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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发表在美国淘军协会《学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最初引起本刊编辑好奇心的矗它选用丁我国新型灌艇作为压题照片。该文章作者为羹国退役淘军少将，他针对羹国目前反潜兵力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矗主张先发制人地实施攻势反潜作战。文章还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英国在厦潜能力和经验上的优势，以及如何利用这种优势针对柴电潜艇展开攻击性反潜作战行动。文章的针对性比较明确，值得我们重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国海军部以采用攻击性反潜策略，他们在阿道夫·希特励的Ｕ型潜艇接近护航船以之前就发起皮击。六十年后，反潜作战又变成了一种防御作战。对未来潜在敌人实施打击的最好时机就是在这些潜艇最脆弱的时候——在它尚未潜入深海，锚泊在码头的时候，一如这艘中国海军的“宋”级潜艇。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绝大多数海军军官和分析家都把反潜作战看作一种防御性作战行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德国的u型潜艇，盟国海军采取了各种攻击性手段，但总体来说，这些攻击手段都不奏效。在蒙受众多损失之后，1917年5月，护航体制产生了，并成为反潜作战的典型模式，贯穿于两次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对抗潜艇攻击的技术和资源相对有限，这使得采用护航体制对目标进行保护要远比主动攻击袭击者更为有效。目口便这样，在1944年以前，攻击性战术所取得的接敌次数以及击沉敌潜艇的数量都要比护航体制多得多。装备雷达的海上巡逻机的截击使德国u型潜艇通过比斯开湾靠近法国的企图变得非常困难和危险。德国曾试图为潜艇安装防空武器来对抗来自空中的威胁，但以失败告终。而潜艇通气管的发明和使用也过晚，德国潜艇无法隐蔽地通过那些由盟国海上飞机所控制的航道。在开阔海域，德国潜艇的无线电通信也暴露了他们的方位——盟国海军通过综合使用无线电测向仪和译码机发现德国潜艇的行踪，而这些情报使盟军反潜部队迅速抵达目标海域……由此，“猎手”变成了“猎物”。到1945年，德国潜艇部队损失惊人，出航的潜艇只有1／5能够返航。
尽管上述积极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冷战晚期进攻性反潜战术也已经发展起来，然而多数海军军官在面对潜艇威胁时，仍然首先选择保护高价值目标或护航保护的陈旧体制。由此产生的进一步的观点就是，需要部署为数众多的小型猎潜艇和远程反潜装备，以伴随航空母舰与远征作战编队行动。但是这些具有比受护水面舰船更高速度和更强续航力的反潜装备都被浪费在了肃清高价值目标临近水域的行动上，并且仅仅能控制护航船队、海上运输线或某海上基地周边上百英里的狭小海域。而如果让这些反潜平台独立工作，其攻势作战行动就几乎能够控制整个的战区水下部分。
对于当前的反潜作战，众多因素变化使得护航体制的反潜作战变得不合时宜。首先，任何潜在敌手拥有潜艇的数量以及相对性能(与美国海军反潜作战能力相比)都低于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其次，与1943年航速只有8节、组成舰船多达上百艘，从哈利法克斯到利物浦的护航船队相比，现在的目标虽然价值仍然很大，但是编队的规模很小、航速很高，潜艇发现并攻击这些自标要困难得多。第三，当初潜艇由于只能以鱼雷实施攻击，因而不得不靠近攻击目标，而现在的潜艇可以在远离目标航线的任何方位，以导弹实施攻击，这样在护航体制下，反潜装备要搜索的区域会极大增加，而要对一个广大而且在不断变化的海域实施防御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在主动声纳和拖曵式天线阵列只有中等速度运行才能保证搜索效果的情况下。第四，美国在反潜作战的能力和经验方面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如果将美国部队及早部署，并实施积极的进攻性作战行动，他们就能够挫败或摧毁任何威胁美国对海洋控制的潜艇。
