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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早期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同时说明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伪善与压迫特征，刻画了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生态危机;更剖析了城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前景，从而完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空间结构、危机隐患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呈现出丰富的城市生态学思想。恩格斯的城市生態学思想为今天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必须充分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正义双向促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关键词]恩格斯;城市生态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城市社会群体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该学科不仅关注城市区域中的生物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交互关系，也重视对城市生态管理的科学话语与制度架构的分析，以增进城市宜居性和生态稳定性，推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①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基于对英国早期工业城市的社会调查与材料分析，论述了由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及其社会生态变化，描述了等级化和压迫性的城市生态格局及其不可持续性，揭示了英国城市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社会革命前景，因而呈现出丰富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对此，前南斯拉夫哲学家卡斯特林那指出：“青年恩格斯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抨击了工业主义的初期从人的躯体和智慧以及从自然中榨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毁灭性代价。”②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人也认为，广义的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环境正义研究都始于恩格斯的开创性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③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深入发掘与阐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对于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工业革命：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
恩格斯将工业革命视为现代城市及其新型社会生态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力。早在1844年出版的《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就简要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业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使现代城市生活活跃起来，“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恩格斯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指出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促进了现代城市的成长及其整个社会生态的深刻变革。
首先，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处于较为封闭的幼年时期。在传统生产方式中，人们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通过本地市场进行产品交换。他们在从事手工劳动之余，能够利用积蓄租赁土地，从事农耕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需要和竞争的有限性，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都在城市之外的郊区或农村，大多数生产者与城市完全隔离，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有限的生产活动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依然处于农村式的社会秩序之中。他们遵守着自然的生活规律、宗法的家庭关系和淳朴的社会习惯，形成了闭关自守、精神贫乏、平静刻板的生活状态，无法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潜能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恩格斯指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只有伦敦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自然资源还很少被利用，人们生活在新鲜空气中，维持着稳定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
其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人口的集中与大城市的成长。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是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开启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③分工的发展与机器的运用，导致了大量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的出现。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财产与资本的集中，也产生了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因而，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在工厂中共同劳动并在其附近集中居住，形成了满足工人生产生活需要的村镇。接着，新生的城市生态单元开始向外扩张：一个工厂岗位的饱和及其相伴随的工资的下降，不断催生着新的工厂的出现，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即使是农村等偏远地区，也由于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来加快工厂生产，从而逐步向工厂城市发展，并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
再次，工业体系的扩展促进城市的专业化与交往的普遍化。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城市生态关系也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由于纺纱机等新技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相应催生了专业化的工业城市。其中，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随着机器的动力和数量以及工人数目的提升，形成了以兰开夏郡为中心的最早的一批棉纺织业城市。“兰开夏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棉纺织业使得兰开夏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①英国其他生产部门也开始了如棉纺织业所表现出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布莱德福德、利兹、哈利法克斯和曼彻斯特等大型专业化的工业城市。工业发展也使交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路、铁路和运河的修建实现了英国陆路和水路交通方式的完善，几乎所有大城市之间都通过铁路联系起来，推动了工业的集中化发展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交往。
最后，工业生产及其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通过这场工业革命，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②工业城市在社会与自然生态方面都呈现出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生活方面，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其结果是：一方面，商业和市场日益繁荣，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地增长，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被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驱动下城市生态的剥削性与非正义性。对于每个劳动者而言，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促使他们从落后封闭的农村生活中解放出来，促使他们走向城市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致使他们陷入极端的贫困与悲惨境遇，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对立。在自然生态方面，正如工业生产方式蕴含着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迫切需求，城市空间形态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对自然更为深刻的改造与重塑;换言之，城市生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加社会化或人类化的生态系统。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机器的大量运用，丰富的煤层和铁矿等自然资源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本身的生产，只是由于工业变革才重要起来”。③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所有的资源开采都更为紧张，导致自然资源价格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少。农业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开始改良土壤、施以肥料，并利用科技手段加强对土地的开发。交通运输的发展更是将一切荒凉的地方带入文明状态，自然的田园风光变为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景观。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现代城市生态问题的现象考察
