们来说，剥夺了他们的历史，无疑是永久的伤痛，是只有摧毁性的破坏。在他们父亲、母亲，有时是整个家族的精心策划下，他们成了被谎言上宰的囚徒，他们深感自己深受他人摆弄，深受背叛。他们内心如同刀割。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惟独他们本身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沉默法则对家庭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36岁的西勒的故事与一个装满旧文件和一张陌生人照片的箱了有关：这个陌生人是她的父亲。尽管这箱子对她来说伸手可及，但她却始终无法触摸。直到她母亲逝世后，她才获得此物。她母亲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她原丈夫的证件。他为什么从来没霹面呢?他是这样希望的吗?西勒维叹息道：“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的人生或许就会另一种样子。”但隐秘究竟何时被披露，这难以确定。它往往在偶然中会被人获知：例如，一次送葬，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或—次婚礼。心理疗法专家巴尔帕拉·古维尔解释道：“隐秘如同可怕的威胁一样，无时不刻地在人们头上盘旋。它搅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让人们快乐。”按照他的看法，在开始时，家庭隐秘对个人或对家庭是种保护手段，是提防他们受辱、名誉受损、家庭陷于痛苦和遭社会排斥的手段。
人们将自己禁锢在沉默的围墙里，决不是出于高兴或出于损害他人的意愿，因人们相信：他们别无它择。对有些事情，人们确实有负罪感，而对有些事确情，人们将其删去感到理所当然，其目的是让被爱的人不受伤害。当隐秘，一旦成了不可泄露的机密时，那些知晓隐秘的人便成了它的囚徒，它便有了摧毁性。在开始时，这仅是暂时的怯懦，随后渐渐变成了永久的假象。人们等待合适时光将它释放出来，但这样的时光从来没来。人们制造了完美，人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花了20年时间研究家庭隐秘的作家佛朗索瓦；维吉鲁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隐秘，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市民。社会的评判与他人的目光，都令他们心惊胆战。在偏僻的乡村里，直到最近，公开声称自己的私生子、吃官司的祖父和从战场上开小差的父亲，这始终是／眭极为恐怖的事。”
艾滋病、同性恋
取代宁昔日的家庭隐秘
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隐秘总与体面有关：婚外情、非婚孩子、打胎、吃官司等等。在50年代，让人最感耻辱的是未婚母亲。米歇尔在17岁那年成了未婚母亲，当时她以为孩子已死了，医生在她醒来后将此告诉了她。回到家里，她两手空空。她母亲要她将过去的一切全忘却，要她不再谈论此事。但米歇尔从未做到。直到过了43年，她发现她的儿子还活着，当时一位医院里的义工收养这孩子。对于米歇尔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她满脸泪流：“由于害怕流言蜚语，我母亲居然将我的孩子送走了，蝴以乎要不让别人指责她育女无方。?她母亲将这秘密带入了坟墓，米歇尔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丝毫无助于她弥补那些流失的岁月。家庭的密谋扼杀了现实，留下的痛苦将陪伴她的一生。
如果说社会的演变和再婚家庭的增多使人们对过去的“隐秘”有所宽容，许多新的“家庭隐秘”取代了昔日的隐秘艾滋病、判刑或同性恋?例如，阿里斯女士在整整4年里，编造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周末，装着在过夫妻和睦的生活，事实上，她丈夫已离开了她，并同另夕卜个男人搞起了同性恋。随着职业生涯的风险臼益增大，失业也成了家庭隐秘。人们不愿承认自己下岗，他们更喜欢装出很忙碌的样子，不让家人知道他的困境。精神病学家基耐特夫人指出：“尤其对男人来说，失去了工作，就像遭到背叛一样，就像有了婚外情一样：他失去了丈夫的作用。”她为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作心理疏导，她发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孩子前的尊严，他们经常会杜撰些与他们般配的职业例如，那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整整三个月里，他让两个孩子相信，他—直出差在外。而事实上，他正在整个法国奔波，为了寻找工作。
