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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诸多有关50年代初期（1949～1955）的回忆中，这一时期往往被描述成充满了希望和朝气的蜜月时期。这样的感觉经验往往是在与其他时期的对比中获得的，比如与50年代中后期从反右开始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之后的“文革”相比，50年代初期相对就显得让人怀念。当然，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回忆大多出现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而且是由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打击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来描述的。70年代末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对历史的控诉和部分否定中，必须为断裂的历史寻找连续，而这连续的交接点就落在50年代初期。比较典型的是王蒙的小说。80年代的“反思文学”中，他是最为著名的一位，这位有着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作家，对他所“反思”的那段历史，有着理想性消亡的困惑，一条好好的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最后连我是谁都困惑不已。但尽管如此，他仍保有对于出发点的理想的信念。这就是他1979年出版的旧作《青春万岁》，写的正是50年代初期的青春理想，他称之为“带着露珠的小草儿”，“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50年代中学生活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美好画面（例如：对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提倡；团组织和班集体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生动活泼的工作；同学之间的友爱、互助及从中反映的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师生之间的新型关系；特别是一代青年对于党、对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不是仍然值得温习、值得纪念的吗？”（《青春万岁·后记》）《青春万岁》的出版，对于王蒙的青春，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纪念，但某种程度上，王蒙也将之看成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出发点。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接续上。
当然，对5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非所有的叙述都如王蒙般美好，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原因当然很复杂，有个体的差异，也有代际的区别。王蒙的青春是和革命绑在一起的，王安忆则缺少这样的体认。而那些带着沉重包袱进入新社会的人，比如吴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他对50年代初期的感受，就更与王蒙有着很大的不同。1952年他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该文被政府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他的反应则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对若人矣。”又如参加小组学习会，“勉强发言，谓早知美国之弱点，作战必遭败衄。又谓必全亚洲解放，乃得和平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1]因此，某种程度上，这种蜜月体验，可以说是基于左翼革命逻辑内部的体验。中共革命获得全国的胜利，诚如艾奇逊所言，一方面是国民党的腐败和渐失民心，另方面也是“中共则经由严酷之纪律训练，并有疯狂之热忱，用能自居于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以求售于人民。故国军无须被击破，而即已自行解体”。[2]中国革命在向全国迅速扩展的同时，其“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逻辑也必要向全方位渗透。当艾奇逊仍寄希望于中国“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行发挥其力量，而将此外来桎梏，扫荡无余”时，毛泽东则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例，反击说，那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这种基于左翼内部的革命体验如何扩展到整个社会，将个人有效地纳入、整合到国家中，并形塑革命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共建政后亟须处理的问题。在理论上，中共依赖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实践中借助抗日战争形成强大号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左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使中共具有了“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而现在，这样的经验则需要扩展到全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新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落实
在中共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新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国家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新爱国主义”有着明确的内涵：“今天我们所讲的新爱国主义，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我们用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为的是一方面和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过去在新中国没有诞生以前那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爱国主义相区别。”所谓的“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是指那种“极其自然发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还没有和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往往和那种只看到本国的利益、看不到其他人民利益的自私思想和唯我独尊的自大思想，以及和那种——怕与外国接触的闭关主义、怕与外国合作的孤立思想，以及狭隘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本国的反动阶级，本国的野心家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还有站在幕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就抓住这个弱点，利用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感，进行欺骗，来实现他们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世界进步力量的卑鄙目的。把它引向狭隘的爱国主义错误的道路”。而“革命的爱国主义”正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反，“如果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反动派用来进行反人民活动的一个工具，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就是人民在革命中极其重要的武器。如果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把人民中间原先自然发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恶意地引向错误的道路，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却发展了这种真正爱国主义情感，使它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而“新爱国主义”因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较之“革命的爱国主义”，其“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则“要伟大得多”。“新爱国主义，不是说它和五四以来的革命爱国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指它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意义”。这个内容就是“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3]
