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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的日益增多，管理层利用财务重述粉饰财务报表的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财务重述是对历史财务报告中前期差错进行更正及披露的一种事后补救行为，而媒体监督可缓解信息不对称，并减少财务重述现象的发生。在以往专家学者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影响的基础上，加入媒体监督这一外部要素，分析在媒体监督的抑制性作用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影响的传导机制。以2013—2015年沪深两市发生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媒体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性关系和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的负相关性关系，但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抑制性效果不明显。
【关键词】 媒体监督； 管理层权力； 财务重述； 会计差错
【中图分类号】 F2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95-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新闻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舆论对公众思维的导向作用也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监督企业非公开操纵行为影响企业声誉，进而显著减少财务报告重述行为[1]。上市公司通过发布补充或更正公告进行财务重述时，反映了该公司的治理机制存在问题，这将会影响投资者对其财务信息的信任程度。而公司管理层作为财务报告的编制者，对财务报告的差错负直接责任。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上市公司管理层容易产生逆向选择风险，公司管理层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操控利润、掩盖真实财务信息而增加财务重述的可能性[2]。因此，讨论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新闻媒体在提高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也会通过一些负面报道影响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声誉，进而约束管理层的违规行为。本文通过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媒体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性关系和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的负相关性关系，但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抑制性效果不明显。
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以往专家学者对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媒体监督这一外部因素，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建立模型等方法探究媒体监督是否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参考Finkelstein（1992）和黎文靖（2009）的文献，本文将管理层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和声誉权力，并分别用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股权集中程度和管理层离职率进行衡量。其中，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多数国有上市公司所有权较集中，管理层与大股东关系密切，造成大股东拥有高度的控制权，加之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措施在我国实施并不广泛，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因此将股权集中程度作为度量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代理指标。由于管理层离职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较为困难，管理人员很少轻易离职[3]。加之在研究激进会计问题方面，Desai将管理层变更作为声誉受损的代表变量，笔者认为离职是对管理层极为严重的处罚，因此把管理层离职作为管理层声誉权力的代理变量。
（一）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在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方面，董事长和CEO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若两职合一则会使其牢牢控制公司的决策经营权，CEO很难基于管理层的有限理性不做出自利行为。同时，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将在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时降低[4]，当发布不当信息时，将增大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在管理层所有权权力方面，当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大股东只需支付较低的成本便能独享较高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此时在私人利益的驱动下容易诱导管理层通过财务重述粉饰公司业绩，侵吞小股东和散户利益[5]。在管理层声誉权力方面，由于管理层是企业会计报告的直接负责人，当企业发生财务重述时，企业投资者会将矛头直指公司管理层。管理层可能会选择离职来减少重述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因此管理层离职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性[6]。由此提出假设1。
H1：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而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呈负相关关系。
（二）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在此背景下，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对监督管理层权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管理层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由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过大而引发财务重述现象，媒体报道在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将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注意。政府监管机构通过掌握媒体报道信息对上市公司展开调查，有利于纠正管理层的违规行为[7]。其次，如今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大，能够帮助投资者搜集到更丰富、更具实效性的信息，从而减少由于管理層所有权权力过大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8]。最后，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媒体舆论对管理层违规行为的披露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管理层迫于对自己声誉的维护，可能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出于自利行为而产生的财务重述[9]。因此提出假设2。
H2：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将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呈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媒体影响具有滞后性，笔者主要搜集了2013—2015年我国A股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数据。在样本的选取上，首先，将因发生企业并购或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等原因而发生重述的公司进行剔除，本文主要是对以前年度发生的重大会计过错在当期进行修改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分析；其次，由于行业差异过大，将剔除银行、保险、等金融类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最后，剔除在2013—2015年期间退市或是ST、*ST上市公司以及财务信息数据不全或是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和分类，主要选取了128家在2013—2015年在沪深上市的A股公司，并根据Agrawal的方法选取了128家配对样本公司。本文通过CSMAR数据库查找相关公司数据，选取的样本公司与重述公司在同一会计年度、处于同一行业且总资产规模相似；通过巨潮网和新浪财经网等手工查找样本公司的年度报表以及更正声明，记录本文所需变量，并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7.0和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本文的媒体关注数据取自CNKI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参考李培功等的做法，本文选择8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财经报纸作为报道的来源，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为减少数据遗漏，分别使用“标题查询”和“主题查询”对样本公司的全称及简称进行搜索。
（二）变量定义
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其中因财务重述引起的管理层离职具有滞后性，笔者将管理层离职时间定义为财务重述公告日前6个月和公告日后12个月。
（三）建立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见，现阶段我国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较大，但负面报道的平均值不及媒体报道总数平均值的1/3。其中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被媒体报道的总量区别不大，但负面报道数量差异较大。这表明在相同的新闻媒体关注度下，非财务重述公司受到更多的负面报道。在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方面，大部分公司实行两职分离，董事会能有效监督管理层，但重述公司两职合一的现象较多，这表明其管理层拥有较大结构性权力。在所有权权力方面，重述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略微偏高，大股东的控制权较大，增加了大股东出于自利目的而操纵粉饰财务报告的可能性。在声誉权力方面，重述公司的管理层在报告期前后离任的较多，这可能是由于管理层为减少重述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选择离任。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
