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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原地区相比，贵州地处偏远，考古出土金属饰品并不丰富，而且分布也极不均衡。综合贵州省博物馆藏出土金属饰品，以毕节地区、黔西南、安顺地区、遵义地区较为丰富，而其他地区则偏少。这些金属饰品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差异，大致体现了贵州夷夏关系的演变。春秋至两汉是中原对贵州的第一次移民，贵州出土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金属饰品，大致反映了中原地区金属饰品特别是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审美；三国至唐时期，是前期移民及其后裔逐渐土著化的过程，其金属饰品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审美，在延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带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宋至明时期，贵州各民族形成，金属饰品也以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审美为主导。本文力图通过对贵州省博物馆藏考古出土金属饰品的分析，揭示贵州历史上金属饰品在春秋至两汉、三国至唐、宋至明三个时期的演变。
一、春秋至汉代
到目前为止，贵州境内出土的金属饰品，年代最早的当属毕节青场的瓦窑遗址（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4期）出土的1件铜镯，该铜镯残长4、直径6厘米，横断面呈扁圆，年代为商周时期。威宁中水的红营盘东周墓地（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基地》，《考古》2007年第2期）墓21出土铜镯4支，镯面上有纹饰；铜指环8件，有簧形和片状两类。稍晚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出土铜笄和铜环，其中铜笄1件，残存笄首及小段笄身，笄首镂“心”形孔，旁作垂枝及叶片；铜环23件，用铜条弯曲而成，直径5.8、宽0.3厘米，根据形制大小，此类铜环可能为铜镯。铜鼓山遗址的年代为春秋至西汉中期，出土饰品也较多，除出土铜质饰品外，还出土有绿松石、玛瑙、石串珠、石扣饰、骨笄、骨片饰、牙饰等，种类较为丰富。
至少在战国时期，银已被作为制作各种饰品的重要原料。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李飞：《贵州威宁银子坛基地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战国中期墓葬出土银耳环6件，银条弯曲成环状，银条的质地柔软、颜色灰白；其他首饰多有铜发钗、玛瑙管和玉珠，注重耳部装饰，未发现手镯和扣饰；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墓葬中，多为铜发钗、手镯和扣饰组合，战国中期流行的用玉珠、玛瑙管装饰耳部的习俗仍继续沿用，未见银耳环。西汉初至西汉中期，铜带钩出现并流行，铜扣饰、手镯和铜铃等继续沿用。在这批金属饰品中，以带钩最具特色，带钩多为仿生形象，水禽形的状如鹅，牛头形的形似牛头，鲵鱼形的作琵琶状，斜出四翼，如鲵鱼，钩背有“日利八千万”阴刻隶书铭文。带钩中如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等，虽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然其制作工艺仍是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制作工艺。综合1978年10月发掘（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发现的铜手镯、带钩、发钗、扣饰等，反映了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装饰习尚的时代变化。
西汉中晚期，以绿松石镶嵌装饰、错金银、鎏金等装饰工艺在装饰品上开始出现，金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赫章可乐甲类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出土银戒指、银手镯、铜带钩、金钏等装饰品。带钩中有3件错金银的，其中一件完整，正面错金，背面错银，钩用细线镌刻成鹅头形，嘴、眼、头羽均有，嵌桃形绿松石以为冠，钩身刻流云纹和羽状纹饰，错以金，并镶圆形或桃形绿松石7粒，身背为卷云纹，钮面刻鸱鸮图案，以银错之。另有一件勺形器，器身为实心细圆柱，通体鎏金，镌刻流云纹。根据这件勺形器的形制，推测其为簪类饰品。金钏出土于墓8，直径6.7厘米。同一墓葬中出土的“澡槃”口沿上刻有“元始四年十月造”的铭文，元始是西汉汉平帝刘衍年号，元始四年为公元四年，可见这件金钏的年代当为西汉晚期。