这样的论述，重点是将爱国主义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进行连结，使得爱国主义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获得政治内容，一方面使它和旧政权的“国家至上”和“民族复兴”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区隔；另方面又使自身与“革命的爱国主义”在时间上相延续，以获得历史合法性，同时又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新爱国主义”尽管也以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媒介，但并不以此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其合法性基础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而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并发展被有意识地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因果关系的连结，则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结果。[4]因此，当革命论述在不失其正当性和有效性并被广泛接受时，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政治内容的结合，就会产生出极为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这也是中共从抗战到建国初期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一个原因。而在今天，当新爱国主义所赖以建立的国家论述遭遇到合法性危机时，它就部分地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由这种理想性的缺失，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被狭隘的爱国主义所替代。 尽管有了“新爱国主义”的论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并培育出国家意识，却还需要一场以运动模式为载体的全方位的组织动员来完成，而“抗美援朝”运动以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成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内容及载体。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到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历时近三年。在国内展开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致经历宣传教育、普遍动员和与日常工作生活结合几个阶段。
前期是抗美援朝开始前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1950年5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布通告，“号召我国广大人民在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瑞典会议的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签名”，以表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 [5]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全世界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周”，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其最主要论述是：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朝鲜的行动表明，它正阴谋扮演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角色。为了保卫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新中国，我们一定要反对美帝侵略。
运动开始阶段：1950年11月4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其中提到：“唇寒则齿亡，门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的，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6] 11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通告，“要求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主要任务是“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国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 [7]由此开始了广泛的时事宣传教育阶段。
运动高潮阶段：1951年5～6月，鉴于朝鲜战争不会短期内结束，1951年3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通告，要求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通告还详细规定了在5月1日，“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举行大示威，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示威的主要内容，推动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更进一步”。同时，还要求“全国各宣传教育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夜校、文化馆、图书馆、识字组、读报组、报社、广播台、画报社、出版社、书店、文学团体、音乐团体、美术团体、戏剧曲艺团体、文艺工作团、电影厂、电影幻灯放映队、电影院、剧院、游艺场等，以及全国各公共场所，包括工厂、商店、市集、旅馆、车站、列车、交通要道、公园、名胜区、庙会等，均制定今年内的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 [8]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又发布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属烈属”的号召，使得抗美援朝运动同各阶层人民具体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密切结合，并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绝大多数人民步伐整齐的进军”，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个便利的形式。
周恩来如此评价：“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抗美援朝这个运动收获是很大的，假使没有这样的敌人，我们是不会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很感谢美帝国主义给我们的教训。过去是国内敌人把我们逼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今天是国外敌人又要把我们逼成更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可以断言的”。 [9]
“三视”运动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是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宣传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恐美”思想比较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而“亲美”、“崇美”则较多地存在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中。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从国家意识建构的角度，也必须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确立一个对立面，肃清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中共也是非常重视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就少见地对此接连写了数篇文章批驳、回应。 [10]
为了更好地进行“三视”教育，中共专门编写了《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其主要的论述逻辑。第一部分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从“目前”到历史，共列数十条事例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第二部分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指出美国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对内政策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绞杀民主，绞杀文化；对外则是侵略和战争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孤立，在军事上也存在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等弱点，虽然有原子弹，但并不可怕等等。 [11]这是至上而下的宣传提纲，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还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配合，还要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比如各种控诉会，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使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团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并提出如下五类人做演讲，效果最好。