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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并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体系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韩国诗话的文体文献学价值及中韩诗话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韩国诗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韩国诗话；宋代诗话；体制为先；辨体破体；得体失体
[中图分类号]I3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44-08
自宋代发端的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文献史料，近年已有学者进行关注和研究。同时，卷帙繁富的韩国诗话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极深的血脉渊源，但目前学界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关于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如徐志啸称韩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著作李仁老的《破闲集》“却真真切切是受中国宋人诗话文学形式影响的产物”，[1]（68～72）金淑子的《中国研究韩国诗话近况的综述》写道：“研究者們还注重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由于韩国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形成了两国诗话在内容与形式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同时，韩国诗话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论述民族自己的诗人诗作，因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与风格。通过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可以弄清楚与西方诗话相区别的东方诗话的共同美学特点。”[2]（81～84）所以，全面搜集分析韩国诗话中的文体文献和文体批评并与中国诗话，尤其是与宋代诗话中的文体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系统构建韩国诗话的文体学思想体系，这无论对于韩国诗学批评还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一、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辨体”内蕴丰富，其核心观点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如吴承学先生强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原则” [3]（14），“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3]（16）
关于“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也是韩国诗话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且大多与中国诗话进行比较。如崔滋《补闲集》云：
金兰丛石亭，山人慧素作记，文烈公戏之曰：“此师欲作律诗耶？”星山公馆有一使客留题十韵，辞繁意曲。郭东珣见之曰：“此记也，非诗也。”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古人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若文辞，则各体皆备于韩文，熟读深思，可得其体。”虽然李杜古不下韩苏，而所云如此者，欲使后进泛学诸家体耳[4]（81）。
所谓“此记也，非诗也”云云，与宋代黄庭坚的辨体理论颇为相似，如黄庭坚在《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一文中写道：“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5]（1526）可以看出，所谓“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与黄庭坚“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这一辨体经典论断如出一辙。
此外，崔滋还提出了“其文各有体”、“将以习其语效其体”、“凡作者当先审字本”等辨体言论，如崔滋《补闲集》：
夫颂者，褒美功德，赞亦其流也。赋者原于诗，……其文各有体。赞之文要其俊逸，而不拘一格，惟弃庵得之[4]（106）。
学者读经史百家，非得意传道而止，将以习其语效其体，重于心熟于工。……凡作者当先审字本，凡与经史百家所用，参会商酌，应笔即使，辞辄精强，能发难得巧语[4]（111）。
这与黄庭坚的诸多有关辨体的言论亦很相似。如黄庭坚《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师道》云：“试问求志君，文章自有体。”[5]（459）《小山集序》云：“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5]（943）在宋人诗话中，类似的辨体观点还有很多，如《杜工部草堂诗话》载陈师道《后山诗话》：“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6]（199）吕本中《紫微诗话》云：“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7]（44）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6]（459）
崔滋开韩国诗话辨体风气之先河，其后历朝诗话多有论述，诸如南孝温《师友名行录》“为诗先格而后辞” [4]（386），鱼叔权《稗官杂记》“悉遵体式” [4]（782），姜沆《睡隐诗话》“古人于诗文遣言下字各有其体，故得其体为难” [4]（1404），张维《溪谷漫笔》“凡作文之体，篇章句字，各有法则” [4]（1552），“诗文本有体裁” [4]（1563），郑弘溟《畸翁漫笔》“必须先立本体” [4]（1739），洪万宗《小华诗评》“使人一开卷，规模体制已了于心上” [4]（2301），“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故正庙朝，御制定诗程体诗以为规式……诗程初入之最要者也” [4]（2384）等等，皆是如此。
中国古代“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源自先秦《尚书》中的“辞尚体要”辨体说，这也成为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总纲，如《风骨》篇云：“《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8]（267）《序志》篇云：“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辞训之异，宜体于要”。[8]（453）再如《奏启》篇云：“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8]（215）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泾州韩君墓志铭》亦云：“人以为君庄重寡言，作文词务体要，断狱深原其情。”[5]（798）这一点，在金昌协《农岩杂识》中也被多次提及，如“则岂复有体要乎”[4]（2837），“故其文遂无体要” [4]（2848），“其钩棘剿赝之体繁冗靡曼，全无体要” [4]（2851），“天下事须先辨真赝虚实，而后可论工拙精粗，文章亦然” [4]（1867），“其叙事有体要如此” [4]（2873）等等。 其他韩国诗话所载辨体理论文献如洪万宗《小华诗评》“是以虽一人之诗，体度无定，难可识别。”[4]（2387）李宜显《陶谷杂著》“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必拘拘焉规模体格。” [4]（2936）金得臣《终南丛志》“谓之文章则体制未备”。 [4]（2115）南羲采《龟磵诗话》“非特不晓文体，盖失事君之体也。” [4]（7221）朴文镐《壶山诗文评》“凡看人文字，先考其题。” [4]（8747）李奎报《白云小说》“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书……能免此不宜体格，而后可与言诗矣。” [4]（57）申景浚《旅庵论诗》“不复审体格气味之如何”， [4]（3570）“先体后用格” 。[4]（3579）李圭景《诗家点灯》“诗鉴如神令人惊：古人观诗藻鉴如神。……极有诗鉴……安得无诗鉴耶！今则唐响惟事时体，千人万人如出一口，则虽明鉴亦难辨矣。” [4]（6392）安肯来《东诗丛话》“句读音律刻是东京体制”，[4]（9376） “恐非四律体制，然岂可以字改换通篇体制乎？……假说阮亭老人无意于体制，信口号作，则此亦不近人情之说也。” [4]（9484）等等，不可胜举。
