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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职法学教育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面临着发展中的重重困境。造成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虽多，但根源可归因于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因此，制定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资格标准、促使法律职业的细化分工、探索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路径，应成为现实语境下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所在。
关键词：高职法学教育；法律辅助职业；法律辅助职业市场
随着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狭义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数渐趋饱和，现行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高职法学教育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其出路又在何方？
一、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及其反驳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变化，取消高职（本科以下）法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现在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即使是企业）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大专法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1]（2）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专科法学教育大多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毕业生，要在三年时间里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是不可能的。[2]（3）高等职业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律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而当下的法学高职教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3]（4）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4]
上述高职取消论的理由看似具有说服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成立，这是因为（1）法律职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的人才虽不能满足狭义法律职业的有要求，但可以满足广义法律职业的要求。（2）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职能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学习、培养和教育，主要能力为抽象思维者可以成为研究型、设计型的专家，而主要能力为形象思维者则可以成为技术型、技能型的专家。经过三年时间的培养，基础较弱的高职生虽然不能成为擅长抽闲思维能力的研究型、设计型专家，但成为擅长形象思维能力的技术型、技能型专家可能性是存在的。（3）将高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显然是个错误，但这种错误并非不可修正。[5]事实表明，实践中的许多高职院校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辅助类技能型人才。（4）正如西方民主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国外法律教育传统也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圭臬。即使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本科为最低层次，但那也只是针对狭义法律职业而言的。
二、高职法学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不成立，并不说明高职法学教育就有其存在必要性。我们认为高职法学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高职法学教育不仅是我国法律职业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的合理选择。
法律职业内在的人才结构需要是高职法学教育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根本理由。法学教育的总目标当然是培养各种懂法律的人才，但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各种法律人才中，法律职业者（狭义法律职业）是核心，其他法律人才处在边缘位置。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核心目标和一般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一般目标则是培养其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如行政执法者、公司企业单位经营者、司法机关的书记员、法警、执行官等
等。[6]从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来看，我国法学教育应当提供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一类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类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第三类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学历要求定在本科以上，所以高职层次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研究生层次的法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律硕士培养复合型的应用性法律人才。[7]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也能培养法律辅助类人才。既然如此，本科法学教育完全可以同时承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与法律辅助人才的任务。如果这样，高职法学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学职业教育，所谓的法学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素质教育层面，所以，对于法律辅助人才的教育，三年时间应该足以完成，用四年时间则有浪费的嫌疑。此外，不同的培养目标，必然导致培养规格、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迥异，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辅助性人才，则其不仅在培养时间上有浪费的嫌疑，而且还会使得整个教学体系发生混乱。因此，就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而言，其一般目标即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的任务由高职法学教育来承担是最合理的选择。
三、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其症结所在
既然在法律辅助人才培养需求方面具备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从应然层面讲，高职法学教育理应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辅助型人才，高职法学教育仍然无法摆脱人才培养质量低下、毕业生就业无门的尴尬处境。针对高职法学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众多研究者进行相关原因的发掘和探讨。虽然现存的文献颇多，但总结概括起来，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因为所培养质量不高，高职法学专业毕业生不具有就业的竞争力。而造成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具体又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模式不不恰当、制定的课程结构体系不合理、课程和教学内容学科化、教学方法陈旧、师资水平低下等等。
不可否认，人才培养质量低下确实是导致目前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只是表象（表面原因）。倘若沿着这样的（原因）思路，存在的问题必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高职法学教育近年来充满艰辛却又鲜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进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发掘原因背后的原因即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个背后的症结，非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原因）莫属。 就法律辅助职业市场而言，其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新型法律辅助职业尚未形成；其二，助理类职业还没有完成合理的职业分化；其三，已经定型且相对成熟的辅助类职业缺乏应有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这些职业不成熟的表现，从源头上限制和影响着高职法学教育质量和就业形势。