家庭隐秘其实是很难守住的
手势、笔误和突然中止的话语往往会泄露出人们竭力要严守的隐秘。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乔利纳·多比涅指出：“人们越是以为隐私被封得严严实实，这些隐秘越是在不经意中会被泄霹出来。”玛丽·比耐在8岁时，惊奇地发现其母亲在衣柜后藏一个小皮包。母亲知道后便说：“别动它，这是我的隐私。”直至她母亲去世后，这小皮包始终在那里。玛丽自幼在母亲给她说的童话故事中长大，她一直以为她母亲是匈牙利皇室的后代，一直以为举止优雅的母亲曾在美国生活过。玛丽说：“这全是母亲在我童年时告诉我的。”当玛丽打开了那小皮包时，这幕美丽的戏突然中止了。母亲有很多先辈，他们都是……黑人，都是来自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的黑人。他们肤色漆黑透亮，头发卷曲。由于通婚的原因，其后代的肤色逐渐有了改变。玛丽突然明白，她母亲为伺总躲避阳光，总害怕皮肤被晒黑。于是玛丽去了马提尼克岛作了寻根的旅行，为此她还写了本回忆录，书名为《黑人，那又怎么啦?》。她说：“我终于理解了我的母亲，她为了逃避偏见和歧视。”
在时尚杂志《她》当汜者的洛昂茨在鞋箱里发现了她母亲留下了39本绿色、红色和蓝色的日记本，她将此整理后，以书名《小红色记事本》发表了这些日记，来纪念她的母亲。她母亲出身于良好的家庭，自98岁起，她就开始以日记形式写下了她的内心情怀。洛昂茨发现，她这位以贤妻良母著称的母亲当年曾狂热地恋过一个已婚男子。简言之，她母亲是个热情、开放的女性。
追寻蛛丝马迹，寻亲访友，为的是找到一把打开“家庭传说”的钥匙：法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地狂热地翻阅着家族的过去故事。法国约有100多万人在整理着长期来被尘封的家族家谱。“另类”出版社还在去年4月16日专门出了选集，其目的是让法国入学会如何划分家庭的文件，如何从公证人处查寻档案，如何将自己的祖先从巴士底监狱或苦役犯中找出来。
应慢慢地
摘去蒙住隐秘的面纱
一旦家庭隐秘公开于世，这意味了家族成员有了裂痕、有了隔阂：一方面，有一些急切想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愿再去惊动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人。那些想了解事，晴真相的人经常会遭到坚决的抵制，对于他们来说，即使真相的披露会引起尴尬，家族会就此陷于灾难中，这都无所谓，他们需要的就是真相。这是一咱安慰，一种在长久压抑下的心理释放。心理学家热耐·利戈特·弗朗索瓦女土指出：“家庭隐秘如同幽魂一样：若没给它应有的位置，它就会不停地纠缠着人们。”事实正是如此，人们不自觉地重复着祖先的悲剧故事。她认为：“同样的事情在数代人中不断重复：堕胎、死婴、通奸、性滥交等等。这些复杂的关系，人们能感受到，但人们不说它。”
然而，原本熟悉的人在突然中换了角色，这常令人惘然。巴特利希亚在14岁那年，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不再是那个每月2次见到的已离婚的父亲，而是她的“继父”，电就是她母亲现在的丈夫。同时，她还明白，原来同母异父的兄弟竟然都是她的亲兄弟，而原来的兄弟姐妹则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她说：“我不再是个拖油瓶的孩子。我的生身父母依旧在一起，这对我很好。我有自己的位置。”
米歇尔在50岁的为了购房去办理有关手续，他将“完整的”出生证带到公证处，此时他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回忆道，当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5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寻找着他的生身母亲，尽管一次次地空手而归。据有关记载，他母亲于1947年在普瓦提埃城的迪安医院匿名生下了他。他坚持认为，当时他母亲的名字是列奥娜。他并不愿对她作任何评论，他只是盼望将他过去的历史之谜解开来。他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养父母不让我参加家庭聚会。大家都知道我的来历，只有我蒙在鼓里。”