今天，美国在可能危机中遇到的潜艇不但数量少，而且几乎都是那些续航力、火力和机动力相对弱小的柴电潜艇，而这其中能够正常运转或参与实际演习的就更少了。如果操练纯熟，任何一艘潜艇都会是可怕的威胁，但是驾驶潜艇远非自杀性爆炸那样只需要勇气和简单的培训就可速成，正如同中国人最近体会到的那样，潜艇若由不了解潜艇或技术不熟练的人来操控，那厶它对自己的伤害甚至要远远超过敌人。虽然目前的力量平衡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这样保持下去。
目前通过侦察、截听和远程传感器获取的情报对于水面舰艇和飞机的进攻性反潜作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反潜战并非始于战争的某一天或舰队逼近敌方海岸之时。情报收集，例如确定潜在敌人的部署、装备、战术和动向等，是实施卓有成效的反潜作战的重要前奏。这其中的大部分情报可由天基传感器与电子监视飞机提供，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实地测量。预期冲突地区海洋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声速分布图、淡水效应、每日变化、海底特性、可能布雷地点、可能的漂移通道等。这些特性不是扫一眼海图就能得到的，在冲突爆发前所进行的战场准备通常会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打击潜艇的最佳战术是在其锚泊时实施攻击。但实施这样行动的主要障碍在于，在敌人还没有采取公然的行动时就主动挑起一场冲突这在政治上是应极力避免的。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攻击开创了这种先例，但是这样做危害巨大，至今仍存在政治上的后遗症。目口便在这场冲突中，尽管海军上将斯坦·阿瑟一再告诫，上次海湾战争获得的重要教训是应在敌方布雷船实施布雷前就实施攻击，但最终，先发制人的攻击指寺仍未及时下达。不管政治上对先发制人存在多大的可接受性，相关指挥员都应该迫切尹取先发制人的许可，并做好准备实施这种进攻性战术。
如果不允许攻击敌人的母港，那么次优的战术是在敌人潜艇部署时“寸步不寓”。从敌潜艇下潜处到其活动区全程“护送”肯定是可行的。这需要反潜部队在敌方潜艇出动时表现出更好的续航力。就柴电潜艇而言，很可能觉察不到时刻“护送”它的海上巡逻机或核动力潜艇。如果行政当局明确地宣布：这种出击行动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具有威胁——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对在冰岛西部德国U型潜艇所做的那样——那么潜在敌人的此类行动很可能在其抵达初始下潜地点前就被终止。此时“护送”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反潜平台陪伴目标潜艇。在这种“护送”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公开或随机的行动刻意突出被“护送”的潜艇的脆弱性，例如不时地实施雷达或主动声纳探测等。这种行动在敌人心里所催生出的不安效果也许不会直接击败敌人，但是敌人肯定将转而致力于确保生存，而不再是专注于攻击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常规潜艇通常会关闭发动机，保持静默，该潜艇会有效地锚泊在某个位置，而从该位置潜艇只能缓慢行进，在这种情况下其电池将会被很快耗尽——只有潜艇艇长愿意放弃 攻击性的行动，潜艇才可以保持隐蔽。
由于潜艇通常是单独或者两艘编组行动，而非数十艘或大规模编队的集体出动，因此这类的战术才有可能应用。天基传感器能够清楚地计算停泊在港口和正在航行的潜艇。由此可以掌握敌方正在航行的潜艇数量，从而为部署部队对这些潜艇实施监听、定位、跟踪奠定基础。以往的战绩表明，即便是速度相对较快的核动力潜艇，这种跟踪也可秘而不宣地完成。
