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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比较聂华苓与白先勇“台北人”主题小说，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相似的迁移流散经验中，在选择同为台湾背景题材上如何看取不同层次的创伤经验人物，对人物的人生意义做了不同设定，使得形成不同主题，并产生了女性作家非女性化写作和男性作家女性化写作的风格和笔调。两者各呈异彩，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不同的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 迁移与创伤 放弃与救赎 缺失与虚妄 悲悯与嘲讽
聂华苓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作为当前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老作家”，出生于1925年湖北的她跨越了中国两岸、海外的地域版图，成为见证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亡、藏匿、流浪，及中国人向外流窜发展的递变过程的极少作家之一，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视界建构。
但是中国大陆对聂华苓的推介曾在1979-1983年曾经掀起一番推介热潮，之后则缺少深入、全面的探讨。如果说聂华苓个案的整体价值是被学界低估的话，其在台湾因为《自由中国》杂志遭封禁事件而被噤声，其早期书写则无疑更是被遮蔽的。时任《自由中国》杂志文艺副刊编辑的聂华苓，出版了《葛藤》、《翡翠猫》、《一朵小白花》[1]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台湾是从大陆到台湾的作家中第一次触及到人物南迁经验及在台生活。而被视为此题材经典代表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的出版，则要等到1976年。这两位作家，都有着从大陆到台湾、美国的多重离散经验，在台湾居留了十几年左右，台湾时期均被认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代”，以该时期或以该时期经验为主题创作的《台湾轶事》与《台北人》为例，白氏笔下人物难忘“过去”，未来缺失；而聂氏笔下的人物也全是失掉根的人，全患思乡“病”，但表面上并不沉湎于过去，而试图实现“自我救赎”，但未来虚妄。那么，为什么处于较相同的历史语境，书写同样题材，甚至很多细节和构思都极其相似，却有全然不同的题旨？本文试图通过聂华苓与白先勇的比较，探讨作家如何选择切入点，通过不同的语言表征进行叙事，叙事如何产生不同的意义，以及背后作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共同经验的投射：迁移创伤之后
表面观之，《台湾轶事》与《台北人》都在短小篇幅中，立体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命运、思想、感情，人物都具有浓重的怀乡与追怀过去青春岁月的情结。但细究之，人物选取却分明有所区别。《台北人》中的人物虽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各阶层，仍以军官、文化精英、交际花、大商人、富豪等尚属中上层阶级的身份为重，而这些人背负着曾经风光十足的过往记忆而生存着，他们走的是衰退的今不如昔的路途；而聂华苓虽出生于大家族，但她带着母亲、弟妹逃到台湾，却过着困窘的生活，正如《台湾轶事》中，无论是捉襟见肘的教书匠们、买奖券的落魄教师们、篱下求职的周先生、求偶心切的李环，还是在家赋闲养老的高老太太……全是靠手中勤恳的劳作才得以或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中低层人物。他们口中也会如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一样吵着要回大陆去，这几乎是五十年代去台的“大陆人”的共同心象，源于迁移经验和加上历史创伤对人物的巨大影响。聂华苓和白先勇正是在这点上共同抓住了人物挣扎苦痛的基本心理。
但是，由于人物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在面对迁移、创伤经验时的心态显然不同。聂华苓说：“我们刚从战火中跑到台湾，在棕榈、阳光的海岛上，许多年轻人的心情却是惶恐落寞的；要在战争废墟中探索，追寻一点儿希望：中国人究竟该朝哪个方向走？”[2]这段话指出了她的主要认知角度是从对迁移而造成的心情的理解，以及要寻找出路的迫切两方面出发。而白先勇同样说过：“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辈共同承当……艾里克所谓的‘认同危机’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3]显然，他认知的角度却在于迁移者在现实与过去、大陆与台湾的空间对比中，产生的认同尴尬和危机的困境问题。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共同经验，聂氏笔下人物极少留恋过往，更多地对视现实，并怀揣着改变现状或憧憬未来的念头而活。或许他们的人生并没有白先勇笔下的人物那样耀眼，但人物层次的选择显然不是决定性因素，问题仍在于这些人物分别如何且为何如此地设定和选择自身的人生意义。
