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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古以来,人们对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理论。比较流行的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阐释国家发展问题。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观念和制度。观念的创新引起制度的变迁,从而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关键词:观念;制度;发展
自古以来,人们对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理论。除古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外,流行的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阐释国家发展问题。
人们一般都认为全球化是最近500年的事情,其实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东西方尽管在全球化之前交通阻隔,互不往来,但是他们的演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在大约同一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思想、百家争鸣,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产生;在罗马帝国时代中国有汉朝的兴盛。因此,在大约同一时代,在互不往来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那么他们兴衰的原因是什么?最古老的说法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即一个国家处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气候条件,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大家都认为热带的人比较懒,因为太热了,不想动,物产又特别丰富,饿了在树上摘点香蕉就可以充饥,因此那里的人不愿意劳动。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空调,这让我们新加坡人学会了思考。因此,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它不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同一个纬度,在同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之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弱小呢?譬如近代历史上首先崛起的是英国,因为英国是孤岛,没有大陆的军事竞争的压力,但是我们要问日本同样是孤岛,日本为什么不是一个首先崛起的国家,因此,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我们理解问题的一个变量或参考系,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外,目前在国际关系学或比较政治学上,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分别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兴衰发展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政治、经治、文化,因此,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国家兴衰发展的原因,毫无疑问也非常多。譬如,最早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发展的应该是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中,第一次提到宗教文化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提倡勤俭勤奋,不鼓励发财,即使发了财以后又贡献给社会这样一些宗教观,这些宗教观对西欧与北美的兴起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这本书当中马克斯·韦伯对东方文化不太欣赏,他认为东方文化,是一种田园诗般的文化,人们过得很优雅,这样的文化对个性发展可能很好,但是对国家发展不一定是非常有利的文化。马克斯·韦伯开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发展的先河。最近的一本书集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命运的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史教授David Landes出版的《国富国穷》,副标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强大,有的国家如此贫困,他从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北美和南美。从地理环境来说,南美比北美的自然环境更好,南美很富饶,有金矿,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为什么南美陷入到贫困之中,陷入到动荡—稳定—再动荡这样的循环之中,而相比较,自然环境更差的北美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在David Landes看来北美是基督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主要区别是,基督教非常平等,但天主教等级森严;基督教从西欧来,天主教从南欧来。David Landes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命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要问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完全不同的作用,比如儒家文化在韩国、台湾、日本对经济发展、对经济起飞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把儒家文化看作是重要的变量之一,然而儒家文化在它的发源地大陆地区它与经济发展不那么直接,显然文化没有这么重要,不起决定作用。
此外,技术决定论也比较流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耶鲁大学Paul Kennedy(保罗·肯尼迪)出版的《大国的兴衰》,副标题是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就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直观地看,国家强大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经济和军事,就是人均GDP和导弹,比如杨利伟上天,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技术,我们的技术从哪来?是因为我们有钱了,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搞研发。因此技术决定论的背后是经济。比如说修青藏铁路,铁路部门说我们克服了多少技术障碍,其实没那么夸张,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个冻土问题嘛。对科学家来说,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不叫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想修青藏铁路,修到格尔木,就修不动了,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没钱了。今天青藏铁路之所以能通车,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总量上来了。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我们的经济总量是怎么上来的,我们的技术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新技术产生以后,为什么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完全不一样?比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的文化普及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经过周转以后,传到欧洲,谷腾堡把它作为传播新教的工具,以致一般老百姓可以读《圣经》。谷腾堡变成了影响世界一千人中的一个人,而不是毕昇。中国首先产生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的经济、文化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技术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却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更要重视技术背后的东西,促使技术产生作用的是制度。因此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这两个小册子中就提出了制度决定论,他认为制度很重要,制度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产权制度;第二个是政治制度;第三个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习俗,也就是informal rules(非正式制度)。政治和经济是一个正式的硬约束机制,文化道德习俗是软约束,那么诺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定意义上,他不是因为研究经济而获奖,而是因为研究政治问题而获诺贝尔奖的。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是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引起制度的创新。因此,我们可以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观念和制度。
