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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以来，门阀世族一直受到人们的各种指责。从他们的穷奢极欲，到他们把持和左右政局，压制寒族才士，都是人们极力抨击的口实。可实际上门阀世族之所以能够活跃并在相当时间内左右社会历史舞台，光靠挥霍腐化和横行霸道是没人买账的。没有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就没有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承认。
如果说西晋时期的门阀世族像是一群暴发户，到处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虚荣的话，那么到了永嘉丧乱之际，门阀世族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带领民众抵御了外侮，安定了东晋局面。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号称“王谢”大族的王导和谢安。
晋室刚到江左，形势十分严峻。司马氏政权不仅要时刻提防北方异族的南下，而且当时被迫南迁的中原侨姓和江南本地吴姓之间的关系，也正处于紧张而微妙的关键时期。搞得不好，江左变成江北也不无可能。据《晋书·王导传》的记载，新登基的晋元帝，原琅琊王司马睿刚来到建康（南京），当地吴人并不买账。过了一个多月，社会上上下下没有来请安的。王导深以为患，正碰上王敦来朝，王导就对他说：“琅琊王仁德虽厚，但名声威望还浅。现在晋室已立，我们要好好帮助辅佐他。”正好赶上三月上巳节，晋元帝打算前去观褉。于是便坐在轿子里，带上威武的仪仗队。王导、王敦及朝中名贤都骑马随从。当地吴人的名门望族纪瞻、顾荣等在一旁偷偷观望。见到如此威武的场面，都十分惊惧，于是就跪拜道旁。王导趁机献计说：“古代的帝王，莫不礼宾关爱古老，寻问风俗，谦虚敛心，以招俊杰。况且今天天下丧乱，九州分裂，东晋基业草创，正是需求人才之际。顾荣和贺循，都是本地的望族，不如委以重任，以结人心。他们二人来了，其他人就没有不来的。”于是晋元帝就跟随王导，前去拜见贺循、顾荣二人。两人受宠若惊，应命而至。从此吴人风靡而至，百姓归心。君臣的礼节这才明确下来。
除了对江南大族的礼貌和尊重外，王导更为注意的是以政策的宽松和政务的简要，去赢得江南人士的好感，以利于东晋政权。比如晋成帝时，王导和庾亮辅政，一个炎热的夏天，王导到石头城去看庾亮。庾亮正在官邸忙于公务，王导就劝他说：“大热的天儿，何不把政务简化一些？”庾亮不以为然，就反唇相讥道：“你的看法天下人未必觉得妥当。”（见《世说新语·政事》）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体谅他这一番苦心。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常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除了在一些公文上画画圈儿，便很少过问政事。自己常感慨道：“别人都说我昏聩糊涂。这种昏聩糊涂大概只有后人会懂！”（见《世说新语·政事》）他的一番苦心，就是尽量避免和淡化与江东吴人的矛盾，以利于东晋政权在江南的稳固。陈寅恪先生曾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说：
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两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纲峻密，绍宽纵大族，观陈琳代绍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邺后之令可知也。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与袁绍正同，故其夺取曹魏政权以后，其施政之道号称平恕，其实是宽纵大族，一反曹氏之所为，此则与蜀汉之治术有异，而与孙吴之政情相合则也。东晋初年既欲笼络孙吴之士族，故必仍循宽纵大族之旧政策，顾和所谓“纲漏吞舟”，即指此而言。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
这里说的就是王导这番苦心的用意所在。
除了在这些大政方针上注意笼络吴人之外，王导还身体力行地在许多生活细节方面注意团结吴人，搞好关系。刚到江左，为了结援吴人，王导曾主动想和吴人大族陆玩联姻。可是陆玩却傲慢地说：“小土丘上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也不能放在同一个瓶子里。我虽然没什么才能，却不能带头做这种乱伦的事情！”（见《世说新语·方正》）王导虽然受到了羞辱，但他依然如故，坚持他团结笼络江南大族的策略。
他的安抚人心工作，不仅表现在对吴姓和朝外，而且还表现在朝内协调君臣关系的努力上。如：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透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世说新语·捷悟》）
虽然东晋王室已经没有大汉帝国的权威，其政治经济力量多要仰仗门第，但它毕竟是一个政治核心，可以起到联络领导诸大族共同御敌的作用。这不仅于国有利，于保障门第亦无害。可是有些大族自恃强盛，没把帝王放在眼里，文中温峤即是一例。王导却深谙其中利害，他想努力做到王室与大族的和谐，所以煞费苦心地摇唇鼓舌，使二者相安无事。倘若王导晚来片刻，其君臣间可能闹出的龃龉及对政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导的政治苦心没有白费，东晋王朝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这不仅使广大过江中原大族（包括晋帝在内），也大大增强了琅琊临沂王氏的社会地位，使晋帝及全社会对王氏家族另眼相看。比如一次晋元帝司马睿正月初一举行集会，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司马睿竟然拉着王导一起登上皇帝的御座。王导坚持推辞，而元帝则苦苦地拉住他不放（见《世说新语·宠礼》）。