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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和平中正弄假成真真胆色润之深入虎穴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大有深意。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100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11日一早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的建议。
毛泽东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而后再一次要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
毛泽东继而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毛泽东出山。8月23日，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去，还是不去？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做好了最坏打算。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雾的重庆却是个大晴天。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而蒋介石毫无思想准备。重庆的10月已经不那么酷热了，蒋介石的林园风景幽静别致，坐在院子里乘凉品茶的蒋介石夫妇显得十分安逸。
宋美龄问：“达令，我们什么时候迁回南京呢？”
蒋介石抿一口香茗，说：“陈诚已令人修整总统府，我料定毛泽东不来陪都，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南京了。”
话声刚落，蒋经国匆匆走进来，表情尴尬：“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怎么了？”蒋介石问。
“毛泽东和美国人赫尔利及文白（国民政府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同机，将要降落九龙坡机场。”
“什么？”蒋介石痴愣愣地望着蒋经国久久不语，然后长叹一声，“我低估了毛泽东的胆识。毛泽东……”
“父亲，眼下怎么办？”
蒋介石定了定神：“接机要隆重一点，要让全国都知道我的诚意。住嘛？就住林园。叫毛泽东在蒋家住，也是一大新闻嘛。”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蒋经国不敢怠慢，转身退出。
林园新建三幢三楼三底别墅，分别称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林森别墅则编为四号楼。蒋介石住一号楼，称“中正楼”；宋美龄住二号楼，称“美龄楼”。两楼之间有过道相通。三号楼作会议、办公之楼。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礼遇，也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美龄楼”让给毛泽东住———外界纷纷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其实，蒋介石也担心出什么意外，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他请来的，出了什么事，他就说不清了。
飞机带着轰鸣声从天空飞来，降向九龙坡机场跑道。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时候，令他意外的场面出现了，欢迎他的不仅仅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负责人，更有国民党的高官元老及一群社会贤达：长髯飘逸、德高望重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及沈钧儒、章伯钧、柳亚子、郭沫若、陈铭枢、黄炎培、谭平山，重庆参议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重庆市市长贺贵严，蒋介石的代表、空军司令周至柔等。
毛泽东首先握住张澜的手致意：“张表老您好。”
张澜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十分动情：“润之先生为国事奔走，欢迎大驾光临！”
毛泽东微笑着说：“您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然后和诸位一一握手致谢。
当和文豪郭沫若握手时，郭沫若见毛泽东腕上空空，急忙摘下自己腕上的手表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来渝国事繁忙，戴上它好记个时间。”此后，这块表一直陪伴毛泽东一生。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把毛泽东的书面谈话散发给到场的各位中外记者，然后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乘美国大使馆的专车驶离机场，直奔曾家岩张公馆桂园稍事休息。张治中表示愿意腾出自己的公馆供毛泽东进城会客之用，但未及入住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蒋介石已在林园举行欢迎宴会招待毛泽东一行。
宴会厅灯火辉煌，餐台中西餐具讲究。酒会开始，蒋介石在祝酒时并不涉及政治国事军事，只讲祝福：“欢迎毛先生、周先生和王若飞先生！祝各位身体健康，快乐！”
毛泽东回谢：“祝蒋先生和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文白将军（张治中）及各位先生健康、幸福！”
蒋介石首先向毛泽东敬酒：“毛先生喜欢辣，我特意嘱咐要准备两个辣菜。其实，重庆这地方不辣不成席啊。”
毛泽东随口回谢：“多谢蒋先生连我的口味都关心到。我爱辣但不善酒，甚为歉意。”
蒋介石忙迎合：“我就不沾酒。同感同感！毛先生请！”
“请。”
宴会间一团和气、和气一团。
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不抽烟，忌烟味。烟瘾甚重的他，席间不抽一根烟。此后毛泽东每一回与蒋介石会谈，从不抽一根烟。
那天晚上的宴会，用《新华日报》翌日报道的话来说，“空气甚为愉快”。