如果在某种态势下，既不能实施攻击，也没有充足数量的飞机和潜艇对敌方潜艇实施“1对1”的跟踪，那么在跟踪与搜索之间进行权衡就成为整个战区司令部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某个局部的问题。并非敌人每艘潜艇都需要跟踪。决策并不仅取决于跟踪双方的技术能力，还取决于双方拥有的其他部队是什厶部队，或将调用什么部队，以及其它任务预示着什么——只有从整个战区着眼才能进行准确地评估。
即便无法眼踪或摧毁敌人的全部潜艇，早期探测也可明显降低潜艇威胁。任何定位数据都可用于构建相关作战态势图，有助于实施机动以避开已知的潜艇区域或集中反潜兵力。在得到攻击命令后，持续的追踪直到完全消灭敌人就成为必然的作战目标。在展开反潜作战行动时，任何一艘没有处于大修状态的潜艇，任何一架能够抵达战区的海上巡逻机都必须被集结参战；而一旦确立空中优势，海洋监视船就必须开赴战区，所有装备有拖曳式天线阵列的猎潜艇也要投入战斗。
如果事先没有作好部署，任由敌人的潜艇驶离母港，潜入大洋，则反潜作战将首先面临冗长乏味的海上搜索，但这也并非毫无头绪。一旦我们获悉敌人出动的可能是哪种潜艇，则依赖于有关地理信息、各种搜索传感器的可用性和能力、计算机分析，可提出有效的搜索模式，这使得寻找潜在的入侵者的随机性行动变为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即不断缩小可能的接触区域，这也使进攻性反潜战具有更高的效率，也更卓有成效。然而即便采取这些战术，如果任由敌人的潜艇在未被发现和对抗的情况下完成部署，那厶由此产生的恶果将在数周后显现。
如今，可用于海面与海下广域搜索的技术要大大优于过去：现在已经可以利用远程通信连接的天基传感器、可重新定位海底传感器与广域搜索传感器；而无人驾驶潜航器的装备也大大提高了水面舰艇的搜索效率；用于战区进攻性反潜战的指挥控制网络技术在2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集中反潜兵力，在最有可能发生接触的区域实施扩展的搜索，同时减少对无关区域的关注，并指挥舰艇在曾经观测到柴电潜艇的区域实施例行巡逻……一旦战区优势确立，上述行动的展开都是很容易的。反潜攻击行动的战术指挥要由基层指挥员实施，但需要高层指挥当局进行全局性的兵力协调，所涉及的区域将大大超过一般攻击舰艇编队控制的海域。
在攻击性反潜作战行动中，海上巡逻机，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海上巡逻机在冷战时期取得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投放的声纳浮标的搜索信号，这限制了其作为搜索平台的效能。而且对于机场的需求也限制了它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在靠近敌方海岸线的部署，在这些地区，美国能否建立其空中优势也存在问题。即便如此，海上巡逻机所具备的到达目标区域后迅速对目标定位的能力使它仍然是所有反潜手段中的佼佼者，其在定位目标后与目标保持接触的能力也很出色。无论有人驾驶飞机还是无人驾驶飞机，如果对某个区域实现雷达的全面覆盖，那些柴电潜艇就不敢浮出甚至接近海面。
任何反潜战斗的关键要素是时间，这其中包括在敌方舰艇参战之前使己方兵力到达阵地，由于没有几个国家的海军在潜艇的迅速部署或长时间部署方面拥有经验，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同时也很少有国家能像美国和英国一样，迅速派遣潜艇抵达战区，或让潜艇进行数周的值勤。如果柴电潜艇过快投入行动，那么他们的食品和燃油就可能在冲突爆发前消耗殆尽。在奉命从某个停泊处起航时，缺乏实践经验的水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进入战斗状态。
将美国的反潜力量部署于前沿，而且置于战区司令部专门机构的指挥之下，而不是特混舰队司寺的指挥之下，那么这些反潜力量就能够在敌对行动出现前成为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前沿存在对于反潜作战来说最为重要，尽管快速部署能力也很重要，但相比而言，能在冲突爆发前就做好准备无疑更好。这也要求海军每个反潜平台具有足够的续航能力，海军要有足够平台保证每个受关注的海域都部署有反潜兵力，也要有足够的传感器能够支持作战初期在广大水域对目标的搜索和定位。
