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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FB表情包大战①、刘国梁在PTT论坛上被称为“不懂球的胖子”作为研究对象，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学说为研究视角，讨论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单一性被破坏之后，社会舆论的发生机制、社会舆论与社会关系的关联机制。
【关键词】大众传播；舆论场；社会舆论；社会关系
邵培仁等学者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媒介的控制”解释为，媒介作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②在这个媒介控制的范式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为：国家以媒介控制为手段实施对社会的整体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国家通过大众媒介规范社会关系”的范式，以当时社会传播的两个显著特点作为前提：一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的相对单一；二是话语权集中在媒介手中，因而舆论场具有单一性。
但我们在以2016年海峡两岸热点话题的舆情传播作为对象进行相关观测和研究的时候发现，作为媒介控制中介因素的“大众传播-社会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比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要更为复杂：
首先，相对于几十年前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媒介即意识形态”的社会情境，今天的社会传播有一点改变是根本性的，即媒介控制的主体，已经由单一主体分化为多元主体，明显表现为从媒介舆论场一元独占向媒介-公共舆论场多元共存的转变。
其次，由于舆论场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和形成意见的时空环境，更是媒体场、心理场和社会场的交互环境③，那么，多元舆论场本质上映射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阶层、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化，这与舆论本身具有的意见趋同性是矛盾的。
最后，当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热点话题传播过程中失去主体地位、对舆论产生和演化失去主控地位的时候，多元化结构的民众观点和意见仍然可以趋同形成舆论，并影响特定的社会关系。
本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学说作为基本框架，将舆论作为核心，在传播媒介和舆论场两个中介因素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讨论大众传播-社会关系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联机制及社会舆论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一、集合式话语权与公共舆论场的介入
在我们所观测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两岸舆情热点事件中，从最初的话题提出到形成舆情热点的整个传播过程中，非传统媒体（包括传统门户网站）的表现非常活跃。
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本质上就是大陆网民在FaceBook平台集中表达与台湾相关网民针锋相对的观点，其整体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都集中在FaceBook平台上，不仅如此，微信、QQ等其他社交媒体作为辅助传播手段（主要是提供表情包及其他传播素材）也参与其中。另一个热点事件“不懂球的胖子”，从数据反映出的主导传播媒体也不是传统媒体，它的传播量事实上非常有限。具体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媒介传播量”指标可以看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上述两个舆情热点事件的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主次作用非常明显，这个舆论场对于舆情热点产生推动作用的态势，与现实情况是吻合的，即经由传统媒体传播形成的舆论场，在众多的社会热点舆情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当中，其作用要弱于经由新媒体传播形成的舆论场。王国华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群居或分化及人类组织化、分层化，导致不同群体的舆论出现了分离，如底层民众舆论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威阶层舆论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基于不同群体的舆论场出现。⑦研究者张征等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和市场经济实践，一方面重构了利益阶层，另一方面普通大众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日益强烈，利益诉求的表达成为舆论表达的直接原因。⑧
除此之外，上述舆情热点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传播量指标也证实，当足够数量的单条信息在类似微博平台这样的新媒体媒介朝着一个趋同的方向集合起来的时候，舆情形成的进程会显著加快。可以说，集合式话语权是公共舆论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正如在传统的媒介控制学说框架里那样，话语权的主控地位也一度是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前提，它保证了媒介舆论场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拟态环境设置的单一性。只不过目前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主导地位被削弱而产生的空间，实际上已经被新媒体填补。在传播学本质层面上，新媒体的传、受界限模糊以及话语权的低门槛，分别对应了社会传播现实中的传播权和在特定舆论场里的观点表达权。