“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人，进行有系统的演讲；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与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影响，当时大约有400万信众，其中基督教会多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受美国教会的资助、控制，而他们举办的一些慈善、教育事业，对开展仇视美国的思想教育运动来说，又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如何处理它们，应该是“三视”教育的一个重点。事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中共已将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相联系，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且，有些组织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机关。《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许多传教士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相结托，巧取豪夺，欺压善良……教会人员与美蒋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例，稍远如抗日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系统雷鸣远（比籍）和美国系统天主教系统曾任新乡教区主教的米甘（美籍）在陕北、晋南和豫西北一带的情报活动。最近如解放战争中被连续破获的邢台、齐齐哈尔、献县、沈阳的间谍案”（《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在中共的推动下，1950年9月，基督教方面吴耀忠等人推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2月，四川广元天主教王良佐等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号召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三自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宣传重点转为对外国传教士及从事间谍的神职人员的控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教会所办的育婴堂的虐婴事件的控诉。其中一个是广州圣婴育婴院的“血案”，《人民日报》指控其是在“慈善事业”、“宗教事业”掩护下的“杀人场”，“这些吃得脑满肠肥的凶犯，两年之中残害了他们所收容的四千名中国儿童，仅仅在解放以来的一年多期间，他们就直接间接害死了两千多无辜的儿童。被害儿童的尸体，填满了死仔井，目前只剩下四十多个可怜的孩子，被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 [12]在对此案进行公审并控诉时，组织者专门从死仔井中挖出5桶带有尸骸的泥土放在现场，以营造效果。控诉会上，特别安排了那些失去女儿的母亲，埋葬死婴的工人，幸存的孩子进行控诉。会场上是哭声一片，群众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13]因对教会育婴堂的控诉具有良好的效果，1951年全国各地就发掘出许多类似的事件，大量关于育婴堂的罪行被控诉，而且其控诉的步骤也基本相同，显然是经验总结后的推广。
现在看来，这样的指控当然有些夸张，但也并不是全没有接受基础。如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是年天津流行瘟疫，仁爱修女会所办的孤儿院中，婴儿死亡率较高。于是谣言四起，控告神甫、修女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制药，成千上万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孤儿院、杀神职与修女。曾国藩负责此案，妥协外人。事后惨遭诟詈，竟加之以卖国贼封号。此事传开后，各地民间就一直有教堂杀小孩做药的各种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在1951年对育婴堂虐婴的控诉中，“天津教案”重被提起，并被作为洋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的历史依据。 [14]因此，对老百姓来说，面对从井里挖出的白骨，相信这是虐杀并不困难，况且控诉会上还有人证。更可恨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披着慈善的外衣下做出来的，现在，没有什么比道德的坍塌更让人仇恨了。所以，较之那些教会间谍或政治反动分子，尽管育婴堂虐婴在政治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上要低很多，但对他们的指控，却更容易激起仇恨，而且，这种仇恨很自然地就引向了美帝国主义并同时激起爱国热情。这是“三视”教育中最为成功的地方。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在总结一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时，如是说：一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获得的另一伟大胜利，是全国范围内爱国主义的新高涨。我国人民在基于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国人民受到普遍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就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一年以来，我国人民已有80%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本上扫除了美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怀柔、欺骗所遗留下来的“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树立了仇视美帝国主义，蔑视美帝国主义，鄙视美帝国主义的心理；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败美国侵略的决心。这是我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彻底击败美国侵略的物质力量。 [15]
签署爱国公约
抗美援朝运动前期的重点是通过时事宣传教育，通过“三视”运动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个阶段的高潮是1951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举行的反美示威大游行。在此之后，就进入将这样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到日常具体的工作生活中的阶段。大量的群众活动，集会、游行固然能迅速地激发起群众的热情，但这样的热情并不能以此种方式长久地保持，故必须“及时地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16]这样一方面，是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深入和具体化，另方面则是具体的工作获得动力、意义和提升。“爱国运动一经与经常工作、生活相结合，就有了实际内容，收到实际效果，同时又可以使得这个运动进一步地开展起来。这就是把群众的切身要求、日常生活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使得发动群众更为普遍与深入”，而“我们的经常工作和爱国运动结合了起来，也就有了政治意义，……大家工作、生产、学习，都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因而更加做好工作”。 [17]
爱国公约运动的推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抗美援朝各项运动中，爱国公约运动是最具广泛性的一项，它可以把其他运动，诸如增产捐献、拥军优属等等通过签订爱国公约的形式吸纳进来，同时，它又和每个人的具体的工作生活密切相连，是最能体现如何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深入落实到个人的一项运动，因而在当时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个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由工商界自发产生的爱国行动，一开始还只是着眼于按时足额纳税以支援抗美援朝，但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很快就被注意到了：“人民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就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计划。人人按照公约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一定范围的爱国任务，就将汇成无比巨大的力量，给国家作出很多贡献。通过爱国公约这一形式，实际上把人民群众的个人的爱国行动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连结起来了。”（《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 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人和国家签订的一种契约，个人以这种方式整合到国家中。只不过，在这里国家是隐形的。形式上这是自己对自己签的契约，同时又可以监督别人并且也受别人的监督。这似乎意味着国家不是个人的对立面，而是内化为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国家对自己的要求。这就是国家意识中的主人翁精神了。正因此，爱国公约才会被看成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具体化”， [18]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基本方法之一”（《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