新型法律辅助职业主要指人民调解员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新型法律辅助职业本应是高职法学教育的重点和亮点，为此，诸多高职院校也为其开设独立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些新型的法律辅助职业还没有完成职业化的进程，相关工作还处于试点之中，其从业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在实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无论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结构体系，还是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以人才培养规格为基础而设定的。在对培养目标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人才培养规格）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的课程结构体系优化、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更新，其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自然是毫无进展可言。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暂不培养此类新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但问题同样的也会出现，那就是，高职法学教育将失去将来的主阵地。
助理类职业主要指律师助理和企业法务助理（还可以包括司法鉴定员助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助理类职业本应属于法律辅助类职业（至少其内部包含有法律辅助性质的工作任务）。正因为如此，部分高职法学教育院校将其确定为培养目标，甚至还有院校还为此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但问题是，因为法治进程缓慢，该类职业还没有明确分化出具体的辅助型岗位。实现中，该职业真正吸纳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用人单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本科教学背景和司法资格。高职法学院校以此类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定位，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就业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只能是纯属偶然。当然，高职法学教育可以不以此类职业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但如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培养人才的就业适应面过窄。
相对于新型职业与助理类职业而言，书记员、法警、刑罚执行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等属于已经定型和相对成熟的法律辅助类职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些职业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不仅就业上难以形成高职法学教育背景毕业生的优势，就连开展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主要指实践技能实训）都缺乏相应评价标准。
三、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
如上所述，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不成熟是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困境，改变职业市场不成熟现状就成了高职法学教育唯一的出路和选择。我们认为，当下的高职法学教育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成熟做出应用的努力：
1、开展调研和实践，促成助理类法律职业分工细化。成熟的职业化市场是一种细化的分工合作的市场，这种细化的分工不仅存在于各大类职业之间，更存在于各类职业内部。助理类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内部分工，市场需求结构不合理，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职业人才的浪费，更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目前，有个别律师事务所正进行职业团队建设尝试，团队内部有执业律师、律师助理和律师文秘的分工，其中执业律师负责技术和宏观把控，律师助理主要在技术方面为执业律师提供帮助，而律师文秘则负责台前幕后与秘书有关的工作。这种尝试将广义的律师助理细化为狭义的律师助理与律师文秘。狭义的律师助理因从事法律应用型工作，一般聘用具有本科法学教育背景且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用人才；而律师文秘因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一般聘用具有高职法学教育背景的辅助人才。不管这种分工是否合理与可行，我们的高职法学教育院校理应以此为契机，除给予全力支持之外，还应主动进行实践尝试（如与律所共同组建实验班等），以促使其朝着合理与可行的方向发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法务助理、司法鉴定元助理、仲裁员助理、公证员助理职业也有细化分工的必要，但目前还没有自觉细化分工的迹象。因此有必要先启动相关调研工作，为该职业细化分工进行先期准备。
2、开发职业资格职业标准，为职业准入设置条件。职业资格标准的重要性在于，既便于行业部门或协会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以规范市场；同时还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以保证服务质量。单就技术而言，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并不存在很大难度。目前的法律辅助职业之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标准，其主要原因可能与相关职业的行业管理机构没有或无法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有关。但我们认为，既然狭义的法律职业能形成自己的职业资格标准，法律辅助职业市场没有道理不能形成自己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作为法学教育部门，我们做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开展广泛的理论讨论，为促使职能部门将制定职业资格标准纳入记事日程进行前期宣传；（2）深入职业市场进行全面调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标准从技术方面为行业部门提供帮助。
3、探索新途径，促成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新型法律辅助型职业的职业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8]积极研究和实践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制度与方式，或许是促使新型法律辅助职业职业化较为理想途径。为此，法学教育部门首先应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研究，以确保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管理模式的顺畅进行；其次则应是利用专业和生源优势，组织相关的服务团队，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性社会公共服务。法学教育部门组织团队承包地方政府项目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人民调解或社区矫正），既可以促进新型职业的职业化，又可以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就业岗位，可谓一举俩得。当然，对高职法学教育部门来讲，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重要的还是要在内部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自玉，黄宏起.我国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周春蕾，杨晓辉.中国法学教育期待变局[J].教育与职业，2006（12）.
[3]杨彬权.法学教育高职高专层次应该废止[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1）.
[4]欧亚.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思考[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4）.
[5]彭建新.论高职法律教育的类型观及培养目标定位[J]，中国成人教育，2010（16）.
[6]彭建新.论高职法律教育的类型观及培养目标定位[J].中国成人教育，2010（16）.
[7]周樨平，吴璇.高职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
[8]李玉华，杨军生.论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J].中国司法，2012（3）.