对于参与社会传播的民众而言，传播权的行使实际上产生了两个层面的传播内容：
一是对传统媒体传播内容之外的基础事实进行传播发布，“不懂球的胖子”信源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个名为“远洋生活家”的微信社区公众号在2016年8月10日凌晨1时发布了一条微信，转述一位台湾网友在台湾BBS论坛PTT的一条留言：询问“中国队后面那个胖子是官员吗？”并评论说“看样子整场就他不懂球”。
二是对媒介事实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新结构化之后，进行二次传播，“FB表情包大战”信源属于这种情况：2016年1月16日，演员林更新在其FaceBook主页对一天前台湾艺人周子瑜在媒体发布的道歉视频进行调侃，之后引发两岸网民的高烈度观点对抗。
基于集合式话语权的观点表达权，使民众在微博这样的观点交易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观点表达与交换，这个过程在表面上是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观、利益取向在某一社会话题上趋同的过程。如果按照2012年陈力丹提出的关于舆论的相关理念，⑨那么在本质上也是舆情形成的过程。
从上表反映出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舆情热点事件中的表现，其在本文研究观测的两个舆情热点形成过程中作用虽然不具有主导性，但其介入传播仍然对舆情热点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舆情触发，媒介舆论场为公共舆论场提供话题和素材，比如“FB表情包大战”最初的起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周子瑜道歉的报道。这些报道作为媒介事实，在公共舆论场进行了二次传播以及激烈的观点表达与交换，最终形成了热点。 二是舆情推动，媒介传播实际上将公共舆论场的热点舆情延伸到了现实社会环境中，这对于增加舆情的覆盖范围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不懂球的胖子”事件中，2016年8月12日第一个舆情热点峰值、28日第二个舆论热点峰值，都可以看到传统大众媒体的介入（如下图），在第一峰值点将舆情热点本身作为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在第二峰值点，时间上是奥运冠军代表团赴香港，传统大众媒体使用了“不懂球的胖子”指代时任国乒主教练刘国梁，这无疑是将舆情热点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延伸。
二、社会话题在公共舆论场的演化与发酵
社会话题一旦进入公共舆论场，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在舆论场中参与话题二次传播的舆情主体来说，其作用是微弱的。就民众参与二次传播和观点表达的传播学本质来说，缺乏一套类似新闻传播那样的、为传播最终达成的社会效果而考量的内容把关机制，放大了二次传播主体的价值观、利益、情绪等个体化偏向。社会话题在公共舆论场演化和发酵成社会舆情的过程中，社会话题本身、二次传播主体的个体因素，这两个变量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
首先，事件本身作为社会话题的来源以及舆情的起始点，其所具有的价值观冲突、社会阶层冲突或者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社会话题进入主体多元的公共舆论场之后，潜在对抗性有多大。
就本研究关注的两个舆情热点的起始事件本身而言，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或多或少存在的潜在对抗性因素。艺人周子瑜之所以会有道歉的举动，是因为被台湾艺人黄安批评为“台独艺人”并且曾在公开场合展示有台独意味的旗帜。这一事件在公共舆论场进行二次传播和意见交汇的时候，对应的社会话题已经是极具潜在对抗因素的“台独”与反“台独”；“不懂球的胖子”最初进入大陆，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以类似新闻内容的形式进行的首次传播，但进入公共舆论场对应的社会话题却直接指向了台湾网友对乒乓球历史的相对不了解，从时间上看，在8月12日至13日，负面言论的比例达到41.8%，其中不乏“湾湾”这样的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偏见性隐喻的称呼。
其次，二次传播主体的个体因素在舆情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隐性，舆情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其价值体系的多元性，舆情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多元价值观在交汇与博弈之后差异性被充分缩小的那个话语体系。本研究所观测的两个舆情事件在表象上都具有网络民族主义的色彩，但鉴于公共舆论场的舆情传播主体具有的多维度的多元性，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研究者李红梅对此的描述是：由于近年来网络文化的兴起，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 这种热情参与又与网民对现实的各种不满交织在一起， 因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
比如在“FB表情包大战”中的这两条留言：
“蔡阿姨……我们不是来打所谓的台独狗的，您说您是自由民主的地区，所以我们来是希望您听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天朝上民从来不会失去风度。”
