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好遇上恢复高考制度。我也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虽然生在乡下，也住在山上，活在乡下，但命里不是城镇居民，手中没有那个大红的“购粮本”和蓝皮子“户口本”，也就没资格参加那场见证历史进步的高考了。
　　回到老家，我沉闷好几天，父母也同样沉闷着。当生产队经济保管员的父亲，算是生产队的“班子成员”，有一天中午，他领着两个知青到家里吃饭。父亲像是在鼓励我，也像是说给那些城里人听似的，说：“……农业就像一所大学堂，学的东西多得很。”
　　晚饭后，父母在煮猪潲、喂猪。隔着房门，我听见父母唉声叹气，像在为我没继续读书的事小声争执着。
　　父亲说：“照说呢，十五六岁了，也可以在农业上干了。以前也答应过，让他服侍他的大伯。这不正好，可以过房送过去了。”
　　母亲说：“读书呢，就是亏钱得很。要不等过房送过去找媒人说门亲事，过两年成个家也要得的……”
　　我所说的大伯，就是父亲的亲哥哥。爷爷奶奶死得早，他两弟兄蜗居一个柴棚遮风挡雨走过来。大伯还帮着父亲“抢来”了母亲，大伯讨了伯娘，两弟兄才分开另过。伯父伯母一生命苦，一连生了两个姑娘，艰难困苦的年月，老大夭折了，只养大了一个姑娘——我们的二姐，后来到了同一个公社看得见县城的“米粮坝”双凤村，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当过解放军的退伍兵。伯父伯母担心他们大房的香火后继无人，老无所依，父亲看在弟兄情分上，便商量把我“过房”服侍二老，顶敬他们大房的香火。
　　父亲和母亲说了好一会儿，其他更多的话我没记住，母亲说，读书很亏钱，这句话刻在了我的心里，直到现在。
　　那以后，我也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读书的料，无奈之下打定主意好好务农，帮父母做点家务，慢慢适应田间地头的体力活。每天跟在父母后面上坡下地，干了一个多月农活，薅草、翻苕、打猪草，还样样都在行，只是瘦小的身子变得小了许多。
　　一天傍晚，父亲赤着脚，背了半背牛草，丢进圈里，拍打着围著他一双泥脚乱蹿的夜蚊子，见我坐在门槛边草凳上疲乏得不想动弹，硬撑着去家门口的水沟边洗脸、洗脚。
　　父亲说，“还是克复个学，读一年？”
　　我赌气说：“不读了！”
　　父亲问，“为啥？”
　　我说，“娘说亏钱得很！”
　　……
　　父亲最后说，“给你三天时间想哈。”
　　没到三天，在一个该我家为知青“轮饭”的下午，在父亲青椒炒腊肉支应两个小知青吃饭的那个下午，趁着父亲心情好，我当着知青的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再去试试，复一年学。
　　就那样，我一个人每周徒步险峻的梯子岩或者美丽的擐擐桥，去双凤附中补习复读。有一天课间，老师拿了两份当时油印的高考试卷，让我们当课外作业复习、操练，语文、数学都很简单，全是概念性的内容，自己感觉每科八九十分都没问题。那种练习，于我而言，当初就没资格参与，像揭疮疤样的痛。上半学期，借住二姐家走读。虽说食宿不用操心，贤惠的二姐在老人、叔侄、晚辈四世同堂的一大家子十几号人中小心翼翼地周旋着，我在寄人篱下的氛围中上学、放学，并扳着手指算计着周末，走路回家哪怕下地干活也好。
　　就这样，来来回回将近二十个星期，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假。下半学期开学了，父亲催着去报名，拗不过父母的唠叨，我便提出了住校的要求。无奈，学校虽是附中，招收本地学生为主，条件简陋，没法解决插班生住宿，更谈不上有伙食。开学一周后，邻近的后山、吞都又新来了几个补习生，大家一起先是挤在二楼一间学生宿舍木楼板过道，铺张草席将就过夜。一个新来的同学，在离学校不远有家亲戚，那亲戚有一处闲置的土坯房子，我便随他们搬到了那里免费借住。屋檐下，一溜烟搭起三四个简易灶台，放学后大家各自煮饭吃。那半学期，我背着柴火、炒干的苞谷饭、干板菜等够一周用的“粮草”，照常屁颠屁颠地往返在梯子岩、擐擐桥，往来于家和学校之间。虽然辛苦，但是心情是美丽的，就是那一年的学习改变了我的一生和未来。
　　也许，父母觉得我的复学对他们来说只是尽义务而已，因而对我上学补习没有信心，升学就更是不抱希望。后来我才知道，父母确实托媒人在为我说亲，在老家往老林深处二梁子悬崖下边的黄家湾，访到一个劳力很好又勤快的姑娘。就在补习即将结束的那个端午节，还戏剧性地答应，让还没见过面的姑娘那未来的“大伯子”——我的大姐，随媒人一起去我未来的“老丈人”家“送节”，代我相亲看姑娘，意思不外乎是希望早点许下这门亲事。
　　一晃补习生活就结束了。揣着父亲给的5块钱，在县城参加完高中升学考试，心里面一团混沌，脑子里迷迷糊糊的，对进入高中继续学习还真是没敢奢望，抱定这辈子的读书生涯也许就真的到头了。一个人漫无目的不知往何处去，在槐花树小河边的远房哥哥家耍了两天，回到家里，父母便又为我的未来和“成家立业”操起心来。最要紧的是催着我相亲，喊去黄家湾耍我没心思去；喊约着去“井底坝”赶场，我一个人来去自由何不更好。后来，媒人便安排那姑娘到老家乡街子的亲戚家耍，在一个赶场天，在熙熙攘攘的街子上，隔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和人流，不远不近地“见了一面”。媒人说，那个姑娘比我大一岁，相貌好，属牛，又勤快，能吃苦耐劳，是“穿金戴银”的配对，安逸得很。那个姑娘虽不是五大三粗，看上去也老实本分，确实像把干农活的好手……最无奈的可能是父母亲，而此刻感到最满意、最寄予希望的，莫过于等着我服侍孝敬的伯父伯母，在他们看来，大房香火下“添人进口”早晚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没过多久，双凤的二姐把摇把子电话“转弯抹角”地转接到离我家不远的乡街子上，后又托人带信来，说双凤附中录取名单上有我，我已经录取在一中的高中部。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不敢相信是真的，趁着天没黑下来，一个人又从走过数十回的、阴森森的梯子岩，一路小跑到二姐家。第二天早上跑到学校，在操场边的墙上，在那张写着二十几个人的红纸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父母仿佛又从我身上看到了一点希望，让读完小学的大姐辍学务农，和父母一起供给我和三个弟妹读书。伯父伯母仿佛对我能否服侍孝敬他们又没了希望，和父母又合计着，让二兄弟“过房”，顶替我照顾伯父伯母。也许是怕夜长梦多，一个简单的仪式后，二兄弟就进了同一个四合院子的伯父伯母的家门，担起了赡养和承续香火的重任。而我那桩有点戏剧性的亲事，随着我的高中生涯也就慢慢地淡出了。
　　当年的高考，还是“一条龙”招生，一套题统一考试，划大专、中专分数段录取，不像现在这样复杂，中考、高考考试单列不说，专科、本科还分一、二、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才考到204分，虽与大学无缘，但也超过当年中专录取线4分，考上了地区一所中专学校。
　　那一年，是1977年，我1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