这些并非是传统的注重护航的反潜战的战术，也没有驱逐舰水手或直升机驾驶员演练这些技术。此类行动所用的指挥控制流程更像战略轰炸，而不是历史上的海上控制。在行动中，海军上层指挥当局要尽量少地指示与协调，鼓励基层指挥员实施创造性的攻势战术，一如1905年日本对阿瑟港的进攻行动。在那次战斗中，日本人在第一波行动中，就用鱼雷快艇和水雷打垮了俄罗斯的亚洲舰队。
上述分析的直接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将反潜平台，尤其是潜艇编列为攻击编队的一部分无疑是糟糕的战术。它没有重视我们所拥有的战术经验，也没有充分发挥我们所具备的非对称优势。潜艇、巡逻飞机及其支援兵器、海洋监视与情报资源、传感器和分析人员都应该部署于前沿，在敌人潜艇可能的活动区域展开行动。现在的攻击潜艇由于能携带大量的导弹武器，可实施对地打击，这使许多指挥员错误地倾向于将潜艇当作一种对地攻击平台，但是如果敌人的潜艇就在附近，那么对地打击就只能是潜艇的次要任务，即便潜艇在对地攻击时具有这样那样的优势。发射对地打击武器其他平台也办得到，但是只有潜艇能够在空中指挥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投入反潜作战。
将具有无限续航力、机动性很强的追踪者瞄准那些机动力有限、情报不足的潜艇时，反潜战就从在辽阔海域中漫无边际的搜索变成了一种非常轻松的定时行动(因为柴电潜艇需要定时浮出水面充电)。行动自由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是通过在敌方布雷舰布雷前将其击沉；通过获悉敌方潜艇已被精确定位、被压制或消灭而最终获得的。有了它，海上基地就变得安全了：航空母舰可以自由行动；水面作战舰艇可全力投入防空作战和对地攻击；没有参与反潜战的潜艇可以停泊在前沿，用其携带的导弹实施对地攻击；而两栖攻击舰则可致力于占据最有利的攻击位置。
本文提出的作战概念不能仅仅只是一个论文题目、猜想或者作战计划。反潜战是一种团队博奕，而且需要在模拟仿真演练、军事演习乃至作战行动中不断实践。要让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层决策者对这样的设想形成共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演习，向他们演示采取早期行动所产生的收益。如果一个决策者能够认识到，如果不能对对手潜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任何靠近敌方领土的行动都会被大大拖延，那么他或她就会倾向于听取这样的建议，在敌人潜艇还在海面时就实施攻击。
动用所有可用装备对敌人潜艇实施精心准备的、侵略性的、持续性的攻击是进攻性反潜作战行动的特点，这也是《海洋战略》的精髓，正如艾尔弗雷德·塞雅，马汉的告诫：“战争，一经宣告，就必须攻击性、侵略性地展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盟国海军部以采用攻击性反潜策略，他们在阿道夫·希特励的Ｕ型潜艇接近护航船以之前就发起皮击。六十年后，反潜作战又变成了一种防御作战。对未来潜在敌人实施打击的最好时机就是在这些潜艇最脆弱的时候——在它尚未潜入深海，锚泊在码头的时候，一如这艘中国海军的“宋”级潜艇。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以来，绝大多数海军军官和分析家都把反潜作战看作一种防御性作战行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针对德国的u型潜艇，盟国海军采取了各种攻击性手段，但总体来说，这些攻击手段都不奏效。在蒙受众多损失之后，1917年5月，护航体制产生了，并成为反潜作战的典型模式，贯穿于两次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对抗潜艇攻击的技术和资源相对有限，这使得采用护航体制对目标进行保护要远比主动攻击袭击者更为有效。目口便这样，在1944年以前，攻击性战术所取得的接敌次数以及击沉敌潜艇的数量都要比护航体制多得多。装备雷达的海上巡逻机的截击使德国u型潜艇通过比斯开湾靠近法国的企图变得非常困难和危险。德国曾试图为潜艇安装防空武器来对抗来自空中的威胁，但以失败告终。而潜艇通气管的发明和使用也过晚，德国潜艇无法隐蔽地通过那些由盟国海上飞机所控制的航道。在开阔海域，德国潜艇的无线电通信也暴露了他们的方位——盟国海军通过综合使用无线电测向仪和译码机发现德国潜艇的行踪，而这些情报使盟军反潜部队迅速抵达目标海域……由此，“猎手”变成了“猎物”。到1945年，德国潜艇部队损失惊人，出航的潜艇只有1／5能够返航。