人物比较：自我放弃与自我救赎
两类人物都对现实不满，而白先勇笔下人物呈现出手捧现实而扭头向后望的姿势，视角所投注的光环在过去的长河中，形成了错位双重的悲剧：第一重，两者注定无法碰头，时间一去不复返，现实永朝前方，不管是朝向黑暗或是梦幻。所以金大班永远不可能重逢腼腆纯洁的月如，窦夫人已成昨日黄花，姹紫嫣红开遍，已付与断井颓垣；第二重悲剧却在于人物的自我放弃：由于对过去的渴望而自动放弃了对未来的进取。本来“现在”是个迁变的因素，可提供创造新的性格、环境、转义，但将现在与过去等同，或者说混为一体，乃是侵越了发展的边界，泯灭了差异，将未来的可能性和意义的生产取消了。当尹雪艳将“过去”布设在“现在”，尹公馆中的人是如何也摆脱不了一种在其中寻求慰藉，最终麻木、厄运连连，尹雪艳正是将未来自动删除的一个“死神”。白先勇赋予了她至高无上的对人类的一种掌杀调度大权，在此意义上甚至可说，白氏笔下人物都提前死亡：死亡发生在意义与无意义、价值与事实的结合点，而人物出现在后者的路途上。
而聂华苓笔下的人物却试图通过自我救赎来面对现实和未来。《爱国奖券》情节推展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立约人顾丹卿夫妇、乌效鹏、万守成等合资购买第186期爱国奖券一张，开奖前充满焦虑、膨胀、躁动的对话，直到卖晚报的人将中奖数字揭晓，爱国奖券在第十次落空后被撕碎，“只剩下光秃的枝丫和半截树干”，各人又回到希望和绝望交织的生活中。“通亮的走道上，每扇门都是关着的”，分明揭示对未来的进取的“走投无门路”，因为“接近泥土盘根错节的那一截不知到哪儿去了”[4]，没有赖以生存的“根”，人只能如浮云般在自我想象中飘荡。
如果说白先勇笔下《岁除》的赖鸣升是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又因其不趋于自怜，反而怀着“巨人自我意象”[5]；《爱国奖券》中的人物却扩大了自我想象，不同是：前者的悲剧根结在于，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与事实越来越远离的过去的自我意象，处于自欺的状态；而后者认为自身有充分能力去改变现实创造未来。描写万守成的一个细节颇富深意，他在单位、房里日夜帮处长抄七八百人通讯簿，一面抄一面又变动。尽管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这不过是一份无聊、耗费精力的琐事，在万守成看来却在能凸显自己掌握生杀大权的形象，而他连自己的生杀都无法掌握，交予偶然性（中奖）来嘲讽。同样，乌效鹏的单口相声尽管目的是影射台湾岛的政治，但那些“我是老子，你是儿子，这是咱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你老子做了太平岛上的皇帝，就是咱家世世代代的天下了。”[6]的话语显然将自己放在掌握了政治核心的位置上。这些扩大的自我想象使得人物被困在自我想象的世界中：乌效鹏（名字便具有象征意义，本想效仿大鹏展翅，实则子虚乌有，纯属扩大的自我想象）用走板腔调唱起京剧“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尽了孤单……”，被困的鸟、虎、雁、龙都代表中国图腾想象的至要之物，这种自我想象可想而知。
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在困境中，人物试图通过“谋通”来匹配“扩大的自我意象”，实现“自我救赎”。《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何“喜”之有？公教人员王大年得到奖状及500元年终奖金，让妻子雯琴买肥肠与好友赵志刚打牙祭。故事在晚餐中的对话、斗嘴、闹骂自然呈现、结束。大年提出养鱼致富以摆脱困窘，实现去美国之路，甚至做了“较充分”的创业准备，如去图书馆调查如何养鱼，也以“理性”推出养鱼的几个步骤，咋呼得志刚和雯琴既崇拜又迫不及待。志刚先是提出要辞掉公务员之职专心看管鱼池，各人沉浸在对愿景的憧憬之中。志刚提出一些担忧之处，引发雯琴的奚落及争吵。大年又提出编写英语发音速成书，为了挣钱糊弄着骗人。志刚则提议胡诌小说赚钱，进而追想当年追女孩写“爱是宗教与奉献”的情书，三人都自我陶醉在当年中。酒足饭饱之际，为一块孩子吃剩的排骨，大年笑岔气从椅子上摔倒而无法自己爬起，众人大笑而小孩惊醒大哭，房中大闹。志刚为解僵局决定请吃涮羊肉。等送行时，雯琴问起养鱼之事，志刚甩下“下礼拜再说”而去。这些人物理想化、自我崇高化、有虚假的幸福感、对很多东西有表面的兴趣，实则只是一种猎奇式的心理慰藉以及虚空的自我填充。他们是物质贫乏、精神空虚的社会底层人，却似乎隐藏着看透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空洞形式的能力，人物身上呈现低等生活与形而上范畴（理想、崇高、悲剧）之间的结合；在这结合点上，基于无根状态（相对过去）和无能状态（相对现实），他还试图采用“自我救赎”来达到对未来期望的自我实现。但问题是这种“自我救赎”切合吗？它实现的可能有多大？