席终人散。是夜，蒋介石住一号楼，毛泽东宿于林园二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三号楼。国共领袖同宿一园，堪称史无前例。
沁园春引得诸家和如梦令纠结独裁心
既然弄假成真，蒋介石只好把自己没有写好剧本的戏往下演。当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问及国民党的谈判条款时，蒋介石情急之下吩咐张治中：“那就先让共产党拿出他们的方案来好啦！”
共产党有备而来，方案在手，“拿出”是顺理成章的事。张治中带走“方案”迟迟没有回音。
毛泽东坐不住了，对周恩来说：“看来蒋委员长有‘雅量’啊！他三封电报催我，我来了，他稳坐钓鱼台，不说也不谈。好吧，反正是等，我要拜访各界朋友名流。”周恩来道：“朋友们都盼望着和你见面呢。一会儿柳亚子先生来拜访主席，他可是个大学问家。”毛泽东点点头。
不大工夫，柳亚子到。毛泽东欣然迎出门外，搀其手进客厅。寒暄之后，毛泽东道：“领先生美意。我这个人不善酒，少临大雅之堂。就请稼轩先生在此，容润之借桂园宝地留先生咏怀如何？恩来同志正好作陪。”周恩来和柳亚子在渝早有交往，柳亚子便欣然入席。酒过三巡，柳亚子诗兴大发，欣然命笔，以诗赠毛泽东：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毛泽东便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一看，便为毛泽东那大气磅礴的词风所折服，并寄给报馆。第二天，《新民报》在头版刊出柳亚子赐稿之《沁园春·雪》，当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一首词，成为大街小巷的热议话题：原来会打仗的“野战军”首领毛泽东还是个大文豪、大诗人！
接着，柳亚子步韵有和《沁园春·雪》，郭沫若接着唱和，亦在《新华日报》发表，一时间，历史上的“洛阳纸贵”重现山城重庆，无不争相欣赏！
几天之内，由重庆而西安，由上海而北平，虽有蒋介石组织门客文人针对毛泽东之词出笼攻击污蔑亦曰“和词”，却是弱不禁风，很快被淹没在追捧毛泽东的和词浪潮之中。全国报端纷纷转载毛泽东之《沁园春·雪》，和词不下几十首之多，让大江南北掀起一股无人预料到的风潮，更引得海内外关注中国时局的政要华人聚焦重庆！在重庆，人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是蒋总统请来谈判的，而觉得是从天而降的大明星，掀起的追星热愈演愈烈。
有人按捺不住，把刊发《沁园春·雪》的《新民报》副刊呈给蒋介石，令属下惊诧的是蒋介石一反常态，似笑非笑、若有所思道：“嗯，词好，有文采……只是有帝王思想。”蒋介石乃一代枭雄，虽然曾悬赏10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但并不会把对手说得一无是处。他暗暗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和文采，更对毛泽东白手起家，靠一支笔一张嘴建起打不烂拖不垮、壮大到不能不面对的红军感到惊奇。
当然，蒋介石也头疼。早年，他也曾和共产主义擦肩而过，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大旗。不过，他更奉行的是独裁，不许天有二日。面对另一个太阳，是决不容许他升起的。本想讹诈吓住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迎难而上，一首词让他成为光彩照人的明星不说，还反倒将了自己一军：只好让毛泽东出题自己解。军统的报告更让蒋介石闹心：重庆各界自发组织欢迎毛泽东一行来陪都谈判，还说是“为国事奔波”。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地回访重庆政界、军界和知名人士，搞得一团和气，和气一团！蒋介石越听越火。 接下来，毛泽东在重庆频频会见民主人士，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宣传和平主张，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共并不是国民党一味宣扬的“赤匪”形象。
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蒋介石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频繁活动引起国民党右派极大的不安，从西安寄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只有一首《如梦令·血》———更刺激到蒋介石的神经。秘书、号称“文胆”的陈布雷犹豫再三，才告诉蒋介石：“总统，有寄给您的一封信，不看也罢。”
正在研读共产党所提方案的蒋介石把文件往案头一放，用好奇的目光瞅瞅陈布雷：“我蒋中正什么阵势没见过？一封信都不敢看吗？”
陈布雷把信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看信封，除了邮票印戳之外，干干净净并无他物。他轻轻抽出信纸，慢慢展开，只见打着竖线的信纸果然只有《如梦令·血》词一首。其曰：
旧骂新骂国骂，盖囡屠刀挥下！一千万冤魂，竟还说不怕？不怕不怕，血染江山图霸。
蒋介石看了不觉稀奇，陈布雷只好解释道：“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这样分析，开头的三骂是指政府、共党和在野党的政治言论了。你左说也好，右说也罢，国军刀一出鞘，就镇压下了！后两句是说日军侵华致千万同胞丧生，不怕者，是警示不要再有内战了……”
“胡扯！”蒋介石怒吼一声，把信往地下一扔，头也不回地气冲冲走了！
陈布雷不清楚此时蒋介石的心情———和共产党这老冤家到了重新较量的时候了，现在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给天下一个说法而已：共产党是拒绝和政府合作的祸匪，国军不得已而重擎平乱之剑！
反客为主现国策暗度陈仓续独裁
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成为人们了解共产党人的地方，也成了共产党结交、会聚朋友的政治沙龙。军统特务奉命对从红岩新村甚至桂园出入的共产党代表进行侦探、跟梢，乃至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恐怖事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常活动，反而引起广大重庆民众的鄙夷和愤慨，就连张治中上将也不得不站出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打抱不平，亲自面谏于蒋介石：“委座，文白不才，也知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毛泽东是您请来的客人！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岂不坏了我们政府的名声？”
