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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人教版）“情感”单元里的《礼拜二午睡时刻》是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写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以卡洛斯·森特诺做“小偷”被雷微卡太太开枪打死，引出了母亲、女儿、神父及妹妹的出场，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个母亲内敛的痛苦、焦急以及外露的刚强、坚定、勇敢，向世人昭示了超越道德评断的母爱的伟大。然而，卡洛斯·森特诺真的是“小偷”吗？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连自己的母亲都这么认定，卡洛斯·森特诺似乎确定无疑是“小偷”。但我们仔细揣摩母亲和神父的这段对话，不难发现，母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己一再重复独生儿子的名字，神父都表现得很茫然，完全不知道母亲说的是谁，才不得不采用神父认可的说法。后文中神父与母亲的进一步对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很明显，在母亲的话语中卡洛斯·森特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很听自己话的孩子，是一个宁愿“当拳击手”挨打也不会去偷东西的人。考虑到母亲的话里可能饱含的主观情感，我们不用它来证明卡洛斯·森特诺的清白，但可以证明母亲前面的说法绝非自己的本意；一个不是出自自己本心的说法当然不能给卡洛斯·森特诺定下罪名。倒是神父那句含蓄的话：“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向读者实证了他对卡洛斯·森特诺“小偷”行为的认定。
哥伦比亚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神父的认定代表的是教区所有教民的认定。那么，小镇上的人们是凭什么来认定卡洛斯·森特诺的“小偷”行为呢？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交待：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里有几个明显的疑点：1.雷薇卡太太听见了撬门声，那死者撬门用的工具在哪里？他身上可是连一根可能带金属扣的皮带都没有。2.“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站在自家大厅里朝门锁开枪，足见这个“临街”指的是对街。如果死者撬对街的门，却被打碎了鼻子，那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在撬门呢？3.由“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我们可知，死者应该处于一种疲弱不堪甚至患病的状态中，他有力气撬门吗？在雷薇卡太太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再走到大厅的几分钟时间里，一个曾经当过拳击手的人会因为撬门而把自己弄得如此虚弱吗？4.作案要有动机，“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死者为什么不去撬她家的门，反而去撬对街的门？对于一个“把牙全部拔掉了”的流浪汉来说，他行窃的目的不应该是获取东西卖了换钱花吗？5.雷薇卡太太开枪打死了一个人，居然没有警察来查证一下？小说第16段可是交待了小镇有公共机关的。
小镇上难道就没有人发现这些疑点吗？肯定不是。只是大家都选择了漠视，因为1.“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而大家都认识雷薇卡太太，都相信她的说法，死者犯了“十诫”之一的“不可偷盗”；2.死者“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可见他是一个穷人，一个一文不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流浪汉，这样的一个人确实有偷东西的最大嫌疑；3.雷薇卡太太寡居了二十八年，已经够不幸的了，又遇上了这么一场麻烦，当然是尽快处理，还她一个清静平安。
所以卡洛斯·森特诺根本不是小偷，而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闯入者。小说开头说“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车站上空无一人”，“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就向读者暗示了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里面生活的人们与外界很少来往，却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信息系统和独立的生活准则。卡洛斯·森特诺凌晨三点钟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廊下避雨，明显违反了小镇人们的生活准则，所以即使他只是一个因为由于多年营养不良从而导致身体极度疲弱的流浪汉，却被一个因为寡居了二十八年而“恐惧感”倍增、很可能因为雨声而误听了撬门声的寡妇打死，也没有人会觉得他冤枉——人们不会把同情心浪费在一个闯入者身上。
这个比母亲一路过来的小镇更显凄凉的小镇拒绝接受卡洛斯·森特诺，人们从心底里排斥他，进而抵抗他。所以，雷微卡太太对他的抵抗完全出自本能：“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
小镇上生活的人们这种微妙的排斥心理一直表现在行动上。对以正常途径（坐了不止四个小时的火车）进入小镇的母女，神父尽职责给予了帮助，然而在母女俩要走出神父家的大门时，神父发现“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就连神父家的窗子外面都“净是人”：人们以一种乱哄哄看热闹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对母女二人的排斥。面对这种群体性的排斥，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神父本人无能为力，所以，小说中神父的妹妹虽然嘴里说着“会把你们晒坏的”“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身子却是“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绝对不敢公然站在被排斥者这一边。这恰好告诉了我们小说前面神父对卡洛斯·森特诺的认定实际是遵从了群体给予的一种裁定，证实了小镇群体对卡洛斯·森特诺的排斥。
卡洛斯·森特诺虽然不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但他得到了母亲的尊重和妹妹的祭奠，在荒凉的小镇留下了一道比鸿毛还轻的痕迹，以他为原点衍生出的事件引发人们开始思考那些埋藏在爱、教义里面的狭隘心理。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八中。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皮面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的头已经谢顶了，两手却是毛茸茸的。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连自己的母亲都这么认定，卡洛斯·森特诺似乎确定无疑是“小偷”。但我们仔细揣摩母亲和神父的这段对话，不难发现，母亲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己一再重复独生儿子的名字，神父都表现得很茫然，完全不知道母亲说的是谁，才不得不采用神父认可的说法。后文中神父与母亲的进一步对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神父吁了一口气。