历史的发展有两个过程,历史的关键时刻和常规时期,在历史的常规时期它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技术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技术带来的经济上的发展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文明在一点一点地进步。那么历史的常规时期是怎么形成的?换句话说,常规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方式、行为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哪儿走,怎么走,特别重要。首先,往哪儿走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这个思想观念不是硬制度的延伸部分,它可以引导制度的创新,比如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是制度的一部分吗?不是的,它是新观念,它带来了对旧制度的革命。那么我们要问观念从哪来?第一种方式是内生的,这种观念是固有的,比如儒家思想;第二种方式是外来的,就是从外面引进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方式是外来的与本土的相结合,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最保险的说法。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新观念大多数都是外来的,或者推动后发国家发展的,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些新观念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怎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匪夷所思,完全不同,一个搞阶级和谐,一个搞阶级斗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市场经济从哪来?是我们中国的吗?市场经济也不是我们的,也是外来的。因此,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得不承认,引导其现代化的很多观念都是外来的。但是既然都是外来的,为什么采用同样的思想观念对不同的国家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呢?比如,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差别,第一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进而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难道他提的目标错了吗?难道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人道、民主的吗?都应该是,但观念很多时候无所谓对错,最重要的是否因时因地,换句话说,是否适合你这个文化土壤,是否适合你这个时代。我们很难想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盛行。而新保守主义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度边缘化的学说。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碰避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在石油危机以后,市场化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在西方盛行起来了。因此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地说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要看是什么时候谈这个观念,在哪里谈这个观念,因时因地是极端重要的。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就是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制度结构一旦形成,它和思想观念一道又会直接影响着它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首先要对组织本身作出规定。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是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新组织只有一个即李鸿章的总理衙门,打理对外事务的。财务系统、军事系统等都是过去的,还有吏部、户部等乱七八糟的制度规定,而与之相比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它的现代化首先是从组织建设开始的,比如说财经系统置业省发展到今天的通产省,它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发改委,一开始就搞这个系统。制度安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它规定企业与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交易方式只有两个,一个是计划的,另一个是市场的。是计划的好还是市场的好,毫无疑问市场的交易方式效益要高于计划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道出了人类未来的方向,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财富,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本能当中最积极的部分,让大家都去发财,但是仅有财富还不够,还要追求公平正义。因此仅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的两种调节,第一种是税收上的调节,第二种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国家干预,经济就会大起大落,这就是在过去100年当中几大主义盛行的原因。1929年经济危机,应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大危机之后爆发战争,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是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但是在它搞过头以后里根主义或撤切尔主义(保守主义)又重新回到市场,所有这些问题说明把再好的思想极端化,都会带来问题。因此未来的世纪应该是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组织的关系,第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制度安排是讲这些内容的,首先看有没有组织,其次是组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好的制度安排产生好的制度绩效,也就是说好的制度产生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比如谁让杨利伟上天,技术让他上天,谁让技术那么先进,是因为市场经济,谁带来市场经济,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这就是思想观念改变了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产生了新的绩效。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从观念与制度的较量,看中日的差距。19世纪末,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跑。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这样悬殊的结果,让我们从观念与制度的较量上找找原因吧。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已故学者冯建辉在其《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中进一步阐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迅猛发展,促进了整个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与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而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些有志之士广泛学习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正如梁启超所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中国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晚清政府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晚清政府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整个近代百年历史,所谓的中国现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开化”的狂潮。在政府的带领下,日本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日本经过短短的不到30年的明治维新,从186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个历史上的小老弟把历史上的老大哥打得一败涂地。中日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旧观念旧制度和新观念新制度之间的较量。