尽管上述积极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冷战晚期进攻性反潜战术也已经发展起来，然而多数海军军官在面对潜艇威胁时，仍然首先选择保护高价值目标或护航保护的陈旧体制。由此产生的进一步的观点就是，需要部署为数众多的小型猎潜艇和远程反潜装备，以伴随航空母舰与远征作战编队行动。但是这些具有比受护水面舰船更高速度和更强续航力的反潜装备都被浪费在了肃清高价值目标临近水域的行动上，并且仅仅能控制护航船队、海上运输线或某海上基地周边上百英里的狭小海域。而如果让这些反潜平台独立工作，其攻势作战行动就几乎能够控制整个的战区水下部分。
对于当前的反潜作战，众多因素变化使得护航体制的反潜作战变得不合时宜。首先，任何潜在敌手拥有潜艇的数量以及相对性能(与美国海军反潜作战能力相比)都低于191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其次，与1943年航速只有8节、组成舰船多达上百艘，从哈利法克斯到利物浦的护航船队相比，现在的目标虽然价值仍然很大，但是编队的规模很小、航速很高，潜艇发现并攻击这些自标要困难得多。第三，当初潜艇由于只能以鱼雷实施攻击，因而不得不靠近攻击目标，而现在的潜艇可以在远离目标航线的任何方位，以导弹实施攻击，这样在护航体制下，反潜装备要搜索的区域会极大增加，而要对一个广大而且在不断变化的海域实施防御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在主动声纳和拖曵式天线阵列只有中等速度运行才能保证搜索效果的情况下。第四，美国在反潜作战的能力和经验方面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如果将美国部队及早部署，并实施积极的进攻性作战行动，他们就能够挫败或摧毁任何威胁美国对海洋控制的潜艇。
今天，美国在可能危机中遇到的潜艇不但数量少，而且几乎都是那些续航力、火力和机动力相对弱小的柴电潜艇，而这其中能够正常运转或参与实际演习的就更少了。如果操练纯熟，任何一艘潜艇都会是可怕的威胁，但是驾驶潜艇远非自杀性爆炸那样只需要勇气和简单的培训就可速成，正如同中国人最近体会到的那样，潜艇若由不了解潜艇或技术不熟练的人来操控，那厶它对自己的伤害甚至要远远超过敌人。虽然目前的力量平衡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这样保持下去。
目前通过侦察、截听和远程传感器获取的情报对于水面舰艇和飞机的进攻性反潜作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反潜战并非始于战争的某一天或舰队逼近敌方海岸之时。情报收集，例如确定潜在敌人的部署、装备、战术和动向等，是实施卓有成效的反潜作战的重要前奏。这其中的大部分情报可由天基传感器与电子监视飞机提供，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实地测量。预期冲突地区海洋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声速分布图、淡水效应、每日变化、海底特性、可能布雷地点、可能的漂移通道等。这些特性不是扫一眼海图就能得到的，在冲突爆发前所进行的战场准备通常会持续数月乃至数年。
打击潜艇的最佳战术是在其锚泊时实施攻击。但实施这样行动的主要障碍在于，在敌人还没有采取公然的行动时就主动挑起一场冲突这在政治上是应极力避免的。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攻击开创了这种先例，但是这样做危害巨大，至今仍存在政治上的后遗症。目口便在这场冲突中，尽管海军上将斯坦·阿瑟一再告诫，上次海湾战争获得的重要教训是应在敌方布雷船实施布雷前就实施攻击，但最终，先发制人的攻击指寺仍未及时下达。不管政治上对先发制人存在多大的可接受性，相关指挥员都应该迫切尹取先发制人的许可，并做好准备实施这种进攻性战术。