尽管这两组留言在政治价值观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公共舆论场多元主体社会价值认同的差异性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被缩小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范围。这对于在传播层级上靠后的舆论场进入者来说，表达趋同意见并不仅仅是个体对情绪性观点的普遍偏好，更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裹挟力巨大的沉默的螺旋，在这个舆论场构建的沉默螺旋当中，个体偏向的差异容易被忽视，普遍性的个体偏向则容易被放大。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非中心化、裂变式传播等传播学属性，无疑加重了情绪等非理性偏向对二次传播主体在公共舆论场中传播行为的影响。当众多个体化偏向在一次次的N级传播过程中累加之后，原本中性的新闻事件演化和发酵成为高烈度舆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三、擬态环境与马尔库塞媒介控制范式
在“FB表情包大战”事件中，一个基本事实是：蔡英文的脸书页面已经在“帝吧出征”之前关掉了贴图功能，因此她的页面上基本都是文字留言，并非图像。图像并没有贴到蔡的页面，而网上和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蔡的脸书页面被贴满表情包。
而且，读者和公众所看到的表情包，很少是直接贴在台湾的目标网页上，大多是转帖到大陆的各类网站。但我们观测到的微博平台的发帖内容反映出的情况却不是“发帖”和“转帖”，对于许多网民来说，是带有更深层意味的“远征”。
“从表情包转帖”到“帝吧远征”，是一个“客观事实-媒介真实-拟态环境”的典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作为拟态环境构建的主体已经不是马尔库塞媒介控制范式里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马尔库塞的媒介控制范式里，社会民众之于拟态环境有一定程度的被动色彩，按照马氏的学说，国家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是通过舆论场构建拟态环境的主体，排除在话语权之外的社会民众是被拟态环境包裹的对象和客体。而“帝吧远征”这一拟态环境的构建，与公共舆论场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二次传播主体的关联程度并不会小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舆情传播过程中，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和公共舆论场的二次传播者都可以理解为拟态环境构建的主体，差别在于各自的作用一个在前端一个在后端。
联系前文提到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在公共舆论场参与舆情传播主体的微弱影响，在舆情兴起之后，这种影响演呈现出一种“反经典”的特征——舆情本身影响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舆情事件的报道倾向。而在本文的两个典型研究个案中，这种影响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实际上遵循了公共舆论场的舆情倾向。而如果将舆情传播的N级传播链在这个节点上做一个静态观测，那么，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公共舆论场之外、与公共舆论场内观点倾向一致的那个舆情传播主体。一个例证是，2016年1月22日，人民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刊发评论《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直接强化了“帝吧远征”这一拟态环境。
在“不懂球的胖子”舆情传播过程中，作为信源的台湾网友在PTT论坛的留言是“中国队后面那个胖子是官员吗？看样子整场就他不懂球”，留言本身是置于对大陆球员竞技水平认可的语境之下；在语义上的表现是对高水平运动员背后一位陌生人士的疑问和好奇。但在进入公共舆论场之后，传播层级越深、意见表达越多，对原有语境和语义也愈加消解。比如山东日报官方网站大众网8月11日以新浪微博ID发帖，标题是“台湾网友：张继科后面这胖子是谁？就他不懂球”，并在内容中加入了评论“拿的冠军可能比你们看的乒乓球赛都多，给你5分钟笑一会”。
因此，公共舆论场在舆情热点演化过程中的拟态环境构建，一个不同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拟态环境构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构建这个拟态环境的主体同时也是身处其中的对象和客体。当他们作为主体在构建这个拟态环境的时候，并不能如同传统大众传播媒介那样有相对专业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管控流程，而只是依据二次传播之后的片段化或者是主观结构之后的信息，这类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虽然会有较大距离，但暴露在这个拟态环境下的社会民众无法察觉这种距离，尤其是当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介入舆情发酵过程的时候，拟态环境则更为强化。
就最终在社会关系层面产生的影响而言，公共舆论场形成的拟态环境，是促成两岸关系在上述两个舆情热点事件中被社会民众定义为对立的重要因素。在李普曼的舆论学说体系中，拟态环境是民众对社会环境进行认知的中间介质， 是客观世界的映射和投影，是社会群体作为依据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人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社会环境的。
四、结论
从我们对两岸2016年两大舆情热点事件的观测与研究来看，在复杂舆论场结构下，大众传播-社会关系的关联机制，呈现出“大众传播-舆论场-社会关系”的明显过程，舆论以及舆论形成过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是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中介因素。针对研究问题的具体结论可以表述为：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触发或者推动了舆情。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报道是公共舆论场话题导入的来源；多元主体在公共舆论场进行关于话题的观点交汇，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环境下的映射，最终多元主体的多维差异会在特定的话语体系里被缩到足够小的范围而形成舆情热点，同时也构建了对应的拟态环境；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对舆情热点的报道推动了舆情也强化了拟态环境。