人物处在自我扩大想象中，必定不能真正、理性地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真实关系，不能认清自身处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所作及所能作的受限。钉在墙上的工作表从未实现过，最可笑的细节是他连摔倒在地都无法自己爬起来，谈甚养鱼、出书、写小说？雷声大雨点小，最后隐遁于灰色的现实中，迷失了对追求、自由的意义与实质的认识。可以说，《台湾轶事》中没有一个人能实现这种自我救赎。这种无法“自我救赎”具有一定宿命悲剧的的悖论意味：人物必然要采取行为，因为人是依赖意义而生存的存在，是意义使人从混沌中走出。借助意义，人才可以在生存的背景中“挺立”起来，使生活具有方向性，否则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不去努力，便抽掉了生存的基石。但现在的憧憬和未来可能实现的愿景之间的脱轨，未来对现在的不能成立，使未来具有幻灭、偏离、无法掌控性质，注定不可实现，也就注定了人物自我救赎的不可能。
主题比较：未来的缺失和虚妄
通过对人生意义的认定，主题的比较便显而易见。如果说白先勇的小说分为两层：对现在的叙述以及由现在的叙述引发对过去生活的片段式回忆，作家希望在人物自我叙述中探究使他的生活走向崩溃的根源。聂华苓则还有第三层，指向未来的虚妄。在聂华苓的《一捻红》与白先勇的《一把青》都写个人命运因家国命运而在时代变难中的沉浮动荡，可供互文阅读的有趣文本。
《一把青》写朱青少女时期曾在南京与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婚后不久便爆发了国共内战，郭轸参战而不幸罹难。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纯洁的朱青来台湾之后，心已死去，沦落为一个玩世不恭，流连于麻将桌、交际会上的浪荡女人。显然，朱青在失去宝贵情意后丧失了基本的廉耻感、生存的意义。实际上，朱青在《台北人》中是一个异类，因为如窦夫人、王雄、赖鸣升、秦义方、朴公、卢先生等都死攀着过去以及过去的信仰、情感、思维方式等不放，他们是典型的自动删除现实和未来的人物。但以朱青这样一个自愿妥协、萎缩于现实世俗的人物为例，却能从另一方面体现白先勇统一的主题设计：那便是人物如何生活在当下？答案有且仅有一种，便是抛弃过去而妥协于灯红酒绿、传统缺失、意义缺失的当下。很明显，在《台北人》中那些能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不是麻木不仁、行尸走肉，便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或是反过来主宰现实潜规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白先勇明确提出了他关于现在的不可参与和未来的自然缺失的主题。
《一捻红》写婵媛也在大陆与丈夫仲甫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婚姻生活，仍是国共内战和分裂拆散了这对鸳侣。流落台湾的她为求得子女与自己的生存，以身体为代价接受了富商赖国熹的供养。但问题出现了，丈夫未死，随时有可能从大陆来台，她如何面对代表着精神与肉体，爱情婚姻与现实生存的两个男人？她想到：“他心地厚道，对她很好，甚至是爱她的，她知道。他使她过着不虞匮乏的生活，甚至近乎奢侈的生活，她也知道。然而，她不肯完全委身于他，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7]显然，横亘在她面前的是两难的选择，对于家国历史的变迁，作为短暂存在的个体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不可度量的匮乏很轻易地便能使人陷入深渊，选择一个能为生活掌舵的男人明显是具有说服力且合理的。可是，旧日的回忆仍强烈地留存在这个既失去根也失去自我的女人心里，她仍挣扎着不使本性完全缺席，“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与仲甫的情意。她在情与理中挣扎，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选择上徘徊。但不管如何选择，人生的帆船将毫无意外地要在大海上飘荡，任何选择将使未来落入虚妄的网罗中。
另外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与《卑微的人》也具有相同的互文解读可能。同是描写仆人如何对小姐和少爷的情感寄托，王雄最后因彻底被过去（过去订婚的梦想）、现在（小姐的世俗转向）所抛弃，以自杀告终；而张德三将少爷身上象征的金钱和权势、男性体现的力量视为自己的生活中心和仅有的依托，最后少爷战死，却没人忍心告诉他，他一直怀揣着“少爷给你盖大洋房子”的心愿而坚守在瞒与骗中，等待着被人骗取而永远不可能取回的几十年的血汗钱。可见，王雄选择的死亡与张德三选择的自欺欺人的坚守之间的差距，正在于一个认识到未来的缺失，而另一个无知于未来的虚妄。