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公司进行财务重述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媒体报道和媒体负面报道均与财务重述在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由于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远远小于0.8，因此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4的模型1可以看出，Power1和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上市公司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与财务重述正相关。而由模型2可知，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1×Media1）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以及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1×Media2）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尤其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模型1中Power2和财务重述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但在模型2中，管理层所有权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2×Media1）以及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2×Media2）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较小，且显著性不强，这表明媒体监督对降低管理层所有权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同理可证，模型1中Power3和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层离职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模型2中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3×Media1）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3×Media2）与财务重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媒体监督能有效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因此，假设1得证，在假设2中，媒体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性关系，以及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的负相关性关系，但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性关系的抑制性效果不明顯。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得出：（1）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媒体通过其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加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透明度，同时引发政府介入，对管理层的不法行为进行处置，约束由于两职合一下管理层权力过大而引发不当的财务重述行为。（2）媒体监督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处于转型时期，公司治理制度还不健全，政府干预也对媒体报道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规范新闻媒体行为，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制度，有利于为媒体监督创造更好的环境，降低管理层因自利行为而进行的财务重述。（3）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当媒体出现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负面报道时，管理层出于对公司发展和自身职业规划的考虑，将调整和规范自身行为，从而降低重述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戴亦一，潘越，刘思超.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1（11）：121-144.
[2] 权小锋，吴世农.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87.
[3] 姜付秀.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89-97.
[4] 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2010（7）：144-147.
[5] 何帅.媒体监督、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信息透明度[J].财会通讯，2016（33）：57-59.
[6] 翟华云. 公司治理、高管变更与收益重述[J]. 财会通讯，2010（12）：9-11.
[7] 张朝辉. 媒体监督、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J].财会月刊，2016（17）：22-26.
[8] 王晨. 媒体关注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9] JOSEPH V C， et al. CEO involvement in selecting board members，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and restat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1，28（2）：396-430.
【关键词】 媒体监督； 管理层权力； 财务重述； 会计差错
【中图分类号】 F27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95-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新闻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舆论对公众思维的导向作用也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可以通过监督企业非公开操纵行为影响企业声誉，进而显著减少财务报告重述行为[1]。上市公司通过发布补充或更正公告进行财务重述时，反映了该公司的治理机制存在问题，这将会影响投资者对其财务信息的信任程度。而公司管理层作为财务报告的编制者，对财务报告的差错负直接责任。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上市公司管理层容易产生逆向选择风险，公司管理层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操控利润、掩盖真实财务信息而增加财务重述的可能性[2]。因此，讨论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新闻媒体在提高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也会通过一些负面报道影响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声誉，进而约束管理层的违规行为。本文通过进行相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得出，媒体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性关系和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的负相关性关系，但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抑制性效果不明显。
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在以往专家学者对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媒体监督这一外部因素，利用相关性分析和建立模型等方法探究媒体监督是否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参考Finkelstein（1992）和黎文靖（2009）的文献，本文将管理层权力分为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和声誉权力，并分别用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股权集中程度和管理层离职率进行衡量。其中，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多数国有上市公司所有权较集中，管理层与大股东关系密切，造成大股东拥有高度的控制权，加之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措施在我国实施并不广泛，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因此将股权集中程度作为度量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代理指标。由于管理层离职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较为困难，管理人员很少轻易离职[3]。加之在研究激进会计问题方面，Desai将管理层变更作为声誉受损的代表变量，笔者认为离职是对管理层极为严重的处罚，因此把管理层离职作为管理层声誉权力的代理变量。
（一）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在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方面，董事长和CEO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若两职合一则会使其牢牢控制公司的决策经营权，CEO很难基于管理层的有限理性不做出自利行为。同时，董事会的监督功能将在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时降低[4]，当发布不当信息时，将增大财务重述的可能性。在管理层所有权权力方面，当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大股东只需支付较低的成本便能独享较高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此时在私人利益的驱动下容易诱导管理层通过财务重述粉饰公司业绩，侵吞小股东和散户利益[5]。在管理层声誉权力方面，由于管理层是企业会计报告的直接负责人，当企业发生财务重述时，企业投资者会将矛头直指公司管理层。管理层可能会选择离职来减少重述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因此管理层离职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性[6]。由此提出假设1。
H1：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而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呈负相关关系。
