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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玉器工艺的历史分期
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定鼎初期推行了落后的跑马圈地和民族歧视政策，破坏了生产，社会更加混乱。但是不久由于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促成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增长，酝酿着康熙盛世的形成和发展。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的玉器工艺，在明代琢玉工艺基础上也在缓慢地前进。当满族君临中原的时代，玉器服务的对象除了汉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之外，最重要一批则是满族皇室、王公贵戚和八旗上层人物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政教领袖和贵族台吉等等。他们是清代玉器空前繁荣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社会基础。
清代玉器空前繁荣的物质条件是由于乾隆20至24年，西北额鲁特蒙古、新疆回部问题的解决打通了和田玉石进入中原的渠道。在民间，尽管查禁森严，可是制止不了玉石走私，每年有大量玉石出现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年例贡玉分春秋两季，按时纳入清宫，玉材贮存逐渐增加，内廷收贮以及流通于社会上的大量玉石材料，培育了清代玉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清代玉器手工艺的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这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继承了前明以陆子刚为代表的琢玉技巧，实行专业分工密切合作，技术精益求精，创造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玉作、金玉作、如意馆实施严密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得到雍正帝、乾隆帝的支持和指导，又有着充足的优质玉材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有条件在发展制玉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清代玉器史上应给与一定的地位。
研究鉴定清代玉器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乾隆御制诗文集和《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以保存，它记录了乾隆帝对古玉鉴考辨证及端正玉器生产的指标和措施，以及大量的有关玉器的生产和贡进玉材的各种珍贵资料。根据这批御制诗文和档案记载及故宫收藏的清代玉器，可以把清代玉器工艺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二十四年，即1644年至1759年，共计115年，玉雕业发展缓慢，玉器艺术在继承前明制玉技术的基础上逐步转变并酝酿着新的康、雍两朝玉器风格与特点的诞生。
(二)第二期：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即1760年至1812年，共52年。制玉业空前繁荣，技艺成熟，琢碾了若干大件玉器，构筑了清代玉器史的丰碑，形成了以“乾隆玉”为代表的清代帝王玉的新风格。
(三)第三期：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即1813年至1861年，共40年。内廷玉器制造业渐趋萎缩萧条，玉器件头变小，数量急剧减少，技术水平下降。苏、扬制玉业逐渐式微。
(四)第四期：同治至宣统，即1862年至1911年，共49年。玉材来源断绝，宫廷玉器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碾琢技术有所降低。苏、扬两地玉作坊虽有所恢复，但确已乏力，殊难恢复昔日光彩。另一方面，北京玉器制造行业始终未遭战火破坏，呈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治中兴”之后又出现了有限的好转，尤其玉首饰业有所抬头。
上述玉器分期与一般的清史分期不同，采取了以宫廷玉材收贮，制玉的规模、技艺水平的发展线索为经，以地方制玉业及其物质技术条件为纬，对清代玉器工艺史作了新的分期尝试，不一定完全妥当，供研究鉴定清玉的朋友们参考。