参考文献:
[1][德]韦伯著、康乐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美]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3][美]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美]诺斯著、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5][美]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关键词:观念;制度;发展
自古以来,人们对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理论。除古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外,流行的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阐释国家发展问题。
人们一般都认为全球化是最近500年的事情,其实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东西方尽管在全球化之前交通阻隔,互不往来,但是他们的演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在大约同一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思想、百家争鸣,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产生;在罗马帝国时代中国有汉朝的兴盛。因此,在大约同一时代,在互不往来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那么他们兴衰的原因是什么?最古老的说法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即一个国家处在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气候条件,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大家都认为热带的人比较懒,因为太热了,不想动,物产又特别丰富,饿了在树上摘点香蕉就可以充饥,因此那里的人不愿意劳动。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空调,这让我们新加坡人学会了思考。因此,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说是有影响的,但是,它不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同一个纬度,在同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之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强大,有的国家弱小呢?譬如近代历史上首先崛起的是英国,因为英国是孤岛,没有大陆的军事竞争的压力,但是我们要问日本同样是孤岛,日本为什么不是一个首先崛起的国家,因此,地理环境决定论是我们理解问题的一个变量或参考系,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外,目前在国际关系学或比较政治学上,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分别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兴衰发展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政治、经治、文化,因此,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国家兴衰发展的原因,毫无疑问也非常多。譬如,最早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发展的应该是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当中,第一次提到宗教文化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新教伦理提倡勤俭勤奋,不鼓励发财,即使发了财以后又贡献给社会这样一些宗教观,这些宗教观对西欧与北美的兴起是有直接关系的。在这本书当中马克斯·韦伯对东方文化不太欣赏,他认为东方文化,是一种田园诗般的文化,人们过得很优雅,这样的文化对个性发展可能很好,但是对国家发展不一定是非常有利的文化。马克斯·韦伯开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发展的先河。最近的一本书集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命运的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史教授David Landes出版的《国富国穷》,副标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如此强大,有的国家如此贫困,他从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北美和南美。从地理环境来说,南美比北美的自然环境更好,南美很富饶,有金矿,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为什么南美陷入到贫困之中,陷入到动荡—稳定—再动荡这样的循环之中,而相比较,自然环境更差的北美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在David Landes看来北美是基督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主要区别是,基督教非常平等,但天主教等级森严;基督教从西欧来,天主教从南欧来。David Landes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家命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要问同样的文化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完全不同的作用,比如儒家文化在韩国、台湾、日本对经济发展、对经济起飞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把儒家文化看作是重要的变量之一,然而儒家文化在它的发源地大陆地区它与经济发展不那么直接,显然文化没有这么重要,不起决定作用。
此外,技术决定论也比较流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耶鲁大学Paul Kennedy(保罗·肯尼迪)出版的《大国的兴衰》,副标题是经济、军事力量的变化对国家命运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就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直观地看,国家强大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经济和军事,就是人均GDP和导弹,比如杨利伟上天,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技术,我们的技术从哪来?是因为我们有钱了,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搞研发。因此技术决定论的背后是经济。比如说修青藏铁路,铁路部门说我们克服了多少技术障碍,其实没那么夸张,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个冻土问题嘛。对科学家来说,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不叫科学家。20世纪60年代我们就想修青藏铁路,修到格尔木,就修不动了,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没钱了。今天青藏铁路之所以能通车,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总量上来了。但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我们的经济总量是怎么上来的,我们的技术是怎么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新技术产生以后,为什么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完全不一样?比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的文化普及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经过周转以后,传到欧洲,谷腾堡把它作为传播新教的工具,以致一般老百姓可以读《圣经》。谷腾堡变成了影响世界一千人中的一个人,而不是毕昇。中国首先产生的技术,为什么没有对我们的经济、文化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个技术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却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更要重视技术背后的东西,促使技术产生作用的是制度。因此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这两个小册子中就提出了制度决定论,他认为制度很重要,制度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产权制度;第二个是政治制度;第三个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道德习俗,也就是informal rules(非正式制度)。政治和经济是一个正式的硬约束机制,文化道德习俗是软约束,那么诺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定意义上,他不是因为研究经济而获奖,而是因为研究政治问题而获诺贝尔奖的。制度确实很重要,但是制度的背后是观念。观念引起制度的创新。因此,我们可以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观念和制度。