二 、韩退之诗，破开宋体
受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辨体和破体如孪生兄弟，从诞生之日起便相伴而行，并衍生出诸如尊体与变体、得体与失体、正体与变体、定体与无定体、有体与无体、常体与无常体、本色与当行等一系列范畴，体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特点。
关于破体、变体，韩人诗话大多注意到唐代杜甫、韩愈的以文为诗之破体对宋诗变体唐诗的独特风貌和演进过程。如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中写道：“苏黄以前如欧阳荆公诸人，虽不纯乎唐，而其律绝诸体，犹未大变唐调。但欧公太流畅，荆公太精切，又有议论故实之累耳。自东坡出而始一变，至山谷、后山出，则又一大变矣。”[4]（2839）
李昇圭《东洋诗学源流》云：“韩退之诗，破开宋体，退之善压强韵，宋人每人效之也。……六朝诗尽佳，而体格未备。至杜集各体皆精，故独为后人所宗。故诗至杜子美一大变。宋之黄山谷又一变……故中国诗格之变，至宋以尽。”[4]（9940）李瀷《星湖僿说·诗文门》云：“破体书：笔家有破体书，如李商隐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是也。……破体者，恐指行书而云也。行书者，楷书而带草意，如今《兰亭帖》是也。”[4]（3847）李昇圭所谓“韩退之诗，破开宋体”以及李瀷“破体书：笔家有破体书”，都指明了文体学“破体”范畴源于书法文艺理论，对此中国学者也有论述，如吴承学先生《辨体与破体》云：“破体，原是书法术语。书法上的‘破体’指不同正体的写法。《书断》谓‘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指行书的变体。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中见破体的特点是‘变’，是对正体的突破，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字体。”[9]（424）
韩国诗话中其他相关变体之论极多，如：
昌黎之雄肆，杜牧之粗豪，长吉之诡，卢仝之怪，孟郊之苦，贾岛之瘦，商隐之僻，居易之俚，庭筠之纤丽，各尽其态。然唐之诗体，至是大变矣。[4]（1086）（李睟光 《芝峰类说》）
诗固小技，而文之至精者莫过于诗。……逮晚唐，则又变而杂体并兴，词气萎弱，间或剽窃陈言，令人易厌。然比之于宋，体格亦自别矣。[4]（1349）（李睟光 《芝峰杂著》）
韩子曰：“诗正而葩”，朱子取之，此诗之体格也。……《楚辞》，诗之变也。……李白古诗飘逸难学。杜诗变体，性情、词意古今为最。[4]（1542～1543）（李植 《学诗准的》）
国朝以来文体稳平，有一二文士以诡奇崛强之文擢嵬科。五六年来文体尽变为西昆。公举欧阳公黜刘几故事，黜其甚者。文体稍稍复旧，然未能尽变也。[4]（1716）（权鳖 《海东杂录》）
韩之千变万化，不及欧公专用一体为自然。[4]（1747）（郑弘溟 《畸翁漫笔》）
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国初，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以迄于宣靖，……又变而专攻黄陈，则湖苏芝鼎足雄峙。又变而反正于唐，则崔白李其粹然者也。夫学眉山而失之，往往冗陈不满人意，江西之弊尤拗拙可厌。[4]（2248）（金万重 《西浦漫笔》）
近体出而诗道一变，然杜陵之近體为古今冠者，以其有雄浑处雄浑，澹宕处澹宕，谨严处谨严而然也。[4]（4763）黄庭坚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为江西诗派之宗祖，……秦观以声韵胜，追琢而泓渟，体格高古。[4]（4770）（李祘 《弘斋日得录》）
五七正变：五言始于《河梁》，如……是句法之正。……此句法之变者也。“七言”始于《柏梁》，……是句法之正。……此句法之变者也。皆中唐以上人所不曾道者也。[4]（7431）（南羲采 《龟磵诗话》）
或东方文体未能如古也……国朝以来，科场文体稳平。……四五六年之间文体尽变为西昆。今国学及科场举欧阳公黜刘几故事，黜其甚者，文体稍稍如旧，然未能尽变也。[4]（237～240）（徐居正 《笔苑杂记》：）
东诗体制崇尚奇拔，至鲜朝之中叶几微一变，自功令以后现像一变。[4]（9471）（安肯来 《东诗丛话》）
破体论最具代表的就是辨文类文体之界限，大体包括诗文之辨、诗词之辨、古律之辨等等。吴承学先生在《破体之通例》一文中写道：“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十分重视‘辨体’……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历历可见。”[9]（429）在宋人诗话中，这种关于“破体”的文体之辨，文献极为丰富，观点也复杂多变，韩国诗话亦如此。下面，我们将以韩国诗话中的观点为例，然后与宋代诗话中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
关于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如李睟光《芝峰类说》云：“世谓李白以诗为文，故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以文为诗，故曰：‘破屋数间而已矣。’然余按李诗有云‘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此亦诗而文者；韩文云‘夫子至今有耿光’，此亦文而诗者。”[4]（1049）再有“严沧浪曰：‘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余谓非特五言绝句，至于七言绝句、律诗、古诗，大抵然矣。”[4]（1056） “古人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二子尚然，况其下者乎？”[4]（1081）申钦《晴窗软谈》云：“诗即由文而句尔。诗，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属乎天，形而下者属乎地也。诗主乎词，文主乎理。”[4]（1364）申靖夏《恕庵评诗文》云：“杜子美能文：世知杜子美之能诗，而不知其文亦自好。”[4]（3415）姜朴《翰墨漫戏》云：“韩文杜诗：退之之文，子美之诗，譬如《乡党》一篇，虽其衣服饮食、常文疏节，皆可为后世法。”[4]（3436）南羲采《龟礀诗话》云：“诗用语助：古今以为奇对，然用之诗，则句法似俗。又古人云：‘李白以诗为文，故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以文为诗，故曰：‘破屋数间而已矣。’然李诗有云‘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此以文为诗也。韩文云‘夫子至今有耿光’，此以诗为文者也。”[4]（7431）宋代诗话中，如《后山诗话》云：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0]（303）《扪虱新话》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10]（205） 关于以诗为词的，如李睟光《芝峰类说》：“乐府，汉、魏尚矣，齐梁以上工矣。唐则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则绝无此体，诗道之不复，宜矣。且诗余，李白始为之，至宋而甚盛，秦少游、柳耆卿辈尤称作者。如子瞻，尚有以诗为词之诮，何也？”[4]（1121）南羲采《龟礀诗话》云：“子瞻以诗为词：诗余者，词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然则诗余，太白始为之，至宋甚盛。……宋之善词如是，而如子瞻尚有‘以诗为词’之诮，何也？……故词虽工，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尔……子瞻亦蜀人，故不谐于本腔耶？然而太白亦蜀人，而为词家之宗，则不可曰以蜀故也。”[4]（8041） 洪翰周《智水拈笔》云：“词者，诗之余也。……故曰‘填词’。苟欲为之，须尽诵各体，字数长短腔调，清浊转换平仄， 一一了然于心头，然后可以赋词……而世谓坡公词如诗，少游诗如词。”[4]（8318）宋代诗话中，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10]（309）王若虚《滹南诗话》云：“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10]（517）