顺治至乾隆二十四年：缓慢成长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全国经济，玉器生产也是难以幸免的。但是皇家总是例外的，他们到处掳掠工匠，成立宫廷手工业机构，为其制造武备用器和典章文物。估计清王朝自建国以来，在其内廷机构便集中了一批工匠，直接为其战争政策和生活需要服务。顺治初成立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初年又成立了武英殿造办处，康熙四十七年春武英殿造办处各作归并养心殿造办处管理。雍正帝上台，整顿了机构，建立了规章制度，扩大了作坊，雍正元年《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档》中就有玉作，毋庸置疑玉作也是从康熙时期沿袭下来，并非雍正年间新设。这时玉作玉匠可能来自苏州，困玉材来源困难，新作玉器很少，主要是收拾新玉、玛瑙、蜜蜡、银晶、珊瑚、碧玺、寿山石、青金石、松石、孔雀石等多种美石和宝石等材料。这时皇帝需要玉材还要向外地采买。估计康熙年间很可能从俄罗斯或蒙古购买玉料。雍正10年胤祯命内大臣海望写信给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和苏州织造郎中海保，“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宫玉石收藏甚少，不够使用。这时玉匠大多来自南方如：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邹学文、黄国柱、施仁正、陈宜嘉、王斌、鲍有信、顾观光，倪炳南、朱云章、张家贤、朱彩、金震寰……这些南匠不仅手艺精巧，有的还擅长鉴定(如都志通、邹学文、陈廷秀、黄国柱、姚宗仁)，这批“好手玉匠”的另一任务，就是指点“学手玉匠”学习制玉并提高技术。
乾隆元年于圆明园如意馆设御用作坊和画院，有的好手玉匠进内碾制；玉材储存情况略有好转，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弘历要诰办处收贮各色玉块呈览，当时司库白世秀将各色玉石10块，并碎玉66块，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弘历只相中白玉1块，让别人认看，其余玉石仍旧持出。乾隆初年清官收藏玉石，家底尚且如此之薄，进而可以推想雍正时期全国的窘状了。至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准许外雇几个匠役成做”。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这时在玉材供应有了根本好转，所谓“玉活甚多”，也是相对而言的。弘历是嗜古成癖，热衷于玩鉴赏考古玉并大力搜集妥善收藏。所以他还积极的提倡做假古玉，如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命新做白玉仙人、白玉马各1件，俱烧汉玉，配文雅座，而且还要照《考古图》的颜色烧造。并命在碧玉虎右腿里怀刻“十三”，配座要秀气，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这显然是仿汉宋古玉之作，但它告诉我们辨证古玉单凭款识有多么危险，要提高警惕。
这一时期见诸档案的著名玉匠有姚宗仁，他担负挑选玉材、设计画样等活计。如意馆、玉作制玉仍然很少，这时苏州织造对造办处玉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是造办处所需玉料、玉工的后备基地，同时又是造办处玉器加工的分支作坊。前面提到按照《考古图》仿旧玉，只是一种方法，一般说是由造办处玉匠设计画样准作之后再将玉、纸样一起发往苏州加工。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监张明交青玉一块，由玉匠姚宗仁画样。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樽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三月初一日，如意馆持出青玉一块，弘历谕交织造图拉办做。于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织造图拉送到青玉凫樽一件，呈进讫。这件凫樽，从设计到完成用去6年零9个月，乾隆15年姚宗仁画过放鹤图、石壁题诗、英雄以及刻阴文道“茂叔观莲”等纸样各一张，用白玉石子1块、青白玉石子3块，交织造图拉带往苏州琢作，还有时干脆向苏州织造派玉活计，这样连玉带工均可省下，这比他父亲雍正帝的办法胜过一筹。如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将《考古图》2本交与安宁、图拉，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2件、璃玉马1件、玄玉骢1件、琥1件、仙人 1件，共6件，要他们寻好玉工照图上记载之尺寸，各仿旧做1件。
这就是说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已有了自己的玉作，专为皇家琢碾玉器。