恩格斯在论述了英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后，进一步详尽地考察了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生态状况。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城市的兴起，反映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态关系，其直接表现为人口大规模的集中。上百万的人口聚集在一个地方，房屋与工业设施在狭窄的空间内愈来愈密集，些许恬静开阔的田野景象已经完全消失了。雄伟壮丽的城市景观虽然彰显着令人陶醉的一切文明奇跡，但也承受着巨大的代价，即普遍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贫困。城市生活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只有走近这些城市的“贫民窟”，才能发现城市生态的等级化与压迫性特征。
首先，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不合理的空间布局。一方面，英国早期的工业城市大部分都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在整体上缺乏系统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例如，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的曼彻斯特堪称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这里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旧城区都是狭窄又弯曲的街道和杂乱堆砌的房屋。“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①另一方面，英国早期的工业城市保持着一种严格的分异和隔离特征，形成一个“伪善”的建筑体系，这主要体现为每个繁荣的大城市都存在隐蔽的贫民窟。“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②例如，曼彻斯特的中心是一个广阔的商业区，在商业区的外围是纯粹的工人区，在这一带形地区之外是资产阶级居住区。与这种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间划分相对应的，是差异分明的环境状况，即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穷人区的肮脏贫穷。高等的资产阶级居住在郊外华丽舒适的住宅里，呼吸着对健康有益的新鲜空气，而工人生活在肮脏、破旧、昏暗的区域中。资产阶级不仅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更是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他们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贫困的无产阶级只能居住在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
其次，恩格斯描绘了英国工业城市中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快速的工业扩张和人口增长，以及自发的城市建设，导致了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一方面是普遍的空气污染。工业和人口的集中直接导致城市空气状况的恶化，城市不合理的空间格局与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也妨碍了空气的流通，“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③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工人区。在工人生活区的街道上，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生活垃圾和死水洼也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工业区的污染更为严重。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排放出污浊沉闷的气体。“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④另一方面是恶劣的河流污染。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水和垃圾都倾倒在城市的水沟或附近的河流之中。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已经变成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天气干燥时河岸上还会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淤泥坑。而城市中根本没有有效的清洁卫生设施，“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⑤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非人性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他们是整个城市生态关系的生产者，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当时工业社会灾难最尖锐和最直接的表现。第一，自然条件的恶化是最为直接的现象。工人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这里到处都是污浊的空气和水，一切可以保持健康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日常废弃物和垃圾都倒在街上或水道中。“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⑥第二，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是工人普遍的命运。工人阶级聚在城市的贫民窟中，这里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寄居在更杂乱的夜店和收容所，或在无人打搅的任何角落。工人的衣着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烂衫。“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①他们所获得的都是卖剩下的质量很差甚至发臭腐烂的食品，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工人有可能会饿死。第三，工人阶级的身体与精神都无休止地受到摧残。工人每天必须在工作中筋疲力尽才能够生存，他们在工厂中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食用劣质且难消化的食物以及恶化的自然环境都加剧了工人们的肢体疲劳、精神委靡和生命力减退。“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②这些难以忍受的自然条件与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不仅如此，由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也导致了精神的堕落和道德的败坏。“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③
三、资本主义批判：现代城市生态问题的病因诊断
19世纪英国的城市生态问题反映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它不仅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危机，也引发了社会阶级斗争的社会不可持续性危机，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工业城市中人口的过度集中。“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④“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⑤城市向农村土地的扩张与侵占，导致了对土地等自然生物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大规模的人口集中，引发了城市空间中自然要素的供给不足和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而资产阶级将这种工业城市的崛起视为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认为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城市中去的，于是一切社会生态灾难都可归咎于这一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恩格斯明确强调：“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⑥因此，对社会生态问题的分析，不能停留于对工业城市现象的感性分析，而必须深入考察工业城市形成的历史动因。恩格斯指出，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生产所展现的巨大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成为资本家的“垄断物”;广大无产阶级被吸引进工厂和城市中，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工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与扩张，推动着工业大城市的崛起与发展。早期工业生产的粗放性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特征，必然导致对自然与社会生态的严重破坏。 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索德斯（Peter Saunders）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当他们把城市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讨论时，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背景下最明显地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进程”。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将英国早期工业城市描绘成资本主义矛盾的温床和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极端表达，认为英国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①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始终服从一个目的，即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产阶级一方面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压住甚至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快对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破坏，增加生产强度。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贫困，而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也从来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②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③