关于古律之别的，如李植《学诗准的》云：“律诗非古也，而后世诗人专用是鸣世，而古诗晦矣。”[4]（1543）鱼叔权《稗官杂记》云：“歌词之体，与律诗不同。律诗以上下平声为平，以上去入声为仄。歌词则四声各有其职，而仄声相不通使。……益斋久游中朝，颇晓其体，所作亦多，未知果合于中国否也。……湖阴答复曰：‘歌词非律诗之比。小邦声韵迥别，若强效则不成其体，故不敢作也。’”[4]（783）郑斗卿《东溟诗说》云：“律诗拘于定体，固不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精者，当以盛唐诸子为法。赵宋诸诗，虽多大家，非诗正宗，不必学也。初学之士，熟习浸淫，则体格渐堕。”[4]（1407）洪奭周《鹤冈散笔》云：“特今之所谓律者，非古之声律耳。若无韵之文，则又异乎是矣。骈俪之作，虽非古文，亦文之一体也。唐人以律赋取士，其体则骈俪也，其律则与诗相近。”[4]（5020）宋代诗话中，如《临汉隐居诗话》云：“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似，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10]（326）《沧浪诗话》云：“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10]（694）《中山诗话》云：“韩吏部古诗高卓，至律诗虽称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韩之人，句句称述，未可谓然也。”[10]（285）
关于唐宋诗之辨的，如申钦《晴窗软谈》云：“唐诗如南宗，一顿即本来面目。宋诗如北宗，由渐而进，尚持声闻辟支尔。此唐宋之别也。”[4]（1365） “唐人诗曰……又宋人咏路傍树云……此二诗句法相似，而唐宋之辨亦较然矣。”[4]（1216）梁庆遇《霁湖诗话》云：“世之论诗者曰唐体，曰宋体。近世学唐者出于晚唐。盛唐与晚唐迥然不侔，取盛唐诸诗熟玩则可知已。……盛唐用事处亦多，时时有类宋诗，然句法自别，世人鲜能知之。……唐宋之卞，在于格律、音响间，惟知者知之。”[4]（1409）宋代诗话中，如《沧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0]（695）《庚溪诗话》云：“本朝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6]（182）
三、 长于某体与兼备众体，得体与失体
“文备众体”和“偏长某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上的一对对立范畴，最早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此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1]（158）曹丕之后，葛洪、刘勰等大批评家都对此文体学理论有所论述，所持的观点很一致，即偏长某体是普遍的现象，而兼善众体很少有人做到。宋代诗话中相关言论很多，如长于某体或短于某体的，《后山诗话》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10]（312）《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是非其所长，故不多作耳。......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10]（432）关于文备众体的文学家，以欧阳修最具代表性，苏轼、曾巩、吴充、欧阳发、李纲、王十朋、孙奕、刘克庄、罗大经、刘壎等文人都对欧阳修的文备众体有所论述，并多以体备韩马、公之文备众体、公之文备尽众体、于体无所不备、公无不长、欲备众体、以鸿笔兼众体、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实备众体、信乎能备众体者等语道出，而历代诗话中此类论语更是不可胜举。
其一，在韩国诗话中，这种文体理论批评亦很多，如关于长于某体而短于某体的。
“吾帮之文，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高丽专学六朝文，长于骈俪。……其末世，李益斋始唱韩欧古文，尤长于记事，再修国史。……如吾韩黄江汉颇长于记事，而他体皆短。”[4]（8777） “新罗、高丽之文，长于记事而短于论议。朝鲜之文，长于论议而短于记事。学问家记事之粗疏固无论，即古文名家如張溪谷、李泽堂诸公，亦短于记事，故其墓道文字鲜有名作。”[4]（8785）（金泽荣《韶濩堂杂言》）
公率不事章句，如有和答之作，率而出语，不欲惊人。尤长于文辞，富艳体中有清驶之骨。[4]（73）
或云某工诗，某工文，某工四六，而不可兼得。[4]（124）（崔滋 《补闲集》）
上御笔书诸纸曰：自古能文之士不能书，能书之人不能文，尔能文又能书。[4]（1000）（车天辂《五山说林草稿》） 吾友林君苾，博洽群书善属文，尤长于诗。[4]（542）（权应仁 《松溪漫录》）
文士车天辂以能文名于世，而最长者诗与四六也。[4]（587）（沈守庆 《遗闲杂录》）
朴讷斋祥，……能文章，尤长于诗。[4]（638）（郑惟一 《闲中笔录》）
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诗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绝，长篇则全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4]（1070）（李睟光 《芝峰类说》）
关于文备眾体的，如：
余性好昌黎文……然至其所为文，多似欧、王、曾者，由力薄也。亦由韩文包众体故。[4]（8774）（金泽荣 《韶濩堂杂言》）
吾东方诗学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备全众体，而评者绝无闻焉。[4]（160）（徐居正 《东人诗话·序》
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谏、猊山、牧隐，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唯益斋备述众体，法度森严。[4]（183）（徐居正 《东人诗话》）
尝问唐宋诸贤之作不为少矣。然各自成一家，不若老杜之兼备众体超出前古。[4]（527）（尹春年 《体意声三字注解》）
子美之于诗众美咸备，神而化之，何莫非沨沨大雅之谐音。[4]（4765）卢仝之险，李贺之诡，俱极诗家之变，取之者乃以备众体也。[4]（ 4769）（李祘 《弘斋日得录》）
至于《诗》三百篇中，有五、七、四、六、三言，各体俱备。[4]（1043）（李睟光 《芝峰类说》）
四佳之后，虚白极大，古今众体无不作。[4]（1401）（申钦 《晴窗软谈》）
企斋于诗各体俱备，湖阴独善七律。[4]（2333）（洪万宗 《小华诗评》）
盖制述以模仿古作为能，非有巨源流出，故其言如此。然妙解作法，各体俱备，诚未易得。[4]（10250）（佚名 《东国诗话》）
宫词百首，可谓奇妙，而韵响则未尽合于本体。……然百体俱备，妙解旁通，虽盛代，无出筠右者。[4]（10714）泽堂诗格不甚高，而各体俱妙。[4]（10721）（李家源 《玉溜山庄诗话》）
此外，关于诗、文文体有别，故而难易不同，作家因才性禀赋，故而偏长某体。这种关于诗、文创作及批评孰难孰易的文体辨析理论在韩国诗话中也很多，如：
知诗易，知文难。能诗易，能文难。故古今来诗人多而文人少。[4]（8784）黄梅泉之诗长于文数倍，真所谓别才也。[4]（8787）汉高祖《大风歌》之雄，为千古帝王诗之第一。然如使汉祖作文，则其能然乎？文难于诗，此其明证也。[4]（8788）太史公之文便是诗。[4]（8774）《西铭》一篇大旨尽好，而文体却卑。其杂引典故，有似乎偶俪功令之文。[4]（8778）（金泽荣 《韶濩堂杂言》）
诗文难易说：客有叩余者曰：“或曰诗易于文，是故童幼才入学已能作诗。虽稍有见识，使之文则逡巡。或曰诗文同，是故能诗者能文，不能文者不能诗。或曰文易于诗。三者何如？”余曰：文易也。无韵一也，无平仄二也，句无五七言之限三也，字有语辞四也。四者皆诗之所难，文果不易于诗耶？且自童幼日日所习，非文乎？江氏《通鉴》、曾氏《史略》皆文而已。日习而以为难，吾不知也。[4]（8762）（朴文镐 《壶山诗文评》）
严羽曰：“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五言绝难于七言绝。”信矣。[4]（1046）（李睟光 《芝峰类说》）