东汉，金属饰品延续了西汉的类型，但有所发展，金银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在工艺方面，贵州东汉出土带钩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方面，都没有达到西汉的水平，器物制作比较粗放简单、造型呆滞而缺乏变化。银手镯和银戒指承袭了西汉的工艺，造型简单，素面而无纹饰。黔西县林泉区东汉中晚期汉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出土的银手镯、银戒指均无纹饰，仅墓16出土铜戒指上嵌一小珠。兴仁县交乐乡东汉墓（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发现金手镯、银手镯、银戒指、铜带钩、铜戒指、铜扣饰，均无纹饰。贵州清镇汉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出土银手镯、银戒指，用银条弯曲而成，条扁而细，无纹饰。金坠，花瓣形，中心穿孔。
贵州发现的东汉时期墓葬，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其墓葬形制及随葬文物呈同质化现象，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少地方特色。这一文化同质化背景下的贵州金属饰品，也与中原地区的金属饰品保持着同一的风格。只不过，贵州出土东汉金属饰品均为墓葬出土，金银器数量较少，没有中原地区那么丰富而已。在贵州，东汉时期墓葬主要发现于兴义、兴仁、清镇、平坝、安顺、黔西、毕节等地，从出土文物来看，金属饰品以戒指、手镯、带钩、扣饰、钗为主，其他饰品较少。装饰工艺方面，西汉时期流行的镶嵌绿松石、错金银、鎏金等装饰工艺，基本消失不见。
二、三国至唐代时期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金银首饰的发现较前代多。在清镇、平坝发现的三国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出土发钗10件，其中一件为金质、另有铜质鎏金的，有的呈“W”形，系由一中间宽两端尖的扁条弯曲而成，制作极为简单。平坝马场万人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1973年第6期）墓35、墓38为东晋墓葬，发掘中清理出发钗、手镯、戒指等金银器，另有琥珀珠、玛瑙珠、料珠、菱形镂空银饰、金珠等装饰品，另有较多金片。而在稍晚的南朝墓中，也发现大量金属装饰品，金、银、铜质皆有，三者数量相差不大，其中金饰127件，银饰94件，铜饰146件。饰品种类以头部装饰为主，有钗、簪、饰片等，银簪有于簪首装饰金花两瓣的，分列银簪两侧；手部饰品有条脱、手镯、戒指、顶针等。金器中有大量的金饰片，发掘者以为头饰，有方形、半圆形、圆形、六边形、瓜米形等，方形者多戳刺十字花、八瓣花等纹饰，圆形的则刻朵花，也有素面的。金片上有小孔，孔的多寡不同，分布极有规律。平坝县尹关六朝墓（陈默溪：《贵州平坝县尹关六朝墓》，《考古》1959年第1期）出土饰品较多，有金钗、帽钉状长金饰、金片、银钗、银手镯、银戒指、铜手镯和铜戒指等。帽钉状长金饰应为金簪。金片多为圆形，也有方形等其他几何状的，正中有小孔，判断为制作簪、钗之用。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墓葬在贵州发现不多，所发现者也多集中在黔中的清镇和平坝两县，但是出土文物丰富。出土饰品中金、银、铜质皆有，出土数量比两汉时期有大幅提升，装饰以头部和手为主。制作工艺方面，装饰手法逐渐多样，有银簪装饰金花的，有以戳刺纹成十字花、八瓣花、六瓣花等，也有刻划菊花的。贵州这一时期的饰品一贯延续东汉的风格，簪、钗、戒指、手镯等多素面无纹饰，制造粗放，可以看做是东汉金银饰品的延续。
目前确定为唐代的墓葬，在贵州仅发现3座，很难通过出土文物对贵州唐代金属饰品有全面的把握。平坝县马场熊家坡唐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文物》1960年第6期）出土了金银戒指和银发钗，戒指环状，面刻竖线，发钗的形制与同一地区南朝墓出土的发钗相同。根据出土文物的形制和工艺，可将唐代金银首饰看作南朝首饰的延续。
三国至唐代，各种金属首饰延续两汉时期的技术和风格，但是于工艺而言，远没有两汉时期的精致，首饰种类在延续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两汉时期流行的错金银，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不见；制作技术方面，两汉时期的刻花工艺在这一时期也不多见，而多代以戳刺纹。捶揲法兴起，成为加工各种簪、钗的主要工艺。
三、宋、元、明时期