如果不允许攻击敌人的母港，那么次优的战术是在敌人潜艇部署时“寸步不寓”。从敌潜艇下潜处到其活动区全程“护送”肯定是可行的。这需要反潜部队在敌方潜艇出动时表现出更好的续航力。就柴电潜艇而言，很可能觉察不到时刻“护送”它的海上巡逻机或核动力潜艇。如果行政当局明确地宣布：这种出击行动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具有威胁——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对在冰岛西部德国U型潜艇所做的那样——那么潜在敌人的此类行动很可能在其抵达初始下潜地点前就被终止。此时“护送”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反潜平台陪伴目标潜艇。在这种“护送”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公开或随机的行动刻意突出被“护送”的潜艇的脆弱性，例如不时地实施雷达或主动声纳探测等。这种行动在敌人心里所催生出的不安效果也许不会直接击败敌人，但是敌人肯定将转而致力于确保生存，而不再是专注于攻击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常规潜艇通常会关闭发动机，保持静默，该潜艇会有效地锚泊在某个位置，而从该位置潜艇只能缓慢行进，在这种情况下其电池将会被很快耗尽——只有潜艇艇长愿意放弃 攻击性的行动，潜艇才可以保持隐蔽。
由于潜艇通常是单独或者两艘编组行动，而非数十艘或大规模编队的集体出动，因此这类的战术才有可能应用。天基传感器能够清楚地计算停泊在港口和正在航行的潜艇。由此可以掌握敌方正在航行的潜艇数量，从而为部署部队对这些潜艇实施监听、定位、跟踪奠定基础。以往的战绩表明，即便是速度相对较快的核动力潜艇，这种跟踪也可秘而不宣地完成。
如果在某种态势下，既不能实施攻击，也没有充足数量的飞机和潜艇对敌方潜艇实施“1对1”的跟踪，那么在跟踪与搜索之间进行权衡就成为整个战区司令部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某个局部的问题。并非敌人每艘潜艇都需要跟踪。决策并不仅取决于跟踪双方的技术能力，还取决于双方拥有的其他部队是什厶部队，或将调用什么部队，以及其它任务预示着什么——只有从整个战区着眼才能进行准确地评估。
即便无法眼踪或摧毁敌人的全部潜艇，早期探测也可明显降低潜艇威胁。任何定位数据都可用于构建相关作战态势图，有助于实施机动以避开已知的潜艇区域或集中反潜兵力。在得到攻击命令后，持续的追踪直到完全消灭敌人就成为必然的作战目标。在展开反潜作战行动时，任何一艘没有处于大修状态的潜艇，任何一架能够抵达战区的海上巡逻机都必须被集结参战；而一旦确立空中优势，海洋监视船就必须开赴战区，所有装备有拖曳式天线阵列的猎潜艇也要投入战斗。
如果事先没有作好部署，任由敌人的潜艇驶离母港，潜入大洋，则反潜作战将首先面临冗长乏味的海上搜索，但这也并非毫无头绪。一旦我们获悉敌人出动的可能是哪种潜艇，则依赖于有关地理信息、各种搜索传感器的可用性和能力、计算机分析，可提出有效的搜索模式，这使得寻找潜在的入侵者的随机性行动变为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即不断缩小可能的接触区域，这也使进攻性反潜战具有更高的效率，也更卓有成效。然而即便采取这些战术，如果任由敌人的潜艇在未被发现和对抗的情况下完成部署，那厶由此产生的恶果将在数周后显现。
如今，可用于海面与海下广域搜索的技术要大大优于过去：现在已经可以利用远程通信连接的天基传感器、可重新定位海底传感器与广域搜索传感器；而无人驾驶潜航器的装备也大大提高了水面舰艇的搜索效率；用于战区进攻性反潜战的指挥控制网络技术在20年前就已经成熟了。集中反潜兵力，在最有可能发生接触的区域实施扩展的搜索，同时减少对无关区域的关注，并指挥舰艇在曾经观测到柴电潜艇的区域实施例行巡逻……一旦战区优势确立，上述行动的展开都是很容易的。反潜攻击行动的战术指挥要由基层指挥员实施，但需要高层指挥当局进行全局性的兵力协调，所涉及的区域将大大超过一般攻击舰艇编队控制的海域。
在攻击性反潜作战行动中，海上巡逻机，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海上巡逻机在冷战时期取得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投放的声纳浮标的搜索信号，这限制了其作为搜索平台的效能。而且对于机场的需求也限制了它在某些区域，特别是在靠近敌方海岸线的部署，在这些地区，美国能否建立其空中优势也存在问题。即便如此，海上巡逻机所具备的到达目标区域后迅速对目标定位的能力使它仍然是所有反潜手段中的佼佼者，其在定位目标后与目标保持接触的能力也很出色。无论有人驾驶飞机还是无人驾驶飞机，如果对某个区域实现雷达的全面覆盖，那些柴电潜艇就不敢浮出甚至接近海面。