其二，得体与失体。得体与失体同样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中两个重要的辩证对立的概念范畴，中国诗话中的此类言论颇多，如《庚溪诗话》云：“元祐间，有旨修上清储祥宫成，命翰林学士苏轼作碑纪其事。坡叙事既得体，且取道家所言与吾儒合者记之，大有补于治道。”[10]（182）《唐子西文录》云：“《琴操》非古诗，非骚词，惟韩退之为得体。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10]（44）
韩国诗话中得体、失体之论尤多，如：
善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4]（8721）东方之文，眉叟最古，往往类秦碑汉鼎，笔则效周太史而自创新体。[4]（8726）尹三山师国书深得率更体，真铁画也。[4]（8726）人皆习见后汉隶法，得西京体者甚罕。[4]（8727）（李裕元 《玉磬觚賸记》）
此则清旷幽雅，深得结句之体也。[4]（8372）（李遇骏 《古今诗话》）
公之五律深得杜工部体。[4]（3147）（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
其或操觚引纸题咏风月，则虽长篇巨题多至百韵，莫不驰骋奔放，笔不停辍，虽不得排比锦绣，编列珠玉，亦不失诗人之体裁。[4]（51）禅师惠文，固城郡人也。……喜作诗，得山人体。[4]（54）（李奎报 《白云小说》）
世以椿之文得古人体，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4]（98）（崔滋 《补闲集》）
宋颐庵赠西原妓诗曰……其得香奁体，可爱。[4]（539）（权应仁 《松溪漫录》）
阅武亭别宴，尚公为首相，诗末句……得老臣告君之体。[4]（654）（李济臣 《清江先生诗话》）
诸公所制赞，多讥贬语，大失赞体。[4]（800）（鱼叔权 《稗官杂记》）
李商隐诗曰……《鹤林玉露》以为“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风人之体，岂若是乎。[4]（1080）语涉微讽，可谓得告君之体。[4]（1301）（李睟光 《芝峰类说》）
歌词之作，必分字之清浊，律之高下。我国音律不同中原，固无作歌词者。龚、吴之来，湖阴不次之，世谓得体。[4]（1448）诸小绝句得唐乐府体。[4]（1482）（许筠 《鹤山樵谈》） 石涧略，快轩杂，惟猊山之编颇为得体。[4]（1672）（成任）为人宽厚博雅，善文又能诗，得晚唐体。[4]（1711）四佳亭为诗专仿韩陆之体。[4]（1715）（权鳖 《海东杂录》）
而至于荟蕞记述之间，亦能褒善贬恶，动存鉴戒，深得古人著书之体。[4]（2489）（洪万宗 《旬五志》）
两挽俱得哀怜之体。[4]（3419）（佚名 《左海裒谈》）
《华妠赋》有得其《国风》之体者，有肖其六朝之象者。[4]（3495）杨员外《宫词》得宫体，《步虚词》得步虚体，要之有格有调，然是长庆以后言。[4]（3497）（金渐 《西京诗话》）
于诗专门，初沈唐人体，后刻意于鳞而能得其体。[4]（3932）（李德懋 《清脾录》）
深得老臣告君之体。[4]（10312）丽朝郑知常诗，深得唐人体格。[4]（10404）（佚名 《东诗奇谈》）
其三，本色当行。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10]（693）其《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0]（686）韩愈“以文为诗”，故虽学力深湛，仍难比孟浩然之“妙悟”得诗之“本色当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12]（11）王水照先生《尊体与破体》对此解释道：“强调的‘本色’即是文体的质的规定性。” [13]（63） “尊体，要求遵守各类文体的审美特性、形制规范，维护其‘本色’、‘当行’。” [13]（77）
韩国诗话中的本色当行说，如：
余谓此言是。但其所自为《拟古乐府》诸篇，虽或有警句，未免俳优强作之态，决非本色。[4]（1120）王世贞云：拟古乐府“务寻本色”，“一涉议论，便是鬼道”……凡诗皆然，不但乐府而已。[4]（1121）严沧浪云：“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车复元云：“昌黎碑铭文字甚奇，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此言亦是。[4]（1120）（李睟光 《芝峰类说》）
闵昌道曰：“弥天释之文，以渠家杂花布为机杼，内教外典罗列错综，不拘拘于体裁。为词诗又用功最，颇有本色语。”[4]（3474）（金渐 《西京诗话》）
乐府句句字字皆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陈后山、杨诚斋，皆以谓苏子瞻乐词虽工，要非本色语。[4]（183）（徐居正 《东人诗话》）
宋代诗话中还有很多，如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诗人不迨也。”[7]（16）而其他诗话中的此论尤多，列次如下：
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8]（323）（《艇斋诗话》）
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若同时秦晁诸人，则不能为此言矣。此惟于诗者知之。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8]（479）（《江西诗派小序》）
刘后村克庄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8]（416）（《对床夜语》）
其四，在韩国诗话中，定体与不定体及定法與活法论，如：
或问曰：“宫商角徵羽之声，属之于平上去入之韵矣。凡作诗者一一求合于此，则可以合于诗声乎？”曰：不然。宫商角徵羽之属于平上去入者，此韵书之所以有定法也。宫商角徵羽之散于字字者，此诗声之所以无定法也。此之于《易》，则八卦有定位，此犹韵书也。六虚无定位，此犹诗声也。有定位者可以目见，无定位者在乎心悟矣。陈伯敷曰：“字字有五音，声声有十二律，消息活法用之。”吴立夫曰：“诗本无定声，亦无定韵。”[4]（524）（尹春年 《体意声三字注解》）
古乐府音节无定而恰有定，恐康昆仑弹琴，三分琵琶二分筝，全无琴韵故也。[4]（4832）（李钰《百家诗话抄》）
律诗拘于定体，固不若古体之高远，然偶对音律，亦文辞之精者。当以盛唐诸子为法。赵宋诸诗虽多大家，非诗正宗，不必学。初学之士熟习浸淫，则体格渐堕。[4]（8512）（竹圣堂主人 《海东诗话》）
《三百篇》皆诗也，而句无定字。特有韵，故谓之诗。[4]（8736）说之为体初无定法，就物就事，惟取成说而已。[4]（8741）诗、赋、义、疑、表、策，此为科文六体，而皆有局定之彀率。千篇如出一手，是所谓文之死法也！虽然，惟其有不易之准式，故作之者鲜能精切。童习白纷，常患其不能工也。试以诗之一体言之，其卑近者既汩乎流俗之烂套，其超脱者又涉乎鬼怪之狂习。[4]（8744）（朴文镐《壶山诗文评》）
文家言文，质家言质，文质归于一辙。……夫文无定体，遇事则形；学无专家，词达而已。[4]（6422）（李圭景 《诗家点灯》）
综上所述，我们以《韩国诗话全编校注》这一“国内外第一部全景式展现韩国诗话样貌的文献资料集”为基础，[4]（1）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批评理论文献，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概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韩诗话及其文体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与“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如果说，这种中韩文体学比较研究有某种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的话，那正如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所云：“同日本诗话一样，朝鲜诗话是中国诗话的衍生之物。……古往今来，朝鲜诗话，作家如林，卷帙繁富，于东方诗话之林独树一帜。这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之比较研究，于中国古典诗歌、诗歌理论、诗歌美学研究，颇有借鉴意义，且有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别于西方诗学的东方诗话学。”[7]
参考文献：
[1]徐志啸：《韩国诗话<破闲集>与中国诗话的渊源》，《当代韩国》，1998年第3期。
[2]金淑子：《中国研究韩国诗话近况的综述》，《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