其次，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加剧了社会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构成生活中最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依赖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刺激着资本的生产和自我扩张，其社会效应在于：竞争不仅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把绝大多数劳动者降为无产者，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而且导致社会各个阶级及这些阶级各成员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与这种强制性竞争机制相伴随的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④每一个人都冒着风险去工作，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工人竭尽全力地劳动，资本家竭尽所能地投资生产，他们既不确定市场的消费量，也不知道商品在市场中的储备量，更不知道其竞争者的生产状况，一切都是盲目的和投机的。而在自然生态方面，世界市场的形成与信贷的出现加强了生产的混乱和奔忙，从而加剧了对自然的索取与破坏。“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⑤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变得越来越浪费和更具破坏性，使得劳动剥削和环境恶化不断突出，加剧了整个城市生态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⑥用不了多久，这个市场就会出现商品的大量堆积和生产的极速停滞，许多工厂停业甚至破产，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直到积存的商品被逐渐消费掉，又进行新一轮的短暂繁荣与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
再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只能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解决。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物质丰裕的努力只能越来越多地带来对自然与劳动者的剥削，在地球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之前无产阶级已经面临着无法避免的贫困。因为“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⑦即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意义，开始改变城市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但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只是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广大工人群众仍旧过着贫困和无保障的生活，曾经如田园诗般景色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都已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②另一方面，“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③城市中人口的集中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加强了工人的联合，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开始反对资本并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的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④只有将工人阶级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实现人类与自身及自然矛盾的和解。
四、当代启示：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综上所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仅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同时说明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伪善与压迫特征，刻画了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生态危机;更剖析了城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與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前景，从而完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空间结构、危机隐患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呈现出丰富的城市生态学思想。作为对新兴工业城市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考察与理解，恩格斯城市生态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在于其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与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恩格斯不仅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了现代城市生态变化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结构特征，更以一种辩证性的历史思维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价值立场，揭示了城市生态关系背后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及其矛盾危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实践性特征，为我们今天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首先，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发展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表征形式，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生态系统。恩格斯详细阐述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的形成与扩张及其生态后果，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及其内在困境。经过170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现代城市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物质形态与空间格局。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已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不仅体现为城市数量与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显著发展，更体现为区域协调性与城市可持续性的逐渐提升。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以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全球化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安全管理与公共服务仍需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待提升等城市生态问题。⑤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理念与模式的批判和超越中对自然与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生态化重构，指向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因此它并不是简单否定已然系统化的现代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文明绿色转型的成败。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城市是生态可持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是绿色美好的。 其次，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维度。城市生态关系蕴含的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历史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生态关系是其现实生成的主导性能动要素。正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在19世纪的英国，遭受自然生态破坏的主要区域是工人聚集的工厂与生活区，工人争取健康与安全的斗争也是一种环境抗议运动。这意味着，城市生态问题在本质上是社会压迫意义上的难题，它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与生态非正义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①即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价值文化与政治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促进与保障作用，其关键在于破除现代空间生产中的资本主义逻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在更具体的层面，一方面要破除对经济现代化语境的迷信，将城市建设发展聚焦于人民真实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重视城市的日常生活、生态涵养与社会交往的功能，而非一味地追求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与工商业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要发挥人民力量创造城市文明，并促进城市化成果的普惠共享。“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②生态保护与治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积极担负和履行对整个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当然，在强调社会各主体广泛参与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尊重和公平对待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使参与主体的全面性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