任何反潜战斗的关键要素是时间，这其中包括在敌方舰艇参战之前使己方兵力到达阵地，由于没有几个国家的海军在潜艇的迅速部署或长时间部署方面拥有经验，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同时也很少有国家能像美国和英国一样，迅速派遣潜艇抵达战区，或让潜艇进行数周的值勤。如果柴电潜艇过快投入行动，那么他们的食品和燃油就可能在冲突爆发前消耗殆尽。在奉命从某个停泊处起航时，缺乏实践经验的水手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进入战斗状态。
将美国的反潜力量部署于前沿，而且置于战区司令部专门机构的指挥之下，而不是特混舰队司寺的指挥之下，那么这些反潜力量就能够在敌对行动出现前成为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前沿存在对于反潜作战来说最为重要，尽管快速部署能力也很重要，但相比而言，能在冲突爆发前就做好准备无疑更好。这也要求海军每个反潜平台具有足够的续航能力，海军要有足够平台保证每个受关注的海域都部署有反潜兵力，也要有足够的传感器能够支持作战初期在广大水域对目标的搜索和定位。
这些并非是传统的注重护航的反潜战的战术，也没有驱逐舰水手或直升机驾驶员演练这些技术。此类行动所用的指挥控制流程更像战略轰炸，而不是历史上的海上控制。在行动中，海军上层指挥当局要尽量少地指示与协调，鼓励基层指挥员实施创造性的攻势战术，一如1905年日本对阿瑟港的进攻行动。在那次战斗中，日本人在第一波行动中，就用鱼雷快艇和水雷打垮了俄罗斯的亚洲舰队。
上述分析的直接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将反潜平台，尤其是潜艇编列为攻击编队的一部分无疑是糟糕的战术。它没有重视我们所拥有的战术经验，也没有充分发挥我们所具备的非对称优势。潜艇、巡逻飞机及其支援兵器、海洋监视与情报资源、传感器和分析人员都应该部署于前沿，在敌人潜艇可能的活动区域展开行动。现在的攻击潜艇由于能携带大量的导弹武器，可实施对地打击，这使许多指挥员错误地倾向于将潜艇当作一种对地攻击平台，但是如果敌人的潜艇就在附近，那么对地打击就只能是潜艇的次要任务，即便潜艇在对地攻击时具有这样那样的优势。发射对地打击武器其他平台也办得到，但是只有潜艇能够在空中指挥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投入反潜作战。
将具有无限续航力、机动性很强的追踪者瞄准那些机动力有限、情报不足的潜艇时，反潜战就从在辽阔海域中漫无边际的搜索变成了一种非常轻松的定时行动(因为柴电潜艇需要定时浮出水面充电)。行动自由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是通过在敌方布雷舰布雷前将其击沉；通过获悉敌方潜艇已被精确定位、被压制或消灭而最终获得的。有了它，海上基地就变得安全了：航空母舰可以自由行动；水面作战舰艇可全力投入防空作战和对地攻击；没有参与反潜战的潜艇可以停泊在前沿，用其携带的导弹实施对地攻击；而两栖攻击舰则可致力于占据最有利的攻击位置。
本文提出的作战概念不能仅仅只是一个论文题目、猜想或者作战计划。反潜战是一种团队博奕，而且需要在模拟仿真演练、军事演习乃至作战行动中不断实践。要让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层决策者对这样的设想形成共识，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参与演习，向他们演示采取早期行动所产生的收益。如果一个决策者能够认识到，如果不能对对手潜艇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任何靠近敌方领土的行动都会被大大拖延，那么他或她就会倾向于听取这样的建议，在敌人潜艇还在海面时就实施攻击。
动用所有可用装备对敌人潜艇实施精心准备的、侵略性的、持续性的攻击是进攻性反潜作战行动的特点，这也是《海洋战略》的精髓，正如艾尔弗雷德·塞雅，马汉的告诫：“战争，一经宣告，就必须攻击性、侵略性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