[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4]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5]黄庭坚著、郑永晓辑校：《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6]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8]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13]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
[关键词]韩国诗话；宋代诗话；体制为先；辨体破体；得体失体
[中图分类号]I3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44-08
自宋代发端的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文献史料，近年已有学者进行关注和研究。同时，卷帙繁富的韩国诗话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极深的血脉渊源，但目前学界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关于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如徐志啸称韩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著作李仁老的《破闲集》“却真真切切是受中国宋人诗话文学形式影响的产物”，[1]（68～72）金淑子的《中国研究韩国诗话近况的综述》写道：“研究者們还注重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由于韩国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形成了两国诗话在内容与形式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同时，韩国诗话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论述民族自己的诗人诗作，因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与风格。通过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可以弄清楚与西方诗话相区别的东方诗话的共同美学特点。”[2]（81～84）所以，全面搜集分析韩国诗话中的文体文献和文体批评并与中国诗话，尤其是与宋代诗话中的文体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系统构建韩国诗话的文体学思想体系，这无论对于韩国诗学批评还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一、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辨体”内蕴丰富，其核心观点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如吴承学先生强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原则” [3]（14），“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3]（16）
关于“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也是韩国诗话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且大多与中国诗话进行比较。如崔滋《补闲集》云：
金兰丛石亭，山人慧素作记，文烈公戏之曰：“此师欲作律诗耶？”星山公馆有一使客留题十韵，辞繁意曲。郭东珣见之曰：“此记也，非诗也。”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古人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若文辞，则各体皆备于韩文，熟读深思，可得其体。”虽然李杜古不下韩苏，而所云如此者，欲使后进泛学诸家体耳[4]（81）。
所谓“此记也，非诗也”云云，与宋代黄庭坚的辨体理论颇为相似，如黄庭坚在《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一文中写道：“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5]（1526）可以看出，所谓“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与黄庭坚“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这一辨体经典论断如出一辙。
此外，崔滋还提出了“其文各有体”、“将以习其语效其体”、“凡作者当先审字本”等辨体言论，如崔滋《补闲集》：
夫颂者，褒美功德，赞亦其流也。赋者原于诗，……其文各有体。赞之文要其俊逸，而不拘一格，惟弃庵得之[4]（106）。
学者读经史百家，非得意传道而止，将以习其语效其体，重于心熟于工。……凡作者当先审字本，凡与经史百家所用，参会商酌，应笔即使，辞辄精强，能发难得巧语[4]（111）。
这与黄庭坚的诸多有关辨体的言论亦很相似。如黄庭坚《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师道》云：“试问求志君，文章自有体。”[5]（459）《小山集序》云：“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5]（943）在宋人诗话中，类似的辨体观点还有很多，如《杜工部草堂诗话》载陈师道《后山诗话》：“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6]（199）吕本中《紫微诗话》云：“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7]（44）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6]（459）
崔滋开韩国诗话辨体风气之先河，其后历朝诗话多有论述，诸如南孝温《师友名行录》“为诗先格而后辞” [4]（386），鱼叔权《稗官杂记》“悉遵体式” [4]（782），姜沆《睡隐诗话》“古人于诗文遣言下字各有其体，故得其体为难” [4]（1404），张维《溪谷漫笔》“凡作文之体，篇章句字，各有法则” [4]（1552），“诗文本有体裁” [4]（1563），郑弘溟《畸翁漫笔》“必须先立本体” [4]（1739），洪万宗《小华诗评》“使人一开卷，规模体制已了于心上” [4]（2301），“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故正庙朝，御制定诗程体诗以为规式……诗程初入之最要者也” [4]（2384）等等，皆是如此。
中国古代“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源自先秦《尚书》中的“辞尚体要”辨体说，这也成为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总纲，如《风骨》篇云：“《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8]（267）《序志》篇云：“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辞训之异，宜体于要”。[8]（453）再如《奏启》篇云：“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8]（215）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泾州韩君墓志铭》亦云：“人以为君庄重寡言，作文词务体要，断狱深原其情。”[5]（798）这一点，在金昌协《农岩杂识》中也被多次提及，如“则岂复有体要乎”[4]（2837），“故其文遂无体要” [4]（2848），“其钩棘剿赝之体繁冗靡曼，全无体要” [4]（2851），“天下事须先辨真赝虚实，而后可论工拙精粗，文章亦然” [4]（1867），“其叙事有体要如此” [4]（2873）等等。 其他韩国诗话所载辨体理论文献如洪万宗《小华诗评》“是以虽一人之诗，体度无定，难可识别。”[4]（2387）李宜显《陶谷杂著》“虽见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必拘拘焉规模体格。” [4]（2936）金得臣《终南丛志》“谓之文章则体制未备”。 [4]（2115）南羲采《龟磵诗话》“非特不晓文体，盖失事君之体也。” [4]（7221）朴文镐《壶山诗文评》“凡看人文字，先考其题。” [4]（8747）李奎报《白云小说》“凡效古人之体者，必先习读其书……能免此不宜体格，而后可与言诗矣。” [4]（57）申景浚《旅庵论诗》“不复审体格气味之如何”， [4]（3570）“先体后用格” 。[4]（3579）李圭景《诗家点灯》“诗鉴如神令人惊：古人观诗藻鉴如神。……极有诗鉴……安得无诗鉴耶！今则唐响惟事时体，千人万人如出一口，则虽明鉴亦难辨矣。” [4]（6392）安肯来《东诗丛话》“句读音律刻是东京体制”，[4]（9376） “恐非四律体制，然岂可以字改换通篇体制乎？……假说阮亭老人无意于体制，信口号作，则此亦不近人情之说也。” [4]（9484）等等，不可胜举。