将家庭隐秘迅速地公布于众，还是将它捂住不让任何人知道；将它全部说出，还是干脆什么都不说，这里有个渐进的问题。许多心理学家最终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当孩子、少年和成年人提出了解真相的要求后，隐秘的真相应慢慢地被摘去面纱，而不是一下子的揭露。很显然，用渐进的力式、以恰当的语言，这对当事人有好处。精神分析家乔利纳·多比涅指出：“过度的透明对成年人来说是有害的，这已得到证明。而孩子是无法像成年人那样承受同样的情感，过度的痛苦、过度的激动会使孩子失去童年，或者说会破坏孩子的童年。”例如，其祖父上吊身亡，最好的方法是对孩子解释道，他的祖父现在“很幸福”。待过些日子后，再与孩子谈自杀的事。总之人们不该突然之间将什么都说出来。治疗家玛蒂纳指出：“应该让有关的人知道这些事。但不能不考虑方式，不考虑刘象。否则，这样的真相会像炸弹爆炸一样引起悲剧。”
克里斯迪纳44岁的父亲有2个女人：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她们各自都有孩子。对这个出身于里昂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家庭的污点：经过激烈讨论，家庭成员决定严守这隐秘。9年前，克里斯迪纳知道了这真相：她的表妹是她的同父畀母的妹妹。于是一切疑问有了答案：在8岁那年，她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圣诞节，当时她对原因一无所知。地看到她母亲泪流满面，独自伫立在圣诞树前，她刚收到一个手提包。在以后若千年里，每次圣诞节对这个孩子来说都是个折磨，她一直在寻找不让她母亲落泪的礼物。现在，她明白了，她父亲就在这一天向这两个女人赠送了同样的皮包。她叹息道：“这个恶劣游戏，找是当时的目击者。”她花了七年时间去作心理治疗，才从这阴影中走出来。
艾丽丝内心深处有个保存了整整 30年、令她难以启口的隐秘，因一旦说破，势必损害到她自己、她兄弟以及她舅舅等一大群人的命运。14岁那年，艾丽丝的母亲告诉她，她父亲是个恋童癖，是个性欲错乱的人，是个贼。当时她发誓，决不将此告诉兄弟姐妹，也不告诉警方。于是若干年来，多少白天黑夜，艾丽丝对此守口如瓶。直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逝世，大家始终认为他是个无可非议的前海军士兵，他只是喜欢将小男孩带进他的花园里。艾丽丝如同许多孝顺女儿一样，她全力以赴地料理了他的后事。直至今天，为了保护她16岁儿子，他对外公一直保持尊敬，她说：“无论怎样，外公是他心中的美好回忆，我不忍心让这些丑事伤害我的儿子。所以，儿子对此一无所知，今天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
到底是说，还是不说?长期来，人们以为这争论似乎早已解决。主张公开揭示家庭隐秘的代表人物是精神病科医生弗朗索瓦·道勒托，他始终鼓吹，应将一切具有“放射性效应”的秘密公布于天下：令人羞愧的亲子关系、夫妻悲剧和厄运。简言之，所有有辱家族的隐秘都应一吐为快。这种以相当大的代价来追求真相的“赞歌”在90年代曾风靡一时。在达努瓦，托马斯·文特贝热执导的影片《Festen》中，在家庭午餐时，有人对家族成员的乱伦作了无情的揭露。而心理分析家塞日尔·蒂斯龙在其畅销书《家庭秘密：运用模式》中指出，对家庭隐秘采取掩饰的手段似乎是种病态的表现，无论对揭发者，还是对牺牲者来说，它都将带来焦虑，带来没完没了的失败，给孩子们带来混乱。当时法国人相信的理念是不管怎么说，将真相披露总比将隐秘维持下去要好，孩子们有权知道一切。
于是，法国人对收养来的孩子不再隐瞒他们的来历，对试管婴儿也同样如此。巴黎科尚医院妇产科医生负责人弗朗索瓦·奥利维娜主持的调查发现，人们不再犹豫将其祖母的精神病病历公布于众，也毫无顾忌地将其叔叔搞大公证员女儿肚子的丑闻纠了出来。当时，许多精神病专家发疯般地陷入了这种极度的坦率中。面对这一“透明”风潮，不少精神病专家深为忐忑不安，精神分析家索菲·马尔普洛士指出：“人们如此强烈地寻找真相与原因，以至于今天，应该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权。我亲眼目睹不少不可理喻的事；因父母感至摊以对孩子启口，而那些医生、小学教员居然告诉这些孩子们，他们是试管婴儿或是被收养来的。这样的‘坦率’无疑给当事者带来了噩梦!”