再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恩格斯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中，揭示了服务于工业生产需要和资本主义利益原则的城市空间形式对自然生态要素的破坏性，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③尤其对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④工人阶级与自然的疏离，更加剧了他们的物质文化贫困与对一切灾难的漠视。因此，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致力于构建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正义双向促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城市的適当规模与结构，这倒不是因为“小的”就一定是“美好的”，而是因为超大规模与过度集中的城市确实存在着更大的生态复杂性与风险，也会带来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困难与隐患，而且大规模集中本身同时蕴含的是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同时，加强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与推广。对于现代城市而言，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工业化生产的高新科技转化与升级，同时也在于其生产原则与经营理念的绿色革新;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也不仅是倡导简约适度和绿色低碳的生活行为，也需要大力推进生命科学教育和培育社会生态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才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生长点，城市才会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恩格斯;城市生态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城市社会群体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该学科不仅关注城市区域中的生物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自然与社会的整体性交互关系，也重视对城市生态管理的科学话语与制度架构的分析，以增进城市宜居性和生态稳定性，推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①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基于对英国早期工业城市的社会调查与材料分析，论述了由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城市化及其社会生态变化，描述了等级化和压迫性的城市生态格局及其不可持续性，揭示了英国城市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社会革命前景，因而呈现出丰富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对此，前南斯拉夫哲学家卡斯特林那指出：“青年恩格斯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抨击了工业主义的初期从人的躯体和智慧以及从自然中榨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毁灭性代价。”②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人也认为，广义的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环境正义研究都始于恩格斯的开创性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③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深入发掘与阐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对于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工业革命：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
恩格斯将工业革命视为现代城市及其新型社会生态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力。早在1844年出版的《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恩格斯就简要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直接导致了英国工业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使现代城市生活活跃起来，“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恩格斯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指出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促进了现代城市的成长及其整个社会生态的深刻变革。
首先，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处于较为封闭的幼年时期。在传统生产方式中，人们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通过本地市场进行产品交换。他们在从事手工劳动之余，能够利用积蓄租赁土地，从事农耕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需要和竞争的有限性，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都在城市之外的郊区或农村，大多数生产者与城市完全隔离，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有限的生产活动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依然处于农村式的社会秩序之中。他们遵守着自然的生活规律、宗法的家庭关系和淳朴的社会习惯，形成了闭关自守、精神贫乏、平静刻板的生活状态，无法意识到个人的发展潜能与人类的共同命运。恩格斯指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只有伦敦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自然资源还很少被利用，人们生活在新鲜空气中，维持着稳定和谐的社会生态关系。
其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人口的集中与大城市的成长。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是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开启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③分工的发展与机器的运用，导致了大量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的出现。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财产与资本的集中，也产生了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因而，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在工厂中共同劳动并在其附近集中居住，形成了满足工人生产生活需要的村镇。接着，新生的城市生态单元开始向外扩张：一个工厂岗位的饱和及其相伴随的工资的下降，不断催生着新的工厂的出现，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即使是农村等偏远地区，也由于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而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来加快工厂生产，从而逐步向工厂城市发展，并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
再次，工业体系的扩展促进城市的专业化与交往的普遍化。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城市生态关系也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由于纺纱机等新技术的发明和不断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相应催生了专业化的工业城市。其中，棉纺织业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随着机器的动力和数量以及工人数目的提升，形成了以兰开夏郡为中心的最早的一批棉纺织业城市。“兰开夏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棉纺织业使得兰开夏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①英国其他生产部门也开始了如棉纺织业所表现出的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布莱德福德、利兹、哈利法克斯和曼彻斯特等大型专业化的工业城市。工业发展也使交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路、铁路和运河的修建实现了英国陆路和水路交通方式的完善，几乎所有大城市之间都通过铁路联系起来，推动了工业的集中化发展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交往。
最后，工业生产及其发展带来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通过这场工业革命，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②工业城市在社会与自然生态方面都呈现出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生活方面，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其结果是：一方面，商业和市场日益繁荣，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地增长，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被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驱动下城市生态的剥削性与非正义性。对于每个劳动者而言，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促使他们从落后封闭的农村生活中解放出来，促使他们走向城市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致使他们陷入极端的贫困与悲惨境遇，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对立。在自然生态方面，正如工业生产方式蕴含着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迫切需求，城市空间形态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人对自然更为深刻的改造与重塑;换言之，城市生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加社会化或人类化的生态系统。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机器的大量运用，丰富的煤层和铁矿等自然资源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本身的生产，只是由于工业变革才重要起来”。③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所有的资源开采都更为紧张，导致自然资源价格越来越高，产量越来越少。农业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开始改良土壤、施以肥料，并利用科技手段加强对土地的开发。交通运输的发展更是将一切荒凉的地方带入文明状态，自然的田园风光变为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景观。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现代城市生态问题的现象考察
恩格斯在论述了英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之后，进一步详尽地考察了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生态状况。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业城市的兴起，反映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生态关系，其直接表现为人口大规模的集中。上百万的人口聚集在一个地方，房屋与工业设施在狭窄的空间内愈来愈密集，些许恬静开阔的田野景象已经完全消失了。雄伟壮丽的城市景观虽然彰显着令人陶醉的一切文明奇跡，但也承受着巨大的代价，即普遍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贫困。城市生活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只有走近这些城市的“贫民窟”，才能发现城市生态的等级化与压迫性特征。