蒋介石不得不对张治中承诺：“客人是我请来的，我怎能不管？好啦，我立即给戴笠打电话，不许危及毛泽东的安全！”
“卑职建议，尽快拿出我们的方案来，以正视听。”张治中终于讲出自己的忧虑。蒋介石看都不看张治中，说：“当然要拿出党国的方案，会尽快答复毛泽东的。”
张治中清楚记得9月2日，毛泽东邀请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到桂园，再次重申两党谈判的八点原则意见：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的时候，应召开有各个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的代表继续有效，则中国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应给予人民以一般民主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现行法令应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订；各党派享有同等的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承认解放区及所有收复区的民选政权；中共部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两日后，没有谈判准备的蒋介石匆匆召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指定4人为谈判代表，并交代中共之意见必须在中央原则之下方可考虑，比如：中共提议之自由断不可行；最多给予中共12个师的编制；原国大代表不能废除；不承认解放区之合法性等。显然，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面谈。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中共是被邀请来重庆商谈组建联合政府、讨论和平民主之宪法的，不是来奉送胜利果实、交出武装力量的。当晚，双方代表在中山四路德安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室举行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出席，就中共所拟十一条交换意见：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基础，实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三民主义。
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各派各党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和武装力量。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新划分受降地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内战和一切武装冲突。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办法：1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进行普选。2.解放区解决方案：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为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之工作。
十一、党派平等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解散特务机关。
显然，蒋介石是不会答应中共的方案的。仅就军队编制，蒋介石只给6个师的编制，双方条件相去甚远。第九条的几个条件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9月17日，作为调停人的美国赫尔利大使出面了，他希望自己的乐观预测不致泡汤。毛泽东和蒋介石刚刚坐定，蒋介石就毫不客气地威胁毛泽东：
“润之，你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共只能编为12个师，如果还能考虑的话，最多再有两个预备师。我们要谈要和，就是这些条件，否则，请你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来到重庆，毛泽东很快就明白了蒋介石邀请谈判是假，找借口继续打内战是真。毛泽东坦然一笑，对蒋介石道：“蒋先生，这么多天了，你总算说出了你心里的话。现在就打，我打不过你，可是，我可以用对付日寇及其帮凶的办法对付你，你占点又占线，我就占面，农村包围城市，咱们再周旋10年？” 赫尔利忙站起来劝解：“你们国共双方都做一下让步。我提个方案：国家总共设10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占20个师，你们看怎样？”
没等毛泽东张嘴，蒋介石马上表示不能接受，甚至对赫尔利流露出强烈不满。会谈刚开始就戛然而止。
晚上，饭后的毛泽东没有像往常那样收集报刊、电台新闻，观察舆论动向，而是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寝室议事。
毛泽东说：“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我考虑是否做一些妥协，以赫尔利的说法，我们再做一些让步？”
“主席的意思是军队编制？”
“我考虑，在赫尔利建议的1/5的基础上我们降到1/7，即中央军现有263个师，我们应为43个师；此后中央军缩编，我们按以上比例缩编，如：中央军60个师，我们10个师；中央军缩编为120个师，我为20个师。”
周恩来表示同意。
毛泽东继续谈自己的想法：“关于张治中提出的军队驻扎地问题，可以讨论。是否将海南岛、鲁、浙、苏南、皖南、豫和两湖之部队北撤于黄河以北，集中补充到苏北、皖北即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部再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部队总共43个师撤往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及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解放区随军队合一。”