两宋至元代，贵州金属饰品的种类大幅度增加。平坝马场宋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文物》1960年第6期）中，出土有铜戒指和铜发钗，戒指环形，有接口，正面为圆形，面上刻划弧形和圆点纹。清镇琊珑坝宋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发现有手镯、项圈，铜、银皆有，银项圈扭丝，铜镯有的鎏金，宽边银手镯用薄银片制成，上钻花纹，然后卷成筒状，也有刻划弦纹的。清镇干河坝石棺葬（何凤桐、李衍垣：《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的北宋墓中，出土了条脱、钗、簪、手镯、戒指、簧形饰、管状饰、管状耳饰、簧形耳铃、扁铃等，均为铜质，另有包银花梳一件。条脱用长通条绕成数十圈，出土时残绕于小臂上，从肘至腕。其他的簧形耳饰、簧形耳铃，可能是用于装饰耳部的饰品。花梳为弓形背，用两片薄银片包成，银片上压印浅浮雕牡丹及桃叶纹。该墓地发现元墓一座，也发现有铜圈铃、铜簧饰、铜条脱、骨簪、料珠等，器物形制与北宋墓类似。
贵州发现宋墓，以黔北地区规格最高，但因人为盗扰，出土随葬品较少。桐梓夜郎坝（陈默溪：《贵州桐梓宋墓的清理》，《文物》1958年第2期）两座宋墓中，仅发现一对金耳环及少量银头饰。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杨粲夫妇合葬墓（宋先世：《<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摘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仅于女室内发现两片金花片。杨文墓（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也只发现一件花朵状薄片金头饰。播州杨氏在贵州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杨氏家族的成员死后，也当有大量金银器随葬，但因盗掘严重，我们无法窥见杨氏家族随葬金银器的全貌，也无法通过墓葬了解宋元贵州金属饰品的风貌。而清镇干河坝石棺葬出土饰品，钗、簪、手镯、戒指等保持了与传统的一致性，其他如簧形饰、管状饰、管状耳饰、簧形耳铃等，则带有太多的地域性特色，可能与贵州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有关。
明代贵州出土金属饰品，以1954年遵义高坪地瓜堡杨文墓和杨纲墓之间出土的金银器最具代表性，代表了贵州出土金银器的最高工艺水品。该批金银器有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凤冠、金环、刻花龙头金手镯，嵌珠龙头金手镯、镂花嵌宝石金插针、莲花金簪、金挂饰、镂花嵌宝石金耳环、圆珠金纽、嵌宝石金纽扣、二龙抢宝金手镯等。
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冠，高29、宽38厘米。用金片砑花、金丝镂花，嵌红兰宝石，银制发胎。正面居中为大牡丹花一朵，花层重叠，带有小枝叶。花上立五凤，作弧行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顶上饰云片小龙三条，左右两侧饰横栏纹花耳。后面居中饰六瓣大花一朵，左右偏上方有小凤四只，花下饰大蝴蝶一只，下方正中悬半弧形大花块。左右垂卷云头花翅。通体镶嵌众多红、蓝、绿宝石，璀璨夺目。掐丝金冠，用金丝镂花、嵌红、蓝宝石，银插针、银发胎等组合而成。正面居中为八瓣重台花一朵，左右为扇形重台花二朵，花上有五个大凤作弧形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道。左右为扇两侧有叶形花耳二朵（仅存一个残缺件）。后面上端有蝶形花块一个，居中有大牡丹一朵，左右偏上有长茎带叶小花二朵，偏下有蝴蝶二个，左右伸出卷云头花翅二个，下方中间垂有弧形花边一条，弧形菱纹花边二条。
遵义高坪出土金冠并非明代宫廷礼制之物，亦不是出白宫廷御用工匠之手。可能的情况是，播州杨氏家族为显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自己延请民间工匠自行制作。另一金冠用金线细镂花镶红蓝宝石、银插针、银胎组合而成，正面当中为八瓣重台花一朵，左右为扇形重台花二，花上立五只金凤，作弧形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道，左右有叶形花二，正后上方有螺形花块一，居中为大牡丹花，左右偏上为长茎带叶小花二，偏下为二蝴蝶，左右伸出卷云纹花翅六，正下垂弧形花边一条，菱形花边两条，以上各饰件，均穿缀在银胎上。银胎呈锅盔状，正面为“寿”字纹。播州杨氏世掌播州，统治播州达700年，这批精美的金银器，估计为播州杨氏土司夫人的随葬品。