首先，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不合理的空间布局。一方面，英国早期的工业城市大部分都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在整体上缺乏系统的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例如，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的曼彻斯特堪称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这里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旧城区都是狭窄又弯曲的街道和杂乱堆砌的房屋。“曼彻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察的规定，更没有一定的计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积起来的。”①另一方面，英国早期的工业城市保持着一种严格的分异和隔离特征，形成一个“伪善”的建筑体系，这主要体现为每个繁荣的大城市都存在隐蔽的贫民窟。“由于无意识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识的打算，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②例如，曼彻斯特的中心是一个广阔的商业区，在商业区的外围是纯粹的工人区，在这一带形地区之外是资产阶级居住区。与这种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间划分相对应的，是差异分明的环境状况，即贵族区的富丽堂皇和穷人区的肮脏贫穷。高等的资产阶级居住在郊外华丽舒适的住宅里，呼吸着对健康有益的新鲜空气，而工人生活在肮脏、破旧、昏暗的区域中。资产阶级不仅这样有系统地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大街以外，更是费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他们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贫困的无产阶级只能居住在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
其次，恩格斯描绘了英国工业城市中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快速的工业扩张和人口增长，以及自发的城市建设，导致了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一方面是普遍的空气污染。工业和人口的集中直接导致城市空气状况的恶化，城市不合理的空间格局与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也妨碍了空气的流通，“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③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工人区。在工人生活区的街道上，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生活垃圾和死水洼也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工业区的污染更为严重。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排放出污浊沉闷的气体。“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④另一方面是恶劣的河流污染。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水和垃圾都倾倒在城市的水沟或附近的河流之中。曼彻斯特附近的艾尔克河已经变成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天气干燥时河岸上还会留下一长串龌龊透顶的淤泥坑。而城市中根本没有有效的清洁卫生设施，“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⑤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英国工人阶级非人性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他们是整个城市生态关系的生产者，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当时工业社会灾难最尖锐和最直接的表现。第一，自然条件的恶化是最为直接的现象。工人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这里到处都是污浊的空气和水，一切可以保持健康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日常废弃物和垃圾都倒在街上或水道中。“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⑥第二，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是工人普遍的命运。工人阶级聚在城市的贫民窟中，这里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寄居在更杂乱的夜店和收容所，或在无人打搅的任何角落。工人的衣着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烂衫。“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①他们所获得的都是卖剩下的质量很差甚至发臭腐烂的食品，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工人有可能会饿死。第三，工人阶级的身体与精神都无休止地受到摧残。工人每天必须在工作中筋疲力尽才能够生存，他们在工厂中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食用劣质且难消化的食物以及恶化的自然环境都加剧了工人们的肢体疲劳、精神委靡和生命力减退。“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②这些难以忍受的自然条件与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不仅如此，由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也导致了精神的堕落和道德的败坏。“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③
三、资本主义批判：现代城市生态问题的病因诊断
19世纪英国的城市生态问题反映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它不仅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危机，也引发了社会阶级斗争的社会不可持续性危机，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工业城市中人口的过度集中。“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④“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⑤城市向农村土地的扩张与侵占，导致了对土地等自然生物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大规模的人口集中，引发了城市空间中自然要素的供给不足和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而资产阶级将这种工业城市的崛起视为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认为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城市中去的，于是一切社会生态灾难都可归咎于这一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恩格斯明确强调：“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⑥因此，对社会生态问题的分析，不能停留于对工业城市现象的感性分析，而必须深入考察工业城市形成的历史动因。恩格斯指出，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工业生产所展现的巨大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成为资本家的“垄断物”;广大无产阶级被吸引进工厂和城市中，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工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与扩张，推动着工业大城市的崛起与发展。早期工业生产的粗放性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特征，必然导致对自然与社会生态的严重破坏。 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索德斯（Peter Saunders）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城市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当他们把城市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讨论时，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城市背景下最明显地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进程”。⑦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将英国早期工业城市描绘成资本主义矛盾的温床和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极端表达，认为英国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①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生产始终服从一个目的，即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产阶级一方面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压住甚至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加快对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破坏，增加生产强度。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贫困，而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也从来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②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③
其次，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加剧了社会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构成生活中最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为了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依赖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刺激着资本的生产和自我扩张，其社会效应在于：竞争不仅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把绝大多数劳动者降为无产者，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而且导致社会各个阶级及这些阶级各成员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与这种强制性竞争机制相伴随的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④每一个人都冒着风险去工作，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工人竭尽全力地劳动，资本家竭尽所能地投资生产，他们既不确定市场的消费量，也不知道商品在市场中的储备量，更不知道其竞争者的生产状况，一切都是盲目的和投机的。而在自然生态方面，世界市场的形成与信贷的出现加强了生产的混乱和奔忙，从而加剧了对自然的索取与破坏。“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⑤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变得越来越浪费和更具破坏性，使得劳动剥削和环境恶化不断突出，加剧了整个城市生态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⑥用不了多久，这个市场就会出现商品的大量堆积和生产的极速停滞，许多工厂停业甚至破产，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直到积存的商品被逐渐消费掉，又进行新一轮的短暂繁荣与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