态度比较：女性化的悲悯与非女性化的嘲讽
如果说在两本集子中，分别找出一个较集中代表作者的情感态度倾向的人物的话，也许尹雪艳、雯琴两人可暂且担当此任。
尹雪艳建造了一个公馆，将众人招揽至其中，自己却高高在上，冷眼看着俗世人的熙熙攘攘、争名夺利，兴衰败亡。尹雪艳一方面冷眼相待，并具有肃杀之力，与她靠近的人不是暴死便是老腐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却又是热的、软的。这一点，应该透过如欧阳子所说的“是最‘冷’的一篇”[8]而看到尹雪艳冷中温热的悲天悯人情怀。所以，尽管尹雪艳被喻为操掌生杀权的死神，但她却是以一个温润的女性形象出现，体现女性化的悲悯情怀，她完全不同于中西方传说中的青面獠牙的黑白无常，或恐怖肃杀的死神。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总是笑吟吟出现，并善解人意，宽慰人心。聂华苓也这样评价白先勇：“他对于放逐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台湾，在海外，在美国的，他都是充满了同情。”[9]所以，与其说白先勇的悲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不如说具有佛学上的真谛，因为前者的悲剧应该意味着有男子气概的武士和被献祭的处女，宇宙的灾难和禁欲主义的默许，而后者则意味着温热的爱人悲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女性化的。
有趣的是，尽管以雯琴这一女性形象来代表聂华苓的叙述态度，她的基本情感却是非女性化的嘲讽。《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中雯琴几乎每句话都隐含着嘲讽、悲哀、警醒，并且都合情合理、适时适地，并无丝毫通常女性的情绪，如面对着“喜事”的得意忘形、失去理智（反而夫子却有），面对不尽如意的生活现实的抱怨，反而是小说中最清醒的人物。聂华苓认为，她喜欢女人特有的一个才能：男人的镜子。正是这镜子的幻影推动生命力，刺激神经系统。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雯琴的话在大年之后的照亮、扩大功能，而这不是一般怨妇哀女能做到的，是站在人的立场出发的。
本着非女性化的嘲讽，聂华苓在《台湾轶事》中多处对人物进行这种类似于对大年的处理，甚至小说黑暗的景象因为时时闪耀着讽刺性的幽默而得到减轻，如《爱国奖券》中顾太太对众人，《珊珊，你在哪儿？》由李鑫对众人滑稽对话的噗嗤一笑，《君子好逑》与《李环的皮包》结尾对人物秃顶和年长的反讽等。
结语
聂华苓秉持对中下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的深感同受的扼腕之痛，在嘲讽人物的同时也叩问着作为普通人类的出路，在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后，于1964年冲破阻力赴爱荷华，这是聂华苓海外流散的开始。在她的《桑青与桃红》中，人物处于永恒的漂泊流散状态，实则是另外一个生存悖论，与早期的困境有着同样悖反的哲学意味。而白先勇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都是将军望族之后，衣食无忧，凭的是天才式的悲悯情怀，对人物赋予更多的同情。这些品质都延续到白先勇留学爱荷华大学后的创作中，形成白先勇的基调。同“台”不演同“台”事，正是由于作家的身份、心理等的不同，在极相似的流散经验和同题材写作中，仍呈现出不同的意象标记，这应该是那些为了整体观照而方便叙事的研究者，从外部硬性条件来度量流派、作家群、区域文学的做法中最不可轻视的问题。
注释
[1]在大陆结集为《台湾轶事》，本文主要以此为主进行探讨。
[2]聂华苓：《殷海光一些旧事》，见《抱一把胡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p42
[3]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见《第六根手指》，尔雅出版社，1995年。
[4]《爱国奖券》，见《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p11
[5]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p62
[6]同上，p9
[7]《一捻红》，见《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p63
[8]《<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见《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p31
[9]聂华苓编：《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P6
参考文献
[1]聂华苓：《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
[2]白先勇：《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
