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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赏吴兴唐本文作者吴兴唐曾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是《世界知识》的老相识，但是近些年没了联系。顷接来稿，方知他一直在读《世界知识》，这次还投笔挑战清华—世界论坛上的某些观点。读之，令人欣喜，还感觉吹来一阵清风。
感到“欣喜”和“一阵清风”，倒不是评判他的观点对错，而是赞赏他简洁明快地与不同意见交锋，且是以他的“老一辈”与年轻者交锋。
清华—世界论坛开办以来，主持人阎学通以他蓬勃活跃的思维魅力和干练的风格吸引了参与者。论坛上发表了一些新锐的观点和对这些观点不同一般的阐述，引人关注。论坛是开放的，意见纷呈。但仔细读来，这些“纷呈”的意见多表现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甚少碰撞和交锋。
碰撞和交锋是要有实力的，不仅是思想和学问的实力，还要有胆量的实力。
碰撞产生火花，交锋要用锐利的锋芒。
——编者
清华—世界论坛在13期上讨论了一个重要话题：《世界的左翼，你们怎么办》。四位发言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左翼力量的现状与未来，使人获得很多知识和启发。但其中某些观点，主要是阎学通所长发言中带有总结性的三点，值得商讨。
第一，关于对左翼力量现状的估计。李景治院长在发言中提到：“冷战后左翼力量的发展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提法是符合实际的。而阎学通提出左翼势力“式微”，就值得讨论了。
什么是“左翼政治力量”?无疑，左翼政党(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李景治院长还补充了“一些生态政党和组织”)是左翼力量的主要代表，但左翼力量并不仅限于此，还广泛存在于工会运动、社会运动、带有左翼倾向的社会团体以及知识界和学术界之中。
在考察左翼现状时，选票多少当然是一个主要参数。但是西方国家的大选是有许多弊病的，如投票率降低，金钱和舆论工具的作用等等。大选失利，左翼政党要从中吸取教训，但也不能以此论成败。
在考察左翼力量时，除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外，还应考虑“国际思潮”这个问题。所谓“思潮”，看不见，摸不透，很值得研究，是一个课题。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泛滥，似乎社会主义思想不吃香了。但“思潮”这个东西也很怪，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来美国发生财务丑闻，一些西方报刊甚至美国报刊认为应当从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方面找找问题了。
第二，关于左翼力量“式微”的原因。阎学通认为，“根本原因是全球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而左翼政治纲领不符合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政治需要”。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某些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确实有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化状况之处，但应当看到，许多共产党正在积极探索，以使它们的政治纲领适应新的情况。上文已讲到，我们所说的左翼力量不仅指共产党，还有社会党等。阎学通所说的这一条，对社会党来说就更加不适用了。
他还认为，生产力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拥有财产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左翼总是强调反对私有制、反对私有财产，于是失去了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支持。事实是这样吗?就是共产党也没有在其纲领中反对私有财产，也不总是强调反对私有制。更不用说社会党了。在这里把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同时，反对私有制有什么过错吗，反对私有制就会失去人口绝大多数的支持吗?是私有制造成社会不公正，难道这也错了吗?说“发达国家拥有财产(股票)的人占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也许是对的，但不应当看看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差别吗?发达国家资产者同劳动者能相提并论吗?
第三，关于阶级结构的变化与政党的阶级属性。阎学通说，劳动者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如果左翼政党只代表工人利益就很难发展下去了。这是一个奇怪的论断。为什么要把“劳动者”同“工人”割裂开来去分析呢?问题是把“工人”或“工人阶级”范围搞得太小了，难道在大企业里操纵电脑指挥生产的就不是工人了吗?