越来越多的专家
倾向对隐秘保持沉默
当今时代是电视直播的时代，是对“透明”崇拜的时代，法国人的私生活在公众面前无处躲藏，然而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试图恢复对隐秘保持沉默。马赛赛著名的青少年精神病学家马塞勒·罗富就持这样的观点：这隐秘是否对涉及人有好处?是否所有的真相都可以公开?普瓦提埃医院青少年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冯塞利博士说：“告诉一个孩子，说他母亲是个妓女，或说他父亲是个瘾君子，我看这没任何好处。隐秘本身没毒，但如果它一旦成了路人皆知的事情，让邻居、朋友和乳品铺的老板娘到处宣扬，此时这隐秘就可能有了毒，它会给人带来伤害。仅仅一个或两个人知道隐秘，这杆的隐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如果说，将真相让各人皆知，这是不妥的话，那么反过来，咬紧牙关，不让任何人知晓，这也是不止常的。”
有时，最好是让这些家庭隐私变得有些诗意，不让至爱亲朋的生活变得那么尴尬。两部紧贴现实的影片·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德国导演沃尔根·贝克尔执导的《好孩子莱宁》和朱利·贝尔蒂内利执导的《自从奥塔尔出走后》在2003年获得了极大成功。在生活现实中，这柞对隐秘的宽容足以使那些匿名孩子、私生子和领养的孩子气得跳脚。对他们来说，剥夺了他们的历史，无疑是永久的伤痛，是只有摧毁性的破坏。在他们父亲、母亲，有时是整个家族的精心策划下，他们成了被谎言上宰的囚徒，他们深感自己深受他人摆弄，深受背叛。他们内心如同刀割。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惟独他们本身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沉默法则对家庭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36岁的西勒的故事与一个装满旧文件和一张陌生人照片的箱了有关：这个陌生人是她的父亲。尽管这箱子对她来说伸手可及，但她却始终无法触摸。直到她母亲逝世后，她才获得此物。她母亲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她原丈夫的证件。他为什么从来没霹面呢?他是这样希望的吗?西勒维叹息道：“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的人生或许就会另一种样子。”但隐秘究竟何时被披露，这难以确定。它往往在偶然中会被人获知：例如，一次送葬，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或—次婚礼。心理疗法专家巴尔帕拉·古维尔解释道：“隐秘如同可怕的威胁一样，无时不刻地在人们头上盘旋。它搅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不让人们快乐。”按照他的看法，在开始时，家庭隐秘对个人或对家庭是种保护手段，是提防他们受辱、名誉受损、家庭陷于痛苦和遭社会排斥的手段。
人们将自己禁锢在沉默的围墙里，决不是出于高兴或出于损害他人的意愿，因人们相信：他们别无它择。对有些事情，人们确实有负罪感，而对有些事确情，人们将其删去感到理所当然，其目的是让被爱的人不受伤害。当隐秘，一旦成了不可泄露的机密时，那些知晓隐秘的人便成了它的囚徒，它便有了摧毁性。在开始时，这仅是暂时的怯懦，随后渐渐变成了永久的假象。人们等待合适时光将它释放出来，但这样的时光从来没来。人们制造了完美，人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花了20年时间研究家庭隐秘的作家佛朗索瓦；维吉鲁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隐秘，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市民。社会的评判与他人的目光，都令他们心惊胆战。在偏僻的乡村里，直到最近，公开声称自己的私生子、吃官司的祖父和从战场上开小差的父亲，这始终是／眭极为恐怖的事。”
