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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使得整个中国在那时一下子都陷入到了一种极度的悲痛和感伤之中，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全身心参与其中的努力，一直持续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发生之后很久的时间，都未曾真正退出。有许多的重要研究课题都尝试着在这方面去进行拓展，借此贡献他们自己对人类之爱的绵薄之力。笔者恰好也在此时主持了一个有关羌族灾后重建的文化保护的项目，在国际机构乐施会的经费支持下开展研究，并在之后发表了相关的田野调查的成果。① ①参见黄承伟、赵旭东等著，《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但在研究之余，从2008年5月19日到12月19日这段时间里，笔者曾经一方面关照着自己研究的开展，一方面断断续续写下了一些零散性的且多少带有一些感伤性的文字，这些都可算作那个时候自己私下里有如私藏手稿一般的对于这场地震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后果做的种种观察以及思考的记录。这么多年以来，这些文字一直收藏在我的文件夹之中，未曾真正发表过，但有如发现的线索，时时刺激我去反刍性地思考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与文化建设的问题。2018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为了地震十年祭的目的而将这些文字又重新翻检出来，这些可以看作为一份曾经的自我心情记录的见证，时间隔了这么久才乐于将其适时发表出来。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许很多的事情都改变了，甚至可能还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以及他们的心情，就我自己那时的心情而言，或许还不宜在那时将此类文字公开发表出来，忙于抗震救灾的人或许也并没有这份必要去阅读和反思，但现在也许可以贡献出来了，让一些关注过去和未来的有心人共同去阅读一下，分享那时曾经有过浮光掠影一般的激情。为了保持原貌，再加上时间的匆忙，未曾当时的笔记做太多的修改。
一、地震与废墟
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2∶28分，在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西北方向（北纬310度，东京1034度）100多公里的汶川县发生了李氏78级的强烈地震。除位于震中的汶川县之外，四周各县震感强烈，地震现在已经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失踪以及被掩埋的人数也一定是超过数万人，这是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并不是为了某种一定要强加上来的“中国人”这样的同胞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最为起码的同情心。
这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生者和死者在瞬间便天各一方，这种离别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多种离别方式中应该是最为惨烈的一种，试问有哪一种别离能够比得上这样的一种别离的残忍、无情与突如其来呢？这不是一家人的痛苦，而是千万家人的痛苦，他们都在瞬间成为了有着新的名称的社会一分子，孤儿、鳏、寡、孤、独、残疾人，这些本来都不是应该有的名字一瞬间地就落到了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如何能够那么轻易地接受这样的认同呢？
图1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方位图 这让我们再一次切身体验到了在面对自然的世界时人的渺小，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人类试图通过发明各种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模式去去应对可能有的灾害与不幸，但是在面临这样的大地震，人创造的一切似乎都无能为力，一瞬间都化為废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才堪称为是一种废墟，一种由人类试图去应对环境而发明出来的却又在不断遭受环境破坏的废墟的累积。
残垣、断壁、瓦砾以及垮下来的立体建筑物，这些构成了震后人类生活的社区景象，这是废墟的景象，此时不见了曾经有的高楼大厦，也不见了低矮潮湿的危房，一切所谓社会的区分都在一瞬间被抹平，不论你原来是住在豪华的别墅里的那些社会精英，还是蜗居在茅屋草舍中的贫苦大众，此时都住进了同一个屋檐的下面，这个建筑物的名字就是叫帐篷。此时大家是一致而无分别的，住一样的帐篷，吃一样的饭菜，做差不多是一样的事情，有着一样的痛苦和焦虑。自然的轻轻摇晃似乎一下子把我们抛入了近乎原始的状态，房屋没有了，财产没有了，甚至亲人也都丧失了，这些都是对于积累和追求超越的一种反讽，它让死者不再有可能享受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也让生者真切地体验到了原本存在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虚空之上，这种虚空不是物质存在意义上的虚空，而是身外之物存在方式上的虚空。也许在没有地震之前，人原来是为物以及物的积累而活着，现在人们突然明白了，人是在为自己而活着，因为如果自己不在了，所有属于你的一切都将离你而去。如果我们有可能在地震的废墟现场去倾听生还者的哭诉，那里面也一定隐含着一种他们对于生活的自我觉知和觉醒。
如果说文明是在不断地做一种演进的话，那过去的文明的演进便是一种废墟，面对古埃及人的金字塔、面对已经消失了的玛雅人的图腾神柱，还有面对我们本来就是废墟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些都是已经逝去的一种文明的残留，是一些名副其实的废墟，但是它们毋庸置疑是人所建构起来的废墟，是年华逐渐老去的废墟，但是充斥着自然力量的地震却不是，它是顷刻间将文明打倒在地，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废墟的一种作为，在没有任何的时间性的过渡之中，文明转变成为了一种废墟，它使得面对这些废墟的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文明存在的荒诞与可笑。这种文明与废墟之间极端的转换也造就了一种让人们有可能进行自我反思的机会，在面对一无所有的文明的废墟那里，人们似乎有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人们把自己逼到极端的境遇中来去思考人的可能的存在方式。
二、突然与激情
地震是一种突发事件，来不及你去做一种理性的思考，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作出预报，突然之间，地动山摇，人类凭借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一切可能都会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包括人的生命本身，那些都仅仅是极为脆弱的存在物，经不起这轻轻的震颤与摇晃。如果去翻阅地震的历史，那一定是人类突然之间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柔弱的心灵史，在这部心灵史中，能够提供反思的都是活生生的血和泪。
刚刚过去的汶川大地震让人无法在瞬间平静下来，人们怀揣着突然的震荡之后所激发出来的愤怒、不满、恐惧、忧伤、痛苦……凡是心理学家所能够归纳出来的人的情绪，在经历了这场地震之后都会在一瞬间，也如同这地震一样，被激发出来，弥漫在这个社会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相信人的共同性的存在，这是对于保有生命的一份敬畏以及对于失去生命的一种恐惧，并有着敬畏与恐惧而激发出来了一种激情，这激情成为构想人的共同性的基础。此时钱变得不重要，经济更是无从谈起，唯一人们希望的就是面对一具具横卧在地震废墟旁边的尸身所流露出来的一份对于自己有幸能够存活下来的极度的珍视，这些人显然不能真的完全相信是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存活了下来，而是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召力，是神、佛、祖先、村神、大地……总之，是某种的外在力量，而不是人自身。 用来描述一瞬间的最为普通的一个词汇就是“突然”这两个字，但是对于地震而言，在这突然两个字背后所承载负荷之重，肯定是这普通的“突然”两个字所无法真正能够承受得起的。这种突然的无法承受之重，也在一瞬间激发出来了人们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让人们开始反省在这突然的一震之前自己作为人类曾经有的所作所为，那是批判夹杂着一种悔悟，成为这种激情的基调，人们甚至不愿意再回首过去，而更愿意抗拒它的存在本身。
激情转化成为一种能量，在这突然之后，人们的激情表达得到了一种唤醒，歌曲、诗歌以及群情激昂的舞蹈，将是转化这样一种激情的最佳方式。也许在没有“突然”的年代里，是不会有真正的诗歌产生的，而那样时代里的文字，最多只能是一种无意义的堆砌或者虚张声势的浮华与矫揉造作。而在一切都被毁灭，一切都已经变为废墟的家园中，人们此时除了能够呻吟出几声唉叹之外，还能够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呢？有什么样的语言会比这几声发自内心的哀叹更加来得真实与凄婉呢？
强烈的地震之后，命运要求幸运者必须去面对无法能够得到抑制的激情。从“有”的存在状态一下子转变到了一“无”所有，这不能不让人去重新反省人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之前这样的工作是由战争来实现的，今天则是由种种发生在人群之中的灾难来完成。
三、抚慰与方法
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最近跟我说，他们的研究所已经去了很多的人到抗震救灾的一线参与震后对于幸存者的心理咨询工作。而从电视的报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都是以心理咨询专家的身份在通过心理咨询的技巧对那些在心理上受到极大创伤的人开展一些心理的抚慰，以此来缓解他们因为地震的惊吓以及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阴影。这显然是应该积极鼓励的社会救助行为，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这样乐观。据这位心理学家的朋友讲，在这场大地震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心情能平静下来去听从心理学家的劝慰和辅导，反倒是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更能够让这些灾后的幸存者能够得到一种抚慰。比如人们手里拿着的手机，去那里的心理咨询家们的手机，都成为了人们用来想尽办法去跟家人以及远方亲人和朋友恢复联系，报告平安的最为有效的抚慰途径。在这些灾后的幸存者的眼中，自己存活下来了，不是最为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父母、家里的人、朋友，他们是否也一样的安然无恙，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所有的心理咨询者的所谓心理问题也就一下子也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逝；反之，回答如果是否定的，在一个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中，这些关系的在一瞬间的丧失，将必然会对他们造成一种极大的伤害，并深切地影响到他们在以后的生活，而在这眼前，劝导或说教式的对这些灾难承受者的心理安抚是不一定能够起到什么明显的效果的。