但在爱国公约运动落实的过程中，并非所有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了解这一形式背后巨大的政治意涵，因而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领导不重视，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因而出现只订不执行，甚至在订的过程中包办代替的现象。事实上，爱国公约订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自我教育的过程。比如，订立时要深入到下层人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以各种较小单位的范围订立爱国公约，尽可能做到参加公约的每个人都有具体的任务和做法；在具体订立中既不要太抽象，也不要太琐碎，而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制订；订立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讨论要越民主越好；最后还要有定期的检查和总结等等（《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这些步骤，都是个人融入集体时，必要的自我修炼过程。
结 语
如果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三视”教育，更多地是通过集会、游行等大规模群众活动来完成的话，那么爱国公约运动则正好相反，多以小范围的酝酿讨论产生。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不过，它们要处理的却是同样的问题，即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个人如何通过这些运动而融入集体，产生国家意识。在我看来，前者是一种被吸纳的状态，在集会、控诉、游行等具有强烈磁场效应氛围中，个体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进去。而后者，却是以个体为主，在不断的酝酿讨论中，集体、国家内化为自己的要求。二者在逻辑上属递进关系，共同确立自身的国家意识。
因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新中国内涵的确立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所谓国家意识的确立也只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言，从长时段上看，这个国家意识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故而中共必须依靠不断的群众运动来排除异质而凝聚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参见《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第3页、第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国务卿艾奇逊上总统函，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之一时期》，第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
[3].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4].参见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文章列举了建国一年多来中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方面成功的“奇迹”，认为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证明。《中国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5].《关于参加和平签名运动的通知》，《中国青年》第40期，1950年6月3日。
[6].《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任务的通告》（1950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8].《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9].周恩来：《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是头等重要任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31～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这几篇文章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
[11].《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2].《打碎美国伪善的“救济”招牌》，《人民日报》1951年4月27日。
[13].刘建平：《虐婴还是育婴？——1950年代初育婴堂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号。
[14].荣孟源：《为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中的儿童复仇》，《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
[15].郭沫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897～8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6].《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17].《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要和经常工作结合》，《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
[18].《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当然，对5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非所有的叙述都如王蒙般美好，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原因当然很复杂，有个体的差异，也有代际的区别。王蒙的青春是和革命绑在一起的，王安忆则缺少这样的体认。而那些带着沉重包袱进入新社会的人，比如吴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他对50年代初期的感受，就更与王蒙有着很大的不同。1952年他的思想改造总结被京沪渝报纸刊出，友人告知该文被政府译成英文对外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他的反应则是：“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对若人矣。”又如参加小组学习会，“勉强发言，谓早知美国之弱点，作战必遭败衄。又谓必全亚洲解放，乃得和平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1]因此，某种程度上，这种蜜月体验，可以说是基于左翼革命逻辑内部的体验。中共革命获得全国的胜利，诚如艾奇逊所言，一方面是国民党的腐败和渐失民心，另方面也是“中共则经由严酷之纪律训练，并有疯狂之热忱，用能自居于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以求售于人民。故国军无须被击破，而即已自行解体”。[2]中国革命在向全国迅速扩展的同时，其“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逻辑也必要向全方位渗透。当艾奇逊仍寄希望于中国“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行发挥其力量，而将此外来桎梏，扫荡无余”时，毛泽东则以闻一多、朱自清为例，反击说，那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这种基于左翼内部的革命体验如何扩展到整个社会，将个人有效地纳入、整合到国家中，并形塑革命中国的形象，这是中共建政后亟须处理的问题。在理论上，中共依赖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在实践中借助抗日战争形成强大号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左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使中共具有了“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之地位”。而现在，这样的经验则需要扩展到全国，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新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落实