二 、韩退之诗，破开宋体
受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辨体和破体如孪生兄弟，从诞生之日起便相伴而行，并衍生出诸如尊体与变体、得体与失体、正体与变体、定体与无定体、有体与无体、常体与无常体、本色与当行等一系列范畴，体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特点。
关于破体、变体，韩人诗话大多注意到唐代杜甫、韩愈的以文为诗之破体对宋诗变体唐诗的独特风貌和演进过程。如金昌协在《农岩杂识》中写道：“苏黄以前如欧阳荆公诸人，虽不纯乎唐，而其律绝诸体，犹未大变唐调。但欧公太流畅，荆公太精切，又有议论故实之累耳。自东坡出而始一变，至山谷、后山出，则又一大变矣。”[4]（2839）
李昇圭《东洋诗学源流》云：“韩退之诗，破开宋体，退之善压强韵，宋人每人效之也。……六朝诗尽佳，而体格未备。至杜集各体皆精，故独为后人所宗。故诗至杜子美一大变。宋之黄山谷又一变……故中国诗格之变，至宋以尽。”[4]（9940）李瀷《星湖僿说·诗文门》云：“破体书：笔家有破体书，如李商隐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是也。……破体者，恐指行书而云也。行书者，楷书而带草意，如今《兰亭帖》是也。”[4]（3847）李昇圭所谓“韩退之诗，破开宋体”以及李瀷“破体书：笔家有破体书”，都指明了文体学“破体”范畴源于书法文艺理论，对此中国学者也有论述，如吴承学先生《辨体与破体》云：“破体，原是书法术语。书法上的‘破体’指不同正体的写法。《书断》谓‘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指行书的变体。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中见破体的特点是‘变’，是对正体的突破，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字体。”[9]（424）
韩国诗话中其他相关变体之论极多，如：
昌黎之雄肆，杜牧之粗豪，长吉之诡，卢仝之怪，孟郊之苦，贾岛之瘦，商隐之僻，居易之俚，庭筠之纤丽，各尽其态。然唐之诗体，至是大变矣。[4]（1086）（李睟光 《芝峰类说》）
诗固小技，而文之至精者莫过于诗。……逮晚唐，则又变而杂体并兴，词气萎弱，间或剽窃陈言，令人易厌。然比之于宋，体格亦自别矣。[4]（1349）（李睟光 《芝峰杂著》）
韩子曰：“诗正而葩”，朱子取之，此诗之体格也。……《楚辞》，诗之变也。……李白古诗飘逸难学。杜诗变体，性情、词意古今为最。[4]（1542～1543）（李植 《学诗准的》）
国朝以来文体稳平，有一二文士以诡奇崛强之文擢嵬科。五六年来文体尽变为西昆。公举欧阳公黜刘几故事，黜其甚者。文体稍稍复旧，然未能尽变也。[4]（1716）（权鳖 《海东杂录》）
韩之千变万化，不及欧公专用一体为自然。[4]（1747）（郑弘溟 《畸翁漫笔》）
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国初，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以迄于宣靖，……又变而专攻黄陈，则湖苏芝鼎足雄峙。又变而反正于唐，则崔白李其粹然者也。夫学眉山而失之，往往冗陈不满人意，江西之弊尤拗拙可厌。[4]（2248）（金万重 《西浦漫笔》）
近体出而诗道一变，然杜陵之近體为古今冠者，以其有雄浑处雄浑，澹宕处澹宕，谨严处谨严而然也。[4]（4763）黄庭坚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自成一家，为江西诗派之宗祖，……秦观以声韵胜，追琢而泓渟，体格高古。[4]（4770）（李祘 《弘斋日得录》）
五七正变：五言始于《河梁》，如……是句法之正。……此句法之变者也。“七言”始于《柏梁》，……是句法之正。……此句法之变者也。皆中唐以上人所不曾道者也。[4]（7431）（南羲采 《龟磵诗话》）
或东方文体未能如古也……国朝以来，科场文体稳平。……四五六年之间文体尽变为西昆。今国学及科场举欧阳公黜刘几故事，黜其甚者，文体稍稍如旧，然未能尽变也。[4]（237～240）（徐居正 《笔苑杂记》：）
东诗体制崇尚奇拔，至鲜朝之中叶几微一变，自功令以后现像一变。[4]（9471）（安肯来 《东诗丛话》）
破体论最具代表的就是辨文类文体之界限，大体包括诗文之辨、诗词之辨、古律之辨等等。吴承学先生在《破体之通例》一文中写道：“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十分重视‘辨体’……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历历可见。”[9]（429）在宋人诗话中，这种关于“破体”的文体之辨，文献极为丰富，观点也复杂多变，韩国诗话亦如此。下面，我们将以韩国诗话中的观点为例，然后与宋代诗话中的相关观点进行比较。
关于以文为诗、以诗为文的，如李睟光《芝峰类说》云：“世谓李白以诗为文，故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以文为诗，故曰：‘破屋数间而已矣。’然余按李诗有云‘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此亦诗而文者；韩文云‘夫子至今有耿光’，此亦文而诗者。”[4]（1049）再有“严沧浪曰：‘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余谓非特五言绝句，至于七言绝句、律诗、古诗，大抵然矣。”[4]（1056） “古人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二子尚然，况其下者乎？”[4]（1081）申钦《晴窗软谈》云：“诗即由文而句尔。诗，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属乎天，形而下者属乎地也。诗主乎词，文主乎理。”[4]（1364）申靖夏《恕庵评诗文》云：“杜子美能文：世知杜子美之能诗，而不知其文亦自好。”[4]（3415）姜朴《翰墨漫戏》云：“韩文杜诗：退之之文，子美之诗，譬如《乡党》一篇，虽其衣服饮食、常文疏节，皆可为后世法。”[4]（3436）南羲采《龟礀诗话》云：“诗用语助：古今以为奇对，然用之诗，则句法似俗。又古人云：‘李白以诗为文，故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韩愈以文为诗，故曰：‘破屋数间而已矣。’然李诗有云‘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此以文为诗也。韩文云‘夫子至今有耿光’，此以诗为文者也。”[4]（7431）宋代诗话中，如《后山诗话》云：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0]（303）《扪虱新话》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句之中，暗有声调，步骤驰骋，亦有节奏。’此所谓文中有诗也。”[10]（205） 关于以诗为词的，如李睟光《芝峰类说》：“乐府，汉、魏尚矣，齐梁以上工矣。唐则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则绝无此体，诗道之不复，宜矣。且诗余，李白始为之，至宋而甚盛，秦少游、柳耆卿辈尤称作者。如子瞻，尚有以诗为词之诮，何也？”[4]（1121）南羲采《龟礀诗话》云：“子瞻以诗为词：诗余者，词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然则诗余，太白始为之，至宋甚盛。……宋之善词如是，而如子瞻尚有‘以诗为词’之诮，何也？……故词虽工，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尔……子瞻亦蜀人，故不谐于本腔耶？然而太白亦蜀人，而为词家之宗，则不可曰以蜀故也。”[4]（8041） 洪翰周《智水拈笔》云：“词者，诗之余也。……故曰‘填词’。苟欲为之，须尽诵各体，字数长短腔调，清浊转换平仄， 一一了然于心头，然后可以赋词……而世谓坡公词如诗，少游诗如词。”[4]（8318）宋代诗话中，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10]（309）王若虚《滹南诗话》云：“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10]（517）