另外，我还听说，一些当地的大学研究者开始组织学生去发放问卷，对这些幸存者展开问卷调查。听到这样的事情后，我心生一种厌恶，我觉得这样的学者在学术的道德上是有缺陷的，面对那些失去亲人、朋友和家园的人，我们还要占用他们的劳动来为我们填写只有研究者自己才会有兴趣的一份份的调查问卷，这是极为荒唐且不人道的事情，我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工作者是极为反对这样的事情的。这是方法与道德的碰撞，面对那些横卧在废墟上的一袋一袋的尸體、面对遍体鳞伤的患者、面对因为地震而成为鳏、寡、孤、独的这些人群，我们如何有勇气去再关心自己心目中学术问题的答案呢？那样不是太没有人类所应该共同的具有的一种同情心了吗？我真的是不知道媒体工作者为什么会有那样坚硬的心肠，把那些血淋淋的、撕心裂肺、让人心灵久久难于平复的镜头呈现在电视画面上，这些对于那些地震的受害者究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呢？当然，你可以回答说，这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能够帮助这些受困的群众，我们暂且不去说如果没有这些令人恐惧和忧虑的画面，人们是否就不会那么踊跃地捐款捐物的问题，但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呈现这些画面对谁会更有益处，我不认为是对于灾区的群众，看到亲人在画面上的惨状会加深幸存者的内疚与苦痛，而对于看电视的人而言也同样是一种触及心灵最深处的伤害。
在今天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越来越关注人权的社会当中，我们没有理由去肆无忌惮地呈现这些悲惨的画面。心理治疗家也不应该带着那样一种强烈的主观意识一开始便把灾区的人民界定为是有心理问题的治疗对象，那些立即去发放问卷的学者更似乎是荒唐到了极点，近乎科学狂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在追求着自己心中那些所谓的理性问题的解答。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理解的层面上去参与到正常的交往救助上去，而不是心猿意马地一边想着自己的专业兴趣，一方面以他人的行为反应为自己的研究材料，绞尽脑汁去印证自己的种种所谓的想法，这是很无聊的一种学术旨趣。一切还是等待着自然的平息与恢复吧，而所有的干预都存在着两面性，如果是这样，还是以不干预的为好。最好的做法就是积极地参与其中，与灾民融为一体，成为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对象，而不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那种生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四、呈现与伦理
这次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似乎比平时有了更多的内容，从地震一发生，电视、电台的各种关于地震的报道便成为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并且这些代表国家的新闻机构确实不负众望，差不多是跟国家一样的快速反应和行动去跟踪报道地震发生之后的救灾工作，一时间，新闻真的是有看头了。不过，当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通过电视、网络以及报纸等媒体呈现出来之后，呈现已经不再是一种满足人的好奇心的交流方式，而是近乎成为了一种暴力，这种暴力绝对不是机枪大炮，而是一种利用了人的好奇心的无形的约制，这种约制逼迫着人们无法去逃避，也无处可以去逃避，因此只能面对，从而使自己的双眼成为电视以及其他各类媒体奴役和剥削的工具，我们被这些画面引诱着，只能蜷缩在沙发上等待着新的以及更新的所谓滚动新闻的刺激性的画面的出现与再出现。
从职业的角度而言，记者这个行当肯定是人类社会中后来很晚才被发明出来的一种角色，他们自以为是充当着客观地呈现各种新闻事实的工作，有人甚至将其与科学家做类比，强调记者对待事实呈现上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并赋予了他们的一些神圣化的职责，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这个社会道义的化身。不过，呈现终究还是一种表征的呈现，换言之，它是一种二次呈现，即记者所面对的实现是一种呈现，那可以说是一种在场的呈现，而记者通过传媒呈现给我们看的图片、影响以及文字等，则是二次呈现，是对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实的存在的有选择性的一种呈现，他们不可能去呈现现场的全部，而我们会说，这种选择性隐含着一种暴力。因为一个人去选择呈现什么和不去呈现什么，这其中充满着呈现者的个性化的选择，但是作为观看者则是没有任何的逃避的自由，我们只能够去接受，因为我们不在现场，而我们终究还是想要知道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只能够是借助于这些有选择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画面了。 有一个网上比较流行的画面让我久久地不能够平静下来，同时也正是这幅图片让我开始反省呈现与伦理之间的关联。那幅图片是一只孩子的手，从废墟中伸出来，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写字的笔，准确地说，这只手没有被倒塌的房屋的瓦砾所完全掩埋，我想那一定是没有被救出来的一条生命，因为握笔的手已经浮肿并开始局部地腐烂，我真的不愿意在这里去过多地渲染我所看到的那一幕，那时我不愿意看却又无法避开的有一种凝视。在这凝视之中，我开始怀疑起那位摄影记者的伦理和拍照后的境遇了。我不知道在哪本书中读过一位摄影记者生活经历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这位记者后来自杀身亡了，原因就是他在拍摄完了一位被饥饿所困的儿童即将死去的悲惨场面，那幅照片获得了世界性的大奖，但是那位记者最终无法逃避自己的自责而自己了断了生命。这是一种利己性的自杀，是成全了一种让他在客观的记录者和有着同情心的人在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生命的人类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道德上的困境与伦理上的自责。
我所要追问的是，我们真的能够抛开人的道德心、同情心以及伦理而一味地扛着相机去拍摄一些在你看来是绝对有刺激性的画面吗？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为什么还是有那些让人震惊甚至恐怖的画面呈现出来，支配着我们的视觉。如果说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位摄影师义无反顾的自杀。我想这应该是伦理反省以及自责之后的一种自我了断的自杀。在现代论者的眼中，这一定不是一位合格的摄影师，因为他将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和自己所要同情的人混为一谈，所谓的情感涉入或者说是价值介入，理性主义的现代论者也许更加会强调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拍摄对象之间的分离，因为现代主义彻头彻尾地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和对立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物的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等等，都是如此。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作品呈现也有同样的分离倾向，核心的一点就是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分离。尽管现代的每一件作品上都会落下有一位作者的名字，但是那名字已经离开作者本身而远去了，作者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或者没有改变，都跟那幅作品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重要的是那件作品作为一种传播的媒介在影响着其他人的生活，让观看者永远是生活在作品所记录下来的那一瞬间，绝少知道这瞬间背后的故事与时空脉络。
在这个意义上，呈现者即是暴力的生产者也是暴力的实施者，他深知人性中最无法被抑制的那一丝丝的好奇，通过作品来不断地强化这种好奇并引导这种好奇的强度。
五、捐款与慈善
灾后最为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就属捐款了，这种捐款显然是世界性的，不仅是世界各角落的华人，还包括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捐款更加是如火如荼，大家一下子似乎变得极为踊跃地捐款。捐千元以上者变成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有一位香港演艺界的大佬一下子捐出1亿港币，举国为之惊讶。而有一位国内的地产商，开始象征性地捐了200万，结果惹来网上大骂其小气，因为传闻此公去年进帐便有40几亿，200万如何能够打发得了，不得已，这老板又只好摆出道歉的姿态，重新认捐1个亿，不然他的公司也会因此不良社会形象而损失惨重，因为之前他的公司的股票已经是一下缩水8%。
我想等大家冷静下来以后，还会有更多围绕着捐款的故事会再被讲出来。但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还可以对此事有些理性的思考，总结出一些经验来。一般而言，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无偿地捐献出来，这是一种人类学、社会学上所说的馈赠，是一种类似礼尚往来的礼物赠予的个体行为。礼物这东西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至少在送出去的当时，你不能够想着马上有回报，甚至根本不能有回报。有着一种即时回报期望的礼物，那就不成其为礼物本身了，而可能是一种贿赂，变成是一种延时的交易了。而捐赠一定不是这种非礼物的东西，它跟社会的慈善行为更为接近，也就是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一部分或者全部馈赠给一个社会，并使其成为这个社会之中的公共物品。在欧洲，不时地就会有人提醒你某某教堂曾经是某某人士的私产，死后捐赠給了教会。还有某某研究所的房子，以前就是某某教授的私人官邸，后来无偿地捐赠给了大学作为研究之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都是要实现自己回馈于某种公益事业的自我的追求以及对于某种信念的认同。当一个人深爱着他的研究领域之时，在他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之后，假设其子女都有自食其力之能力时，他就很可能会一下子把自己的财富在其行将就木之时捐赠出来，服务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基金会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把那些个人捐赠出来的钱放在这个机构里，通过一定的程序运作，使其更加合理地服务于多种多样的公益事业，如教育、卫生、学术以及艺术等。
在地震这种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募捐的反应之迅速，热情之高涨是世界上其他弱小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国民口袋里真正的有了一些闲钱，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的国民对于捐赠和慈善的热情。我们可能并没有西方社会文化里的那样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慈善体系，但是我们确实是不缺乏在患难之中相互帮助的文化理念。媒体上有句话说，中国人无法过好日子，却能够过坏日子，听起来似乎也颇有一些道理。在相互的情绪激荡之下，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我们的国民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不论阶层的差异还是收入的不同都无法成为捐赠的障碍，多则多捐，少则少捐，由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背后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这种捐款成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以及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这就成为了一种强迫，而非发自内心的馈赠了。