再次，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只能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来解决。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物质丰裕的努力只能越来越多地带来对自然与劳动者的剥削，在地球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之前无产阶级已经面临着无法避免的贫困。因为“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⑦即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意义，开始改变城市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但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只是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一种手段。事实上，广大工人群众仍旧过着贫困和无保障的生活，曾经如田园诗般景色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都已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②另一方面，“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③城市中人口的集中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加强了工人的联合，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开始反对资本并开展对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的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④只有将工人阶级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实现人类与自身及自然矛盾的和解。
四、当代启示：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综上所述，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仅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同时说明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伪善与压迫特征，刻画了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生态危机;更剖析了城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與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前景，从而完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空间结构、危机隐患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呈现出丰富的城市生态学思想。作为对新兴工业城市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关系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考察与理解，恩格斯城市生态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在于其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与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恩格斯不仅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了现代城市生态变化发展的历史基础与结构特征，更以一种辩证性的历史思维与无产阶级解放的价值立场，揭示了城市生态关系背后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及其矛盾危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与实践性特征，为我们今天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首先，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发展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表征形式，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地球生态系统。恩格斯详细阐述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的形成与扩张及其生态后果，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及其内在困境。经过170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现代城市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物质形态与空间格局。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已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不仅体现为城市数量与规模的迅速扩展，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显著发展，更体现为区域协调性与城市可持续性的逐渐提升。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以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全球化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安全管理与公共服务仍需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待提升等城市生态问题。⑤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理念与模式的批判和超越中对自然与人及其社会关系的生态化重构，指向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经济社会形态，因此它并不是简单否定已然系统化的现代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文明绿色转型的成败。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城市是生态可持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是绿色美好的。 其次，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维度。城市生态关系蕴含的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历史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生态关系是其现实生成的主导性能动要素。正如恩格斯所阐述的，在19世纪的英国，遭受自然生态破坏的主要区域是工人聚集的工厂与生活区，工人争取健康与安全的斗争也是一种环境抗议运动。这意味着，城市生态问题在本质上是社会压迫意义上的难题，它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与生态非正义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①即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价值文化与政治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促进与保障作用，其关键在于破除现代空间生产中的资本主义逻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在更具体的层面，一方面要破除对经济现代化语境的迷信，将城市建设发展聚焦于人民真实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重视城市的日常生活、生态涵养与社会交往的功能，而非一味地追求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与工商业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要发挥人民力量创造城市文明，并促进城市化成果的普惠共享。“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②生态保护与治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积极担负和履行对整个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当然，在强调社会各主体广泛参与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尊重和公平对待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使参与主体的全面性真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
再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恩格斯在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中，揭示了服务于工业生产需要和资本主义利益原则的城市空间形式对自然生态要素的破坏性，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③尤其对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④工人阶级与自然的疏离，更加剧了他们的物质文化贫困与对一切灾难的漠视。因此，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致力于构建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正义双向促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城市的適当规模与结构，这倒不是因为“小的”就一定是“美好的”，而是因为超大规模与过度集中的城市确实存在着更大的生态复杂性与风险，也会带来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困难与隐患，而且大规模集中本身同时蕴含的是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同时，加强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与推广。对于现代城市而言，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工业化生产的高新科技转化与升级，同时也在于其生产原则与经营理念的绿色革新;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也不仅是倡导简约适度和绿色低碳的生活行为，也需要大力推进生命科学教育和培育社会生态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城市才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生长点，城市才会真正让生活更美好。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