在中共50年代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新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国家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新爱国主义”有着明确的内涵：“今天我们所讲的新爱国主义，不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我们用新爱国主义这个名词，为的是一方面和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过去在新中国没有诞生以前那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爱国主义相区别。”所谓的“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是指那种“极其自然发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还没有和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往往和那种只看到本国的利益、看不到其他人民利益的自私思想和唯我独尊的自大思想，以及和那种——怕与外国接触的闭关主义、怕与外国合作的孤立思想，以及狭隘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联系在一起。因而本国的反动阶级，本国的野心家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还有站在幕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就抓住这个弱点，利用人民群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感，进行欺骗，来实现他们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世界进步力量的卑鄙目的。把它引向狭隘的爱国主义错误的道路”。而“革命的爱国主义”正和“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反，“如果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反动派用来进行反人民活动的一个工具，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就是人民在革命中极其重要的武器。如果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把人民中间原先自然发生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恶意地引向错误的道路，那么革命的爱国主义却发展了这种真正爱国主义情感，使它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而“新爱国主义”因由中国革命的胜利，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之下”，较之“革命的爱国主义”，其“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则“要伟大得多”。“新爱国主义，不是说它和五四以来的革命爱国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指它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意义”。这个内容就是“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3]
这样的论述，重点是将爱国主义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进行连结，使得爱国主义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感获得政治内容，一方面使它和旧政权的“国家至上”和“民族复兴”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相区隔；另方面又使自身与“革命的爱国主义”在时间上相延续，以获得历史合法性，同时又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新爱国主义”尽管也以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媒介，但并不以此作为其合法性来源，其合法性基础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而5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并发展被有意识地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因果关系的连结，则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结果。[4]因此，当革命论述在不失其正当性和有效性并被广泛接受时，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政治内容的结合，就会产生出极为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这也是中共从抗战到建国初期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一个原因。而在今天，当新爱国主义所赖以建立的国家论述遭遇到合法性危机时，它就部分地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由这种理想性的缺失，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被狭隘的爱国主义所替代。 尽管有了“新爱国主义”的论述及普遍的思想教育，但要使之深入人心并培育出国家意识，却还需要一场以运动模式为载体的全方位的组织动员来完成，而“抗美援朝”运动以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制度”成为“新爱国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内容及载体。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到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历时近三年。在国内展开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致经历宣传教育、普遍动员和与日常工作生活结合几个阶段。
前期是抗美援朝开始前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1950年5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布通告，“号召我国广大人民在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瑞典会议的禁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签名”，以表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 [5]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7月，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全世界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周”，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其最主要论述是：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朝鲜的行动表明，它正阴谋扮演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角色。为了保卫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保卫新中国，我们一定要反对美帝侵略。
运动开始阶段：1950年11月4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其中提到：“唇寒则齿亡，门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的，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6] 11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通告，“要求在全国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主要任务是“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国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 [7]由此开始了广泛的时事宣传教育阶段。
运动高潮阶段：1951年5～6月，鉴于朝鲜战争不会短期内结束，1951年3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通告，要求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通告还详细规定了在5月1日，“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举行大示威，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示威的主要内容，推动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更进一步”。同时，还要求“全国各宣传教育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夜校、文化馆、图书馆、识字组、读报组、报社、广播台、画报社、出版社、书店、文学团体、音乐团体、美术团体、戏剧曲艺团体、文艺工作团、电影厂、电影幻灯放映队、电影院、剧院、游艺场等，以及全国各公共场所，包括工厂、商店、市集、旅馆、车站、列车、交通要道、公园、名胜区、庙会等，均制定今年内的宣传工作计划，来配合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需要”。 [8]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又发布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属烈属”的号召，使得抗美援朝运动同各阶层人民具体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密切结合，并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绝大多数人民步伐整齐的进军”，是人民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个便利的形式。
周恩来如此评价：“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抗美援朝这个运动收获是很大的，假使没有这样的敌人，我们是不会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的，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很感谢美帝国主义给我们的教训。过去是国内敌人把我们逼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今天是国外敌人又要把我们逼成更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可以断言的”。 [9]
“三视”运动