面对这样大的地震，面对这么多人的背井离乡，面对这么多的人失去亲友，救灾和重建工作一定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救助工作，而一定是在一个极为漫长的岁月里不断要为这些受到伤害的人提供爱心与帮助的一项公益事业。地震过去半个多月之后，现在我们也许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当电视新闻不再24小时对抗震救灾进行报道了，当死去的人得到了掩埋，而活着的人得到了安置，在没有什么紧急的事件可以成为大家为之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国民是否还有这样的捐助的热情？因为我们终究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悲哀的状态之中，一切都会回复到地震之前的生活中去。到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还能够保持现在这种捐助的热情来去抚慰那些受到伤害的灾民的心灵呢？ 也许，现在为一下子募捐上来的钱财成立一个有专人负责的基金会是非常及时的，作为独立的基金会，其运作的透明性可以得到保证，并可以以此为基础来拓展救助的范围，而如果未来哪里再有这类灾害，这个基金会一样可以参与到新的救助当中去，实现社会救助的良性循环。也许更应该记住的是，这些募捐上来的钱物都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如果它们都能够有个合理的花费，那么对于捐助者和受赠者而言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慰籍。正是因为有着一种慈善的精神，这个社会在遇到危机的时刻才能够得到重新的复生，这是对于日常生活里人们为了蝇头小利都要斤斤计较的所谓经济行为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社会的缝隙，从中可以留给“慈善”这样的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所谓“浪费”的行为一个生存的空间，并逐渐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有着慈善之心的人自我认同意识可以得到保障的精神共同体。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而言，也许是最为重要和急需的，甚至都可以说有些迫不及待了。
六、三十二号院
三十二号院是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座院落，原来估计是一户人家的旧宅子，现在经过改装以后，已经变成了一家咖啡馆，尽管咖啡的味道属于一般，但是还是吸引了许多的人来这里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也很喜欢邀请人类学的同仁来这里小聚，他不太喜欢很正式的会议室，犄角旮旯的这类聚会场所就成为他的所爱。今年端午一过，大家又聚首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谈论如何开展灾后重建的问题。参加者多为人类学家，讨论的问题也是跟灾后重建有关，就像罗教授选择会议室一样，没有太集中的主题基调，只有一股子参与的热情。
在这之前，罗教授是去过灾区了，自然体悟会很多，零零散散地用投影报告了他的灾区之行的见闻。他特别提到了志愿者的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接待部门，志愿者缺乏一种组织，很多的志愿者都是在四處找活干。庄孔韶教授的一名女博士生在灾后第二天就跟随着一个佛教团体赶到了什邡镇，在那里做志愿者，并参与了这个佛教团体的超度法会。景军教授此时变得很理性，他注意到了灾害人类学在研究上的一种空白，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大约是叫作“创伤医学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景军教授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指由于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公正所导致的创伤被转变成为了一种个体的疾病来加以医治的那种做法。许多把上访者界定为疯子和病人的研究者便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最佳的范例。还有如何处置灾区尸体的问题，景军教授的观察也极为让人震惊。一个在地震中死去的小孩子，对于活着的父母而言，该是如何巨大的打击，而如果能够妥善的埋葬，或者有个可以用来纪念的坟头，那或许也是一种安慰。但是许多的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把孩子的尸体取回来，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埋下去，那时的境况又如何容家长去考虑深埋呢？但是从国家医疗的标准而言，那是有发生疫情可能的，结果死去孩子被埋下去的尸体又被挖了出来，重新埋入按照国家标准挖的大坑之中，每个孩子只被分配给了一个并无真正意义可言的号码。景军教授还清楚记得，有一个孩子的号码是32号，与我们喝咖啡的这座院落是同一个号码，对咖啡厅而言，这不过是个门牌号码而已。当然，心理学家还是很聪明的一种人，他们启动了传统的衣冠葬的文化记忆，劝慰孩子的父母找出孩子生前的衣物加以掩埋，每年的清明时节，对于这些可能是中年丧子的父母们，可以有一个象征性地去哭诉与宣泄的场所了。海峡另一边的台湾中研院的人类学家蒋斌那时恰巧在人民大学授课，也专门赶过来，他谈了许多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一些问题，特别提到一位信仰佛教的官员亲赴灾区，在见到一对夫妇丧失了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儿子是一位小学老师，在自己跑出来之后，却发现学生们还没有跑出来，他毫不犹豫地又冲回了教室去救学生，最后自己被深压在了坍塌的教室下面。这位官员在见到这对悲痛欲绝的夫妇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儿子是“活菩萨”，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对夫妇的情绪似乎就得到了一些舒缓，看起来已经是没有那么悲痛欲绝了。这当然是一个用什么办法去加以抚慰的问题，也是地方文化和认知如何适时介入到灾后的创伤抚慰中去的一个问题。
这次三十二号院的聚会，意味着中国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考虑在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发生时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问题了。参与观察可谓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到实地的现场去了解社会重组中可能隐含的新机制的发明，这也许是今天的人类学家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七、灾后重建与评估
汶川大地震给当地百姓造成的灾害是巨大的，灾后重建的任务也是极为繁重的，特别是在偏远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鼓舞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灾后重建的援助很快便聚集在一起，人们尽百分之一百的全力去帮助那些因为地震灾害，家园受到损毁的受灾群众，使他们能够从这损失之中迅速地恢复过来。国家也快速地做出反应，责令国家各部门制定了相应的灾后重建规划，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灾区以极大的方便和支持，形成了举全国之力抗击灾害，实现灾区恢复重建的宏大声势。但是，在这种热闹的场面的背后我们确实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快速的开展重建，而没有之前的社会评估，没有切实地注意到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特色，这其中的隐患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缺少了社会这一维度的考量，缺乏对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的了解，使得许多的规划的制定都只可能是救一时之急，而不能体现出长远的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国家的总体目标。
从我们自己在灾区的走访以及第一线发回来的资料显示，现在的灾后重建是极为缺乏一种预先的社会评估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重建项目的设计都存在着地方行政部门一厢情愿的盲目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百姓一时可能会消除无处安身的凄凉景象，但是从长远计，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存在着各种隐患，这些都可以说是潜在的社会隐患，忽视了这些隐患，再好的规划和设计也都只能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摆设，却无法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规划设计部门如果没有预先注意到这些隐患爆发的可能性，再多的投入也可能起不到其应有的正向的社会效果。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灾区，生活在山上的居民被强行搬迁到山谷的平地里居住，有些房屋，特别是木框架的老式房屋，修缮一下再居住是不存在什么危险的，但是都因为这样的整齐划一的灾后重建规划而强行要当地村民去拆除，甚至有的村落为了迫使村民尽快拆除房屋还以外界捐赠的帐篷为交换，凡是拆除自己房屋搬到河谷地带的村民，就发放给他们以救灾的帐篷，否则便不予分发，结果因为大多数的村民不愿意拆房子，而造成大量的救灾帐篷在村委会的院子里睡大觉的恶性事件发生。 人们应该清楚的是，像汶川大地震这样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所毁灭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家园，在此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同样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这种创伤甚至可能是根本无法弥补和恢复的，只能是通过社会安抚的策略来使其渐渐地淡忘，逐渐地得到抚慰。比如亲友的遇难、亲属突然间的减少、朋友的瞬间消失等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使得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依托的丧失，并进而感受到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断裂与混乱。人们在灾害平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会突然地迸发出不稳定的群体性的情绪性反应，这些可能都属于是由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失调所造成的。
而在恢复重建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对于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的潜在爆发的可能性给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的评估，以此来进一步指导未来的社会与家园重建的工作，这应该说是一项比较明智的国家和当地百姓一起合作的一种重建策略。而一味盲目地开展重建，在没有倾听老百姓心声的情况下，单方面地把外来者的可能只是适合于大都市的重建理念强加在当地人的身上，这就无疑是自己在为自己插入了一根可能引发未来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我们在甘南州地震灾区的一路访问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对于强迫他们从山上的分散居住而转去搬到山下而聚集在一起的居住模式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体现政绩，盲目地搞形象工程式的灾后重建，一个受灾村落的重建规划动辄三四百万，而大部分的资金又都是用在了如何把几百户的人家从他们世代居住的高山上迁移到河谷地带，或者用在征用大量的耕地而把房子整齐划一地、一排一排地修建在一起，来让这些迁移下来的人口居住，与此同时在这些规划之中，大量的建筑原材料不是就地取材的民居建筑理念，而是全部使用钢筋混凝土的有外地运输进来的建筑材料，这样造成的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和当地人在经济上的无法承受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上述这样的做法，显然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地方干部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任何了解的一种盲目性的村落规划。他们实际上忽略了在帮助当地人恢复重建的过程中，除了房子的需求之外，他们还有社会的需求。对于这些村民而言，他们愿意跟谁做邻居以及不愿意跟谁做邻居，这可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在现代都市里，我们可以由于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而住对门都可不必相互往来，一年到头可以不说一句话，但是在乡村里，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的关系有时胜过于亲戚的关系，而邻里的交往的频繁程度也远远超过于跟亲戚的交往频度。这些密切的邻里关系往往都是多少年积累而形成的，而现在，为了一种快速地恢复重建而任意地加以去解除这种很多年甚至是几辈子积累形成的邻里关系，而使他们重新去适应新的邻里的关系，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磨合不好的话，邻里的纠纷就可能成为村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引发社会动荡的那根导火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另外，一排一排的集体居住的新的房屋，其人均面积也极为有限，人们在生产生活上更是不方便。许多灾区的农民都担心，这样搭建起来的窄小的急就章一般的房屋，未来可能连农具都没有地方去摆放了，更不用说养鸡、养鸭，搞家庭副业了。要知道某一种生产方式都是跟一定的空间利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以各家各户成排成群地聚在一起为最理想的聚居模式，自然地形成的聚落形态要求的是一家一户能够有自己院落空间，同时又能够跟自己的亲属和近邻不要相隔太过遥远，这样便于生产和生活中的互利合作。