[3]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
[4]聂华苓编：《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
作者简介
许燕转（1982-）：女，广东汕头人，暨南大学中文系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诗学。
[关键词] 迁移与创伤 放弃与救赎 缺失与虚妄 悲悯与嘲讽
聂华苓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作为当前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老作家”，出生于1925年湖北的她跨越了中国两岸、海外的地域版图，成为见证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逃亡、藏匿、流浪，及中国人向外流窜发展的递变过程的极少作家之一，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视界建构。
但是中国大陆对聂华苓的推介曾在1979-1983年曾经掀起一番推介热潮，之后则缺少深入、全面的探讨。如果说聂华苓个案的整体价值是被学界低估的话，其在台湾因为《自由中国》杂志遭封禁事件而被噤声，其早期书写则无疑更是被遮蔽的。时任《自由中国》杂志文艺副刊编辑的聂华苓，出版了《葛藤》、《翡翠猫》、《一朵小白花》[1]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台湾是从大陆到台湾的作家中第一次触及到人物南迁经验及在台生活。而被视为此题材经典代表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的出版，则要等到1976年。这两位作家，都有着从大陆到台湾、美国的多重离散经验，在台湾居留了十几年左右，台湾时期均被认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代”，以该时期或以该时期经验为主题创作的《台湾轶事》与《台北人》为例，白氏笔下人物难忘“过去”，未来缺失；而聂氏笔下的人物也全是失掉根的人，全患思乡“病”，但表面上并不沉湎于过去，而试图实现“自我救赎”，但未来虚妄。那么，为什么处于较相同的历史语境，书写同样题材，甚至很多细节和构思都极其相似，却有全然不同的题旨？本文试图通过聂华苓与白先勇的比较，探讨作家如何选择切入点，通过不同的语言表征进行叙事，叙事如何产生不同的意义，以及背后作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共同经验的投射：迁移创伤之后
表面观之，《台湾轶事》与《台北人》都在短小篇幅中，立体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命运、思想、感情，人物都具有浓重的怀乡与追怀过去青春岁月的情结。但细究之，人物选取却分明有所区别。《台北人》中的人物虽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各阶层，仍以军官、文化精英、交际花、大商人、富豪等尚属中上层阶级的身份为重，而这些人背负着曾经风光十足的过往记忆而生存着，他们走的是衰退的今不如昔的路途；而聂华苓虽出生于大家族，但她带着母亲、弟妹逃到台湾，却过着困窘的生活，正如《台湾轶事》中，无论是捉襟见肘的教书匠们、买奖券的落魄教师们、篱下求职的周先生、求偶心切的李环，还是在家赋闲养老的高老太太……全是靠手中勤恳的劳作才得以或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中低层人物。他们口中也会如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一样吵着要回大陆去，这几乎是五十年代去台的“大陆人”的共同心象，源于迁移经验和加上历史创伤对人物的巨大影响。聂华苓和白先勇正是在这点上共同抓住了人物挣扎苦痛的基本心理。
但是，由于人物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在面对迁移、创伤经验时的心态显然不同。聂华苓说：“我们刚从战火中跑到台湾，在棕榈、阳光的海岛上，许多年轻人的心情却是惶恐落寞的；要在战争废墟中探索，追寻一点儿希望：中国人究竟该朝哪个方向走？”[2]这段话指出了她的主要认知角度是从对迁移而造成的心情的理解，以及要寻找出路的迫切两方面出发。而白先勇同样说过：“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悲剧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辈共同承当……艾里克所谓的‘认同危机’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3]显然，他认知的角度却在于迁移者在现实与过去、大陆与台湾的空间对比中，产生的认同尴尬和危机的困境问题。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共同经验，聂氏笔下人物极少留恋过往，更多地对视现实，并怀揣着改变现状或憧憬未来的念头而活。或许他们的人生并没有白先勇笔下的人物那样耀眼，但人物层次的选择显然不是决定性因素，问题仍在于这些人物分别如何且为何如此地设定和选择自身的人生意义。