此后最大一宗新制玉器是在乾隆十八年四月，由姚宗仁在银库玉石内挑选玉101块，其重4428斤，可做碗120件，卓木120件。乾隆帝准做玉碗100件，玉卓木100件，这批玉活也由南边苏州承做。由此可知乾隆前期清官玉料存储量以及承做玉器的数量，虽比雍正时期有所大增，但都是很有限的。
清朝典章制度用玉，与前朝相比有所变化，如冠服制度上确立清式服装为朝、常服，因之废冕旒玉带，但用玉未必减少，如皇帝朝带祭天坛佩用青金玉，祭地坛佩用黄玉，祭日坛用珊瑚，祭月坛佩用白玉。祭祀之玉：天坛用苍璧，地坛用黄琮，日坛用赤璧，月坛用白壁。宝、册、磬也多用玉制。
目前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康雍玉器极少。在这里举出几例，加以介绍，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玉器的特点。
(1)(2)、白玉鸡心佩(图1、2)与碧玉鸡心佩均系康熙初年(1675年以前)所制之精美玉器，代表清初治玉的成就及其玉器风格。疑其玉材来自贝加尔湖东萨彦岭或外兴安岭威提姆河之次生玉。
(3)、双螭耳玉杯(参见《古玉精粹》125)、托：青玉，做人工伪伤，全身烧染浅黄色，侈口，双细身螭耳，由乾隆十八年(癸酉)御制文可知是乾隆时期名玉工姚宗仁之祖父所制，可以代表康熙时代苏州仿古玉的特点，对研究仿古玉也是大有帮助的。
(4)、青玉砚盒(参见《古玉精粹》126)：钟形，玻璃光较强，盖内镌平凸荷叶、蟾蜍，二角留下钻痕，面上镌双身夔龙边，镌阳文“温而润，静而洁，不反不侧，以宜翰墨”、“子”、“昂”、圆、方印。底镌“永保”篆阴文。配以松花石砚，刻“康熙年制”隶书款，当是康熙晚期之物。以上两件均属仿古之作。
前者(3)仿汉，后者(4)仿元，均系继前明作工而去其琐碎粗俗之弊，但两者在玉质、器形、图案、装饰处理上有很大不同，说明此时仿古玉有多种作法。
(5)、青玉双耳杯(参见《古玉精粹》127)：光素无文，侈口，拐子把，圈足，器胎较薄。底镌“雍正年制”二直行篆体阴款。这是难得的雍正时期玉器。雍正帝有他自己特殊的审美要求，经常命工以古玉磨薄，或改做花纹。这在瓷器上反映得极为明显。此杯是以明玉去薄，还是新制，这是无关紧要的，不必详考。其价值在于它可以表现雍正时期玉器的一般作工和特点。这一特点在玛瑙器里也可找到几例。其长方双龙捧寿青玉托盘，则是明代晚期之物而无疑。
“雍正年制”款，玛瑙光素杯，玛瑙光素盘两玉器胎均薄，造型单纯，光工壳堂，堪为雍正朝玉器鉴定标准器。
从上述几件玉器所表现的一些特点来看：它们是由明末走上乾隆风格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康熙时期玉器多带有明末色彩而比较规整，雍正时期，玉工在改变明末趣味上做了一定的探索，似乎在工细上花了不少工夫。这种作法可能继续到乾隆初期，为乾隆时代玉雕风格形成准备了技术条件，这是鉴定清初康、雍、乾玉器的标准。
总之，通过上述档案记载和现存实物可知这长达115年当中，新制玉器廖廖可数。仍沿袭着明代玉雕遗风，变化缓慢。但是青出于蓝而盛于蓝，孕育着苏州碾技与帝王审美相融合的康熙、雍正两朝风格及其乾隆风格的形成。
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定鼎初期推行了落后的跑马圈地和民族歧视政策，破坏了生产，社会更加混乱。但是不久由于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促成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增长，酝酿着康熙盛世的形成和发展。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的玉器工艺，在明代琢玉工艺基础上也在缓慢地前进。当满族君临中原的时代，玉器服务的对象除了汉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之外，最重要一批则是满族皇室、王公贵戚和八旗上层人物以及各少数民族的政教领袖和贵族台吉等等。他们是清代玉器空前繁荣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社会基础。
清代玉器空前繁荣的物质条件是由于乾隆20至24年，西北额鲁特蒙古、新疆回部问题的解决打通了和田玉石进入中原的渠道。在民间，尽管查禁森严，可是制止不了玉石走私，每年有大量玉石出现在北京、苏州、上海、广州等市场。年例贡玉分春秋两季，按时纳入清宫，玉材贮存逐渐增加，内廷收贮以及流通于社会上的大量玉石材料，培育了清代玉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清代玉器手工艺的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这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他们继承了前明以陆子刚为代表的琢玉技巧，实行专业分工密切合作，技术精益求精，创造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玉作、金玉作、如意馆实施严密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得到雍正帝、乾隆帝的支持和指导，又有着充足的优质玉材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有条件在发展制玉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清代玉器史上应给与一定的地位。