还有，房屋的建筑本身不仅仅是一个人们躲避风雨的遮蔽物，它还是一处寄托人们思想和情感的一个人造物，也就是它是一处对于居住于其中者而言有某种意义存在的存在物。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去建造，建造时又会选择怎样的材料，建筑空间的分布该怎样处理等等，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遮掩物的概念就能够完全涵盖的，最为重要的是要由人们所居住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以及生态状况所决定的。
地震灾区大部分属于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羌和藏这两个民族，如何能够尊重他们既有的文化传统，同时又能够使他们在灾害中失去或者受到损失的社会关系、物质生活以及人情冷暖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和抚慰，这些都是社会评估工作者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也许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文化传统不至于因为这次灾害而发生巨大的损失，如何使他们的文化在经历了这场严重的灾难之后还有能够传承下去的载体，这些都是灾后重建规划中预先需要去做调查，然后才能够开展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的。
今天来谈社会评估，根本的是要让“社会”说话，而不再是使大众沦为不会表达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开始进行规划和实施规划之前，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规划对于那个社会里的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评估者，他一定会不断地询问这样的问题，这些规划的实施真的是有益于当地人的生活吗？是当地人中的大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赞同和因此规划而受益吗？重建规划者的需求是建立在当地社会的核心需求之上，还是超越了那个需求，借此来满足规划者的贪图政绩的虚荣之心呢？而这些规划在当地的百姓那里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吗？规划是否考虑到了当地人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了吗？恢复重建是否关注到了当地人的或者被救助者的心理感受和反应了吗？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跟社会评估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简略地说，社会评估就是使群众的声音更加具有合法性的一种表达的工具，在今天国家强调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灾后重建亟需这样一种来自老百姓的而由评估者搜集上来的对于规划者规划的评估和批评性的反应。这些评估的和批评性的意见的提出，目的在于改进规划的目标群体的设定，使其更加有利于大多数的当地百姓，同时可以使由规划而形成的国家政策更加容易得到实施和落实。
毋庸置疑，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整体性的考虑各部分的结构及其功能，使这些部分能够有机地运转。恢复重建同样也是一個系统性的工程，而作为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重建可能是恢复重建最终要瞄准的目标，一切其他的重建都应该是为这样的社会重建而服务的。认识到这一点尤为显得重要，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离开了社会而光谈人的需求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因此，在进行整体性的灾后重建的这一项系统工程之前，我们需要开展对于灾后社会生存状况的整体性的评估，借助这种严格的社会评估，我们才能够更加切实地开展各项具体的恢复重建上的规划工作。 一定意义上，社会评估是“先头兵”，没有社会评估的先行，许多其他的建设都可能是盲目的，也就是建设者不大可能知道建设的目的何在。需要清楚的是，我们人所创造的一切实际上最为首要的是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做出的，也就是要为这个社会能够长久地存在而服务的。有了这一点的认识，灾后社会评估的迫切性自然也就不难想象了。
八、汶川的表情
在人类的历史上，2008年的5月12日绝非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位于西南边陲的一个名字叫汶川的县城，在那里，一次8级地震改变了原本平静和安详日常生活，有些人就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一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机会逃离倒塌的校舍而命丧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废墟之下。因此未来这将是一个祭日，在明年的这个日子里，在5年后的这个日子，在10年后的这个日子里，不！总之只要是这个日子出现了，汶川的表情就永远是悲伤的。
但这又是一个让这个处于震中的县城以外的世界为之揪心，为之撕心裂肺的一个日子，至少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为之动员了起来，大家以各种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灾后救助与重建的队伍之中，这种社会的动员是史无前例的，13亿人都在想着一个问题，想着如何能够为灾区做一点事情，这是何等的伟大，体现了一个大大国所承担起的责任。年长一些的灾民还清楚地记得，1933年，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那场差不多同样级别的大地震，那时是没有人去管灾区的民众，地震所形成的堰塞湖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疏通，结果几十米高的堰塞湖的积水淹没了整个成都平原，在那一年，地震砸死了人，洪水又淹死了人，这就是历史！今天的老百姓不会说大话，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丧失，他们在做着比较，在这比较之后，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质朴的灾民只是在不断地感恩，感谢今天的政府给他们送米送面，还给他们盖房子。这又是一种汶川表情，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的表情。
如果你有机会去汶川，并且是从都江堰向西北方向的汶川进发，一路你都会看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队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施工，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援建的队伍，都有自己的建筑项目，从那些操着不同口音，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队伍刚毅的面孔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汶川表情，那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通过帮助别人而有的那种愉快与安详。
如果你再有机会沿着岷江上行，在那河水流出的山谷之中，在高高的岷山山脉之间，一处处房屋倒塌了，几辈子留存下来的标志着羌族文化的特征性建筑碉楼破损了，还有种下庄稼的田地似乎也像人一样地为地震所惊吓而变得枯萎了，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地震而发生了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那些羌族同胞的脸颊，再去看他们的眼神，还有他们的活动，一切又都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房子开始快速地修建，莊稼在尽快地抢收，还有的人又背起了背篓去街上贩卖自己的物产，这些都是在灾后出现的一种表情，这也是一种汶川表情，这种表情代表的是一种坚韧，这种坚韧是经年累月地在自然的断裂带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它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以及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轻易地折断。
在地震过去整整6个月的时候，我们去了汶川，我们还去了茂县和理县，这些都是这次地震灾害的重灾区。半年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恢复到了往常的样子，尽管有些房屋因为裂缝和坍塌还不能够住在里面，但是修缮和重修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每个因为地震灾害的家户都能够从政府那里拿到大约2万元左右的救济金用于房屋的修筑，这些钱相对于灾民要盖一座理想的住房那肯定还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已经可以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没有建房的启动资金而使倒塌或者破损的房屋永远地成为了废墟。许多家户都是全家总动员地参与到搭建新房的活动中去，村里的人们也自发地参加到一种合作中去，相互帮助搭建房屋成为了一种此时此刻被重新调动起来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传统。此时，人们不是在抱怨灾害，而是在憧憬着未来！在当地人的行动中，同样流露出一种汶川表情，那就是希望。他们希望着新的房屋能够早一点建成，村里的学校能够早一点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就可以从远在外地的各个省城的寄宿学校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围坐在火塘边，偎依在父母和亲人的身边，在村里人看来，那才真正是一个家。