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受过如此礼遇的臣僚恐怕绝无仅有，以至于历史上有过“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正因如此，王导的话在东晋皇帝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作用，朝中一些重大决策，王导的意见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司马睿刚刚即位不久，因为宠爱郑后，就想废司马绍而立司马昱为太子。当时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认为舍弃长子而改立幼子，不仅在常理上不顺，而且司马绍聪颖通达、英明果断，更适合立为太子。周颖、王导等大臣都极力争辩，言辞恳切，只有刁玄亮独自想拥戴司马昱来迎合元帝的心意。元帝就想实施自己的想法，又担心各位大臣不接受诏令，于是先宣召武城侯周;丞相王导入朝，然后就想把诏令交付给刁玄亮。周、王导入朝后，刚登上台阶，元帝已预先派传诏官拦住他们，让他们到东厢房去。周尚未醒悟过来，就退下了台阶;王导却推开传诏官，径直走到元帝御座前，说道：“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元帝默默无言，于是从怀里掏出黄纸诏书来撕碎扔掉。从此太子才算确定下来。周这才感慨而又惭愧地叹息说：“我常常自以为超过茂弘，现在才知道不如他啊！”（见《世说新语·方正》）又比如司马睿过江之前性格洒脱磊落，常常饮酒无度。过江称帝后，王导觉得这种习惯有损于帝王形象，于是便经常痛哭流涕地劝说元帝戒酒。元帝為王导的诚意所感动，和王导痛饮一番后，坚决戒掉了酒瘾（见《世说新语·规箴》）。 清代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王导传多溢美》中指责《晋书·王导传》对王导过分溢美，认为王导除了徒有门第显荣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称颂的贡献。对此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据理力争，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御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此语方为切中肯綮之言。为进一步证明此说，陈寅恪还援引一条其目击晋墓碑文：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其大略谓永嘉丧乱之后，天下灾荒，为江南吴土繁荣昌盛。何以至此？陈寅恪感慨道：“呜呼！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仅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是谁之力欤？”答案不言而喻——王导之力也！
当然，门阀世族在社会上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除了这种政治贡献之外，还有他们中很多人自身的人格魅力。谢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谢安在宽纵大族的问题上也与王导持相同意见，如：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刘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者言：宜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耳，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世说新语·政事》）
这里谢安敏锐地认识到，取消这些流民，看起来可为国家增加赋税。但因损害了大族利益而带来的消极后果，却是不堪设想。所以大族的存在是京都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流民的存在又是大族存在的条件。这样，对流民就只能持默许的态度，而不能强行禁止。这是具有政治远见的见解。
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在对民族和国家作出具体贡献的同时，更加注意追求一种人格形象的美感，以美与善的结合，来创造自己和家族的形象和威望。在淝水之战这场关系到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战役中，由于谢安所派谢玄部队以气势压人，所以八公山上的草木，已使前秦部队闻风丧胆。而当捷报传到建康，谢安面对如此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竟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当时他正在与别人弈棋，接到谢玄的捷报，看过后竟然默默无言，仍然把目光移向棋枰。别人知道这是淮上来的战报，便问战果如何。只见谢安轻描淡写地说：“小儿辈大破贼。”说完意色举止，毫无异常（见《世说新语·雅量》）。从道理上讲，谢安比任何人都关心这次战役的胜败。因为东晋王朝的存亡和谢氏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都牵系于此。魏晋名士虽然都崇尚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雅量，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谢安正是洞悉名士们的喜好，所以他才强忍激动，故作深沉雅量貌，以大家的气度去争取别人的尊敬，并树立谢氏家族的地位。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始终没有忽略这种气质的魅力对自己及家族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又如：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