课题来源：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院级教改课题《法律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高职法学教育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仍然面临着发展中的重重困境。造成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虽多，但根源可归因于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因此，制定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资格标准、促使法律职业的细化分工、探索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路径，应成为现实语境下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所在。
关键词：高职法学教育；法律辅助职业；法律辅助职业市场
随着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狭义的法律职业从业人员需求数渐趋饱和，现行的高职法学教育（模式）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高职法学教育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其出路又在何方？
一、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及其反驳
随着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变化，取消高职（本科以下）法学教育已成为教育界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现在从事法律相关职业（即使是企业）都要求有本科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大专法学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1]（2）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专科法学教育大多招收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高中毕业生，要在三年时间里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是不可能的。[2]（3）高等职业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法律应用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而当下的法学高职教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3]（4）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法律教育的起点都是本科生。[4]
上述高职取消论的理由看似具有说服力，但在我们看来，其实并不成立，这是因为（1）法律职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高职法学教育培养的的人才虽不能满足狭义法律职业的有要求，但可以满足广义法律职业的要求。（2）人类个体所具有的职能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学习、培养和教育，主要能力为抽象思维者可以成为研究型、设计型的专家，而主要能力为形象思维者则可以成为技术型、技能型的专家。经过三年时间的培养，基础较弱的高职生虽然不能成为擅长抽闲思维能力的研究型、设计型专家，但成为擅长形象思维能力的技术型、技能型专家可能性是存在的。（3）将高职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显然是个错误，但这种错误并非不可修正。[5]事实表明，实践中的许多高职院校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辅助类技能型人才。（4）正如西方民主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一样，国外法律教育传统也不能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圭臬。即使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本科为最低层次，但那也只是针对狭义法律职业而言的。
二、高职法学教育存在必要性的理由
高职法学教育取消论的理由不成立，并不说明高职法学教育就有其存在必要性。我们认为高职法学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高职法学教育不仅是我国法律职业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的合理选择。
法律职业内在的人才结构需要是高职法学教育具有存在必要性的根本理由。法学教育的总目标当然是培养各种懂法律的人才，但现代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在各种法律人才中，法律职业者（狭义法律职业）是核心，其他法律人才处在边缘位置。因此，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核心目标和一般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法律职业者即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教授；一般目标则是培养其他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才，如行政执法者、公司企业单位经营者、司法机关的书记员、法警、执行官等
等。[6]从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格局来看，我国法学教育应当提供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一类是应用类法律人才，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二类是学术类法律人才，主要指法律教师和法学研究人员；第三类是法律辅助类技术应用人才，主要职责是辅助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工作。由于我国司法考试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学历要求定在本科以上，所以高职层次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本科层次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类法律人才，研究生层次的法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学术型人才，法律硕士培养复合型的应用性法律人才。[7]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本科法学教育也能培养法律辅助类人才。既然如此，本科法学教育完全可以同时承担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与法律辅助人才的任务。如果这样，高职法学还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学职业教育，所谓的法学教育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素质教育层面，所以，对于法律辅助人才的教育，三年时间应该足以完成，用四年时间则有浪费的嫌疑。此外，不同的培养目标，必然导致培养规格、模式及教学内容和方法迥异，本科法学教育如果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辅助性人才，则其不仅在培养时间上有浪费的嫌疑，而且还会使得整个教学体系发生混乱。因此，就目前的法学教育现状而言，其一般目标即培养法律辅助类人员的任务由高职法学教育来承担是最合理的选择。
三、高职法学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其症结所在
既然在法律辅助人才培养需求方面具备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从应然层面讲，高职法学教育理应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将培养目标定位为法律辅助型人才，高职法学教育仍然无法摆脱人才培养质量低下、毕业生就业无门的尴尬处境。针对高职法学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众多研究者进行相关原因的发掘和探讨。虽然现存的文献颇多，但总结概括起来，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即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因为所培养质量不高，高职法学专业毕业生不具有就业的竞争力。而造成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具体又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人才培养模式不不恰当、制定的课程结构体系不合理、课程和教学内容学科化、教学方法陈旧、师资水平低下等等。
不可否认，人才培养质量低下确实是导致目前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只是表象（表面原因）。倘若沿着这样的（原因）思路，存在的问题必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高职法学教育近年来充满艰辛却又鲜有成效的改革与创新进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发掘原因背后的原因即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个背后的症结，非法律辅助职业市场不成熟（原因）莫属。 就法律辅助职业市场而言，其不成熟的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新型法律辅助职业尚未形成；其二，助理类职业还没有完成合理的职业分化；其三，已经定型且相对成熟的辅助类职业缺乏应有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这些职业不成熟的表现，从源头上限制和影响着高职法学教育质量和就业形势。