“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是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宣传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恐美”思想比较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而“亲美”、“崇美”则较多地存在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界人士中。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从国家意识建构的角度，也必须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确立一个对立面，肃清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中共也是非常重视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毛泽东就少见地对此接连写了数篇文章批驳、回应。 [10]
为了更好地进行“三视”教育，中共专门编写了《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的小册子，从中可以看到其主要的论述逻辑。第一部分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从“目前”到历史，共列数十条事例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第二部分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指出美国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对内政策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绞杀民主，绞杀文化；对外则是侵略和战争的政策。第三部分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孤立，在军事上也存在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等弱点，虽然有原子弹，但并不可怕等等。 [11]这是至上而下的宣传提纲，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还必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配合，还要发动群众用自己的经验来教育自己，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比如各种控诉会，以群众亲历、亲闻、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使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1950年12月中共就要求“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团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并提出如下五类人做演讲，效果最好。“或由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研究人，进行有系统的演讲；或由曾在美国留学的人，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美国反动、黑暗、腐败的情形；或由曾受美帝国主义祸害的人，诉说美帝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或由曾受日寇蹂躏的人，将日寇的荼毒与美帝对比；或由过去曾受美帝及其走狗欺骗，抱有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倾吐和批评自己的糊涂观念和错误打算，都最能激起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蔑视，提高其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继续扩大与深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影响，当时大约有400万信众，其中基督教会多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受美国教会的资助、控制，而他们举办的一些慈善、教育事业，对开展仇视美国的思想教育运动来说，又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如何处理它们，应该是“三视”教育的一个重点。事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中共已将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相联系，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且，有些组织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机关。《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许多传教士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相结托，巧取豪夺，欺压善良……教会人员与美蒋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的事例，稍远如抗日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系统雷鸣远（比籍）和美国系统天主教系统曾任新乡教区主教的米甘（美籍）在陕北、晋南和豫西北一带的情报活动。最近如解放战争中被连续破获的邢台、齐齐哈尔、献县、沈阳的间谍案”（《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在中共的推动下，1950年9月，基督教方面吴耀忠等人推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2月，四川广元天主教王良佐等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号召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三自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宣传重点转为对外国传教士及从事间谍的神职人员的控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教会所办的育婴堂的虐婴事件的控诉。其中一个是广州圣婴育婴院的“血案”，《人民日报》指控其是在“慈善事业”、“宗教事业”掩护下的“杀人场”，“这些吃得脑满肠肥的凶犯，两年之中残害了他们所收容的四千名中国儿童，仅仅在解放以来的一年多期间，他们就直接间接害死了两千多无辜的儿童。被害儿童的尸体，填满了死仔井，目前只剩下四十多个可怜的孩子，被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 [12]在对此案进行公审并控诉时，组织者专门从死仔井中挖出5桶带有尸骸的泥土放在现场，以营造效果。控诉会上，特别安排了那些失去女儿的母亲，埋葬死婴的工人，幸存的孩子进行控诉。会场上是哭声一片，群众纷纷要求严惩凶手。 [13]因对教会育婴堂的控诉具有良好的效果，1951年全国各地就发掘出许多类似的事件，大量关于育婴堂的罪行被控诉，而且其控诉的步骤也基本相同，显然是经验总结后的推广。
现在看来，这样的指控当然有些夸张，但也并不是全没有接受基础。如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是年天津流行瘟疫，仁爱修女会所办的孤儿院中，婴儿死亡率较高。于是谣言四起，控告神甫、修女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制药，成千上万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孤儿院、杀神职与修女。曾国藩负责此案，妥协外人。事后惨遭诟詈，竟加之以卖国贼封号。此事传开后，各地民间就一直有教堂杀小孩做药的各种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在1951年对育婴堂虐婴的控诉中，“天津教案”重被提起，并被作为洋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的历史依据。 [14]因此，对老百姓来说，面对从井里挖出的白骨，相信这是虐杀并不困难，况且控诉会上还有人证。更可恨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披着慈善的外衣下做出来的，现在，没有什么比道德的坍塌更让人仇恨了。所以，较之那些教会间谍或政治反动分子，尽管育婴堂虐婴在政治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上要低很多，但对他们的指控，却更容易激起仇恨，而且，这种仇恨很自然地就引向了美帝国主义并同时激起爱国热情。这是“三视”教育中最为成功的地方。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在总结一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时，如是说：一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获得的另一伟大胜利，是全国范围内爱国主义的新高涨。我国人民在基于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而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国人民受到普遍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就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一年以来，我国人民已有80%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本上扫除了美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怀柔、欺骗所遗留下来的“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树立了仇视美帝国主义，蔑视美帝国主义，鄙视美帝国主义的心理；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败美国侵略的决心。这是我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彻底击败美国侵略的物质力量。 [15]