虽然同处风急浪涌的生命攸关时刻，但谢安与大家的不同在于，众人关心的是个人实际的生命安危，而谢安则超越了这种现实功利考虑，把眼前的惊涛骇浪作为精彩的艺术作品进行审视。这与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审美距离说”时所举的“雾海行船”故事异曲同工，揭示“距离产生美”的美学道理。而谢安的“审美距离”则超越了艺术，将“距离审美”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这是对中国古代士大夫人生哲理文化的巨大贡献。
又如当晋简文帝驾崩后，桓温为了扫除异己，专擅朝政，便安排下鸿门宴打算除掉谢安和王坦之。二人明知桓温不怀好意，却又不能不去。只见王坦之面呈惧色，胆战心惊地问谢安怎么办？谢安则神情自若，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两人一同前往，王坦之愈走腿愈软，而谢安却依旧谈笑风生，宽松坦然。入席就座后，谢安竟然放声朗诵起他的拿手好戏——“洛生咏”。原来，谢安的朗诵在洛阳无人匹敌，人们争相仿效。可谢安年轻时就落下鼻炎的毛病，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人们在模仿谢安的时候，为了学得像，就连他的鼻音效果也要模仿。可是正常人很难发出那种鼻音来，于是人们就只好捏起鼻子来，让自己的鼻音尽量接近谢安的声音。桓温的鸿门宴上谢安的洛生咏一闪亮登场，立即使在座的人们倾倒不已。连桓温也被这种声音所陶冶，同时也为谢安的旷远无畏所折服，赶忙吩咐刀斧手撤下。王坦之、谢安二人过去齐名，从这件事开始也就分出了优劣（见《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的大家风范赢得了世人的风靡和倾倒，他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当今任何一位走红明星。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乡在中宿县做官，因过失被免职回乡。临行前去向谢安告别，谢安关心地问起对方回家的盘缠是否够用。乡人说那个地方偏远荒凉，没有什么盘缠，只有五万把蒲葵扇，因过了用扇季节，积压滞销。谢安说那就好办，于是就拿了一把蒲葵扇，一边扇，一边到京城的繁华地区走了一圈。谢安用蒲葵扇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京城不分官员百姓，第二天立即掀起了抢购蒲葵扇的风潮，价格翻倍上涨。同乡的五万把蒲葵扇，不到一天便一抢而空。以至于半个月内，京城的蒲葵扇都处于脱销状态（见《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谢安的人格魅力，在这场抢购风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综上可见，王、谢二族地位名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国家民族的重要贡献和自身较高的气质修养。当个人及其家族的价值与民族利益紧密相联时，便会得到民族的承认。所以在看到门第在历史上的弊端后，也应承認其历史贡献，方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如果说西晋时期的门阀世族像是一群暴发户，到处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虚荣的话，那么到了永嘉丧乱之际，门阀世族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带领民众抵御了外侮，安定了东晋局面。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号称“王谢”大族的王导和谢安。
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的良苦用心
晋室刚到江左，形势十分严峻。司马氏政权不仅要时刻提防北方异族的南下，而且当时被迫南迁的中原侨姓和江南本地吴姓之间的关系，也正处于紧张而微妙的关键时期。搞得不好，江左变成江北也不无可能。据《晋书·王导传》的记载，新登基的晋元帝，原琅琊王司马睿刚来到建康（南京），当地吴人并不买账。过了一个多月，社会上上下下没有来请安的。王导深以为患，正碰上王敦来朝，王导就对他说：“琅琊王仁德虽厚，但名声威望还浅。现在晋室已立，我们要好好帮助辅佐他。”正好赶上三月上巳节，晋元帝打算前去观褉。于是便坐在轿子里，带上威武的仪仗队。王导、王敦及朝中名贤都骑马随从。当地吴人的名门望族纪瞻、顾荣等在一旁偷偷观望。见到如此威武的场面，都十分惊惧，于是就跪拜道旁。王导趁机献计说：“古代的帝王，莫不礼宾关爱古老，寻问风俗，谦虚敛心，以招俊杰。况且今天天下丧乱，九州分裂，东晋基业草创，正是需求人才之际。顾荣和贺循，都是本地的望族，不如委以重任，以结人心。他们二人来了，其他人就没有不来的。”于是晋元帝就跟随王导，前去拜见贺循、顾荣二人。两人受宠若惊，应命而至。从此吴人风靡而至，百姓归心。君臣的礼节这才明确下来。
除了对江南大族的礼貌和尊重外，王导更为注意的是以政策的宽松和政务的简要，去赢得江南人士的好感，以利于东晋政权。比如晋成帝时，王导和庾亮辅政，一个炎热的夏天，王导到石头城去看庾亮。庾亮正在官邸忙于公务，王导就劝他说：“大热的天儿，何不把政务简化一些？”庾亮不以为然，就反唇相讥道：“你的看法天下人未必觉得妥当。”（见《世说新语·政事》）可见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和体谅他这一番苦心。他在晚年的时候经常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除了在一些公文上画画圈儿，便很少过问政事。自己常感慨道：“别人都说我昏聩糊涂。这种昏聩糊涂大概只有后人会懂！”（见《世说新语·政事》）他的一番苦心，就是尽量避免和淡化与江东吴人的矛盾，以利于东晋政权在江南的稳固。陈寅恪先生曾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说：