二是拟态环境一旦形成，即使它与客观社会环境有差别，社会民众也无从分辨，可能会把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作为依据调整、决策和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社会环境、影响社会关系。
【关键词】大众传播；舆论场；社会舆论；社会关系
邵培仁等学者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媒介的控制”解释为，媒介作為国家权力的一种舆论控制工具对社会的控制。②在这个媒介控制的范式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机制，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为：国家以媒介控制为手段实施对社会的整体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国家通过大众媒介规范社会关系”的范式，以当时社会传播的两个显著特点作为前提：一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的相对单一；二是话语权集中在媒介手中，因而舆论场具有单一性。
但我们在以2016年海峡两岸热点话题的舆情传播作为对象进行相关观测和研究的时候发现，作为媒介控制中介因素的“大众传播-社会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比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要更为复杂：
首先，相对于几十年前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媒介即意识形态”的社会情境，今天的社会传播有一点改变是根本性的，即媒介控制的主体，已经由单一主体分化为多元主体，明显表现为从媒介舆论场一元独占向媒介-公共舆论场多元共存的转变。
其次，由于舆论场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和形成意见的时空环境，更是媒体场、心理场和社会场的交互环境③，那么，多元舆论场本质上映射的是现实社会中的阶层、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化，这与舆论本身具有的意见趋同性是矛盾的。
最后，当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热点话题传播过程中失去主体地位、对舆论产生和演化失去主控地位的时候，多元化结构的民众观点和意见仍然可以趋同形成舆论，并影响特定的社会关系。
本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学说作为基本框架，将舆论作为核心，在传播媒介和舆论场两个中介因素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讨论大众传播-社会关系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播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联机制及社会舆论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一、集合式话语权与公共舆论场的介入
在我们所观测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两岸舆情热点事件中，从最初的话题提出到形成舆情热点的整个传播过程中，非传统媒体（包括传统门户网站）的表现非常活跃。
2016年初的“FB表情包大战”，本质上就是大陆网民在FaceBook平台集中表达与台湾相关网民针锋相对的观点，其整体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都集中在FaceBook平台上，不仅如此，微信、QQ等其他社交媒体作为辅助传播手段（主要是提供表情包及其他传播素材）也参与其中。另一个热点事件“不懂球的胖子”，从数据反映出的主导传播媒体也不是传统媒体，它的传播量事实上非常有限。具体如表一所示：
从上表“媒介传播量”指标可以看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上述两个舆情热点事件的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主次作用非常明显，这个舆论场对于舆情热点产生推动作用的态势，与现实情况是吻合的，即经由传统媒体传播形成的舆论场，在众多的社会热点舆情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当中，其作用要弱于经由新媒体传播形成的舆论场。王国华等研究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群居或分化及人类组织化、分层化，导致不同群体的舆论出现了分离，如底层民众舆论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威阶层舆论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基于不同群体的舆论场出现。⑦研究者张征等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程和市场经济实践，一方面重构了利益阶层，另一方面普通大众的个人权利意识也日益强烈，利益诉求的表达成为舆论表达的直接原因。⑧
除此之外，上述舆情热点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传播量指标也证实，当足够数量的单条信息在类似微博平台这样的新媒体媒介朝着一个趋同的方向集合起来的时候，舆情形成的进程会显著加快。可以说，集合式话语权是公共舆论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正如在传统的媒介控制学说框架里那样，话语权的主控地位也一度是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的重要前提，它保证了媒介舆论场在社会传播过程中拟态环境设置的单一性。只不过目前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主导地位被削弱而产生的空间，实际上已经被新媒体填补。在传播学本质层面上，新媒体的传、受界限模糊以及话语权的低门槛，分别对应了社会传播现实中的传播权和在特定舆论场里的观点表达权。