这种希望的汶川表情，还表现在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上面，他们显然并没有我们作为外来者的那种忧心忡忡。似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人几乎是弱不禁风的，但是灾区的人民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担忧，他们更多是平静地过着每一天的日子，在喜庆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依旧是表现得那么欢快与动情，他们依旧是在举办婚礼，依旧是在举办丧礼，传统并没有因为这场地震而被震裂，一切似乎都可以忘记，但是传统是无法让人忘记的，那已经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依附在他们的头脑中了。我们说这依旧是一种汶川表情，那是一种平和的表情，平和的表情体现了当地人平和的心态，也因此而重新在塑造着他们平和的人生。这种平和让人感受到了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们照样耕作，照样收获，照样穿衣打扮，照样唱歌，照样喝着咂酒，照样照顾坝子上的牦牛和羊群，这些都在平和的日常活动一样样地完成和实现着。
2008年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地震让一个县城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让人为之感动、为之动容、为之潸然泪下。但是，当地人挺过来了，一切的“过去”似乎都已经成为了“可以忘却的过去”，在他们的思想里，更为重要的还是未来的生活与希望。如果不是有些人特意地留下一些表现地震的遗留物，比如滚落的山石，比如断裂的桥梁，当地人是不会去在意是否要留下这些引起人伤心的标志物的。他们也许真的不愿为那些已经发生的过去再去添加更多一些的忧伤和苦痛，他们所真正愿意做的就是如何继续恢复那种可以让他们平静地去面对生活的那些平常日子。这还是一种汶川表情，是一种平淡的表情，那就是一颗可以让人和社会平静下来的平常心所驱使下的一种平淡的表情，是日常生活的主调，像音乐的主旋律一般，悠长而深远。
2008年5月19日到12月19日之间写于京西寓所
2018年5月1日劳动节改订于京北亦乐斋
[责任编辑：王 健]
一、地震与废墟
2008年的5月12日下午2∶28分，在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西北方向（北纬310度，东京1034度）100多公里的汶川县发生了李氏78级的强烈地震。除位于震中的汶川县之外，四周各县震感强烈，地震现在已经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失踪以及被掩埋的人数也一定是超过数万人，这是一个举国哀悼的日子，并不是为了某种一定要强加上来的“中国人”这样的同胞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作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最为起码的同情心。
这次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生者和死者在瞬间便天各一方，这种离别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多种离别方式中应该是最为惨烈的一种，试问有哪一种别离能够比得上这样的一种别离的残忍、无情与突如其来呢？这不是一家人的痛苦，而是千万家人的痛苦，他们都在瞬间成为了有着新的名称的社会一分子，孤儿、鳏、寡、孤、独、残疾人，这些本来都不是应该有的名字一瞬间地就落到了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如何能够那么轻易地接受这样的认同呢？
图1 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方位图 这让我们再一次切身体验到了在面对自然的世界时人的渺小，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人类试图通过发明各种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模式去去应对可能有的灾害与不幸，但是在面临这样的大地震，人创造的一切似乎都无能为力，一瞬间都化為废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才堪称为是一种废墟，一种由人类试图去应对环境而发明出来的却又在不断遭受环境破坏的废墟的累积。
残垣、断壁、瓦砾以及垮下来的立体建筑物，这些构成了震后人类生活的社区景象，这是废墟的景象，此时不见了曾经有的高楼大厦，也不见了低矮潮湿的危房，一切所谓社会的区分都在一瞬间被抹平，不论你原来是住在豪华的别墅里的那些社会精英，还是蜗居在茅屋草舍中的贫苦大众，此时都住进了同一个屋檐的下面，这个建筑物的名字就是叫帐篷。此时大家是一致而无分别的，住一样的帐篷，吃一样的饭菜，做差不多是一样的事情，有着一样的痛苦和焦虑。自然的轻轻摇晃似乎一下子把我们抛入了近乎原始的状态，房屋没有了，财产没有了，甚至亲人也都丧失了，这些都是对于积累和追求超越的一种反讽，它让死者不再有可能享受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也让生者真切地体验到了原本存在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虚空之上，这种虚空不是物质存在意义上的虚空，而是身外之物存在方式上的虚空。也许在没有地震之前，人原来是为物以及物的积累而活着，现在人们突然明白了，人是在为自己而活着，因为如果自己不在了，所有属于你的一切都将离你而去。如果我们有可能在地震的废墟现场去倾听生还者的哭诉，那里面也一定隐含着一种他们对于生活的自我觉知和觉醒。
如果说文明是在不断地做一种演进的话，那过去的文明的演进便是一种废墟，面对古埃及人的金字塔、面对已经消失了的玛雅人的图腾神柱，还有面对我们本来就是废墟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些都是已经逝去的一种文明的残留，是一些名副其实的废墟，但是它们毋庸置疑是人所建构起来的废墟，是年华逐渐老去的废墟，但是充斥着自然力量的地震却不是，它是顷刻间将文明打倒在地，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废墟的一种作为，在没有任何的时间性的过渡之中，文明转变成为了一种废墟，它使得面对这些废墟的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文明存在的荒诞与可笑。这种文明与废墟之间极端的转换也造就了一种让人们有可能进行自我反思的机会，在面对一无所有的文明的废墟那里，人们似乎有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让人们把自己逼到极端的境遇中来去思考人的可能的存在方式。
二、突然与激情
地震是一种突发事件，来不及你去做一种理性的思考，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作出预报，突然之间，地动山摇，人类凭借自己的双手所创造的一切可能都会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甚至包括人的生命本身，那些都仅仅是极为脆弱的存在物，经不起这轻轻的震颤与摇晃。如果去翻阅地震的历史，那一定是人类突然之间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柔弱的心灵史，在这部心灵史中，能够提供反思的都是活生生的血和泪。
刚刚过去的汶川大地震让人无法在瞬间平静下来，人们怀揣着突然的震荡之后所激发出来的愤怒、不满、恐惧、忧伤、痛苦……凡是心理学家所能够归纳出来的人的情绪，在经历了这场地震之后都会在一瞬间，也如同这地震一样，被激发出来，弥漫在这个社会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相信人的共同性的存在，这是对于保有生命的一份敬畏以及对于失去生命的一种恐惧，并有着敬畏与恐惧而激发出来了一种激情，这激情成为构想人的共同性的基础。此时钱变得不重要，经济更是无从谈起，唯一人们希望的就是面对一具具横卧在地震废墟旁边的尸身所流露出来的一份对于自己有幸能够存活下来的极度的珍视，这些人显然不能真的完全相信是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存活了下来，而是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召力，是神、佛、祖先、村神、大地……总之，是某种的外在力量，而不是人自身。 用来描述一瞬间的最为普通的一个词汇就是“突然”这两个字，但是对于地震而言，在这突然两个字背后所承载负荷之重，肯定是这普通的“突然”两个字所无法真正能够承受得起的。这种突然的无法承受之重，也在一瞬间激发出来了人们的一种激情，这种激情让人们开始反省在这突然的一震之前自己作为人类曾经有的所作所为，那是批判夹杂着一种悔悟，成为这种激情的基调，人们甚至不愿意再回首过去，而更愿意抗拒它的存在本身。
激情转化成为一种能量，在这突然之后，人们的激情表达得到了一种唤醒，歌曲、诗歌以及群情激昂的舞蹈，将是转化这样一种激情的最佳方式。也许在没有“突然”的年代里，是不会有真正的诗歌产生的，而那样时代里的文字，最多只能是一种无意义的堆砌或者虚张声势的浮华与矫揉造作。而在一切都被毁灭，一切都已经变为废墟的家园中，人们此时除了能够呻吟出几声唉叹之外，还能够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呢？有什么样的语言会比这几声发自内心的哀叹更加来得真实与凄婉呢？
强烈的地震之后，命运要求幸运者必须去面对无法能够得到抑制的激情。从“有”的存在状态一下子转变到了一“无”所有，这不能不让人去重新反省人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之前这样的工作是由战争来实现的，今天则是由种种发生在人群之中的灾难来完成。
三、抚慰与方法
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最近跟我说，他们的研究所已经去了很多的人到抗震救灾的一线参与震后对于幸存者的心理咨询工作。而从电视的报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人都是以心理咨询专家的身份在通过心理咨询的技巧对那些在心理上受到极大创伤的人开展一些心理的抚慰，以此来缓解他们因为地震的惊吓以及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阴影。这显然是应该积极鼓励的社会救助行为，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这样乐观。据这位心理学家的朋友讲，在这场大地震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心情能平静下来去听从心理学家的劝慰和辅导，反倒是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更能够让这些灾后的幸存者能够得到一种抚慰。比如人们手里拿着的手机，去那里的心理咨询家们的手机，都成为了人们用来想尽办法去跟家人以及远方亲人和朋友恢复联系，报告平安的最为有效的抚慰途径。在这些灾后的幸存者的眼中，自己存活下来了，不是最为重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父母、家里的人、朋友，他们是否也一样的安然无恙，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所有的心理咨询者的所谓心理问题也就一下子也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逝；反之，回答如果是否定的，在一个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中，这些关系的在一瞬间的丧失，将必然会对他们造成一种极大的伤害，并深切地影响到他们在以后的生活，而在这眼前，劝导或说教式的对这些灾难承受者的心理安抚是不一定能够起到什么明显的效果的。
另外，我还听说，一些当地的大学研究者开始组织学生去发放问卷，对这些幸存者展开问卷调查。听到这样的事情后，我心生一种厌恶，我觉得这样的学者在学术的道德上是有缺陷的，面对那些失去亲人、朋友和家园的人，我们还要占用他们的劳动来为我们填写只有研究者自己才会有兴趣的一份份的调查问卷，这是极为荒唐且不人道的事情，我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工作者是极为反对这样的事情的。这是方法与道德的碰撞，面对那些横卧在废墟上的一袋一袋的尸體、面对遍体鳞伤的患者、面对因为地震而成为鳏、寡、孤、独的这些人群，我们如何有勇气去再关心自己心目中学术问题的答案呢？那样不是太没有人类所应该共同的具有的一种同情心了吗？我真的是不知道媒体工作者为什么会有那样坚硬的心肠，把那些血淋淋的、撕心裂肺、让人心灵久久难于平复的镜头呈现在电视画面上，这些对于那些地震的受害者究竟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呢？当然，你可以回答说，这是为了唤醒更多的人能够帮助这些受困的群众，我们暂且不去说如果没有这些令人恐惧和忧虑的画面，人们是否就不会那么踊跃地捐款捐物的问题，但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呈现这些画面对谁会更有益处，我不认为是对于灾区的群众，看到亲人在画面上的惨状会加深幸存者的内疚与苦痛，而对于看电视的人而言也同样是一种触及心灵最深处的伤害。