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两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纲峻密，绍宽纵大族，观陈琳代绍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邺后之令可知也。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与袁绍正同，故其夺取曹魏政权以后，其施政之道号称平恕，其实是宽纵大族，一反曹氏之所为，此则与蜀汉之治术有异，而与孙吴之政情相合则也。东晋初年既欲笼络孙吴之士族，故必仍循宽纵大族之旧政策，顾和所谓“纲漏吞舟”，即指此而言。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
这里说的就是王导这番苦心的用意所在。
除了在这些大政方针上注意笼络吴人之外，王导还身体力行地在许多生活细节方面注意团结吴人，搞好关系。刚到江左，为了结援吴人，王导曾主动想和吴人大族陆玩联姻。可是陆玩却傲慢地说：“小土丘上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也不能放在同一个瓶子里。我虽然没什么才能，却不能带头做这种乱伦的事情！”（见《世说新语·方正》）王导虽然受到了羞辱，但他依然如故，坚持他团结笼络江南大族的策略。
他的安抚人心工作，不仅表现在对吴姓和朝外，而且还表现在朝内协调君臣关系的努力上。如：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令断大桁，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透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世说新语·捷悟》）
虽然东晋王室已经没有大汉帝国的权威，其政治经济力量多要仰仗门第，但它毕竟是一个政治核心，可以起到联络领导诸大族共同御敌的作用。这不仅于国有利，于保障门第亦无害。可是有些大族自恃强盛，没把帝王放在眼里，文中温峤即是一例。王导却深谙其中利害，他想努力做到王室与大族的和谐，所以煞费苦心地摇唇鼓舌，使二者相安无事。倘若王导晚来片刻，其君臣间可能闹出的龃龉及对政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导的政治苦心没有白费，东晋王朝终于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这不仅使广大过江中原大族（包括晋帝在内），也大大增强了琅琊临沂王氏的社会地位，使晋帝及全社会对王氏家族另眼相看。比如一次晋元帝司马睿正月初一举行集会，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司马睿竟然拉着王导一起登上皇帝的御座。王导坚持推辞，而元帝则苦苦地拉住他不放（见《世说新语·宠礼》）。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受过如此礼遇的臣僚恐怕绝无仅有，以至于历史上有过“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正因如此，王导的话在东晋皇帝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作用，朝中一些重大决策，王导的意见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司马睿刚刚即位不久，因为宠爱郑后，就想废司马绍而立司马昱为太子。当时议论这件事的人都认为舍弃长子而改立幼子，不仅在常理上不顺，而且司马绍聪颖通达、英明果断，更适合立为太子。周颖、王导等大臣都极力争辩，言辞恳切，只有刁玄亮独自想拥戴司马昱来迎合元帝的心意。元帝就想实施自己的想法，又担心各位大臣不接受诏令，于是先宣召武城侯周;丞相王导入朝，然后就想把诏令交付给刁玄亮。周、王导入朝后，刚登上台阶，元帝已预先派传诏官拦住他们，让他们到东厢房去。周尚未醒悟过来，就退下了台阶;王导却推开传诏官，径直走到元帝御座前，说道：“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召见臣？”元帝默默无言，于是从怀里掏出黄纸诏书来撕碎扔掉。从此太子才算确定下来。周这才感慨而又惭愧地叹息说：“我常常自以为超过茂弘，现在才知道不如他啊！”（见《世说新语·方正》）又比如司马睿过江之前性格洒脱磊落，常常饮酒无度。过江称帝后，王导觉得这种习惯有损于帝王形象，于是便经常痛哭流涕地劝说元帝戒酒。元帝為王导的诚意所感动，和王导痛饮一番后，坚决戒掉了酒瘾（见《世说新语·规箴》）。 清代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王导传多溢美》中指责《晋书·王导传》对王导过分溢美，认为王导除了徒有门第显荣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称颂的贡献。对此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据理力争，说：“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御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此语方为切中肯綮之言。为进一步证明此说，陈寅恪还援引一条其目击晋墓碑文：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其大略谓永嘉丧乱之后，天下灾荒，为江南吴土繁荣昌盛。何以至此？陈寅恪感慨道：“呜呼！当永嘉之世，九州空荒，但仅存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者，是谁之力欤？”答案不言而喻——王导之力也！
一代星族谢安的“超男”魅力
当然，门阀世族在社会上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除了这种政治贡献之外，还有他们中很多人自身的人格魅力。谢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谢安在宽纵大族的问题上也与王导持相同意见，如：