艾滋病、同性恋
取代宁昔日的家庭隐秘
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隐秘总与体面有关：婚外情、非婚孩子、打胎、吃官司等等。在50年代，让人最感耻辱的是未婚母亲。米歇尔在17岁那年成了未婚母亲，当时她以为孩子已死了，医生在她醒来后将此告诉了她。回到家里，她两手空空。她母亲要她将过去的一切全忘却，要她不再谈论此事。但米歇尔从未做到。直到过了43年，她发现她的儿子还活着，当时一位医院里的义工收养这孩子。对于米歇尔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她满脸泪流：“由于害怕流言蜚语，我母亲居然将我的孩子送走了，蝴以乎要不让别人指责她育女无方。?她母亲将这秘密带入了坟墓，米歇尔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丝毫无助于她弥补那些流失的岁月。家庭的密谋扼杀了现实，留下的痛苦将陪伴她的一生。
如果说社会的演变和再婚家庭的增多使人们对过去的“隐秘”有所宽容，许多新的“家庭隐秘”取代了昔日的隐秘艾滋病、判刑或同性恋?例如，阿里斯女士在整整4年里，编造了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周末，装着在过夫妻和睦的生活，事实上，她丈夫已离开了她，并同另夕卜个男人搞起了同性恋。随着职业生涯的风险臼益增大，失业也成了家庭隐秘。人们不愿承认自己下岗，他们更喜欢装出很忙碌的样子，不让家人知道他的困境。精神病学家基耐特夫人指出：“尤其对男人来说，失去了工作，就像遭到背叛一样，就像有了婚外情一样：他失去了丈夫的作用。”她为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作心理疏导，她发现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孩子前的尊严，他们经常会杜撰些与他们般配的职业例如，那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在整整三个月里，他让两个孩子相信，他—直出差在外。而事实上，他正在整个法国奔波，为了寻找工作。
家庭隐秘其实是很难守住的
手势、笔误和突然中止的话语往往会泄露出人们竭力要严守的隐秘。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乔利纳·多比涅指出：“人们越是以为隐私被封得严严实实，这些隐秘越是在不经意中会被泄霹出来。”玛丽·比耐在8岁时，惊奇地发现其母亲在衣柜后藏一个小皮包。母亲知道后便说：“别动它，这是我的隐私。”直至她母亲去世后，这小皮包始终在那里。玛丽自幼在母亲给她说的童话故事中长大，她一直以为她母亲是匈牙利皇室的后代，一直以为举止优雅的母亲曾在美国生活过。玛丽说：“这全是母亲在我童年时告诉我的。”当玛丽打开了那小皮包时，这幕美丽的戏突然中止了。母亲有很多先辈，他们都是……黑人，都是来自拉丁美洲马提尼克岛的黑人。他们肤色漆黑透亮，头发卷曲。由于通婚的原因，其后代的肤色逐渐有了改变。玛丽突然明白，她母亲为伺总躲避阳光，总害怕皮肤被晒黑。于是玛丽去了马提尼克岛作了寻根的旅行，为此她还写了本回忆录，书名为《黑人，那又怎么啦?》。她说：“我终于理解了我的母亲，她为了逃避偏见和歧视。”
在时尚杂志《她》当汜者的洛昂茨在鞋箱里发现了她母亲留下了39本绿色、红色和蓝色的日记本，她将此整理后，以书名《小红色记事本》发表了这些日记，来纪念她的母亲。她母亲出身于良好的家庭，自98岁起，她就开始以日记形式写下了她的内心情怀。洛昂茨发现，她这位以贤妻良母著称的母亲当年曾狂热地恋过一个已婚男子。简言之，她母亲是个热情、开放的女性。
追寻蛛丝马迹，寻亲访友，为的是找到一把打开“家庭传说”的钥匙：法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地狂热地翻阅着家族的过去故事。法国约有100多万人在整理着长期来被尘封的家族家谱。“另类”出版社还在去年4月16日专门出了选集，其目的是让法国入学会如何划分家庭的文件，如何从公证人处查寻档案，如何将自己的祖先从巴士底监狱或苦役犯中找出来。