盘县长房子（王燕子：《盘县出土明代文物》，《六盘水群众文化》1989年第1、2合期）出土簪、戒指、梅花形金纽等，其中簪以牡丹花形金饰片作簪首，簪杆银质。梅花形金纽的蕊心有4个大小不一的凹瓣，镶嵌宝石，银质梅花底座。思南张守宗夫妇合葬墓（刘恩元：《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也出土金戒指盒银发簪，发簪簪首扁平，呈螭首状，簪杆为四棱形。金极致麻江县明墓（席克定：《麻江县谷峒明代土坑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曾出土乳钉绳纹铜手镯，手镯方棱，镯面饰一圈乳钉纹。另有素面手镯、铜头饰等。凯里市东北鱼洞村明墓（席克定：《凯里市明代残墓清理纪要》）出土的金属饰品也均为铜质，有条脱、簧形饰、发钗、铜铃等。出土时，簧形饰戴在手指上。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也发现大量明代金银器（宋世坤：《贵阳市出土的明代文物》，《贵阳志资料研究》1983年第2期），有戒指、耳环、簪、花梳、手镯、银簪等，装饰以折枝牡丹花、菊花等。 贵州出土明代金属饰品中，除播州杨氏土司墓出土金银器较多外，一般平民墓很少发现金银器，而以铜饰代之。即使是一般官员和富贵人家的墓葬，出土金银器的数量也较少，以簪、戒指、手镯等小件饰品为多。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簪，多以金为簪首，银质簪针。簧形饰是戴在手指上的簧形戒指，延续了宋元的风格。
宋明时期的金属饰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播州杨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金银器为代表，是中原地区金银器装饰工艺的直观反映；二是平坝、盘县等地墓葬出土的金属首饰。就制作工艺而言，第二类金属饰品多为铜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可以看做是贵州本土金属饰品的兴起。
四、贵州出土金属饰品流变之原因
周边各地对贵州的移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未中断。而在春秋时期，因战乱的频繁，中原地区的移民也大规模进入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今天生存于贵州的蔡家苗、宋家苗，历史上曾被当作是春秋时期蔡国人、宋国人的后裔，这虽无法考证，然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对贵州的大规模移民，确是不争的事实。自秦通五尺道，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大规模开发西南夷，中原地区对贵州的移民达到了第一次高峰。中原地区的文化也随中原移民进入贵州，金属饰品及其制作工艺也随之进入贵州，故这些金属饰品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工艺和文化审美不足为奇。
三国时中原地区进入长久的动荡，中原地区政权对西南的控制急剧减弱。而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政治统治上基本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即使如强大的唐王朝，也因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对其边境的强人而持久的压力，对西南地区无暇兼顾而让其放任自流。从春秋至两汉进入贵州的中原移民后裔，其文化上仍保持过去移民时的状态，而与同时代的中原文化联系松散，又受居住地原住民文化的强大影响，其金属饰品在延续两汉的基础上发生变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两宋时期是贵州各少数民族基本形成的时期，民族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其时贵州的金属饰品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再正常不过了。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控制仅局限于驿道沿线，政府的势力很难深入到苗疆腹地和各土司的势力范围，直至其后的改土，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清代“改土归流”和升辟“新疆六厅”之前，民族文化占据主流的地位尚未改变，金属饰品尚延续其民族特色。这一时期的例外，是播州杨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银饰，工艺精湛，反映了中原地区银饰制作技艺的高超水平。
三个时期的划分也并不是要排斥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事实上，这些金属饰品的出土地，一直是贵州与中原地区、四川盆地、云南交流比较频繁的地区。只不过，四川盆地和云南充当了贵州与中原地区交流的桥梁。而当下贵州少数民族银饰比较流行的黔东南地区，其饰银的兴起是清代开辟“新疆六厅”以后的事了。而真正的民族银匠，则要到清末至民国初年才出现，这也是贵州现代民族银饰出现的时间。
（责任编辑：阮富春）
一、春秋至汉代