研究鉴定清代玉器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乾隆御制诗文集和《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以保存，它记录了乾隆帝对古玉鉴考辨证及端正玉器生产的指标和措施，以及大量的有关玉器的生产和贡进玉材的各种珍贵资料。根据这批御制诗文和档案记载及故宫收藏的清代玉器，可以把清代玉器工艺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二十四年，即1644年至1759年，共计115年，玉雕业发展缓慢，玉器艺术在继承前明制玉技术的基础上逐步转变并酝酿着新的康、雍两朝玉器风格与特点的诞生。
(二)第二期：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即1760年至1812年，共52年。制玉业空前繁荣，技艺成熟，琢碾了若干大件玉器，构筑了清代玉器史的丰碑，形成了以“乾隆玉”为代表的清代帝王玉的新风格。
(三)第三期：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一年，即1813年至1861年，共40年。内廷玉器制造业渐趋萎缩萧条，玉器件头变小，数量急剧减少，技术水平下降。苏、扬制玉业逐渐式微。
(四)第四期：同治至宣统，即1862年至1911年，共49年。玉材来源断绝，宫廷玉器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碾琢技术有所降低。苏、扬两地玉作坊虽有所恢复，但确已乏力，殊难恢复昔日光彩。另一方面，北京玉器制造行业始终未遭战火破坏，呈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治中兴”之后又出现了有限的好转，尤其玉首饰业有所抬头。
上述玉器分期与一般的清史分期不同，采取了以宫廷玉材收贮，制玉的规模、技艺水平的发展线索为经，以地方制玉业及其物质技术条件为纬，对清代玉器工艺史作了新的分期尝试，不一定完全妥当，供研究鉴定清玉的朋友们参考。
顺治至乾隆二十四年：缓慢成长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全国经济，玉器生产也是难以幸免的。但是皇家总是例外的，他们到处掳掠工匠，成立宫廷手工业机构，为其制造武备用器和典章文物。估计清王朝自建国以来，在其内廷机构便集中了一批工匠，直接为其战争政策和生活需要服务。顺治初成立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初年又成立了武英殿造办处，康熙四十七年春武英殿造办处各作归并养心殿造办处管理。雍正帝上台，整顿了机构，建立了规章制度，扩大了作坊，雍正元年《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活计档》中就有玉作，毋庸置疑玉作也是从康熙时期沿袭下来，并非雍正年间新设。这时玉作玉匠可能来自苏州，困玉材来源困难，新作玉器很少，主要是收拾新玉、玛瑙、蜜蜡、银晶、珊瑚、碧玺、寿山石、青金石、松石、孔雀石等多种美石和宝石等材料。这时皇帝需要玉材还要向外地采买。估计康熙年间很可能从俄罗斯或蒙古购买玉料。雍正10年胤祯命内大臣海望写信给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和苏州织造郎中海保，“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说明清宫玉石收藏甚少，不够使用。这时玉匠大多来自南方如：杨玉、许国正、陈廷秀、都志通、姚宗仁、韩士良、邹学文、黄国柱、施仁正、陈宜嘉、王斌、鲍有信、顾观光，倪炳南、朱云章、张家贤、朱彩、金震寰……这些南匠不仅手艺精巧，有的还擅长鉴定(如都志通、邹学文、陈廷秀、黄国柱、姚宗仁)，这批“好手玉匠”的另一任务，就是指点“学手玉匠”学习制玉并提高技术。
乾隆元年于圆明园如意馆设御用作坊和画院，有的好手玉匠进内碾制；玉材储存情况略有好转，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弘历要诰办处收贮各色玉块呈览，当时司库白世秀将各色玉石10块，并碎玉66块，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弘历只相中白玉1块，让别人认看，其余玉石仍旧持出。乾隆初年清官收藏玉石，家底尚且如此之薄，进而可以推想雍正时期全国的窘状了。至乾隆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准许外雇几个匠役成做”。当然这不能理解为这时在玉材供应有了根本好转，所谓“玉活甚多”，也是相对而言的。弘历是嗜古成癖，热衷于玩鉴赏考古玉并大力搜集妥善收藏。所以他还积极的提倡做假古玉，如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命新做白玉仙人、白玉马各1件，俱烧汉玉，配文雅座，而且还要照《考古图》的颜色烧造。并命在碧玉虎右腿里怀刻“十三”，配座要秀气，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这显然是仿汉宋古玉之作，但它告诉我们辨证古玉单凭款识有多么危险，要提高警惕。