关于古律之别的，如李植《学诗准的》云：“律诗非古也，而后世诗人专用是鸣世，而古诗晦矣。”[4]（1543）鱼叔权《稗官杂记》云：“歌词之体，与律诗不同。律诗以上下平声为平，以上去入声为仄。歌词则四声各有其职，而仄声相不通使。……益斋久游中朝，颇晓其体，所作亦多，未知果合于中国否也。……湖阴答复曰：‘歌词非律诗之比。小邦声韵迥别，若强效则不成其体，故不敢作也。’”[4]（783）郑斗卿《东溟诗说》云：“律诗拘于定体，固不若古体之高远。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精者，当以盛唐诸子为法。赵宋诸诗，虽多大家，非诗正宗，不必学也。初学之士，熟习浸淫，则体格渐堕。”[4]（1407）洪奭周《鹤冈散笔》云：“特今之所谓律者，非古之声律耳。若无韵之文，则又异乎是矣。骈俪之作，虽非古文，亦文之一体也。唐人以律赋取士，其体则骈俪也，其律则与诗相近。”[4]（5020）宋代诗话中，如《临汉隐居诗话》云：“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似，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10]（326）《沧浪诗话》云：“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10]（694）《中山诗话》云：“韩吏部古诗高卓，至律诗虽称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韩之人，句句称述，未可谓然也。”[10]（285）
关于唐宋诗之辨的，如申钦《晴窗软谈》云：“唐诗如南宗，一顿即本来面目。宋诗如北宗，由渐而进，尚持声闻辟支尔。此唐宋之别也。”[4]（1365） “唐人诗曰……又宋人咏路傍树云……此二诗句法相似，而唐宋之辨亦较然矣。”[4]（1216）梁庆遇《霁湖诗话》云：“世之论诗者曰唐体，曰宋体。近世学唐者出于晚唐。盛唐与晚唐迥然不侔，取盛唐诸诗熟玩则可知已。……盛唐用事处亦多，时时有类宋诗，然句法自别，世人鲜能知之。……唐宋之卞，在于格律、音响间，惟知者知之。”[4]（1409）宋代诗话中，如《沧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0]（695）《庚溪诗话》云：“本朝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6]（182）
三、 长于某体与兼备众体，得体与失体
“文备众体”和“偏长某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上的一对对立范畴，最早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此四科不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11]（158）曹丕之后，葛洪、刘勰等大批评家都对此文体学理论有所论述，所持的观点很一致，即偏长某体是普遍的现象，而兼善众体很少有人做到。宋代诗话中相关言论很多，如长于某体或短于某体的，《后山诗话》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10]（312）《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是非其所长，故不多作耳。......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10]（432）关于文备众体的文学家，以欧阳修最具代表性，苏轼、曾巩、吴充、欧阳发、李纲、王十朋、孙奕、刘克庄、罗大经、刘壎等文人都对欧阳修的文备众体有所论述，并多以体备韩马、公之文备众体、公之文备尽众体、于体无所不备、公无不长、欲备众体、以鸿笔兼众体、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实备众体、信乎能备众体者等语道出，而历代诗话中此类论语更是不可胜举。
其一，在韩国诗话中，这种文体理论批评亦很多，如关于长于某体而短于某体的。
“吾帮之文，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高丽专学六朝文，长于骈俪。……其末世，李益斋始唱韩欧古文，尤长于记事，再修国史。……如吾韩黄江汉颇长于记事，而他体皆短。”[4]（8777） “新罗、高丽之文，长于记事而短于论议。朝鲜之文，长于论议而短于记事。学问家记事之粗疏固无论，即古文名家如張溪谷、李泽堂诸公，亦短于记事，故其墓道文字鲜有名作。”[4]（8785）（金泽荣《韶濩堂杂言》）
公率不事章句，如有和答之作，率而出语，不欲惊人。尤长于文辞，富艳体中有清驶之骨。[4]（73）
或云某工诗，某工文，某工四六，而不可兼得。[4]（124）（崔滋 《补闲集》）
上御笔书诸纸曰：自古能文之士不能书，能书之人不能文，尔能文又能书。[4]（1000）（车天辂《五山说林草稿》） 吾友林君苾，博洽群书善属文，尤长于诗。[4]（542）（权应仁 《松溪漫录》）
文士车天辂以能文名于世，而最长者诗与四六也。[4]（587）（沈守庆 《遗闲杂录》）
朴讷斋祥，……能文章，尤长于诗。[4]（638）（郑惟一 《闲中笔录》）
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诗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绝，长篇则全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4]（1070）（李睟光 《芝峰类说》）
关于文备眾体的，如：
余性好昌黎文……然至其所为文，多似欧、王、曾者，由力薄也。亦由韩文包众体故。[4]（8774）（金泽荣 《韶濩堂杂言》）
吾东方诗学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备全众体，而评者绝无闻焉。[4]（160）（徐居正 《东人诗话·序》
吾东方语音与中国不同，李相国、李大谏、猊山、牧隐，皆以雄文大手未尝措手，唯益斋备述众体，法度森严。[4]（183）（徐居正 《东人诗话》）
尝问唐宋诸贤之作不为少矣。然各自成一家，不若老杜之兼备众体超出前古。[4]（527）（尹春年 《体意声三字注解》）
子美之于诗众美咸备，神而化之，何莫非沨沨大雅之谐音。[4]（4765）卢仝之险，李贺之诡，俱极诗家之变，取之者乃以备众体也。[4]（ 4769）（李祘 《弘斋日得录》）
至于《诗》三百篇中，有五、七、四、六、三言，各体俱备。[4]（1043）（李睟光 《芝峰类说》）
四佳之后，虚白极大，古今众体无不作。[4]（1401）（申钦 《晴窗软谈》）
企斋于诗各体俱备，湖阴独善七律。[4]（2333）（洪万宗 《小华诗评》）
盖制述以模仿古作为能，非有巨源流出，故其言如此。然妙解作法，各体俱备，诚未易得。[4]（10250）（佚名 《东国诗话》）
宫词百首，可谓奇妙，而韵响则未尽合于本体。……然百体俱备，妙解旁通，虽盛代，无出筠右者。[4]（10714）泽堂诗格不甚高，而各体俱妙。[4]（10721）（李家源 《玉溜山庄诗话》）
此外，关于诗、文文体有别，故而难易不同，作家因才性禀赋，故而偏长某体。这种关于诗、文创作及批评孰难孰易的文体辨析理论在韩国诗话中也很多，如：
知诗易，知文难。能诗易，能文难。故古今来诗人多而文人少。[4]（8784）黄梅泉之诗长于文数倍，真所谓别才也。[4]（8787）汉高祖《大风歌》之雄，为千古帝王诗之第一。然如使汉祖作文，则其能然乎？文难于诗，此其明证也。[4]（8788）太史公之文便是诗。[4]（8774）《西铭》一篇大旨尽好，而文体却卑。其杂引典故，有似乎偶俪功令之文。[4]（8778）（金泽荣 《韶濩堂杂言》）
诗文难易说：客有叩余者曰：“或曰诗易于文，是故童幼才入学已能作诗。虽稍有见识，使之文则逡巡。或曰诗文同，是故能诗者能文，不能文者不能诗。或曰文易于诗。三者何如？”余曰：文易也。无韵一也，无平仄二也，句无五七言之限三也，字有语辞四也。四者皆诗之所难，文果不易于诗耶？且自童幼日日所习，非文乎？江氏《通鉴》、曾氏《史略》皆文而已。日习而以为难，吾不知也。[4]（8762）（朴文镐 《壶山诗文评》）
严羽曰：“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难于五言律，五言绝难于七言绝。”信矣。[4]（1046）（李睟光 《芝峰类说》）
其二，得体与失体。得体与失体同样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中两个重要的辩证对立的概念范畴，中国诗话中的此类言论颇多，如《庚溪诗话》云：“元祐间，有旨修上清储祥宫成，命翰林学士苏轼作碑纪其事。坡叙事既得体，且取道家所言与吾儒合者记之，大有补于治道。”[10]（182）《唐子西文录》云：“《琴操》非古诗，非骚词，惟韩退之为得体。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10]（44）
韩国诗话中得体、失体之论尤多，如：
善法者各得右军之一体。……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4]（8721）东方之文，眉叟最古，往往类秦碑汉鼎，笔则效周太史而自创新体。[4]（8726）尹三山师国书深得率更体，真铁画也。[4]（8726）人皆习见后汉隶法，得西京体者甚罕。[4]（8727）（李裕元 《玉磬觚賸记》）