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刘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太元中，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其中时有山湖遁逸，往来都邑者。后将军安方接客，时人有于坐者言：宜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烦细。又以强寇入境，不宜加动人情。乃答之云……卿所忧，在于客耳！然不耳，何以为京都！言者有惭色。]（《世说新语·政事》）
这里谢安敏锐地认识到，取消这些流民，看起来可为国家增加赋税。但因损害了大族利益而带来的消极后果，却是不堪设想。所以大族的存在是京都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流民的存在又是大族存在的条件。这样，对流民就只能持默许的态度，而不能强行禁止。这是具有政治远见的见解。
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在对民族和国家作出具体贡献的同时，更加注意追求一种人格形象的美感，以美与善的结合，来创造自己和家族的形象和威望。在淝水之战这场关系到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战役中，由于谢安所派谢玄部队以气势压人，所以八公山上的草木，已使前秦部队闻风丧胆。而当捷报传到建康，谢安面对如此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竟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当时他正在与别人弈棋，接到谢玄的捷报，看过后竟然默默无言，仍然把目光移向棋枰。别人知道这是淮上来的战报，便问战果如何。只见谢安轻描淡写地说：“小儿辈大破贼。”说完意色举止，毫无异常（见《世说新语·雅量》）。从道理上讲，谢安比任何人都关心这次战役的胜败。因为东晋王朝的存亡和谢氏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都牵系于此。魏晋名士虽然都崇尚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雅量，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谢安正是洞悉名士们的喜好，所以他才强忍激动，故作深沉雅量貌，以大家的气度去争取别人的尊敬，并树立谢氏家族的地位。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始终没有忽略这种气质的魅力对自己及家族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又如：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
虽然同处风急浪涌的生命攸关时刻，但谢安与大家的不同在于，众人关心的是个人实际的生命安危，而谢安则超越了这种现实功利考虑，把眼前的惊涛骇浪作为精彩的艺术作品进行审视。这与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审美距离说”时所举的“雾海行船”故事异曲同工，揭示“距离产生美”的美学道理。而谢安的“审美距离”则超越了艺术，将“距离审美”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这是对中国古代士大夫人生哲理文化的巨大贡献。
又如当晋简文帝驾崩后，桓温为了扫除异己，专擅朝政，便安排下鸿门宴打算除掉谢安和王坦之。二人明知桓温不怀好意，却又不能不去。只见王坦之面呈惧色，胆战心惊地问谢安怎么办？谢安则神情自若，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两人一同前往，王坦之愈走腿愈软，而谢安却依旧谈笑风生，宽松坦然。入席就座后，谢安竟然放声朗诵起他的拿手好戏——“洛生咏”。原来，谢安的朗诵在洛阳无人匹敌，人们争相仿效。可谢安年轻时就落下鼻炎的毛病，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人们在模仿谢安的时候，为了学得像，就连他的鼻音效果也要模仿。可是正常人很难发出那种鼻音来，于是人们就只好捏起鼻子来，让自己的鼻音尽量接近谢安的声音。桓温的鸿门宴上谢安的洛生咏一闪亮登场，立即使在座的人们倾倒不已。连桓温也被这种声音所陶冶，同时也为谢安的旷远无畏所折服，赶忙吩咐刀斧手撤下。王坦之、谢安二人过去齐名，从这件事开始也就分出了优劣（见《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的大家风范赢得了世人的风靡和倾倒，他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当今任何一位走红明星。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乡在中宿县做官，因过失被免职回乡。临行前去向谢安告别，谢安关心地问起对方回家的盘缠是否够用。乡人说那个地方偏远荒凉，没有什么盘缠，只有五万把蒲葵扇，因过了用扇季节，积压滞销。谢安说那就好办，于是就拿了一把蒲葵扇，一边扇，一边到京城的繁华地区走了一圈。谢安用蒲葵扇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京城不分官员百姓，第二天立即掀起了抢购蒲葵扇的风潮，价格翻倍上涨。同乡的五万把蒲葵扇，不到一天便一抢而空。以至于半个月内，京城的蒲葵扇都处于脱销状态（见《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谢安的人格魅力，在这场抢购风潮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综上可见，王、谢二族地位名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国家民族的重要贡献和自身较高的气质修养。当个人及其家族的价值与民族利益紧密相联时，便会得到民族的承认。所以在看到门第在历史上的弊端后，也应承認其历史贡献，方为客观公正的历史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