到目前为止，贵州境内出土的金属饰品，年代最早的当属毕节青场的瓦窑遗址（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4期）出土的1件铜镯，该铜镯残长4、直径6厘米，横断面呈扁圆，年代为商周时期。威宁中水的红营盘东周墓地（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基地》，《考古》2007年第2期）墓21出土铜镯4支，镯面上有纹饰；铜指环8件，有簧形和片状两类。稍晚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出土铜笄和铜环，其中铜笄1件，残存笄首及小段笄身，笄首镂“心”形孔，旁作垂枝及叶片；铜环23件，用铜条弯曲而成，直径5.8、宽0.3厘米，根据形制大小，此类铜环可能为铜镯。铜鼓山遗址的年代为春秋至西汉中期，出土饰品也较多，除出土铜质饰品外，还出土有绿松石、玛瑙、石串珠、石扣饰、骨笄、骨片饰、牙饰等，种类较为丰富。
至少在战国时期，银已被作为制作各种饰品的重要原料。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李飞：《贵州威宁银子坛基地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战国中期墓葬出土银耳环6件，银条弯曲成环状，银条的质地柔软、颜色灰白；其他首饰多有铜发钗、玛瑙管和玉珠，注重耳部装饰，未发现手镯和扣饰；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墓葬中，多为铜发钗、手镯和扣饰组合，战国中期流行的用玉珠、玛瑙管装饰耳部的习俗仍继续沿用，未见银耳环。西汉初至西汉中期，铜带钩出现并流行，铜扣饰、手镯和铜铃等继续沿用。在这批金属饰品中，以带钩最具特色，带钩多为仿生形象，水禽形的状如鹅，牛头形的形似牛头，鲵鱼形的作琵琶状，斜出四翼，如鲵鱼，钩背有“日利八千万”阴刻隶书铭文。带钩中如牛头形带钩、鲵鱼形带钩等，虽然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然其制作工艺仍是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制作工艺。综合1978年10月发掘（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发现的铜手镯、带钩、发钗、扣饰等，反映了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装饰习尚的时代变化。
西汉中晚期，以绿松石镶嵌装饰、错金银、鎏金等装饰工艺在装饰品上开始出现，金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赫章可乐甲类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出土银戒指、银手镯、铜带钩、金钏等装饰品。带钩中有3件错金银的，其中一件完整，正面错金，背面错银，钩用细线镌刻成鹅头形，嘴、眼、头羽均有，嵌桃形绿松石以为冠，钩身刻流云纹和羽状纹饰，错以金，并镶圆形或桃形绿松石7粒，身背为卷云纹，钮面刻鸱鸮图案，以银错之。另有一件勺形器，器身为实心细圆柱，通体鎏金，镌刻流云纹。根据这件勺形器的形制，推测其为簪类饰品。金钏出土于墓8，直径6.7厘米。同一墓葬中出土的“澡槃”口沿上刻有“元始四年十月造”的铭文，元始是西汉汉平帝刘衍年号，元始四年为公元四年，可见这件金钏的年代当为西汉晚期。
东汉，金属饰品延续了西汉的类型，但有所发展，金银器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而在工艺方面，贵州东汉出土带钩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在造型方面，都没有达到西汉的水平，器物制作比较粗放简单、造型呆滞而缺乏变化。银手镯和银戒指承袭了西汉的工艺，造型简单，素面而无纹饰。黔西县林泉区东汉中晚期汉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出土的银手镯、银戒指均无纹饰，仅墓16出土铜戒指上嵌一小珠。兴仁县交乐乡东汉墓（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发现金手镯、银手镯、银戒指、铜带钩、铜戒指、铜扣饰，均无纹饰。贵州清镇汉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出土银手镯、银戒指，用银条弯曲而成，条扁而细，无纹饰。金坠，花瓣形，中心穿孔。
贵州发现的东汉时期墓葬，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其墓葬形制及随葬文物呈同质化现象，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少地方特色。这一文化同质化背景下的贵州金属饰品，也与中原地区的金属饰品保持着同一的风格。只不过，贵州出土东汉金属饰品均为墓葬出土，金银器数量较少，没有中原地区那么丰富而已。在贵州，东汉时期墓葬主要发现于兴义、兴仁、清镇、平坝、安顺、黔西、毕节等地，从出土文物来看，金属饰品以戒指、手镯、带钩、扣饰、钗为主，其他饰品较少。装饰工艺方面，西汉时期流行的镶嵌绿松石、错金银、鎏金等装饰工艺，基本消失不见。
