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朝珐琅制造业在明代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至乾隆时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辉煌，这与博学多才、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康熙、乾隆皇帝的大力扶植和提倡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朝政权建立后，至康熙年间，不仅政权进一步巩固，而且经济得到发展，工艺美术在经过明末清初一段停滞萧条后又得到了复兴。尤其是清代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之后，进出口贸易隆盛，为外国文化和欧洲工艺美术进入中原和内廷，大开方便之门，外国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原料大量输入，形成了长达百余年的盛极不衰的局面。特别是在工艺方面，当时从欧洲输入的金工、珐琅、玻璃等制品，都先经广州，再贡进内廷，并转运内地。进入广州的西方工艺技术就有画珐琅等。西方先进技术的涌入，不仅推动了广州珐琅业的迅速发展，也对内廷珐琅制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画珐琅传入广州后，不仅当地开始烧造，而且后由两广总督选派烧珐琅匠人赴内廷效劳，他们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带入宫内，参与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的画珐琅制作。
　　以现有实物看，画珐琅的生产开始于康熙年代，彼时内廷设立“珐琅作”，开始试烧器体小巧的画珐琅器。早期画珐琅，釉彩堆积较厚，色彩晦涩，珐琅彩地表面砂眼密集，这些现象均说明早期画珐琅制作处于不成熟阶段。康熙后期，画珐琅工艺逐渐成熟，其工匠有来自国内的如广州的潘淳、杨士章及江西的宋洁等十几人，也有来自外国的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等，皇帝还亲命宫廷内画家参与珐琅作画珐琅器。晚期画珐琅的胎骨较早期既薄且轻，没那么厚重，器物的品种增多，珐琅釉质有所提高，气泡显著减少或接近消失。器物表面匀净平滑，蕴润莹洁，有的器物毫无瑕疵，色种增加，且色调鲜艳富丽，焙烧技术也有改进。因此，康熙时期画珐琅工艺已完善成熟，为清代画珐琅工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款画珐琅菱花式盘即为其代表作。此盘造型规矩，花朵渲染或点彩显出浓淡，共使用黄、蓝、紫、粉、雪青、浅蓝、红、浅绿、黑等十余色。珐琅细腻洁净，色彩典雅，光泽晶莹，器底施白珐琅釉，书蓝色双圈“康熙御制”楷书双行款。成熟期的画珐琅釉色鲜丽明快，豪华富丽，深得康熙皇帝的喜爱，凡精美器物，多署有“康熙御制”款。
　　雍正时期的内廷珐琅作很少制造掐丝珐琅，目前尚未发现具款的作品。但据“造办处”档案记载，这个时期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5次试制记录。
　　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烧造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仅生产规模及产量空前，用途广泛，技术高超，造型新颖，种类繁多，而且装饰题材和珐琅釉色均表现出繁荣时期的特征，对后世产生较深的影响。此时内廷所用掐丝珐琅制品，主要由造办处珐琅作及广州、扬州三处。故宫太和殿的掐丝珐琅鼎炉、香薰、仙鹤等陈设品均为乾隆时期所造。故宫内乾隆花园梵华楼、慈宁花元宝相楼内陈设着12座高大的掐丝珐琅塔，每座高238厘米，均由造办处珐琅厂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烧造。大塔造型各异，釉色均不相同，图案富于变化，整个塔身结构严谨，结合部位不露痕迹，通体填釉饱满，很少有砂眼，充分体现出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精湛高超的技术，是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这种大型珐琅制品的烧造，较之小型器物要求技术高，难度大，需要特殊的设备。乾隆时期，对于这类技术的掌握和控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为传世珐琅制品中的珍品。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在这百余年内，清代工艺美术品包括珐琅工艺，在民族的、传统的与外来的多种因素的不断融合过程中，有所发展创新，最终衍生成乾隆时代工艺美术的繁荣昌盛，形成华丽清雅的艺术风格，为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