在今天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命，越来越关注人权的社会当中，我们没有理由去肆无忌惮地呈现这些悲惨的画面。心理治疗家也不应该带着那样一种强烈的主观意识一开始便把灾区的人民界定为是有心理问题的治疗对象，那些立即去发放问卷的学者更似乎是荒唐到了极点，近乎科学狂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在追求着自己心中那些所谓的理性问题的解答。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理解的层面上去参与到正常的交往救助上去，而不是心猿意马地一边想着自己的专业兴趣，一方面以他人的行为反应为自己的研究材料，绞尽脑汁去印证自己的种种所谓的想法，这是很无聊的一种学术旨趣。一切还是等待着自然的平息与恢复吧，而所有的干预都存在着两面性，如果是这样，还是以不干预的为好。最好的做法就是积极地参与其中，与灾民融为一体，成为他们认为值得信赖的对象，而不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那种生硬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四、呈现与伦理
这次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似乎比平时有了更多的内容，从地震一发生，电视、电台的各种关于地震的报道便成为举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并且这些代表国家的新闻机构确实不负众望，差不多是跟国家一样的快速反应和行动去跟踪报道地震发生之后的救灾工作，一时间，新闻真的是有看头了。不过，当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通过电视、网络以及报纸等媒体呈现出来之后，呈现已经不再是一种满足人的好奇心的交流方式，而是近乎成为了一种暴力，这种暴力绝对不是机枪大炮，而是一种利用了人的好奇心的无形的约制，这种约制逼迫着人们无法去逃避，也无处可以去逃避，因此只能面对，从而使自己的双眼成为电视以及其他各类媒体奴役和剥削的工具，我们被这些画面引诱着，只能蜷缩在沙发上等待着新的以及更新的所谓滚动新闻的刺激性的画面的出现与再出现。
从职业的角度而言，记者这个行当肯定是人类社会中后来很晚才被发明出来的一种角色，他们自以为是充当着客观地呈现各种新闻事实的工作，有人甚至将其与科学家做类比，强调记者对待事实呈现上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并赋予了他们的一些神圣化的职责，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这个社会道义的化身。不过，呈现终究还是一种表征的呈现，换言之，它是一种二次呈现，即记者所面对的实现是一种呈现，那可以说是一种在场的呈现，而记者通过传媒呈现给我们看的图片、影响以及文字等，则是二次呈现，是对他们所遭遇到的现实的存在的有选择性的一种呈现，他们不可能去呈现现场的全部，而我们会说，这种选择性隐含着一种暴力。因为一个人去选择呈现什么和不去呈现什么，这其中充满着呈现者的个性化的选择，但是作为观看者则是没有任何的逃避的自由，我们只能够去接受，因为我们不在现场，而我们终究还是想要知道一些我们并不熟悉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只能够是借助于这些有选择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画面了。 有一个网上比较流行的画面让我久久地不能够平静下来，同时也正是这幅图片让我开始反省呈现与伦理之间的关联。那幅图片是一只孩子的手，从废墟中伸出来，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写字的笔，准确地说，这只手没有被倒塌的房屋的瓦砾所完全掩埋，我想那一定是没有被救出来的一条生命，因为握笔的手已经浮肿并开始局部地腐烂，我真的不愿意在这里去过多地渲染我所看到的那一幕，那时我不愿意看却又无法避开的有一种凝视。在这凝视之中，我开始怀疑起那位摄影记者的伦理和拍照后的境遇了。我不知道在哪本书中读过一位摄影记者生活经历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这位记者后来自杀身亡了，原因就是他在拍摄完了一位被饥饿所困的儿童即将死去的悲惨场面，那幅照片获得了世界性的大奖，但是那位记者最终无法逃避自己的自责而自己了断了生命。这是一种利己性的自杀，是成全了一种让他在客观的记录者和有着同情心的人在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生命的人类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道德上的困境与伦理上的自责。
我所要追问的是，我们真的能够抛开人的道德心、同情心以及伦理而一味地扛着相机去拍摄一些在你看来是绝对有刺激性的画面吗？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为什么还是有那些让人震惊甚至恐怖的画面呈现出来，支配着我们的视觉。如果说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位摄影师义无反顾的自杀。我想这应该是伦理反省以及自责之后的一种自我了断的自杀。在现代论者的眼中，这一定不是一位合格的摄影师，因为他将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和自己所要同情的人混为一谈，所谓的情感涉入或者说是价值介入，理性主义的现代论者也许更加会强调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拍摄对象之间的分离，因为现代主义彻头彻尾地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和对立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物的分离、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等等，都是如此。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作品呈现也有同样的分离倾向，核心的一点就是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分离。尽管现代的每一件作品上都会落下有一位作者的名字，但是那名字已经离开作者本身而远去了，作者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或者没有改变，都跟那幅作品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重要的是那件作品作为一种传播的媒介在影响着其他人的生活，让观看者永远是生活在作品所记录下来的那一瞬间，绝少知道这瞬间背后的故事与时空脉络。
在这个意义上，呈现者即是暴力的生产者也是暴力的实施者，他深知人性中最无法被抑制的那一丝丝的好奇，通过作品来不断地强化这种好奇并引导这种好奇的强度。
五、捐款与慈善
灾后最为热火朝天的社会活动就属捐款了，这种捐款显然是世界性的，不仅是世界各角落的华人，还包括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捐款更加是如火如荼，大家一下子似乎变得极为踊跃地捐款。捐千元以上者变成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有一位香港演艺界的大佬一下子捐出1亿港币，举国为之惊讶。而有一位国内的地产商，开始象征性地捐了200万，结果惹来网上大骂其小气，因为传闻此公去年进帐便有40几亿，200万如何能够打发得了，不得已，这老板又只好摆出道歉的姿态，重新认捐1个亿，不然他的公司也会因此不良社会形象而损失惨重，因为之前他的公司的股票已经是一下缩水8%。
我想等大家冷静下来以后，还会有更多围绕着捐款的故事会再被讲出来。但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还可以对此事有些理性的思考，总结出一些经验来。一般而言，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无偿地捐献出来，这是一种人类学、社会学上所说的馈赠，是一种类似礼尚往来的礼物赠予的个体行为。礼物这东西送出去就是送出去了，至少在送出去的当时，你不能够想着马上有回报，甚至根本不能有回报。有着一种即时回报期望的礼物，那就不成其为礼物本身了，而可能是一种贿赂，变成是一种延时的交易了。而捐赠一定不是这种非礼物的东西，它跟社会的慈善行为更为接近，也就是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一部分或者全部馈赠给一个社会，并使其成为这个社会之中的公共物品。在欧洲，不时地就会有人提醒你某某教堂曾经是某某人士的私产，死后捐赠給了教会。还有某某研究所的房子，以前就是某某教授的私人官邸，后来无偿地捐赠给了大学作为研究之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都是要实现自己回馈于某种公益事业的自我的追求以及对于某种信念的认同。当一个人深爱着他的研究领域之时，在他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之后，假设其子女都有自食其力之能力时，他就很可能会一下子把自己的财富在其行将就木之时捐赠出来，服务于他所钟爱的事业。基金会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把那些个人捐赠出来的钱放在这个机构里，通过一定的程序运作，使其更加合理地服务于多种多样的公益事业，如教育、卫生、学术以及艺术等。
在地震这种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民募捐的反应之迅速，热情之高涨是世界上其他弱小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国民口袋里真正的有了一些闲钱，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的国民对于捐赠和慈善的热情。我们可能并没有西方社会文化里的那样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慈善体系，但是我们确实是不缺乏在患难之中相互帮助的文化理念。媒体上有句话说，中国人无法过好日子，却能够过坏日子，听起来似乎也颇有一些道理。在相互的情绪激荡之下，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我们的国民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不论阶层的差异还是收入的不同都无法成为捐赠的障碍，多则多捐，少则少捐，由此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背后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这种捐款成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以及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这就成为了一种强迫，而非发自内心的馈赠了。
面对这样大的地震，面对这么多人的背井离乡，面对这么多的人失去亲友，救灾和重建工作一定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救助工作，而一定是在一个极为漫长的岁月里不断要为这些受到伤害的人提供爱心与帮助的一项公益事业。地震过去半个多月之后，现在我们也许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当电视新闻不再24小时对抗震救灾进行报道了，当死去的人得到了掩埋，而活着的人得到了安置，在没有什么紧急的事件可以成为大家为之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国民是否还有这样的捐助的热情？因为我们终究不能够总是停留在悲哀的状态之中，一切都会回复到地震之前的生活中去。到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还能够保持现在这种捐助的热情来去抚慰那些受到伤害的灾民的心灵呢？ 也许，现在为一下子募捐上来的钱财成立一个有专人负责的基金会是非常及时的，作为独立的基金会，其运作的透明性可以得到保证，并可以以此为基础来拓展救助的范围，而如果未来哪里再有这类灾害，这个基金会一样可以参与到新的救助当中去，实现社会救助的良性循环。也许更应该记住的是，这些募捐上来的钱物都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如果它们都能够有个合理的花费，那么对于捐助者和受赠者而言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慰籍。正是因为有着一种慈善的精神，这个社会在遇到危机的时刻才能够得到重新的复生，这是对于日常生活里人们为了蝇头小利都要斤斤计较的所谓经济行为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社会的缝隙，从中可以留给“慈善”这样的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所谓“浪费”的行为一个生存的空间，并逐渐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有着慈善之心的人自我认同意识可以得到保障的精神共同体。这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而言，也许是最为重要和急需的，甚至都可以说有些迫不及待了。