这一时期见诸档案的著名玉匠有姚宗仁，他担负挑选玉材、设计画样等活计。如意馆、玉作制玉仍然很少，这时苏州织造对造办处玉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是造办处所需玉料、玉工的后备基地，同时又是造办处玉器加工的分支作坊。前面提到按照《考古图》仿旧玉，只是一种方法，一般说是由造办处玉匠设计画样准作之后再将玉、纸样一起发往苏州加工。乾隆六年二月初一日，太监张明交青玉一块，由玉匠姚宗仁画样。十六日姚宗仁画得凫樽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做。三月初一日，如意馆持出青玉一块，弘历谕交织造图拉办做。于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织造图拉送到青玉凫樽一件，呈进讫。这件凫樽，从设计到完成用去6年零9个月，乾隆15年姚宗仁画过放鹤图、石壁题诗、英雄以及刻阴文道“茂叔观莲”等纸样各一张，用白玉石子1块、青白玉石子3块，交织造图拉带往苏州琢作，还有时干脆向苏州织造派玉活计，这样连玉带工均可省下，这比他父亲雍正帝的办法胜过一筹。如乾隆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将《考古图》2本交与安宁、图拉，按图上选定的玉辟邪2件、璃玉马1件、玄玉骢1件、琥1件、仙人 1件，共6件，要他们寻好玉工照图上记载之尺寸，各仿旧做1件。
这就是说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已有了自己的玉作，专为皇家琢碾玉器。
此后最大一宗新制玉器是在乾隆十八年四月，由姚宗仁在银库玉石内挑选玉101块，其重4428斤，可做碗120件，卓木120件。乾隆帝准做玉碗100件，玉卓木100件，这批玉活也由南边苏州承做。由此可知乾隆前期清官玉料存储量以及承做玉器的数量，虽比雍正时期有所大增，但都是很有限的。
清朝典章制度用玉，与前朝相比有所变化，如冠服制度上确立清式服装为朝、常服，因之废冕旒玉带，但用玉未必减少，如皇帝朝带祭天坛佩用青金玉，祭地坛佩用黄玉，祭日坛用珊瑚，祭月坛佩用白玉。祭祀之玉：天坛用苍璧，地坛用黄琮，日坛用赤璧，月坛用白壁。宝、册、磬也多用玉制。
目前我们能够识别出来的康雍玉器极少。在这里举出几例，加以介绍，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玉器的特点。
(1)(2)、白玉鸡心佩(图1、2)与碧玉鸡心佩均系康熙初年(1675年以前)所制之精美玉器，代表清初治玉的成就及其玉器风格。疑其玉材来自贝加尔湖东萨彦岭或外兴安岭威提姆河之次生玉。
(3)、双螭耳玉杯(参见《古玉精粹》125)、托：青玉，做人工伪伤，全身烧染浅黄色，侈口，双细身螭耳，由乾隆十八年(癸酉)御制文可知是乾隆时期名玉工姚宗仁之祖父所制，可以代表康熙时代苏州仿古玉的特点，对研究仿古玉也是大有帮助的。
(4)、青玉砚盒(参见《古玉精粹》126)：钟形，玻璃光较强，盖内镌平凸荷叶、蟾蜍，二角留下钻痕，面上镌双身夔龙边，镌阳文“温而润，静而洁，不反不侧，以宜翰墨”、“子”、“昂”、圆、方印。底镌“永保”篆阴文。配以松花石砚，刻“康熙年制”隶书款，当是康熙晚期之物。以上两件均属仿古之作。
前者(3)仿汉，后者(4)仿元，均系继前明作工而去其琐碎粗俗之弊，但两者在玉质、器形、图案、装饰处理上有很大不同，说明此时仿古玉有多种作法。
(5)、青玉双耳杯(参见《古玉精粹》127)：光素无文，侈口，拐子把，圈足，器胎较薄。底镌“雍正年制”二直行篆体阴款。这是难得的雍正时期玉器。雍正帝有他自己特殊的审美要求，经常命工以古玉磨薄，或改做花纹。这在瓷器上反映得极为明显。此杯是以明玉去薄，还是新制，这是无关紧要的，不必详考。其价值在于它可以表现雍正时期玉器的一般作工和特点。这一特点在玛瑙器里也可找到几例。其长方双龙捧寿青玉托盘，则是明代晚期之物而无疑。
“雍正年制”款，玛瑙光素杯，玛瑙光素盘两玉器胎均薄，造型单纯，光工壳堂，堪为雍正朝玉器鉴定标准器。
从上述几件玉器所表现的一些特点来看：它们是由明末走上乾隆风格的过渡形式。也就是说，康熙时期玉器多带有明末色彩而比较规整，雍正时期，玉工在改变明末趣味上做了一定的探索，似乎在工细上花了不少工夫。这种作法可能继续到乾隆初期，为乾隆时代玉雕风格形成准备了技术条件，这是鉴定清初康、雍、乾玉器的标准。
总之，通过上述档案记载和现存实物可知这长达115年当中，新制玉器廖廖可数。仍沿袭着明代玉雕遗风，变化缓慢。但是青出于蓝而盛于蓝，孕育着苏州碾技与帝王审美相融合的康熙、雍正两朝风格及其乾隆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