应慢慢地
摘去蒙住隐秘的面纱
一旦家庭隐秘公开于世，这意味了家族成员有了裂痕、有了隔阂：一方面，有一些急切想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愿再去惊动那段不堪回首往事的人。那些想了解事，晴真相的人经常会遭到坚决的抵制，对于他们来说，即使真相的披露会引起尴尬，家族会就此陷于灾难中，这都无所谓，他们需要的就是真相。这是一咱安慰，一种在长久压抑下的心理释放。心理学家热耐·利戈特·弗朗索瓦女土指出：“家庭隐秘如同幽魂一样：若没给它应有的位置，它就会不停地纠缠着人们。”事实正是如此，人们不自觉地重复着祖先的悲剧故事。她认为：“同样的事情在数代人中不断重复：堕胎、死婴、通奸、性滥交等等。这些复杂的关系，人们能感受到，但人们不说它。”
然而，原本熟悉的人在突然中换了角色，这常令人惘然。巴特利希亚在14岁那年，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不再是那个每月2次见到的已离婚的父亲，而是她的“继父”，电就是她母亲现在的丈夫。同时，她还明白，原来同母异父的兄弟竟然都是她的亲兄弟，而原来的兄弟姐妹则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她说：“我不再是个拖油瓶的孩子。我的生身父母依旧在一起，这对我很好。我有自己的位置。”
米歇尔在50岁的为了购房去办理有关手续，他将“完整的”出生证带到公证处，此时他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回忆道，当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5年来，他坚持不懈地寻找着他的生身母亲，尽管一次次地空手而归。据有关记载，他母亲于1947年在普瓦提埃城的迪安医院匿名生下了他。他坚持认为，当时他母亲的名字是列奥娜。他并不愿对她作任何评论，他只是盼望将他过去的历史之谜解开来。他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养父母不让我参加家庭聚会。大家都知道我的来历，只有我蒙在鼓里。”
将家庭隐秘迅速地公布于众，还是将它捂住不让任何人知道；将它全部说出，还是干脆什么都不说，这里有个渐进的问题。许多心理学家最终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当孩子、少年和成年人提出了解真相的要求后，隐秘的真相应慢慢地被摘去面纱，而不是一下子的揭露。很显然，用渐进的力式、以恰当的语言，这对当事人有好处。精神分析家乔利纳·多比涅指出：“过度的透明对成年人来说是有害的，这已得到证明。而孩子是无法像成年人那样承受同样的情感，过度的痛苦、过度的激动会使孩子失去童年，或者说会破坏孩子的童年。”例如，其祖父上吊身亡，最好的方法是对孩子解释道，他的祖父现在“很幸福”。待过些日子后，再与孩子谈自杀的事。总之人们不该突然之间将什么都说出来。治疗家玛蒂纳指出：“应该让有关的人知道这些事。但不能不考虑方式，不考虑刘象。否则，这样的真相会像炸弹爆炸一样引起悲剧。”
克里斯迪纳44岁的父亲有2个女人：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她们各自都有孩子。对这个出身于里昂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家庭的污点：经过激烈讨论，家庭成员决定严守这隐秘。9年前，克里斯迪纳知道了这真相：她的表妹是她的同父畀母的妹妹。于是一切疑问有了答案：在8岁那年，她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圣诞节，当时她对原因一无所知。地看到她母亲泪流满面，独自伫立在圣诞树前，她刚收到一个手提包。在以后若千年里，每次圣诞节对这个孩子来说都是个折磨，她一直在寻找不让她母亲落泪的礼物。现在，她明白了，她父亲就在这一天向这两个女人赠送了同样的皮包。她叹息道：“这个恶劣游戏，找是当时的目击者。”她花了七年时间去作心理治疗，才从这阴影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