历史的发展有两个过程,历史的关键时刻和常规时期,在历史的常规时期它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技术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技术带来的经济上的发展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文明在一点一点地进步。那么历史的常规时期是怎么形成的?换句话说,常规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方式、行为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哪儿走,怎么走,特别重要。首先,往哪儿走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这个思想观念不是硬制度的延伸部分,它可以引导制度的创新,比如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是制度的一部分吗?不是的,它是新观念,它带来了对旧制度的革命。那么我们要问观念从哪来?第一种方式是内生的,这种观念是固有的,比如儒家思想;第二种方式是外来的,就是从外面引进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方式是外来的与本土的相结合,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最保险的说法。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新观念大多数都是外来的,或者推动后发国家发展的,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些新观念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怎么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匪夷所思,完全不同,一个搞阶级和谐,一个搞阶级斗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市场经济从哪来?是我们中国的吗?市场经济也不是我们的,也是外来的。因此,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得不承认,引导其现代化的很多观念都是外来的。但是既然都是外来的,为什么采用同样的思想观念对不同的国家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呢?比如,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没有什么差别,第一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进而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难道他提的目标错了吗?难道社会主义不应该是人道、民主的吗?都应该是,但观念很多时候无所谓对错,最重要的是否因时因地,换句话说,是否适合你这个文化土壤,是否适合你这个时代。我们很难想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盛行。而新保守主义在五六十年代是极度边缘化的学说。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碰避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尤其在石油危机以后,市场化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在西方盛行起来了。因此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抽象地说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要看是什么时候谈这个观念,在哪里谈这个观念,因时因地是极端重要的。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就是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制度结构一旦形成,它和思想观念一道又会直接影响着它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首先要对组织本身作出规定。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是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新组织只有一个即李鸿章的总理衙门,打理对外事务的。财务系统、军事系统等都是过去的,还有吏部、户部等乱七八糟的制度规定,而与之相比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它的现代化首先是从组织建设开始的,比如说财经系统置业省发展到今天的通产省,它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发改委,一开始就搞这个系统。制度安排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企业与企业的关系。它规定企业与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什么样的交易方式。交易方式只有两个,一个是计划的,另一个是市场的。是计划的好还是市场的好,毫无疑问市场的交易方式效益要高于计划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道出了人类未来的方向,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财富,市场经济调动了人们本能当中最积极的部分,让大家都去发财,但是仅有财富还不够,还要追求公平正义。因此仅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的两种调节,第一种是税收上的调节,第二种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国家干预,经济就会大起大落,这就是在过去100年当中几大主义盛行的原因。1929年经济危机,应该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大危机之后爆发战争,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是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但是在它搞过头以后里根主义或撤切尔主义(保守主义)又重新回到市场,所有这些问题说明把再好的思想极端化,都会带来问题。因此未来的世纪应该是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组织的关系,第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制度安排是讲这些内容的,首先看有没有组织,其次是组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好的制度安排产生好的制度绩效,也就是说好的制度产生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比如谁让杨利伟上天,技术让他上天,谁让技术那么先进,是因为市场经济,谁带来市场经济,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这就是思想观念改变了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产生了新的绩效。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从观念与制度的较量,看中日的差距。19世纪末,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跑。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这样悬殊的结果,让我们从观念与制度的较量上找找原因吧。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已故学者冯建辉在其《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中进一步阐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迅猛发展,促进了整个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与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而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一些有志之士广泛学习西方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正如梁启超所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中国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半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晚清政府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晚清政府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整个近代百年历史,所谓的中国现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开化”的狂潮。在政府的带领下,日本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日本经过短短的不到30年的明治维新,从1868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个历史上的小老弟把历史上的老大哥打得一败涂地。中日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旧观念旧制度和新观念新制度之间的较量。
参考文献:
[1][德]韦伯著、康乐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美]兰德斯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3][美]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美]诺斯著、厉以平等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5][美]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