人物比较：自我放弃与自我救赎
两类人物都对现实不满，而白先勇笔下人物呈现出手捧现实而扭头向后望的姿势，视角所投注的光环在过去的长河中，形成了错位双重的悲剧：第一重，两者注定无法碰头，时间一去不复返，现实永朝前方，不管是朝向黑暗或是梦幻。所以金大班永远不可能重逢腼腆纯洁的月如，窦夫人已成昨日黄花，姹紫嫣红开遍，已付与断井颓垣；第二重悲剧却在于人物的自我放弃：由于对过去的渴望而自动放弃了对未来的进取。本来“现在”是个迁变的因素，可提供创造新的性格、环境、转义，但将现在与过去等同，或者说混为一体，乃是侵越了发展的边界，泯灭了差异，将未来的可能性和意义的生产取消了。当尹雪艳将“过去”布设在“现在”，尹公馆中的人是如何也摆脱不了一种在其中寻求慰藉，最终麻木、厄运连连，尹雪艳正是将未来自动删除的一个“死神”。白先勇赋予了她至高无上的对人类的一种掌杀调度大权，在此意义上甚至可说，白氏笔下人物都提前死亡：死亡发生在意义与无意义、价值与事实的结合点，而人物出现在后者的路途上。
而聂华苓笔下的人物却试图通过自我救赎来面对现实和未来。《爱国奖券》情节推展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立约人顾丹卿夫妇、乌效鹏、万守成等合资购买第186期爱国奖券一张，开奖前充满焦虑、膨胀、躁动的对话，直到卖晚报的人将中奖数字揭晓，爱国奖券在第十次落空后被撕碎，“只剩下光秃的枝丫和半截树干”，各人又回到希望和绝望交织的生活中。“通亮的走道上，每扇门都是关着的”，分明揭示对未来的进取的“走投无门路”，因为“接近泥土盘根错节的那一截不知到哪儿去了”[4]，没有赖以生存的“根”，人只能如浮云般在自我想象中飘荡。
如果说白先勇笔下《岁除》的赖鸣升是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又因其不趋于自怜，反而怀着“巨人自我意象”[5]；《爱国奖券》中的人物却扩大了自我想象，不同是：前者的悲剧根结在于，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与事实越来越远离的过去的自我意象，处于自欺的状态；而后者认为自身有充分能力去改变现实创造未来。描写万守成的一个细节颇富深意，他在单位、房里日夜帮处长抄七八百人通讯簿，一面抄一面又变动。尽管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这不过是一份无聊、耗费精力的琐事，在万守成看来却在能凸显自己掌握生杀大权的形象，而他连自己的生杀都无法掌握，交予偶然性（中奖）来嘲讽。同样，乌效鹏的单口相声尽管目的是影射台湾岛的政治，但那些“我是老子，你是儿子，这是咱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你老子做了太平岛上的皇帝，就是咱家世世代代的天下了。”[6]的话语显然将自己放在掌握了政治核心的位置上。这些扩大的自我想象使得人物被困在自我想象的世界中：乌效鹏（名字便具有象征意义，本想效仿大鹏展翅，实则子虚乌有，纯属扩大的自我想象）用走板腔调唱起京剧“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尽了孤单……”，被困的鸟、虎、雁、龙都代表中国图腾想象的至要之物，这种自我想象可想而知。
凡物穷则思变，困则谋通。在困境中，人物试图通过“谋通”来匹配“扩大的自我意象”，实现“自我救赎”。《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何“喜”之有？公教人员王大年得到奖状及500元年终奖金，让妻子雯琴买肥肠与好友赵志刚打牙祭。故事在晚餐中的对话、斗嘴、闹骂自然呈现、结束。大年提出养鱼致富以摆脱困窘，实现去美国之路，甚至做了“较充分”的创业准备，如去图书馆调查如何养鱼，也以“理性”推出养鱼的几个步骤，咋呼得志刚和雯琴既崇拜又迫不及待。志刚先是提出要辞掉公务员之职专心看管鱼池，各人沉浸在对愿景的憧憬之中。志刚提出一些担忧之处，引发雯琴的奚落及争吵。大年又提出编写英语发音速成书，为了挣钱糊弄着骗人。志刚则提议胡诌小说赚钱，进而追想当年追女孩写“爱是宗教与奉献”的情书，三人都自我陶醉在当年中。酒足饭饱之际，为一块孩子吃剩的排骨，大年笑岔气从椅子上摔倒而无法自己爬起，众人大笑而小孩惊醒大哭，房中大闹。志刚为解僵局决定请吃涮羊肉。等送行时，雯琴问起养鱼之事，志刚甩下“下礼拜再说”而去。这些人物理想化、自我崇高化、有虚假的幸福感、对很多东西有表面的兴趣，实则只是一种猎奇式的心理慰藉以及虚空的自我填充。他们是物质贫乏、精神空虚的社会底层人，却似乎隐藏着看透了社会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空洞形式的能力，人物身上呈现低等生活与形而上范畴（理想、崇高、悲剧）之间的结合；在这结合点上，基于无根状态（相对过去）和无能状态（相对现实），他还试图采用“自我救赎”来达到对未来期望的自我实现。但问题是这种“自我救赎”切合吗？它实现的可能有多大？