对于参与社会传播的民众而言，传播权的行使实际上产生了两个层面的传播内容：
一是对传统媒体传播内容之外的基础事实进行传播发布，“不懂球的胖子”信源就属于这种情况：一个名为“远洋生活家”的微信社区公众号在2016年8月10日凌晨1时发布了一条微信，转述一位台湾网友在台湾BBS论坛PTT的一条留言：询问“中国队后面那个胖子是官员吗？”并评论说“看样子整场就他不懂球”。
二是对媒介事实进行选择、加工和重新结构化之后，进行二次传播，“FB表情包大战”信源属于这种情况：2016年1月16日，演员林更新在其FaceBook主页对一天前台湾艺人周子瑜在媒体发布的道歉视频进行调侃，之后引发两岸网民的高烈度观点对抗。
基于集合式话语权的观点表达权，使民众在微博这样的观点交易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观点表达与交换，这个过程在表面上是不同社会阶层、价值观、利益取向在某一社会话题上趋同的过程。如果按照2012年陈力丹提出的关于舆论的相关理念，⑨那么在本质上也是舆情形成的过程。
从上表反映出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舆情热点事件中的表现，其在本文研究观测的两个舆情热点形成过程中作用虽然不具有主导性，但其介入传播仍然对舆情热点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舆情触发，媒介舆论场为公共舆论场提供话题和素材，比如“FB表情包大战”最初的起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周子瑜道歉的报道。这些报道作为媒介事实，在公共舆论场进行了二次传播以及激烈的观点表达与交换，最终形成了热点。 二是舆情推动，媒介传播实际上将公共舆论场的热点舆情延伸到了现实社会环境中，这对于增加舆情的覆盖范围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不懂球的胖子”事件中，2016年8月12日第一个舆情热点峰值、28日第二个舆论热点峰值，都可以看到传统大众媒体的介入（如下图），在第一峰值点将舆情热点本身作为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在第二峰值点，时间上是奥运冠军代表团赴香港，传统大众媒体使用了“不懂球的胖子”指代时任国乒主教练刘国梁，这无疑是将舆情热点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延伸。
二、社会话题在公共舆论场的演化与发酵
社会话题一旦进入公共舆论场，大众传播媒介相对于在舆论场中参与话题二次传播的舆情主体来说，其作用是微弱的。就民众参与二次传播和观点表达的传播学本质来说，缺乏一套类似新闻传播那样的、为传播最终达成的社会效果而考量的内容把关机制，放大了二次传播主体的价值观、利益、情绪等个体化偏向。社会话题在公共舆论场演化和发酵成社会舆情的过程中，社会话题本身、二次传播主体的个体因素，这两个变量起到了关键的影响作用。
首先，事件本身作为社会话题的来源以及舆情的起始点，其所具有的价值观冲突、社会阶层冲突或者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对应的社会话题进入主体多元的公共舆论场之后，潜在对抗性有多大。
就本研究关注的两个舆情热点的起始事件本身而言，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或多或少存在的潜在对抗性因素。艺人周子瑜之所以会有道歉的举动，是因为被台湾艺人黄安批评为“台独艺人”并且曾在公开场合展示有台独意味的旗帜。这一事件在公共舆论场进行二次传播和意见交汇的时候，对应的社会话题已经是极具潜在对抗因素的“台独”与反“台独”；“不懂球的胖子”最初进入大陆，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以类似新闻内容的形式进行的首次传播，但进入公共舆论场对应的社会话题却直接指向了台湾网友对乒乓球历史的相对不了解，从时间上看，在8月12日至13日，负面言论的比例达到41.8%，其中不乏“湾湾”这样的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偏见性隐喻的称呼。
其次，二次传播主体的个体因素在舆情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隐性，舆情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其价值体系的多元性，舆情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多元价值观在交汇与博弈之后差异性被充分缩小的那个话语体系。本研究所观测的两个舆情事件在表象上都具有网络民族主义的色彩，但鉴于公共舆论场的舆情传播主体具有的多维度的多元性，这种民族主义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研究者李红梅对此的描述是：由于近年来网络文化的兴起，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 这种热情参与又与网民对现实的各种不满交织在一起， 因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
比如在“FB表情包大战”中的这两条留言：
“蔡阿姨……我们不是来打所谓的台独狗的，您说您是自由民主的地区，所以我们来是希望您听听我们的声音。”
“我们天朝上民从来不会失去风度。”
尽管这两组留言在政治价值观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但在舆论发酵过程中，公共舆论场多元主体社会价值认同的差异性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被缩小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范围。这对于在传播层级上靠后的舆论场进入者来说，表达趋同意见并不仅仅是个体对情绪性观点的普遍偏好，更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裹挟力巨大的沉默的螺旋，在这个舆论场构建的沉默螺旋当中，个体偏向的差异容易被忽视，普遍性的个体偏向则容易被放大。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非中心化、裂变式传播等传播学属性，无疑加重了情绪等非理性偏向对二次传播主体在公共舆论场中传播行为的影响。当众多个体化偏向在一次次的N级传播过程中累加之后，原本中性的新闻事件演化和发酵成为高烈度舆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三、擬态环境与马尔库塞媒介控制范式