六、三十二号院
三十二号院是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座院落，原来估计是一户人家的旧宅子，现在经过改装以后，已经变成了一家咖啡馆，尽管咖啡的味道属于一般，但是还是吸引了许多的人来这里聚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也很喜欢邀请人类学的同仁来这里小聚，他不太喜欢很正式的会议室，犄角旮旯的这类聚会场所就成为他的所爱。今年端午一过，大家又聚首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谈论如何开展灾后重建的问题。参加者多为人类学家，讨论的问题也是跟灾后重建有关，就像罗教授选择会议室一样，没有太集中的主题基调，只有一股子参与的热情。
在这之前，罗教授是去过灾区了，自然体悟会很多，零零散散地用投影报告了他的灾区之行的见闻。他特别提到了志愿者的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接待部门，志愿者缺乏一种组织，很多的志愿者都是在四處找活干。庄孔韶教授的一名女博士生在灾后第二天就跟随着一个佛教团体赶到了什邡镇，在那里做志愿者，并参与了这个佛教团体的超度法会。景军教授此时变得很理性，他注意到了灾害人类学在研究上的一种空白，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大约是叫作“创伤医学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景军教授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指由于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公正所导致的创伤被转变成为了一种个体的疾病来加以医治的那种做法。许多把上访者界定为疯子和病人的研究者便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最佳的范例。还有如何处置灾区尸体的问题，景军教授的观察也极为让人震惊。一个在地震中死去的小孩子，对于活着的父母而言，该是如何巨大的打击，而如果能够妥善的埋葬，或者有个可以用来纪念的坟头，那或许也是一种安慰。但是许多的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把孩子的尸体取回来，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埋下去，那时的境况又如何容家长去考虑深埋呢？但是从国家医疗的标准而言，那是有发生疫情可能的，结果死去孩子被埋下去的尸体又被挖了出来，重新埋入按照国家标准挖的大坑之中，每个孩子只被分配给了一个并无真正意义可言的号码。景军教授还清楚记得，有一个孩子的号码是32号，与我们喝咖啡的这座院落是同一个号码，对咖啡厅而言，这不过是个门牌号码而已。当然，心理学家还是很聪明的一种人，他们启动了传统的衣冠葬的文化记忆，劝慰孩子的父母找出孩子生前的衣物加以掩埋，每年的清明时节，对于这些可能是中年丧子的父母们，可以有一个象征性地去哭诉与宣泄的场所了。海峡另一边的台湾中研院的人类学家蒋斌那时恰巧在人民大学授课，也专门赶过来，他谈了许多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一些问题，特别提到一位信仰佛教的官员亲赴灾区，在见到一对夫妇丧失了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儿子是一位小学老师，在自己跑出来之后，却发现学生们还没有跑出来，他毫不犹豫地又冲回了教室去救学生，最后自己被深压在了坍塌的教室下面。这位官员在见到这对悲痛欲绝的夫妇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儿子是“活菩萨”，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对夫妇的情绪似乎就得到了一些舒缓，看起来已经是没有那么悲痛欲绝了。这当然是一个用什么办法去加以抚慰的问题，也是地方文化和认知如何适时介入到灾后的创伤抚慰中去的一个问题。
这次三十二号院的聚会，意味着中国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考虑在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发生时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问题了。参与观察可谓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到实地的现场去了解社会重组中可能隐含的新机制的发明，这也许是今天的人类学家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七、灾后重建与评估
汶川大地震给当地百姓造成的灾害是巨大的，灾后重建的任务也是极为繁重的，特别是在偏远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鼓舞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灾后重建的援助很快便聚集在一起，人们尽百分之一百的全力去帮助那些因为地震灾害，家园受到损毁的受灾群众，使他们能够从这损失之中迅速地恢复过来。国家也快速地做出反应，责令国家各部门制定了相应的灾后重建规划，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灾区以极大的方便和支持，形成了举全国之力抗击灾害，实现灾区恢复重建的宏大声势。但是，在这种热闹的场面的背后我们确实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快速的开展重建，而没有之前的社会评估，没有切实地注意到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特色，这其中的隐患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缺少了社会这一维度的考量，缺乏对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的了解，使得许多的规划的制定都只可能是救一时之急，而不能体现出长远的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国家的总体目标。
从我们自己在灾区的走访以及第一线发回来的资料显示，现在的灾后重建是极为缺乏一种预先的社会评估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的重建项目的设计都存在着地方行政部门一厢情愿的盲目性。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百姓一时可能会消除无处安身的凄凉景象，但是从长远计，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存在着各种隐患，这些都可以说是潜在的社会隐患，忽视了这些隐患，再好的规划和设计也都只能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摆设，却无法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规划设计部门如果没有预先注意到这些隐患爆发的可能性，再多的投入也可能起不到其应有的正向的社会效果。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灾区，生活在山上的居民被强行搬迁到山谷的平地里居住，有些房屋，特别是木框架的老式房屋，修缮一下再居住是不存在什么危险的，但是都因为这样的整齐划一的灾后重建规划而强行要当地村民去拆除，甚至有的村落为了迫使村民尽快拆除房屋还以外界捐赠的帐篷为交换，凡是拆除自己房屋搬到河谷地带的村民，就发放给他们以救灾的帐篷，否则便不予分发，结果因为大多数的村民不愿意拆房子，而造成大量的救灾帐篷在村委会的院子里睡大觉的恶性事件发生。 人们应该清楚的是，像汶川大地震这样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所毁灭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家园，在此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同样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这种创伤甚至可能是根本无法弥补和恢复的，只能是通过社会安抚的策略来使其渐渐地淡忘，逐渐地得到抚慰。比如亲友的遇难、亲属突然间的减少、朋友的瞬间消失等等，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使得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依托的丧失，并进而感受到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断裂与混乱。人们在灾害平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会突然地迸发出不稳定的群体性的情绪性反应，这些可能都属于是由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失调所造成的。
而在恢复重建之前，我们如果能够对于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的潜在爆发的可能性给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的评估，以此来进一步指导未来的社会与家园重建的工作，这应该说是一项比较明智的国家和当地百姓一起合作的一种重建策略。而一味盲目地开展重建，在没有倾听老百姓心声的情况下，单方面地把外来者的可能只是适合于大都市的重建理念强加在当地人的身上，这就无疑是自己在为自己插入了一根可能引发未来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我们在甘南州地震灾区的一路访问已经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对于强迫他们从山上的分散居住而转去搬到山下而聚集在一起的居住模式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愤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了体现政绩，盲目地搞形象工程式的灾后重建，一个受灾村落的重建规划动辄三四百万，而大部分的资金又都是用在了如何把几百户的人家从他们世代居住的高山上迁移到河谷地带，或者用在征用大量的耕地而把房子整齐划一地、一排一排地修建在一起，来让这些迁移下来的人口居住，与此同时在这些规划之中，大量的建筑原材料不是就地取材的民居建筑理念，而是全部使用钢筋混凝土的有外地运输进来的建筑材料，这样造成的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和当地人在经济上的无法承受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上述这样的做法，显然最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地方干部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任何了解的一种盲目性的村落规划。他们实际上忽略了在帮助当地人恢复重建的过程中，除了房子的需求之外，他们还有社会的需求。对于这些村民而言，他们愿意跟谁做邻居以及不愿意跟谁做邻居，这可不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在现代都市里，我们可以由于没有相互联系的必要而住对门都可不必相互往来，一年到头可以不说一句话，但是在乡村里，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的关系有时胜过于亲戚的关系，而邻里的交往的频繁程度也远远超过于跟亲戚的交往频度。这些密切的邻里关系往往都是多少年积累而形成的，而现在，为了一种快速地恢复重建而任意地加以去解除这种很多年甚至是几辈子积累形成的邻里关系，而使他们重新去适应新的邻里的关系，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磨合不好的话，邻里的纠纷就可能成为村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引发社会动荡的那根导火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另外，一排一排的集体居住的新的房屋，其人均面积也极为有限，人们在生产生活上更是不方便。许多灾区的农民都担心，这样搭建起来的窄小的急就章一般的房屋，未来可能连农具都没有地方去摆放了，更不用说养鸡、养鸭，搞家庭副业了。要知道某一种生产方式都是跟一定的空间利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以各家各户成排成群地聚在一起为最理想的聚居模式，自然地形成的聚落形态要求的是一家一户能够有自己院落空间，同时又能够跟自己的亲属和近邻不要相隔太过遥远，这样便于生产和生活中的互利合作。