人物处在自我扩大想象中，必定不能真正、理性地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真实关系，不能认清自身处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所作及所能作的受限。钉在墙上的工作表从未实现过，最可笑的细节是他连摔倒在地都无法自己爬起来，谈甚养鱼、出书、写小说？雷声大雨点小，最后隐遁于灰色的现实中，迷失了对追求、自由的意义与实质的认识。可以说，《台湾轶事》中没有一个人能实现这种自我救赎。这种无法“自我救赎”具有一定宿命悲剧的的悖论意味：人物必然要采取行为，因为人是依赖意义而生存的存在，是意义使人从混沌中走出。借助意义，人才可以在生存的背景中“挺立”起来，使生活具有方向性，否则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不去努力，便抽掉了生存的基石。但现在的憧憬和未来可能实现的愿景之间的脱轨，未来对现在的不能成立，使未来具有幻灭、偏离、无法掌控性质，注定不可实现，也就注定了人物自我救赎的不可能。
主题比较：未来的缺失和虚妄
通过对人生意义的认定，主题的比较便显而易见。如果说白先勇的小说分为两层：对现在的叙述以及由现在的叙述引发对过去生活的片段式回忆，作家希望在人物自我叙述中探究使他的生活走向崩溃的根源。聂华苓则还有第三层，指向未来的虚妄。在聂华苓的《一捻红》与白先勇的《一把青》都写个人命运因家国命运而在时代变难中的沉浮动荡，可供互文阅读的有趣文本。
《一把青》写朱青少女时期曾在南京与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婚后不久便爆发了国共内战，郭轸参战而不幸罹难。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纯洁的朱青来台湾之后，心已死去，沦落为一个玩世不恭，流连于麻将桌、交际会上的浪荡女人。显然，朱青在失去宝贵情意后丧失了基本的廉耻感、生存的意义。实际上，朱青在《台北人》中是一个异类，因为如窦夫人、王雄、赖鸣升、秦义方、朴公、卢先生等都死攀着过去以及过去的信仰、情感、思维方式等不放，他们是典型的自动删除现实和未来的人物。但以朱青这样一个自愿妥协、萎缩于现实世俗的人物为例，却能从另一方面体现白先勇统一的主题设计：那便是人物如何生活在当下？答案有且仅有一种，便是抛弃过去而妥协于灯红酒绿、传统缺失、意义缺失的当下。很明显，在《台北人》中那些能生活得“如鱼得水”的，不是麻木不仁、行尸走肉，便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或是反过来主宰现实潜规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白先勇明确提出了他关于现在的不可参与和未来的自然缺失的主题。
《一捻红》写婵媛也在大陆与丈夫仲甫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婚姻生活，仍是国共内战和分裂拆散了这对鸳侣。流落台湾的她为求得子女与自己的生存，以身体为代价接受了富商赖国熹的供养。但问题出现了，丈夫未死，随时有可能从大陆来台，她如何面对代表着精神与肉体，爱情婚姻与现实生存的两个男人？她想到：“他心地厚道，对她很好，甚至是爱她的，她知道。他使她过着不虞匮乏的生活，甚至近乎奢侈的生活，她也知道。然而，她不肯完全委身于他，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7]显然，横亘在她面前的是两难的选择，对于家国历史的变迁，作为短暂存在的个体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不可度量的匮乏很轻易地便能使人陷入深渊，选择一个能为生活掌舵的男人明显是具有说服力且合理的。可是，旧日的回忆仍强烈地留存在这个既失去根也失去自我的女人心里，她仍挣扎着不使本性完全缺席，“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与仲甫的情意。她在情与理中挣扎，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选择上徘徊。但不管如何选择，人生的帆船将毫无意外地要在大海上飘荡，任何选择将使未来落入虚妄的网罗中。
另外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与《卑微的人》也具有相同的互文解读可能。同是描写仆人如何对小姐和少爷的情感寄托，王雄最后因彻底被过去（过去订婚的梦想）、现在（小姐的世俗转向）所抛弃，以自杀告终；而张德三将少爷身上象征的金钱和权势、男性体现的力量视为自己的生活中心和仅有的依托，最后少爷战死，却没人忍心告诉他，他一直怀揣着“少爷给你盖大洋房子”的心愿而坚守在瞒与骗中，等待着被人骗取而永远不可能取回的几十年的血汗钱。可见，王雄选择的死亡与张德三选择的自欺欺人的坚守之间的差距，正在于一个认识到未来的缺失，而另一个无知于未来的虚妄。
态度比较：女性化的悲悯与非女性化的嘲讽
如果说在两本集子中，分别找出一个较集中代表作者的情感态度倾向的人物的话，也许尹雪艳、雯琴两人可暂且担当此任。