“那么行政官员的分配呢？主席有什么考虑？”
“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地及陕甘宁边区由我们推荐的人担任主席。山西、绥远之主席也应由中共委派。”
“主席的意思，天津、北平、青岛三市的副市长由我们派人？”
“正是此意。”
“还有，苏北、皖北、豫北三地我们的部队未撤离前，其专员和县长均由中共委任。”
周恩来补充。
毛泽东表示赞同：“恩来，你和若飞与国民党方代表谈，这已经是我们的底线了。”然而谈了3个多小时，双方都各抒己见、互不让步。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胶着，江南、华北接连有军事冲突报告。周恩来约见国民政府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抗议中央军对解放区开枪、炮轰。
张治中辩解：“两军冲突，我们都不在现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有个真相。我们请美国人配合，调查见证怎么样？”
“我们不持异议。我们双方谈判代表和美国人组成联合调查组，约请记者随往。”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由美国人赫尔利和国共代表共同组建的调查团赶赴军事冲突地展开调查。谈判暂且告停。
假谈真打独裁布局真谈假打领袖回程
蒋介石叫来外交部长王世杰，问他新闻界及国内外对和平谈判的舆论。王世杰一边掂量一边回道：“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同情中共的多是不得势的人，还有老百姓们……”
“这就是说，民众倾向他们？你怎么知道老百姓们倾向中共的？”
这一问，差点儿把王世杰急出一身汗来！王世杰忙回答：“我不过是听得街谈巷议，不为准。其实，拥戴总统的人占大多数，都赞扬、称颂您胸怀宽大……”
“行了，别说了！你把他们颂扬毛泽东的词儿挪到我头上来啦？”蒋介石摇摇头，“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难道人们也如此看我？”
见王世杰要张口，蒋介石伸手制止他，继续说：“不管怎样的代价，我是不会放虎归山留下后患的。”
“是，是！卑职明白。”
“要把中共部队挑起武装冲突的例子登报、广播。你要向友邦吹风：中共没有谈判诚意，不断挑战内战底线。要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苏俄的同情支持，为把中共消灭做舆论之准备。”
王世杰知道，内战不可避免了。邀请、和谈、调查，都只不过是内战的前奏罢了！
戴笠接着被点来觐见。
此戴笠，乃陈果夫之外最大的特务头子，但以他对蒋的忠心而备受蒋介石器重。
“外界谣传军统的人袭击了周恩来的座驾，确有其事吗？”蒋介石目光闪烁神秘，又很快转到别处。
戴笠比蒋介石肚里的蛔虫还明白蒋介石的心事，自然一点就透，装出认真的样子，说：“没有。完全是造谣加污蔑。”蒋介石“哦”一声，话头一转，说：“不过呢，不给毛泽东点儿脸色看，他硬得很呢。但不能闹出人命来，那样，我蒋中正何以面对舆论？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目的是让他放弃帝王思想，交出武装。”
“明白，委员长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会谈戛然而止，周恩来、王若飞随调查团去军事冲突区，毛泽东在陈龙、龙飞虎的陪伴下和在重庆的名流友好交往甚欢。
联合调查团终于回到重庆。而带回来的“真相”依然不能作为谁是谁非的依据：摩擦的导火索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尽管国内外希望和平谈判成功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以“拖”应对。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毛泽东对周恩来道：“签个协议我就走，你和若飞留下。”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天，蒋介石给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大计”。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大有深意。
德国投降后，美苏为争夺欧洲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在欧洲的利益，美苏双方都希望能在亚洲保持某种平衡。看似对立的两大集团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
美国方面当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国民党，苏联的态度却相当微妙。按理说，它应该支持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可这一次，它却把天平倾向了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一方。
但要获得苏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这份条约虽名为“友好”，内容却丝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条约”不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求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蒋介石最终还是签下了这份条约。就在《中苏友好联盟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对赴渝谈判一事未置可否，而是要求蒋介石先答复朱德总司令的电报。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时，蒋介石毫无心理准备———虽然德国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的逐岛争夺也节节胜利，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还在日军手中，蒋介石估计中日之战怎么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结束。