还有，“即使这个政党愿意把脑力劳动者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但脑力劳动者们却不愿意被认为是工人”。针对这个论点，我想指出邓小平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点现在还是适用的。
这里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过去如果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范畴，就高兴得不得了；而现在，正如阎学通所说，脑力劳动者们不愿意被认为是工人了。这个问题值得反思。是不是我们的舆论导向、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学者把“社会精英”捧上了天，而忘记了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是工人了呢?有社会科学院最近出版的分析中国社会阶层这本书为证。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的提法。民族主义是很复杂的，要具体加以分析。
“二战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占了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把民族主义压了下去”。这样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吗?正是在战后，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形成了大“中间地带”或者说“第三世界”。
阎学通又说，冷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结束，于是民族主义重新上升，在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下，民族主义是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这里有三个问题：首先，东西方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后结束了吗?其次，民族国家同民族主义能混为一谈吗?民族国家都要奉行民族主义吗?最后，民族主义在冷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了吗?▲
感到“欣喜”和“一阵清风”，倒不是评判他的观点对错，而是赞赏他简洁明快地与不同意见交锋，且是以他的“老一辈”与年轻者交锋。
清华—世界论坛开办以来，主持人阎学通以他蓬勃活跃的思维魅力和干练的风格吸引了参与者。论坛上发表了一些新锐的观点和对这些观点不同一般的阐述，引人关注。论坛是开放的，意见纷呈。但仔细读来，这些“纷呈”的意见多表现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甚少碰撞和交锋。
碰撞和交锋是要有实力的，不仅是思想和学问的实力，还要有胆量的实力。
碰撞产生火花，交锋要用锐利的锋芒。
——编者
清华—世界论坛在13期上讨论了一个重要话题：《世界的左翼，你们怎么办》。四位发言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左翼力量的现状与未来，使人获得很多知识和启发。但其中某些观点，主要是阎学通所长发言中带有总结性的三点，值得商讨。
第一，关于对左翼力量现状的估计。李景治院长在发言中提到：“冷战后左翼力量的发展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提法是符合实际的。而阎学通提出左翼势力“式微”，就值得讨论了。
什么是“左翼政治力量”?无疑，左翼政党(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李景治院长还补充了“一些生态政党和组织”)是左翼力量的主要代表，但左翼力量并不仅限于此，还广泛存在于工会运动、社会运动、带有左翼倾向的社会团体以及知识界和学术界之中。
在考察左翼现状时，选票多少当然是一个主要参数。但是西方国家的大选是有许多弊病的，如投票率降低，金钱和舆论工具的作用等等。大选失利，左翼政党要从中吸取教训，但也不能以此论成败。
在考察左翼力量时，除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外，还应考虑“国际思潮”这个问题。所谓“思潮”，看不见，摸不透，很值得研究，是一个课题。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泛滥，似乎社会主义思想不吃香了。但“思潮”这个东西也很怪，所谓“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来美国发生财务丑闻，一些西方报刊甚至美国报刊认为应当从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方面找找问题了。
第二，关于左翼力量“式微”的原因。阎学通认为，“根本原因是全球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而左翼政治纲领不符合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政治需要”。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某些左翼政党的政治纲领确实有不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化状况之处，但应当看到，许多共产党正在积极探索，以使它们的政治纲领适应新的情况。上文已讲到，我们所说的左翼力量不仅指共产党，还有社会党等。阎学通所说的这一条，对社会党来说就更加不适用了。
他还认为，生产力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拥有财产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左翼总是强调反对私有制、反对私有财产，于是失去了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支持。事实是这样吗?就是共产党也没有在其纲领中反对私有财产，也不总是强调反对私有制。更不用说社会党了。在这里把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混为一谈是不科学的。同时，反对私有制有什么过错吗，反对私有制就会失去人口绝大多数的支持吗?是私有制造成社会不公正，难道这也错了吗?说“发达国家拥有财产(股票)的人占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也许是对的，但不应当看看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差别吗?发达国家资产者同劳动者能相提并论吗?
第三，关于阶级结构的变化与政党的阶级属性。阎学通说，劳动者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如果左翼政党只代表工人利益就很难发展下去了。这是一个奇怪的论断。为什么要把“劳动者”同“工人”割裂开来去分析呢?问题是把“工人”或“工人阶级”范围搞得太小了，难道在大企业里操纵电脑指挥生产的就不是工人了吗?
还有，“即使这个政党愿意把脑力劳动者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但脑力劳动者们却不愿意被认为是工人”。针对这个论点，我想指出邓小平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点现在还是适用的。
这里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过去如果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范畴，就高兴得不得了；而现在，正如阎学通所说，脑力劳动者们不愿意被认为是工人了。这个问题值得反思。是不是我们的舆论导向、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学者把“社会精英”捧上了天，而忘记了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是工人了呢?有社会科学院最近出版的分析中国社会阶层这本书为证。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的提法。民族主义是很复杂的，要具体加以分析。
“二战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占了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把民族主义压了下去”。这样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吗?正是在战后，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形成了大“中间地带”或者说“第三世界”。
阎学通又说，冷战后，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结束，于是民族主义重新上升，在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下，民族主义是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这里有三个问题：首先，东西方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冷战后结束了吗?其次，民族国家同民族主义能混为一谈吗?民族国家都要奉行民族主义吗?最后，民族主义在冷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