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抛弃爱情、婚姻、生子、房产，乃至梦想和希望，这是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之下的韩国青年世代的真实写照，他们被称为“N抛世代”。不仅是韩国，在告别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深陷其中。
　　“我恨韩国”
　　在韩国，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阶层跃升的首选途径，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这一“法宝”已经开始失灵。
　　西方有句谚语“嘴里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孩子”。这在韩国社交网络上演变为非常著名的“汤匙阶级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一代将个人家庭背景比喻成为“汤匙”。根据父母的经济能力而非个人能力分为“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和“土汤匙”四类。
　　出生在资产20亿韩元或家庭年收入2亿韩元以上的家庭者为“金汤匙”阶层;资产10亿韩元或家庭年收入l亿韩元以上的为“银汤匙”：资产5亿韩元或家庭年收入5500万韩元以上的为“铜汤匙”“土汤匙”则指资产不足5000万韩元或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万韩元。
　　“汤匙阶级论”流行的背后，是韩国非常严重的阶层固化，父母的学历、职业、家境和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未来的阶层，代际相传现象正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变得非常困难。
　　2015年发行的《我恨韩国》一书十分畅销，书中的女主角没有特殊的家族“入脉”，尽管从首尔一流大学毕业，但她仍觉得步履维艰，想要通过移民来寻找出路。
　　该书作者张康明在写作之前的调查显示：年轻一代明显感到贫富差距变大，富裕家庭的独生子甚至可以直接靠关系进入好大学，年轻人开始认为在韩国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企业崇拜
　　在韩国，如三星、现代、LG还有浦项钢铁这样的大企业最受求职者青睐。但想要进入又谈何容易。录取比例十不存一。很多毕业生只能边兼职边准备面试，中间考取各种资格证书来提高有形的竞争力，其周期往往长达数年。
　　为何非大企业不可呢？除了名牌效应和较高的起薪之外。韩国经济由财阀把持，经济政策也多向其倾斜，中小企业往往朝不保夕，生存困难，也没有余力招收更多人员。
　　黄美英（化名）在通过某家大型互联网公司面试之后，感觉全身都轻了几两，但之后她开始渐渐陷入绝望。入职两年，她仍然不是正式职员，不仅是她，甚至入职超过五年的前辈的身份依旧是临时工，而临时工的起薪只有正式员工的三分之一。
　　这类工作缺少保障，也没有保险金，但是门槛较低，去年就业的年轻人中近三分之二都是非正式员工。即便有良好的业绩和足够的年资，也不能确保摆脱临时工的身份，全看公司的經营状况和直属领导的判断而定。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过着朝不保夕的临时工生活，也不代表能按时收到工资。据韩媒报道，2015年韩国有近30万劳动者未能按时领取工资，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缺乏对员工权益的立法保护，而大企业的工会往往和管理层沆瀣一气，名存实亡，无法组织起来有效的反制，结果就是企业可以随意解雇员工且无需做出赔偿。
　　在自由流动的市场上，年轻人看似有更多的就业选择，但却难以获得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随时有再次失业的危机，很多人都沦为“工作贫困族”。
　　2017年韩国青年失业率高达9，9%，计入边打零工边找工作、备考求职等实际失业者在内的体感失业率高达22，7%。
　　“悟道世代”
　　“悟道世代”在韩国语境里即为“得道、达观超越”。韩国经济在重蹈日本覆辙的情况下，将愤怒和挫折的心理转变为安于现实的青年一代终于登上了社会的舞台。
　　很多韩国年轻人对于前辈们习以为常的加班制度和职场陋习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认为将一周劳动时间限制在52小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韩国劳动者人均一年的劳动时间为2069小时（以2016年为准），比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高出300小时。
　　年轻人普遍认为，如果按照一周工作52个小时计算，一年52周的工作时间可达2700小时。如果这些时间还不够。究竟还要工作多少小时呢？
　　黄美英现在对于能否成为正式职员也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周而复始，完全没有个人生活空间，即便成为正式职员也赚不了大钱，只会更累而已。她现在更倾向于去寻找虽然收入不多，但是能享受闲暇的工作。
　　“悟道”不仅仅体现在工作方面，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去年1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4.4%的大学生认为结婚“可有可无”，回答“还是要结婚”的只有33，2%。
　　“在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们知道，在努力工作很多年，存下一些钱之后，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家人买一套房。”黄美英说道：“但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我们工作一辈子，我们也永远不会拥有那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