突如其来的胜利，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彼时，最让他心焦的就是日军受降问题。当时在华日军还有100多万。谁接收了军队，就等于接收了100万人的武器给养。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中国西南一隅，而共产党的人马却散落在华北、西北、华南的敌后解放区。就算美国调派飞机和军舰帮着国民党往原日军占领地区运兵，蒋介石也无法抢在共产党前面接受日军投降。
于是，心急火燎的蒋介石11日一早就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了让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军枪械的荒唐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不许第十八集团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错误命令，并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的建议。
毛泽东要求蒋介石先答复受降问题再谈别的，可蒋介石对此大不以为然。他深夜在日记中轻蔑地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随后，他又反复推敲词句，写下了第二封电报。
这回，蒋介石把不让共产党受降的问题推给了盟军，声称盟军总部有统一规定和受降程序，中国战区不便于擅自更改。而后再一次要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
毛泽东继而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他作为谈判代表，其实是最适合不过，可这回蒋介石似乎是铁了心要请毛泽东出山。8月23日，第三封电报又来了，执意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同往，甚至连飞机都预备好了。
去，还是不去？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个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做好了最坏打算。临行前，他不但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周二人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人开会。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雾的重庆却是个大晴天。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而蒋介石毫无思想准备。重庆的10月已经不那么酷热了，蒋介石的林园风景幽静别致，坐在院子里乘凉品茶的蒋介石夫妇显得十分安逸。
宋美龄问：“达令，我们什么时候迁回南京呢？”
蒋介石抿一口香茗，说：“陈诚已令人修整总统府，我料定毛泽东不来陪都，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南京了。”
话声刚落，蒋经国匆匆走进来，表情尴尬：“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怎么了？”蒋介石问。
“毛泽东和美国人赫尔利及文白（国民政府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同机，将要降落九龙坡机场。”
“什么？”蒋介石痴愣愣地望着蒋经国久久不语，然后长叹一声，“我低估了毛泽东的胆识。毛泽东……”
“父亲，眼下怎么办？”
蒋介石定了定神：“接机要隆重一点，要让全国都知道我的诚意。住嘛？就住林园。叫毛泽东在蒋家住，也是一大新闻嘛。”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蒋经国不敢怠慢，转身退出。
林园新建三幢三楼三底别墅，分别称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林森别墅则编为四号楼。蒋介石住一号楼，称“中正楼”；宋美龄住二号楼，称“美龄楼”。两楼之间有过道相通。三号楼作会议、办公之楼。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礼遇，也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美龄楼”让给毛泽东住———外界纷纷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其实，蒋介石也担心出什么意外，因为毛泽东毕竟是他请来的，出了什么事，他就说不清了。
飞机带着轰鸣声从天空飞来，降向九龙坡机场跑道。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时候，令他意外的场面出现了，欢迎他的不仅仅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负责人，更有国民党的高官元老及一群社会贤达：长髯飘逸、德高望重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及沈钧儒、章伯钧、柳亚子、郭沫若、陈铭枢、黄炎培、谭平山，重庆参议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重庆市市长贺贵严，蒋介石的代表、空军司令周至柔等。
毛泽东首先握住张澜的手致意：“张表老您好。”
张澜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十分动情：“润之先生为国事奔走，欢迎大驾光临！”
毛泽东微笑着说：“您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然后和诸位一一握手致谢。
当和文豪郭沫若握手时，郭沫若见毛泽东腕上空空，急忙摘下自己腕上的手表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来渝国事繁忙，戴上它好记个时间。”此后，这块表一直陪伴毛泽东一生。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把毛泽东的书面谈话散发给到场的各位中外记者，然后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乘美国大使馆的专车驶离机场，直奔曾家岩张公馆桂园稍事休息。张治中表示愿意腾出自己的公馆供毛泽东进城会客之用，但未及入住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蒋介石已在林园举行欢迎宴会招待毛泽东一行。