“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字回答说：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那个女人，又看看那个孩子。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的继续说：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过去他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女孩子插嘴说。
“是的，”母亲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看到礼拜六晚上她们打我儿子时的那个样子。”
很明显，在母亲的话语中卡洛斯·森特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很听自己话的孩子，是一个宁愿“当拳击手”挨打也不会去偷东西的人。考虑到母亲的话里可能饱含的主观情感，我们不用它来证明卡洛斯·森特诺的清白，但可以证明母亲前面的说法绝非自己的本意；一个不是出自自己本心的说法当然不能给卡洛斯·森特诺定下罪名。倒是神父那句含蓄的话：“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向读者实证了他对卡洛斯·森特诺“小偷”行为的认定。
哥伦比亚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神父的认定代表的是教区所有教民的认定。那么，小镇上的人们是凭什么来认定卡洛斯·森特诺的“小偷”行为呢？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交待：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钟，离开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那一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皮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个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哎呦，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
这里有几个明显的疑点：1.雷薇卡太太听见了撬门声，那死者撬门用的工具在哪里？他身上可是连一根可能带金属扣的皮带都没有。2.“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站在自家大厅里朝门锁开枪，足见这个“临街”指的是对街。如果死者撬对街的门，却被打碎了鼻子，那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势在撬门呢？3.由“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声”我们可知，死者应该处于一种疲弱不堪甚至患病的状态中，他有力气撬门吗？在雷薇卡太太起来“摸着黑从衣箱里拿出一支老式手枪”再走到大厅的几分钟时间里，一个曾经当过拳击手的人会因为撬门而把自己弄得如此虚弱吗？4.作案要有动机，“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东西的房子里”，死者为什么不去撬她家的门，反而去撬对街的门？对于一个“把牙全部拔掉了”的流浪汉来说，他行窃的目的不应该是获取东西卖了换钱花吗？5.雷薇卡太太开枪打死了一个人，居然没有警察来查证一下？小说第16段可是交待了小镇有公共机关的。
小镇上难道就没有人发现这些疑点吗？肯定不是。只是大家都选择了漠视，因为1.“镇上没有人认识他是谁”，而大家都认识雷薇卡太太，都相信她的说法，死者犯了“十诫”之一的“不可偷盗”；2.死者“穿着一件花条的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中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可见他是一个穷人，一个一文不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流浪汉，这样的一个人确实有偷东西的最大嫌疑；3.雷薇卡太太寡居了二十八年，已经够不幸的了，又遇上了这么一场麻烦，当然是尽快处理，还她一个清静平安。
所以卡洛斯·森特诺根本不是小偷，而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闯入者。小说开头说“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车站上空无一人”，“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始裂开”“快两点了。在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火车返回的时候才开门”，就向读者暗示了这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里面生活的人们与外界很少来往，却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信息系统和独立的生活准则。卡洛斯·森特诺凌晨三点钟在雷薇卡太太家的门廊下避雨，明显违反了小镇人们的生活准则，所以即使他只是一个因为由于多年营养不良从而导致身体极度疲弱的流浪汉，却被一个因为寡居了二十八年而“恐惧感”倍增、很可能因为雨声而误听了撬门声的寡妇打死，也没有人会觉得他冤枉——人们不会把同情心浪费在一个闯入者身上。
这个比母亲一路过来的小镇更显凄凉的小镇拒绝接受卡洛斯·森特诺，人们从心底里排斥他，进而抵抗他。所以，雷微卡太太对他的抵抗完全出自本能：“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
小镇上生活的人们这种微妙的排斥心理一直表现在行动上。对以正常途径（坐了不止四个小时的火车）进入小镇的母女，神父尽职责给予了帮助，然而在母女俩要走出神父家的大门时，神父发现“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是没有人的。可是现在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就连神父家的窗子外面都“净是人”：人们以一种乱哄哄看热闹的形式表现了他们对母女二人的排斥。面对这种群体性的排斥，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神父本人无能为力，所以，小说中神父的妹妹虽然嘴里说着“会把你们晒坏的”“等一等，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身子却是“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绝对不敢公然站在被排斥者这一边。这恰好告诉了我们小说前面神父对卡洛斯·森特诺的认定实际是遵从了群体给予的一种裁定，证实了小镇群体对卡洛斯·森特诺的排斥。
卡洛斯·森特诺虽然不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但他得到了母亲的尊重和妹妹的祭奠，在荒凉的小镇留下了一道比鸿毛还轻的痕迹，以他为原点衍生出的事件引发人们开始思考那些埋藏在爱、教义里面的狭隘心理。
★作者单位：湖北仙桃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