在“FB表情包大战”事件中，一个基本事实是：蔡英文的脸书页面已经在“帝吧出征”之前关掉了贴图功能，因此她的页面上基本都是文字留言，并非图像。图像并没有贴到蔡的页面，而网上和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却是蔡的脸书页面被贴满表情包。
而且，读者和公众所看到的表情包，很少是直接贴在台湾的目标网页上，大多是转帖到大陆的各类网站。但我们观测到的微博平台的发帖内容反映出的情况却不是“发帖”和“转帖”，对于许多网民来说，是带有更深层意味的“远征”。
“从表情包转帖”到“帝吧远征”，是一个“客观事实-媒介真实-拟态环境”的典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作为拟态环境构建的主体已经不是马尔库塞媒介控制范式里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在马尔库塞的媒介控制范式里，社会民众之于拟态环境有一定程度的被动色彩，按照马氏的学说，国家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是通过舆论场构建拟态环境的主体，排除在话语权之外的社会民众是被拟态环境包裹的对象和客体。而“帝吧远征”这一拟态环境的构建，与公共舆论场舆情传播过程中的二次传播主体的关联程度并不会小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舆情传播过程中，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和公共舆论场的二次传播者都可以理解为拟态环境构建的主体，差别在于各自的作用一个在前端一个在后端。
联系前文提到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在公共舆论场参与舆情传播主体的微弱影响，在舆情兴起之后，这种影响演呈现出一种“反经典”的特征——舆情本身影响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舆情事件的报道倾向。而在本文的两个典型研究个案中，这种影响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实际上遵循了公共舆论场的舆情倾向。而如果将舆情传播的N级传播链在这个节点上做一个静态观测，那么，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公共舆论场之外、与公共舆论场内观点倾向一致的那个舆情传播主体。一个例证是，2016年1月22日，人民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刊发评论《帝吧出征FB，友邦有话要说》，直接强化了“帝吧远征”这一拟态环境。
在“不懂球的胖子”舆情传播过程中，作为信源的台湾网友在PTT论坛的留言是“中国队后面那个胖子是官员吗？看样子整场就他不懂球”，留言本身是置于对大陆球员竞技水平认可的语境之下；在语义上的表现是对高水平运动员背后一位陌生人士的疑问和好奇。但在进入公共舆论场之后，传播层级越深、意见表达越多，对原有语境和语义也愈加消解。比如山东日报官方网站大众网8月11日以新浪微博ID发帖，标题是“台湾网友：张继科后面这胖子是谁？就他不懂球”，并在内容中加入了评论“拿的冠军可能比你们看的乒乓球赛都多，给你5分钟笑一会”。
因此，公共舆论场在舆情热点演化过程中的拟态环境构建，一个不同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拟态环境构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构建这个拟态环境的主体同时也是身处其中的对象和客体。当他们作为主体在构建这个拟态环境的时候，并不能如同传统大众传播媒介那样有相对专业的信息获取渠道和信息管控流程，而只是依据二次传播之后的片段化或者是主观结构之后的信息，这类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虽然会有较大距离，但暴露在这个拟态环境下的社会民众无法察觉这种距离，尤其是当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介入舆情发酵过程的时候，拟态环境则更为强化。
就最终在社会关系层面产生的影响而言，公共舆论场形成的拟态环境，是促成两岸关系在上述两个舆情热点事件中被社会民众定义为对立的重要因素。在李普曼的舆论学说体系中，拟态环境是民众对社会环境进行认知的中间介质， 是客观世界的映射和投影，是社会群体作为依据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人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社会环境的。
四、结论
从我们对两岸2016年两大舆情热点事件的观测与研究来看，在复杂舆论场结构下，大众传播-社会关系的关联机制，呈现出“大众传播-舆论场-社会关系”的明显过程，舆论以及舆论形成过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是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中介因素。针对研究问题的具体结论可以表述为：
一是大众传播媒介触发或者推动了舆情。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报道是公共舆论场话题导入的来源；多元主体在公共舆论场进行关于话题的观点交汇，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环境下的映射，最终多元主体的多维差异会在特定的话语体系里被缩到足够小的范围而形成舆情热点，同时也构建了对应的拟态环境；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对舆情热点的报道推动了舆情也强化了拟态环境。
二是拟态环境一旦形成，即使它与客观社会环境有差别，社会民众也无从分辨，可能会把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作为依据调整、决策和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社会环境、影响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