宴会厅灯火辉煌，餐台中西餐具讲究。酒会开始，蒋介石在祝酒时并不涉及政治国事军事，只讲祝福：“欢迎毛先生、周先生和王若飞先生！祝各位身体健康，快乐！”
毛泽东回谢：“祝蒋先生和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文白将军（张治中）及各位先生健康、幸福！”
蒋介石首先向毛泽东敬酒：“毛先生喜欢辣，我特意嘱咐要准备两个辣菜。其实，重庆这地方不辣不成席啊。”
毛泽东随口回谢：“多谢蒋先生连我的口味都关心到。我爱辣但不善酒，甚为歉意。”
蒋介石忙迎合：“我就不沾酒。同感同感！毛先生请！”
“请。”
宴会间一团和气、和气一团。
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不抽烟，忌烟味。烟瘾甚重的他，席间不抽一根烟。此后毛泽东每一回与蒋介石会谈，从不抽一根烟。
那天晚上的宴会，用《新华日报》翌日报道的话来说，“空气甚为愉快”。
席终人散。是夜，蒋介石住一号楼，毛泽东宿于林园二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三号楼。国共领袖同宿一园，堪称史无前例。
沁园春引得诸家和如梦令纠结独裁心
既然弄假成真，蒋介石只好把自己没有写好剧本的戏往下演。当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问及国民党的谈判条款时，蒋介石情急之下吩咐张治中：“那就先让共产党拿出他们的方案来好啦！”
共产党有备而来，方案在手，“拿出”是顺理成章的事。张治中带走“方案”迟迟没有回音。
毛泽东坐不住了，对周恩来说：“看来蒋委员长有‘雅量’啊！他三封电报催我，我来了，他稳坐钓鱼台，不说也不谈。好吧，反正是等，我要拜访各界朋友名流。”周恩来道：“朋友们都盼望着和你见面呢。一会儿柳亚子先生来拜访主席，他可是个大学问家。”毛泽东点点头。
不大工夫，柳亚子到。毛泽东欣然迎出门外，搀其手进客厅。寒暄之后，毛泽东道：“领先生美意。我这个人不善酒，少临大雅之堂。就请稼轩先生在此，容润之借桂园宝地留先生咏怀如何？恩来同志正好作陪。”周恩来和柳亚子在渝早有交往，柳亚子便欣然入席。酒过三巡，柳亚子诗兴大发，欣然命笔，以诗赠毛泽东：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吟罢自己的诗，柳亚子又请毛泽东也赋诗一首。毛泽东便把1936年2月在陕北时所作的一首旧作《沁园春·雪》赠给了柳亚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柳亚子一看，便为毛泽东那大气磅礴的词风所折服，并寄给报馆。第二天，《新民报》在头版刊出柳亚子赐稿之《沁园春·雪》，当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一首词，成为大街小巷的热议话题：原来会打仗的“野战军”首领毛泽东还是个大文豪、大诗人！
接着，柳亚子步韵有和《沁园春·雪》，郭沫若接着唱和，亦在《新华日报》发表，一时间，历史上的“洛阳纸贵”重现山城重庆，无不争相欣赏！
几天之内，由重庆而西安，由上海而北平，虽有蒋介石组织门客文人针对毛泽东之词出笼攻击污蔑亦曰“和词”，却是弱不禁风，很快被淹没在追捧毛泽东的和词浪潮之中。全国报端纷纷转载毛泽东之《沁园春·雪》，和词不下几十首之多，让大江南北掀起一股无人预料到的风潮，更引得海内外关注中国时局的政要华人聚焦重庆！在重庆，人们似乎忘记了毛泽东是蒋总统请来谈判的，而觉得是从天而降的大明星，掀起的追星热愈演愈烈。
有人按捺不住，把刊发《沁园春·雪》的《新民报》副刊呈给蒋介石，令属下惊诧的是蒋介石一反常态，似笑非笑、若有所思道：“嗯，词好，有文采……只是有帝王思想。”蒋介石乃一代枭雄，虽然曾悬赏10万大洋要毛泽东的人头，但并不会把对手说得一无是处。他暗暗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和文采，更对毛泽东白手起家，靠一支笔一张嘴建起打不烂拖不垮、壮大到不能不面对的红军感到惊奇。
当然，蒋介石也头疼。早年，他也曾和共产主义擦肩而过，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奉为大旗。不过，他更奉行的是独裁，不许天有二日。面对另一个太阳，是决不容许他升起的。本想讹诈吓住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迎难而上，一首词让他成为光彩照人的明星不说，还反倒将了自己一军：只好让毛泽东出题自己解。军统的报告更让蒋介石闹心：重庆各界自发组织欢迎毛泽东一行来陪都谈判，还说是“为国事奔波”。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地回访重庆政界、军界和知名人士，搞得一团和气，和气一团！蒋介石越听越火。 接下来，毛泽东在重庆频频会见民主人士，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宣传和平主张，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共并不是国民党一味宣扬的“赤匪”形象。
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毛泽东风趣地说：“蒋介石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频繁活动引起国民党右派极大的不安，从西安寄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只有一首《如梦令·血》———更刺激到蒋介石的神经。秘书、号称“文胆”的陈布雷犹豫再三，才告诉蒋介石：“总统，有寄给您的一封信，不看也罢。”
正在研读共产党所提方案的蒋介石把文件往案头一放，用好奇的目光瞅瞅陈布雷：“我蒋中正什么阵势没见过？一封信都不敢看吗？”
陈布雷把信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看信封，除了邮票印戳之外，干干净净并无他物。他轻轻抽出信纸，慢慢展开，只见打着竖线的信纸果然只有《如梦令·血》词一首。其曰：
旧骂新骂国骂，盖囡屠刀挥下！一千万冤魂，竟还说不怕？不怕不怕，血染江山图霸。
蒋介石看了不觉稀奇，陈布雷只好解释道：“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这样分析，开头的三骂是指政府、共党和在野党的政治言论了。你左说也好，右说也罢，国军刀一出鞘，就镇压下了！后两句是说日军侵华致千万同胞丧生，不怕者，是警示不要再有内战了……”