此则清旷幽雅，深得结句之体也。[4]（8372）（李遇骏 《古今诗话》）
公之五律深得杜工部体。[4]（3147）（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
其或操觚引纸题咏风月，则虽长篇巨题多至百韵，莫不驰骋奔放，笔不停辍，虽不得排比锦绣，编列珠玉，亦不失诗人之体裁。[4]（51）禅师惠文，固城郡人也。……喜作诗，得山人体。[4]（54）（李奎报 《白云小说》）
世以椿之文得古人体，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4]（98）（崔滋 《补闲集》）
宋颐庵赠西原妓诗曰……其得香奁体，可爱。[4]（539）（权应仁 《松溪漫录》）
阅武亭别宴，尚公为首相，诗末句……得老臣告君之体。[4]（654）（李济臣 《清江先生诗话》）
诸公所制赞，多讥贬语，大失赞体。[4]（800）（鱼叔权 《稗官杂记》）
李商隐诗曰……《鹤林玉露》以为“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风人之体，岂若是乎。[4]（1080）语涉微讽，可谓得告君之体。[4]（1301）（李睟光 《芝峰类说》）
歌词之作，必分字之清浊，律之高下。我国音律不同中原，固无作歌词者。龚、吴之来，湖阴不次之，世谓得体。[4]（1448）诸小绝句得唐乐府体。[4]（1482）（许筠 《鹤山樵谈》） 石涧略，快轩杂，惟猊山之编颇为得体。[4]（1672）（成任）为人宽厚博雅，善文又能诗，得晚唐体。[4]（1711）四佳亭为诗专仿韩陆之体。[4]（1715）（权鳖 《海东杂录》）
而至于荟蕞记述之间，亦能褒善贬恶，动存鉴戒，深得古人著书之体。[4]（2489）（洪万宗 《旬五志》）
两挽俱得哀怜之体。[4]（3419）（佚名 《左海裒谈》）
《华妠赋》有得其《国风》之体者，有肖其六朝之象者。[4]（3495）杨员外《宫词》得宫体，《步虚词》得步虚体，要之有格有调，然是长庆以后言。[4]（3497）（金渐 《西京诗话》）
于诗专门，初沈唐人体，后刻意于鳞而能得其体。[4]（3932）（李德懋 《清脾录》）
深得老臣告君之体。[4]（10312）丽朝郑知常诗，深得唐人体格。[4]（10404）（佚名 《东诗奇谈》）
其三，本色当行。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10]（693）其《诗辨》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0]（686）韩愈“以文为诗”，故虽学力深湛，仍难比孟浩然之“妙悟”得诗之“本色当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12]（11）王水照先生《尊体与破体》对此解释道：“强调的‘本色’即是文体的质的规定性。” [13]（63） “尊体，要求遵守各类文体的审美特性、形制规范，维护其‘本色’、‘当行’。” [13]（77）
韩国诗话中的本色当行说，如：
余谓此言是。但其所自为《拟古乐府》诸篇，虽或有警句，未免俳优强作之态，决非本色。[4]（1120）王世贞云：拟古乐府“务寻本色”，“一涉议论，便是鬼道”……凡诗皆然，不但乐府而已。[4]（1121）严沧浪云：“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车复元云：“昌黎碑铭文字甚奇，秦汉以来所未有也。”此言亦是。[4]（1120）（李睟光 《芝峰类说》）
闵昌道曰：“弥天释之文，以渠家杂花布为机杼，内教外典罗列错综，不拘拘于体裁。为词诗又用功最，颇有本色语。”[4]（3474）（金渐 《西京诗话》）
乐府句句字字皆协音律，古之能诗者尚难之。陈后山、杨诚斋，皆以谓苏子瞻乐词虽工，要非本色语。[4]（183）（徐居正 《东人诗话》）
宋代诗话中还有很多，如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诗人不迨也。”[7]（16）而其他诗话中的此论尤多，列次如下：
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8]（323）（《艇斋诗话》）
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若同时秦晁诸人，则不能为此言矣。此惟于诗者知之。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8]（479）（《江西诗派小序》）
刘后村克庄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8]（416）（《对床夜语》）
其四，在韩国诗话中，定体与不定体及定法與活法论，如：
或问曰：“宫商角徵羽之声，属之于平上去入之韵矣。凡作诗者一一求合于此，则可以合于诗声乎？”曰：不然。宫商角徵羽之属于平上去入者，此韵书之所以有定法也。宫商角徵羽之散于字字者，此诗声之所以无定法也。此之于《易》，则八卦有定位，此犹韵书也。六虚无定位，此犹诗声也。有定位者可以目见，无定位者在乎心悟矣。陈伯敷曰：“字字有五音，声声有十二律，消息活法用之。”吴立夫曰：“诗本无定声，亦无定韵。”[4]（524）（尹春年 《体意声三字注解》）
古乐府音节无定而恰有定，恐康昆仑弹琴，三分琵琶二分筝，全无琴韵故也。[4]（4832）（李钰《百家诗话抄》）
律诗拘于定体，固不若古体之高远，然偶对音律，亦文辞之精者。当以盛唐诸子为法。赵宋诸诗虽多大家，非诗正宗，不必学。初学之士熟习浸淫，则体格渐堕。[4]（8512）（竹圣堂主人 《海东诗话》）
《三百篇》皆诗也，而句无定字。特有韵，故谓之诗。[4]（8736）说之为体初无定法，就物就事，惟取成说而已。[4]（8741）诗、赋、义、疑、表、策，此为科文六体，而皆有局定之彀率。千篇如出一手，是所谓文之死法也！虽然，惟其有不易之准式，故作之者鲜能精切。童习白纷，常患其不能工也。试以诗之一体言之，其卑近者既汩乎流俗之烂套，其超脱者又涉乎鬼怪之狂习。[4]（8744）（朴文镐《壶山诗文评》）
文家言文，质家言质，文质归于一辙。……夫文无定体，遇事则形；学无专家，词达而已。[4]（6422）（李圭景 《诗家点灯》）
综上所述，我们以《韩国诗话全编校注》这一“国内外第一部全景式展现韩国诗话样貌的文献资料集”为基础，[4]（1）通过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批评理论文献，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概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中韩诗话及其文体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与“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如果说，这种中韩文体学比较研究有某种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的话，那正如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所云：“同日本诗话一样，朝鲜诗话是中国诗话的衍生之物。……古往今来，朝鲜诗话，作家如林，卷帙繁富，于东方诗话之林独树一帜。这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加强对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之比较研究，于中国古典诗歌、诗歌理论、诗歌美学研究，颇有借鉴意义，且有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别于西方诗学的东方诗话学。”[7]
参考文献：
[1]徐志啸：《韩国诗话<破闲集>与中国诗话的渊源》，《当代韩国》，1998年第3期。
[2]金淑子：《中国研究韩国诗话近况的综述》，《东疆学刊》，2000年第2期。
[3]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4]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5]黄庭坚著、郑永晓辑校：《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6]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7]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8]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2]胡应麟：《诗薮》（内编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13]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