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绛思想随笔中的信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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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杨绛晚年写了一批随笔,以《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为代表,艺术性不如她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叙事散文,但其价值偏于思想性的一面。从她的这批随笔可以看出她受基督教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影响都较深。但是她笔下的“上帝”不能简单理解为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她对于传统、人性、文化等信念感的一种抽象表达,内核更接近于“五四”京派的人道主义思想。
  关键词:杨绛 基督教 佛教 儒家 人道主义
  杨绛曾在京派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受到过林徽因、李健吾等京派作家的提携、肯定;在她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到京派作家共有的一些特质,如驳杂的知识背景、洗练的语言、通达的见解与深刻的思想等。相较而言,前几方面已为不少研究者论及,就“思想性”这一点来说,被注意得似乎不够。笔者曾在《异声、变奏与对话——论京派散文家的人道主义观》一文中详细探讨过不同时期京派作家的思想性问题,其中涉及杨绛晚年的一些创作,而未进一步展开。杨绛在她写于晚年的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里集中探讨了人的信念、信仰等问题,厘清她所谈论的“信仰”的内涵,或能更清晰地看到她延续“五四”京派而来的价值倾向与思想底色。
  一
  在这部散文集里,杨绛反复提及她自己的信仰问题。在和一位学者的通信中,杨绛曾明确表示:“我不是教徒,也不是无神论者,我信奉上帝。”既然杨绛说自己并非“教徒”,她的“信奉上帝”一说就须慎重对待了。
  研究者在谈论杨绛的信仰问题时,出入也较大。如有的论者认为她信仰佛教,有的认为她信仰基督教,有的则泛泛而谈她有宗教情怀。要厘清这个问题,还得看杨绛具体写了什么。在《人生的价值》一文中,杨绛探讨了各种宗教对于人生的观点。如她谈基督教认为人生一世,是为了净化灵魂,升入天堂;佛教则是为了修炼以摆脱轮回……概言之,在各种宗教关于人生的说法中,此世是为了“彼岸”而做准备的。在这一点上,杨绛有不同想法:“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不过,我尊重一切宗教。但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杨绛显然是一个“此在”人间的关注者,而不是一个注目彼岸的超验主义者。
  但是杨绛又谈灵魂。在她笔下,“灵魂”毋宁是“精神”本身,而“精神”又是超越生死的。杨绛说:“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佛家爱说人生如空花泡影,一切皆空。佛家否定一切,惟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这段话其实应该反着读:正因为希望人生是有价值的,故而才希望灵魂不灭。假如灵魂与肉体同归虚无,人生的一切努力就真的付诸流水、付诸虚妄了。
  对信仰问题进行如此密集的思考,在杨绛笔下是第一次出现。或许人在生命迫近终了之时,信仰才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杨绛写出《走到人生边上》这部散文集,已是九十六岁高龄,自己一生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价值、意义所在,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暮年的杨绛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一生所为,终而得出“灵魂是否不灭,可以是问题;而活着的人都有生命或灵魂,是不成问题的”这样很明确的结论。
  二
  有关杨绛与基督教的關联屡被一些论者提及,相关“证据”似乎也最多。比如她曾在上海启明学校读书,启明是洋学堂,教师都是修女;杨绛的大姐笃信基督教,杨绛从大姐那里读过《旧约全书》;杨绛就读的东吴大学也是当时有名的教会大学;而杨绛更曾直言,她童年最感亲近的人,除了亲人,便是那位劳神父……结合她对刘梅竹的回答,称自己“信奉上帝”,就又增加了几分可信度。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杨绛也谈到了耶稣和上帝——“耶稣是最伟大的人,百分之百的克制了肉体。他也立即由人而成神了。”“有了信仰,上帝就在他心里了。上帝是慈悲的,心上有上帝,就能博爱众庶。”“基督教颂扬信、望、爱三德。有了信仰,相信灵魂不死,就有永生的希望。”
  但是,杨绛并不单单谈论基督教,也谈论佛教。她肯定基督教的“人生一世是考验”一说,赞美基督能够“克制肉体”;肯定佛家的“信心”,认为“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有‘宿根’和‘宿慧’”。但她对二者的态度毋宁是将信将疑:“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她肯定和尊重各种宗教的合理性,肯定信仰本身,同时却又声称:“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她又说过:“‘上帝’有众多名称。……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可见杨绛信奉的“上帝”,未必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她甚至认为鬼也未必不存在,因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
  杨绛还提到了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人的良知良能与禽兽不同而超越禽兽,我就称为‘灵性、良心’。‘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鼓动并督促为人行事都遵守上述道德标准的道德心。‘灵性良心’是并存的,结合‘知’与‘行’两者。”杨绛把这个“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的本能”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显然受到了儒家“性善论”思想的影响。
  此外,杨绛也多次谈到对孔子及《论语》的理解,比如《孔夫子的夫人》《〈论语〉趣》等篇。杨绛读《论语》是小说家的读法,关注的是人本身。她不仅关注个体的人,也关注《论语》里提出的一些事关人之存在的重要概念。比如她探讨“天命”:她承认有“天命”的存在,赞赏孔子能够“带着敬畏之心,承认命由天定”。同时,她又认为:“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杨绛认可的是“尽人事而听天命”,也是典型的儒家的态度。
  总之,杨绛对各种宗教、学说都持保留态度,却又肯定其中的部分内核。相较于“信”什么,她的怀疑要更明确一些。如她追问信仰,其实是在批评一种虚无主义、物质主义的人生观:“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这些表述背后有较为复杂的、中西融通的知识背景,也都是在表达一种反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一点跟“五四”京派非常相似。   三