“胡扯！”蒋介石怒吼一声，把信往地下一扔，头也不回地气冲冲走了！
陈布雷不清楚此时蒋介石的心情———和共产党这老冤家到了重新较量的时候了，现在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给天下一个说法而已：共产党是拒绝和政府合作的祸匪，国军不得已而重擎平乱之剑！
反客为主现国策暗度陈仓续独裁
张治中的公馆桂园成为人们了解共产党人的地方，也成了共产党结交、会聚朋友的政治沙龙。军统特务奉命对从红岩新村甚至桂园出入的共产党代表进行侦探、跟梢，乃至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恐怖事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正常活动，反而引起广大重庆民众的鄙夷和愤慨，就连张治中上将也不得不站出来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打抱不平，亲自面谏于蒋介石：“委座，文白不才，也知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毛泽东是您请来的客人！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岂不坏了我们政府的名声？”
蒋介石不得不对张治中承诺：“客人是我请来的，我怎能不管？好啦，我立即给戴笠打电话，不许危及毛泽东的安全！”
“卑职建议，尽快拿出我们的方案来，以正视听。”张治中终于讲出自己的忧虑。蒋介石看都不看张治中，说：“当然要拿出党国的方案，会尽快答复毛泽东的。”
张治中清楚记得9月2日，毛泽东邀请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到桂园，再次重申两党谈判的八点原则意见：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的时候，应召开有各个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的代表继续有效，则中国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应给予人民以一般民主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现行法令应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订；各党派享有同等的合法地位；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承认解放区及所有收复区的民选政权；中共部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两日后，没有谈判准备的蒋介石匆匆召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指定4人为谈判代表，并交代中共之意见必须在中央原则之下方可考虑，比如：中共提议之自由断不可行；最多给予中共12个师的编制；原国大代表不能废除；不承认解放区之合法性等。显然，中共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面谈。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中共是被邀请来重庆商谈组建联合政府、讨论和平民主之宪法的，不是来奉送胜利果实、交出武装力量的。当晚，双方代表在中山四路德安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室举行正式会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张治中出席，就中共所拟十一条交换意见：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基础，实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之三民主义。
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各派各党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和武装力量。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新划分受降地区。中共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内战和一切武装冲突。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办法：1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进行普选。2.解放区解决方案：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为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之工作。
十一、党派平等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解散特务机关。
显然，蒋介石是不会答应中共的方案的。仅就军队编制，蒋介石只给6个师的编制，双方条件相去甚远。第九条的几个条件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9月17日，作为调停人的美国赫尔利大使出面了，他希望自己的乐观预测不致泡汤。毛泽东和蒋介石刚刚坐定，蒋介石就毫不客气地威胁毛泽东：
“润之，你的八路军、新四军总共只能编为12个师，如果还能考虑的话，最多再有两个预备师。我们要谈要和，就是这些条件，否则，请你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来到重庆，毛泽东很快就明白了蒋介石邀请谈判是假，找借口继续打内战是真。毛泽东坦然一笑，对蒋介石道：“蒋先生，这么多天了，你总算说出了你心里的话。现在就打，我打不过你，可是，我可以用对付日寇及其帮凶的办法对付你，你占点又占线，我就占面，农村包围城市，咱们再周旋10年？” 赫尔利忙站起来劝解：“你们国共双方都做一下让步。我提个方案：国家总共设100个师，共产党的军队占20个师，你们看怎样？”
没等毛泽东张嘴，蒋介石马上表示不能接受，甚至对赫尔利流露出强烈不满。会谈刚开始就戛然而止。
晚上，饭后的毛泽东没有像往常那样收集报刊、电台新闻，观察舆论动向，而是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寝室议事。