（二）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在此背景下，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对监督管理层权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管理层在两职合一的情况下，由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过大而引发财务重述现象，媒体报道在吸引公众关注的同时，也将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注意。政府监管机构通过掌握媒体报道信息对上市公司展开调查，有利于纠正管理层的违规行为[7]。其次，如今媒体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影响力更大，能够帮助投资者搜集到更丰富、更具实效性的信息，从而减少由于管理層所有权权力过大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8]。最后，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媒体舆论对管理层违规行为的披露将发挥巨大的作用，管理层迫于对自己声誉的维护，可能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出于自利行为而产生的财务重述[9]。因此提出假设2。
H2：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同时，将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呈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媒体影响具有滞后性，笔者主要搜集了2013—2015年我国A股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数据。在样本的选取上，首先，将因发生企业并购或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等原因而发生重述的公司进行剔除，本文主要是对以前年度发生的重大会计过错在当期进行修改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分析；其次，由于行业差异过大，将剔除银行、保险、等金融类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最后，剔除在2013—2015年期间退市或是ST、*ST上市公司以及财务信息数据不全或是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和分类，主要选取了128家在2013—2015年在沪深上市的A股公司，并根据Agrawal的方法选取了128家配对样本公司。本文通过CSMAR数据库查找相关公司数据，选取的样本公司与重述公司在同一会计年度、处于同一行业且总资产规模相似；通过巨潮网和新浪财经网等手工查找样本公司的年度报表以及更正声明，记录本文所需变量，并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7.0和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本文的媒体关注数据取自CNKI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参考李培功等的做法，本文选择8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财经报纸作为报道的来源，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为减少数据遗漏，分别使用“标题查询”和“主题查询”对样本公司的全称及简称进行搜索。
（二）变量定义
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1，其中因财务重述引起的管理层离职具有滞后性，笔者将管理层离职时间定义为财务重述公告日前6个月和公告日后12个月。
（三）建立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见，现阶段我国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较大，但负面报道的平均值不及媒体报道总数平均值的1/3。其中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被媒体报道的总量区别不大，但负面报道数量差异较大。这表明在相同的新闻媒体关注度下，非财务重述公司受到更多的负面报道。在管理层结构性权力方面，大部分公司实行两职分离，董事会能有效监督管理层，但重述公司两职合一的现象较多，这表明其管理层拥有较大结构性权力。在所有权权力方面，重述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也略微偏高，大股东的控制权较大，增加了大股东出于自利目的而操纵粉饰财务报告的可能性。在声誉权力方面，重述公司的管理层在报告期前后离任的较多，这可能是由于管理层为减少重述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选择离任。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
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公司进行财务重述有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媒体报道和媒体负面报道均与财务重述在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由于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远远小于0.8，因此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4的模型1可以看出，Power1和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上市公司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与财务重述正相关。而由模型2可知，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1×Media1）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以及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1×Media2）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尤其是媒体的负面报道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模型1中Power2和财务重述在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但在模型2中，管理层所有权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2×Media1）以及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2×Media2）与财务重述的相关系数较小，且显著性不强，这表明媒体监督对降低管理层所有权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同理可证，模型1中Power3和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层离职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模型2中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媒体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3×Media1）与财务重述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媒体负面报道的交叉变量（Power3×Media2）与财务重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媒体监督能有效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因此，假设1得证，在假设2中，媒体监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财务重述的正相关性关系，以及管理层声誉权力与财务重述的负相关性关系，但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与财务重述呈正相关性关系的抑制性效果不明顯。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媒体监督下管理层权力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得出：（1）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结构性权力与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媒体通过其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加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透明度，同时引发政府介入，对管理层的不法行为进行处置，约束由于两职合一下管理层权力过大而引发不当的财务重述行为。（2）媒体监督对管理层所有权权力的影响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处于转型时期，公司治理制度还不健全，政府干预也对媒体报道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规范新闻媒体行为，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制度，有利于为媒体监督创造更好的环境，降低管理层因自利行为而进行的财务重述。（3）媒体监督将降低管理层声誉权力与公司财务重述呈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当媒体出现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负面报道时，管理层出于对公司发展和自身职业规划的考虑，将调整和规范自身行为，从而降低重述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戴亦一，潘越，刘思超.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1（11）：121-144.
[2] 权小锋，吴世农.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87.
[3] 姜付秀.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89-97.
[4] 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2010（7）：144-147.
[5] 何帅.媒体监督、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信息透明度[J].财会通讯，2016（33）：57-59.
[6] 翟华云. 公司治理、高管变更与收益重述[J]. 财会通讯，2010（12）：9-11.
[7] 张朝辉. 媒体监督、财务重述与公司治理——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J].财会月刊，2016（17）：22-26.
[8] 王晨. 媒体关注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9] JOSEPH V C， et al. CEO involvement in selecting board members，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and restatement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1，28（2）：396-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