尹雪艳建造了一个公馆，将众人招揽至其中，自己却高高在上，冷眼看着俗世人的熙熙攘攘、争名夺利，兴衰败亡。尹雪艳一方面冷眼相待，并具有肃杀之力，与她靠近的人不是暴死便是老腐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却又是热的、软的。这一点，应该透过如欧阳子所说的“是最‘冷’的一篇”[8]而看到尹雪艳冷中温热的悲天悯人情怀。所以，尽管尹雪艳被喻为操掌生杀权的死神，但她却是以一个温润的女性形象出现，体现女性化的悲悯情怀，她完全不同于中西方传说中的青面獠牙的黑白无常，或恐怖肃杀的死神。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她总是笑吟吟出现，并善解人意，宽慰人心。聂华苓也这样评价白先勇：“他对于放逐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台湾，在海外，在美国的，他都是充满了同情。”[9]所以，与其说白先勇的悲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不如说具有佛学上的真谛，因为前者的悲剧应该意味着有男子气概的武士和被献祭的处女，宇宙的灾难和禁欲主义的默许，而后者则意味着温热的爱人悲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女性化的。
有趣的是，尽管以雯琴这一女性形象来代表聂华苓的叙述态度，她的基本情感却是非女性化的嘲讽。《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中雯琴几乎每句话都隐含着嘲讽、悲哀、警醒，并且都合情合理、适时适地，并无丝毫通常女性的情绪，如面对着“喜事”的得意忘形、失去理智（反而夫子却有），面对不尽如意的生活现实的抱怨，反而是小说中最清醒的人物。聂华苓认为，她喜欢女人特有的一个才能：男人的镜子。正是这镜子的幻影推动生命力，刺激神经系统。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雯琴的话在大年之后的照亮、扩大功能，而这不是一般怨妇哀女能做到的，是站在人的立场出发的。
本着非女性化的嘲讽，聂华苓在《台湾轶事》中多处对人物进行这种类似于对大年的处理，甚至小说黑暗的景象因为时时闪耀着讽刺性的幽默而得到减轻，如《爱国奖券》中顾太太对众人，《珊珊，你在哪儿？》由李鑫对众人滑稽对话的噗嗤一笑，《君子好逑》与《李环的皮包》结尾对人物秃顶和年长的反讽等。
结语
聂华苓秉持对中下层人物的生存困境的深感同受的扼腕之痛，在嘲讽人物的同时也叩问着作为普通人类的出路，在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后，于1964年冲破阻力赴爱荷华，这是聂华苓海外流散的开始。在她的《桑青与桃红》中，人物处于永恒的漂泊流散状态，实则是另外一个生存悖论，与早期的困境有着同样悖反的哲学意味。而白先勇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都是将军望族之后，衣食无忧，凭的是天才式的悲悯情怀，对人物赋予更多的同情。这些品质都延续到白先勇留学爱荷华大学后的创作中，形成白先勇的基调。同“台”不演同“台”事，正是由于作家的身份、心理等的不同，在极相似的流散经验和同题材写作中，仍呈现出不同的意象标记，这应该是那些为了整体观照而方便叙事的研究者，从外部硬性条件来度量流派、作家群、区域文学的做法中最不可轻视的问题。
注释
[1]在大陆结集为《台湾轶事》，本文主要以此为主进行探讨。
[2]聂华苓：《殷海光一些旧事》，见《抱一把胡琴》，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p42
[3]白先勇：《<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见《第六根手指》，尔雅出版社，1995年。
[4]《爱国奖券》，见《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p11
[5]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p62
[6]同上，p9
[7]《一捻红》，见《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p63
[8]《<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见《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p31
[9]聂华苓编：《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P6
参考文献
[1]聂华苓：《台湾轶事》，北京出版社，1980年
[2]白先勇：《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
[3]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尔雅出版社，1976年
[4]聂华苓编：《台湾中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4年
作者简介
许燕转（1982-）：女，广东汕头人，暨南大学中文系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