签署爱国公约
抗美援朝运动前期的重点是通过时事宣传教育，通过“三视”运动来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个阶段的高潮是1951年5月1日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举行的反美示威大游行。在此之后，就进入将这样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到日常具体的工作生活中的阶段。大量的群众活动，集会、游行固然能迅速地激发起群众的热情，但这样的热情并不能以此种方式长久地保持，故必须“及时地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热情引导到加强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16]这样一方面，是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深入和具体化，另方面则是具体的工作获得动力、意义和提升。“爱国运动一经与经常工作、生活相结合，就有了实际内容，收到实际效果，同时又可以使得这个运动进一步地开展起来。这就是把群众的切身要求、日常生活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使得发动群众更为普遍与深入”，而“我们的经常工作和爱国运动结合了起来，也就有了政治意义，……大家工作、生产、学习，都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因而更加做好工作”。 [17]
爱国公约运动的推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抗美援朝各项运动中，爱国公约运动是最具广泛性的一项，它可以把其他运动，诸如增产捐献、拥军优属等等通过签订爱国公约的形式吸纳进来，同时，它又和每个人的具体的工作生活密切相连，是最能体现如何将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深入落实到个人的一项运动，因而在当时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个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由工商界自发产生的爱国行动，一开始还只是着眼于按时足额纳税以支援抗美援朝，但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很快就被注意到了：“人民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就是为自己树立一个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计划。人人按照公约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一定范围的爱国任务，就将汇成无比巨大的力量，给国家作出很多贡献。通过爱国公约这一形式，实际上把人民群众的个人的爱国行动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斗争连结起来了。”（《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 某种意义上，这是个人和国家签订的一种契约，个人以这种方式整合到国家中。只不过，在这里国家是隐形的。形式上这是自己对自己签的契约，同时又可以监督别人并且也受别人的监督。这似乎意味着国家不是个人的对立面，而是内化为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是国家对自己的要求。这就是国家意识中的主人翁精神了。正因此，爱国公约才会被看成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具体化”， [18]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巩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基本方法之一”（《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人民日报》1951年8月8日）。
但在爱国公约运动落实的过程中，并非所有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了解这一形式背后巨大的政治意涵，因而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领导不重视，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因而出现只订不执行，甚至在订的过程中包办代替的现象。事实上，爱国公约订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自我教育的过程。比如，订立时要深入到下层人民群众中去，领导他们以各种较小单位的范围订立爱国公约，尽可能做到参加公约的每个人都有具体的任务和做法；在具体订立中既不要太抽象，也不要太琐碎，而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制订；订立要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讨论要越民主越好；最后还要有定期的检查和总结等等（《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6月2日）。这些步骤，都是个人融入集体时，必要的自我修炼过程。
结 语
如果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三视”教育，更多地是通过集会、游行等大规模群众活动来完成的话，那么爱国公约运动则正好相反，多以小范围的酝酿讨论产生。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不过，它们要处理的却是同样的问题，即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个人如何通过这些运动而融入集体，产生国家意识。在我看来，前者是一种被吸纳的状态，在集会、控诉、游行等具有强烈磁场效应氛围中，个体很容易不由自主地被吸附进去。而后者，却是以个体为主，在不断的酝酿讨论中，集体、国家内化为自己的要求。二者在逻辑上属递进关系，共同确立自身的国家意识。
因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新中国内涵的确立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而所谓国家意识的确立也只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而言，从长时段上看，这个国家意识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故而中共必须依靠不断的群众运动来排除异质而凝聚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参见《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第3页、第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国务卿艾奇逊上总统函，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之一时期》，第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
[3].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4].参见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文章列举了建国一年多来中国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方面成功的“奇迹”，认为这些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证明。《中国青年》第56期，1951年1月30日。
[5].《关于参加和平签名运动的通知》，《中国青年》第40期，1950年6月3日。
[6].《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7].《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任务的通告》（1950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8].《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9].周恩来：《巩固和加强国防力量是头等重要任务》，《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31～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这几篇文章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
[11].《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1950年11月5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2].《打碎美国伪善的“救济”招牌》，《人民日报》1951年4月27日。
[13].刘建平：《虐婴还是育婴？——1950年代初育婴堂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号。
[14].荣孟源：《为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中的儿童复仇》，《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
[15].郭沫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897～8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6].《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
[17].《抗美援朝爱国运动要和经常工作结合》，《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
[18].《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