  杨绛还说:“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杨绛信仰什么还应该从她对自我、他人与世界的感受去考察。《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晚年对自己一生所“信”的思考、梳理和总结,但是此种信仰,其实早已映照在她此前的文学活动中。
  杨绛一生的文学活动涉及戏剧、散文与小说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翻译。她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无论哪方面,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也即她对于“喜剧性”的表现与关注。杨绛的戏剧创作全部是喜剧创作;她的散文洋溢着乐观幽默的精神;她的小说情节风趣,主角也多有完满的结局;而她以学者身份研究的对象,如菲尔丁、简·奥斯汀等,也都是擅写喜剧小说的作家;翻译方面,她所翻译的《堂吉诃德》《小癞子》等,也是风俗喜剧作品。
  人们往往觉得“喜剧”一词是“深度”的反面,但喜剧同样可以深刻。
  从《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可知,杨绛很熟悉菲尔丁的创作。韩家明在其论著中认为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频频提及“命运”“幸运”“天意”等,近似于中国传统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不幸”“有命无运”“上苍保佑”“天赐良机”等说法,但其间有着文化内涵上的差异;继而引用了菲尔丁自己的观点——菲尔丁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不符合实际,可是他自己的小说里却无一例外是如此的。这该如何解释呢?韩家明认为小说里的圆满结局是“象征性”的,人物的圆满结局是源于慈善上帝的拯救,而不是“个人美德在现实中赢得的”。也就是说,菲尔丁小说里的喜剧性是作者的理想、信仰的体现。杨绛研究菲尔丁,对此不会不清楚;此外,杨绛还曾特意指出来:“我曾证明塞万提斯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遗体埋在三位一体教会的墓园里……他的小说确是他信仰的产物。”杨绛何以要在百岁高龄续写《洗澡》呢?由上可推知:姚宓与许彦成的“圆满”结局或也是象征性的,也是“上帝”的救赎——即无论“我”面对的是怎样的现实,“我”相信世界的真善美,相信好人自有好报——《洗澡之后》是暮年杨绛对自己所信的再一次强有力的表达。杨绛的喜剧实践同时也是信仰的实践。
  杨绛自言喜欢“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在杨绛的文学视野里,古典是相通的。仍以菲尔丁小说里的人物汤姆·琼斯为例,有论者曾指出菲尔丁笔下的汤姆·琼斯心地善良,近乎“仁道”,小说的基调与儒家的“仁爱”确有相通之处,为理解杨绛对菲尔丁式的作家的“钟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杨绛对人、对世界的感受大抵是古典的,因而才有可能是喜剧的,无信仰可言的人心与世界皆是悲剧。而古典,并非专指某一国、某一民族的传统,它毋宁是一种人性里相通的成分,它是理性、平衡与建设,而非混乱、偏激与破坏。
  四
  杨绛显然是受到儒家文化很大影响的。不过这种影响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毋宁是人生观、人性观上的。杨绛肯定的主要是儒家对“天命”的尊重、活泼的信念感以及对内修之功的重视。如前文所引:“但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意思。此外,杨绛更曾明确表示过:“我认为我为人处世也是儒家思想。我最爱《论语》,孔子是最富有人性的人。”从她的一些怀人忆旧作品去看,她无疑是一个伦理感很强的人。她对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的理解,与现代人片面强调个体性也有所出入,她的伦理观中也有旧的一面。杨绛身上也有“士”的志趣與风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某些部分就颇有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风致。大多数时候,她的散文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视角,如《干校六记》里,她写小狗“小趋”;《花花儿》里专写一只猫,一方面是觉得“万物有灵”且“众生平等”,另一方面,她终究是通过写动物而写人,写人的命运与际遇,不过用笔含蓄曲折,多言外之意。
  此外,或是《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洗澡》等几部作品太有名气,显得杨绛似乎更多地关注知识者的命运与人生。其实,杨绛也写过《老王》《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等小人物篇章,其间暗含了强烈的人道主义信仰,即在历史沉浮动荡中,每一个体、每一普通人的命运都受到无情拨弄,人与人的命运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是休戚与共的。这与儒家多少有些精英视角的“仁政”理念是大为不同的。
  总的来说,杨绛是处在新旧之间的人物,她也曾自言受到新文学的影响,但她又说自己“生性不喜趋时、追风”,因此她又始终是在潮流之外的。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大抵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里所提倡的意思暗合,她被归为“新京派”也的确其来有自。不过,她与“五四”京派身处语境毕竟不同。周作人在《两个鬼的文章》里说自己所信的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其用意在于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也即尼采所谓“上帝死了”之意,乃根植于那个反封建、反道统的时代语境;杨绛的散文写作,面对的则是一个躁竞的时代,她发现“上帝死了”之后是“财神爷坐庄”,直指今日人们心中信仰的“塌方”,对应的是今日之现实,而同样显出思考的严肃和对人世的一份忧心。
  概言之,杨绛晚年的思想随笔探究的核心是“信仰”问题,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不乏矛盾,但其中又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可循。她对各种宗教与学说都没有教徒式的盲从,但在“信”与“疑”之间,她是偏于“信”的。她信仰文化的永恒,相信人性中的真善美可以胜过假恶丑。这种信仰并非出自哲学的思辨或宗教的虔诚,而是对于人生的一种切实感受,不是为了抵达彼岸而否定此在,而恰恰是出自对此在人间的热爱。正如她所说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在此意义上,她的信仰仍然属于“五四”京派人道主义思想的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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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京派散文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9YJC751068)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张颖,文学博士,现为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体史研究。
  编 辑: 赵斌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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