毛泽东说：“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我考虑是否做一些妥协，以赫尔利的说法，我们再做一些让步？”
“主席的意思是军队编制？”
“我考虑，在赫尔利建议的1/5的基础上我们降到1/7，即中央军现有263个师，我们应为43个师；此后中央军缩编，我们按以上比例缩编，如：中央军60个师，我们10个师；中央军缩编为120个师，我为20个师。”
周恩来表示同意。
毛泽东继续谈自己的想法：“关于张治中提出的军队驻扎地问题，可以讨论。是否将海南岛、鲁、浙、苏南、皖南、豫和两湖之部队北撤于黄河以北，集中补充到苏北、皖北即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部再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部队总共43个师撤往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及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解放区随军队合一。”
“那么行政官员的分配呢？主席有什么考虑？”
“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地及陕甘宁边区由我们推荐的人担任主席。山西、绥远之主席也应由中共委派。”
“主席的意思，天津、北平、青岛三市的副市长由我们派人？”
“正是此意。”
“还有，苏北、皖北、豫北三地我们的部队未撤离前，其专员和县长均由中共委任。”
周恩来补充。
毛泽东表示赞同：“恩来，你和若飞与国民党方代表谈，这已经是我们的底线了。”然而谈了3个多小时，双方都各抒己见、互不让步。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胶着，江南、华北接连有军事冲突报告。周恩来约见国民政府谈判首席代表张治中，抗议中央军对解放区开枪、炮轰。
张治中辩解：“两军冲突，我们都不在现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有个真相。我们请美国人配合，调查见证怎么样？”
“我们不持异议。我们双方谈判代表和美国人组成联合调查组，约请记者随往。”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由美国人赫尔利和国共代表共同组建的调查团赶赴军事冲突地展开调查。谈判暂且告停。
假谈真打独裁布局真谈假打领袖回程
蒋介石叫来外交部长王世杰，问他新闻界及国内外对和平谈判的舆论。王世杰一边掂量一边回道：“说什么的都有。当然，同情中共的多是不得势的人，还有老百姓们……”
“这就是说，民众倾向他们？你怎么知道老百姓们倾向中共的？”
这一问，差点儿把王世杰急出一身汗来！王世杰忙回答：“我不过是听得街谈巷议，不为准。其实，拥戴总统的人占大多数，都赞扬、称颂您胸怀宽大……”
“行了，别说了！你把他们颂扬毛泽东的词儿挪到我头上来啦？”蒋介石摇摇头，“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难道人们也如此看我？”
见王世杰要张口，蒋介石伸手制止他，继续说：“不管怎样的代价，我是不会放虎归山留下后患的。”
“是，是！卑职明白。”
“要把中共部队挑起武装冲突的例子登报、广播。你要向友邦吹风：中共没有谈判诚意，不断挑战内战底线。要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苏俄的同情支持，为把中共消灭做舆论之准备。”
王世杰知道，内战不可避免了。邀请、和谈、调查，都只不过是内战的前奏罢了！
戴笠接着被点来觐见。
此戴笠，乃陈果夫之外最大的特务头子，但以他对蒋的忠心而备受蒋介石器重。
“外界谣传军统的人袭击了周恩来的座驾，确有其事吗？”蒋介石目光闪烁神秘，又很快转到别处。
戴笠比蒋介石肚里的蛔虫还明白蒋介石的心事，自然一点就透，装出认真的样子，说：“没有。完全是造谣加污蔑。”蒋介石“哦”一声，话头一转，说：“不过呢，不给毛泽东点儿脸色看，他硬得很呢。但不能闹出人命来，那样，我蒋中正何以面对舆论？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吗？目的是让他放弃帝王思想，交出武装。”
“明白，委员长放心。我知道怎么做。”
会谈戛然而止，周恩来、王若飞随调查团去军事冲突区，毛泽东在陈龙、龙飞虎的陪伴下和在重庆的名流友好交往甚欢。
联合调查团终于回到重庆。而带回来的“真相”依然不能作为谁是谁非的依据：摩擦的导火索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尽管国内外希望和平谈判成功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以“拖”应对。
也许是感觉到了重庆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10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看谈判很难有结果，国民党方面也只得同意。
毛泽东对周恩来道：“签个协议我就走，你和若飞留下。”
在毛泽东回延安之前，双方将历次谈判记录整理成一个书面文件《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谈判场上的火药味，几乎没有在《双十协定》中表现出来。《协定》一开篇就说：国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虽然双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至少从字面上看是积极的。
在《协定》中，中共对军队数量问题又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从最初要求的48个师，已经降到24个或至少20个师，几乎达到了蒋介石的心理预期。但也不难看出，《双十协定》中还有许多未解之题，双方只有把各自的诉求都摆在上面。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车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返回延安。邵力子、陈诚、张澜等重庆各界人士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纷纷来到机场送行。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现实并不那么乐观。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终于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