新型法律辅助职业主要指人民调解员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新型法律辅助职业本应是高职法学教育的重点和亮点，为此，诸多高职院校也为其开设独立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些新型的法律辅助职业还没有完成职业化的进程，相关工作还处于试点之中，其从业人员应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在实务中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因为，无论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结构体系，还是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都是以人才培养规格为基础而设定的。在对培养目标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人才培养规格）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盲目进行的课程结构体系优化、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更新，其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自然是毫无进展可言。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暂不培养此类新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但问题同样的也会出现，那就是，高职法学教育将失去将来的主阵地。
助理类职业主要指律师助理和企业法务助理（还可以包括司法鉴定员助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助理类职业本应属于法律辅助类职业（至少其内部包含有法律辅助性质的工作任务）。正因为如此，部分高职法学教育院校将其确定为培养目标，甚至还有院校还为此设立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但问题是，因为法治进程缓慢，该类职业还没有明确分化出具体的辅助型岗位。实现中，该职业真正吸纳的是法律应用型人才，用人单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求从业者具备本科教学背景和司法资格。高职法学院校以此类职业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定位，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就业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也只能是纯属偶然。当然，高职法学教育可以不以此类职业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但如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培养人才的就业适应面过窄。
相对于新型职业与助理类职业而言，书记员、法警、刑罚执行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等属于已经定型和相对成熟的法律辅助类职业。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些职业中，由于缺乏相应的职业准入资格标准，不仅就业上难以形成高职法学教育背景毕业生的优势，就连开展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教学（主要指实践技能实训）都缺乏相应评价标准。
三、高职法学教育的出路
如上所述，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不成熟是高职法学教育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困境，改变职业市场不成熟现状就成了高职法学教育唯一的出路和选择。我们认为，当下的高职法学教育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成熟做出应用的努力：
1、开展调研和实践，促成助理类法律职业分工细化。成熟的职业化市场是一种细化的分工合作的市场，这种细化的分工不仅存在于各大类职业之间，更存在于各类职业内部。助理类法律辅助职业市场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的内部分工，市场需求结构不合理，其带来的结果不仅是职业人才的浪费，更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目前，有个别律师事务所正进行职业团队建设尝试，团队内部有执业律师、律师助理和律师文秘的分工，其中执业律师负责技术和宏观把控，律师助理主要在技术方面为执业律师提供帮助，而律师文秘则负责台前幕后与秘书有关的工作。这种尝试将广义的律师助理细化为狭义的律师助理与律师文秘。狭义的律师助理因从事法律应用型工作，一般聘用具有本科法学教育背景且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应用人才；而律师文秘因从事文秘方面的工作，一般聘用具有高职法学教育背景的辅助人才。不管这种分工是否合理与可行，我们的高职法学教育院校理应以此为契机，除给予全力支持之外，还应主动进行实践尝试（如与律所共同组建实验班等），以促使其朝着合理与可行的方向发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法务助理、司法鉴定元助理、仲裁员助理、公证员助理职业也有细化分工的必要，但目前还没有自觉细化分工的迹象。因此有必要先启动相关调研工作，为该职业细化分工进行先期准备。
2、开发职业资格职业标准，为职业准入设置条件。职业资格标准的重要性在于，既便于行业部门或协会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以规范市场；同时还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平，以保证服务质量。单就技术而言，开发职业资格标准并不存在很大难度。目前的法律辅助职业之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职业标准，其主要原因可能与相关职业的行业管理机构没有或无法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有关。但我们认为，既然狭义的法律职业能形成自己的职业资格标准，法律辅助职业市场没有道理不能形成自己统一的职业资格标准。作为法学教育部门，我们做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1）开展广泛的理论讨论，为促使职能部门将制定职业资格标准纳入记事日程进行前期宣传；（2）深入职业市场进行全面调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标准从技术方面为行业部门提供帮助。
3、探索新途径，促成新型法律辅助职业的职业化。新型法律辅助型职业的职业化问题任重而道远。但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8]积极研究和实践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制度与方式，或许是促使新型法律辅助职业职业化较为理想途径。为此，法学教育部门首先应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研究，以确保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管理模式的顺畅进行；其次则应是利用专业和生源优势，组织相关的服务团队，为地方政府提供专业性社会公共服务。法学教育部门组织团队承包地方政府项目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人民调解或社区矫正），既可以促进新型职业的职业化，又可以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就业岗位，可谓一举俩得。当然，对高职法学教育部门来讲，要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重要的还是要在内部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以确保项目参与者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自玉，黄宏起.我国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教育改革[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周春蕾，杨晓辉.中国法学教育期待变局[J].教育与职业，2006（12）.
[3]杨彬权.法学教育高职高专层次应该废止[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1）.
[4]欧亚.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思考[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4）.
[5]彭建新.论高职法律教育的类型观及培养目标定位[J]，中国成人教育，2010（16）.
[6]彭建新.论高职法律教育的类型观及培养目标定位[J].中国成人教育，2010（16）.
[7]周樨平，吴璇.高职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4）.
[8]李玉华，杨军生.论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J].中国司法，2012（3）.
课题来源：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院级教改课题《法律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