还有，房屋的建筑本身不仅仅是一个人们躲避风雨的遮蔽物，它还是一处寄托人们思想和情感的一个人造物，也就是它是一处对于居住于其中者而言有某种意义存在的存在物。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去建造，建造时又会选择怎样的材料，建筑空间的分布该怎样处理等等，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遮掩物的概念就能够完全涵盖的，最为重要的是要由人们所居住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以及生态状况所决定的。
地震灾区大部分属于是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羌和藏这两个民族，如何能够尊重他们既有的文化传统，同时又能够使他们在灾害中失去或者受到损失的社会关系、物质生活以及人情冷暖得到最大可能的恢复和抚慰，这些都是社会评估工作者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也许是如何能够使他们的文化传统不至于因为这次灾害而发生巨大的损失，如何使他们的文化在经历了这场严重的灾难之后还有能够传承下去的载体，这些都是灾后重建规划中预先需要去做调查，然后才能够开展切实可行的规划设计的。
今天来谈社会评估，根本的是要让“社会”说话，而不再是使大众沦为不会表达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开始进行规划和实施规划之前，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到这些规划对于那个社会里的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作为一个社会评估者，他一定会不断地询问这样的问题，这些规划的实施真的是有益于当地人的生活吗？是当地人中的大多数人而非极少数人赞同和因此规划而受益吗？重建规划者的需求是建立在当地社会的核心需求之上，还是超越了那个需求，借此来满足规划者的贪图政绩的虚荣之心呢？而这些规划在当地的百姓那里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吗？规划是否考虑到了当地人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了吗？恢复重建是否关注到了当地人的或者被救助者的心理感受和反应了吗？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都跟社会评估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简略地说，社会评估就是使群众的声音更加具有合法性的一种表达的工具，在今天国家强调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灾后重建亟需这样一种来自老百姓的而由评估者搜集上来的对于规划者规划的评估和批评性的反应。这些评估的和批评性的意见的提出，目的在于改进规划的目标群体的设定，使其更加有利于大多数的当地百姓，同时可以使由规划而形成的国家政策更加容易得到实施和落实。
毋庸置疑，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需要整体性的考虑各部分的结构及其功能，使这些部分能够有机地运转。恢复重建同样也是一個系统性的工程，而作为灾后恢复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重建可能是恢复重建最终要瞄准的目标，一切其他的重建都应该是为这样的社会重建而服务的。认识到这一点尤为显得重要，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离开了社会而光谈人的需求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因此，在进行整体性的灾后重建的这一项系统工程之前，我们需要开展对于灾后社会生存状况的整体性的评估，借助这种严格的社会评估，我们才能够更加切实地开展各项具体的恢复重建上的规划工作。 一定意义上，社会评估是“先头兵”，没有社会评估的先行，许多其他的建设都可能是盲目的，也就是建设者不大可能知道建设的目的何在。需要清楚的是，我们人所创造的一切实际上最为首要的是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做出的，也就是要为这个社会能够长久地存在而服务的。有了这一点的认识，灾后社会评估的迫切性自然也就不难想象了。
八、汶川的表情
在人类的历史上，2008年的5月12日绝非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位于西南边陲的一个名字叫汶川的县城，在那里，一次8级地震改变了原本平静和安详日常生活，有些人就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一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机会逃离倒塌的校舍而命丧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废墟之下。因此未来这将是一个祭日，在明年的这个日子里，在5年后的这个日子，在10年后的这个日子里，不！总之只要是这个日子出现了，汶川的表情就永远是悲伤的。
但这又是一个让这个处于震中的县城以外的世界为之揪心，为之撕心裂肺的一个日子，至少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为之动员了起来，大家以各种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灾后救助与重建的队伍之中，这种社会的动员是史无前例的，13亿人都在想着一个问题，想着如何能够为灾区做一点事情，这是何等的伟大，体现了一个大大国所承担起的责任。年长一些的灾民还清楚地记得，1933年，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那场差不多同样级别的大地震，那时是没有人去管灾区的民众，地震所形成的堰塞湖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疏通，结果几十米高的堰塞湖的积水淹没了整个成都平原，在那一年，地震砸死了人，洪水又淹死了人，这就是历史！今天的老百姓不会说大话，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丧失，他们在做着比较，在这比较之后，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质朴的灾民只是在不断地感恩，感谢今天的政府给他们送米送面，还给他们盖房子。这又是一种汶川表情，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激的表情。
如果你有机会去汶川，并且是从都江堰向西北方向的汶川进发，一路你都会看到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队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施工，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援建的队伍，都有自己的建筑项目，从那些操着不同口音，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队伍刚毅的面孔上，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汶川表情，那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通过帮助别人而有的那种愉快与安详。
如果你再有机会沿着岷江上行，在那河水流出的山谷之中，在高高的岷山山脉之间，一处处房屋倒塌了，几辈子留存下来的标志着羌族文化的特征性建筑碉楼破损了，还有种下庄稼的田地似乎也像人一样地为地震所惊吓而变得枯萎了，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地震而发生了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那些羌族同胞的脸颊，再去看他们的眼神，还有他们的活动，一切又都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房子开始快速地修建，莊稼在尽快地抢收，还有的人又背起了背篓去街上贩卖自己的物产，这些都是在灾后出现的一种表情，这也是一种汶川表情，这种表情代表的是一种坚韧，这种坚韧是经年累月地在自然的断裂带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它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以及自己财产的损失而轻易地折断。
在地震过去整整6个月的时候，我们去了汶川，我们还去了茂县和理县，这些都是这次地震灾害的重灾区。半年过去了，一切似乎都恢复到了往常的样子，尽管有些房屋因为裂缝和坍塌还不能够住在里面，但是修缮和重修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每个因为地震灾害的家户都能够从政府那里拿到大约2万元左右的救济金用于房屋的修筑，这些钱相对于灾民要盖一座理想的住房那肯定还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已经可以使他们不至于因为没有建房的启动资金而使倒塌或者破损的房屋永远地成为了废墟。许多家户都是全家总动员地参与到搭建新房的活动中去，村里的人们也自发地参加到一种合作中去，相互帮助搭建房屋成为了一种此时此刻被重新调动起来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传统。此时，人们不是在抱怨灾害，而是在憧憬着未来！在当地人的行动中，同样流露出一种汶川表情，那就是希望。他们希望着新的房屋能够早一点建成，村里的学校能够早一点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就可以从远在外地的各个省城的寄宿学校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围坐在火塘边，偎依在父母和亲人的身边，在村里人看来，那才真正是一个家。
这种希望的汶川表情，还表现在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上面，他们显然并没有我们作为外来者的那种忧心忡忡。似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人几乎是弱不禁风的，但是灾区的人民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担忧，他们更多是平静地过着每一天的日子，在喜庆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依旧是表现得那么欢快与动情，他们依旧是在举办婚礼，依旧是在举办丧礼，传统并没有因为这场地震而被震裂，一切似乎都可以忘记，但是传统是无法让人忘记的，那已经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依附在他们的头脑中了。我们说这依旧是一种汶川表情，那是一种平和的表情，平和的表情体现了当地人平和的心态，也因此而重新在塑造着他们平和的人生。这种平和让人感受到了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一样，他们照样耕作，照样收获，照样穿衣打扮，照样唱歌，照样喝着咂酒，照样照顾坝子上的牦牛和羊群，这些都在平和的日常活动一样样地完成和实现着。
2008年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地震让一个县城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让人为之感动、为之动容、为之潸然泪下。但是，当地人挺过来了，一切的“过去”似乎都已经成为了“可以忘却的过去”，在他们的思想里，更为重要的还是未来的生活与希望。如果不是有些人特意地留下一些表现地震的遗留物，比如滚落的山石，比如断裂的桥梁，当地人是不会去在意是否要留下这些引起人伤心的标志物的。他们也许真的不愿为那些已经发生的过去再去添加更多一些的忧伤和苦痛，他们所真正愿意做的就是如何继续恢复那种可以让他们平静地去面对生活的那些平常日子。这还是一种汶川表情，是一种平淡的表情，那就是一颗可以让人和社会平静下来的平常心所驱使下的一种平淡的表情，是日常生活的主调，像音乐的主旋律一般，悠长而深远。
2008年5月19日到12月19日之间写于京西寓所
2018年5月1日劳动节改订于京北亦乐斋
[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