二、三国至唐代时期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金银首饰的发现较前代多。在清镇、平坝发现的三国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出土发钗10件，其中一件为金质、另有铜质鎏金的，有的呈“W”形，系由一中间宽两端尖的扁条弯曲而成，制作极为简单。平坝马场万人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1973年第6期）墓35、墓38为东晋墓葬，发掘中清理出发钗、手镯、戒指等金银器，另有琥珀珠、玛瑙珠、料珠、菱形镂空银饰、金珠等装饰品，另有较多金片。而在稍晚的南朝墓中，也发现大量金属装饰品，金、银、铜质皆有，三者数量相差不大，其中金饰127件，银饰94件，铜饰146件。饰品种类以头部装饰为主，有钗、簪、饰片等，银簪有于簪首装饰金花两瓣的，分列银簪两侧；手部饰品有条脱、手镯、戒指、顶针等。金器中有大量的金饰片，发掘者以为头饰，有方形、半圆形、圆形、六边形、瓜米形等，方形者多戳刺十字花、八瓣花等纹饰，圆形的则刻朵花，也有素面的。金片上有小孔，孔的多寡不同，分布极有规律。平坝县尹关六朝墓（陈默溪：《贵州平坝县尹关六朝墓》，《考古》1959年第1期）出土饰品较多，有金钗、帽钉状长金饰、金片、银钗、银手镯、银戒指、铜手镯和铜戒指等。帽钉状长金饰应为金簪。金片多为圆形，也有方形等其他几何状的，正中有小孔，判断为制作簪、钗之用。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墓葬在贵州发现不多，所发现者也多集中在黔中的清镇和平坝两县，但是出土文物丰富。出土饰品中金、银、铜质皆有，出土数量比两汉时期有大幅提升，装饰以头部和手为主。制作工艺方面，装饰手法逐渐多样，有银簪装饰金花的，有以戳刺纹成十字花、八瓣花、六瓣花等，也有刻划菊花的。贵州这一时期的饰品一贯延续东汉的风格，簪、钗、戒指、手镯等多素面无纹饰，制造粗放，可以看做是东汉金银饰品的延续。
目前确定为唐代的墓葬，在贵州仅发现3座，很难通过出土文物对贵州唐代金属饰品有全面的把握。平坝县马场熊家坡唐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文物》1960年第6期）出土了金银戒指和银发钗，戒指环状，面刻竖线，发钗的形制与同一地区南朝墓出土的发钗相同。根据出土文物的形制和工艺，可将唐代金银首饰看作南朝首饰的延续。
三国至唐代，各种金属首饰延续两汉时期的技术和风格，但是于工艺而言，远没有两汉时期的精致，首饰种类在延续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两汉时期流行的错金银，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不见；制作技术方面，两汉时期的刻花工艺在这一时期也不多见，而多代以戳刺纹。捶揲法兴起，成为加工各种簪、钗的主要工艺。
三、宋、元、明时期
两宋至元代，贵州金属饰品的种类大幅度增加。平坝马场宋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平坝县马场唐宋墓》，《文物》1960年第6期）中，出土有铜戒指和铜发钗，戒指环形，有接口，正面为圆形，面上刻划弧形和圆点纹。清镇琊珑坝宋墓（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发现有手镯、项圈，铜、银皆有，银项圈扭丝，铜镯有的鎏金，宽边银手镯用薄银片制成，上钻花纹，然后卷成筒状，也有刻划弦纹的。清镇干河坝石棺葬（何凤桐、李衍垣：《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的北宋墓中，出土了条脱、钗、簪、手镯、戒指、簧形饰、管状饰、管状耳饰、簧形耳铃、扁铃等，均为铜质，另有包银花梳一件。条脱用长通条绕成数十圈，出土时残绕于小臂上，从肘至腕。其他的簧形耳饰、簧形耳铃，可能是用于装饰耳部的饰品。花梳为弓形背，用两片薄银片包成，银片上压印浅浮雕牡丹及桃叶纹。该墓地发现元墓一座，也发现有铜圈铃、铜簧饰、铜条脱、骨簪、料珠等，器物形制与北宋墓类似。
贵州发现宋墓，以黔北地区规格最高，但因人为盗扰，出土随葬品较少。桐梓夜郎坝（陈默溪：《贵州桐梓宋墓的清理》，《文物》1958年第2期）两座宋墓中，仅发现一对金耳环及少量银头饰。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杨粲夫妇合葬墓（宋先世：《<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摘要》，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仅于女室内发现两片金花片。杨文墓（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也只发现一件花朵状薄片金头饰。播州杨氏在贵州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杨氏家族的成员死后，也当有大量金银器随葬，但因盗掘严重，我们无法窥见杨氏家族随葬金银器的全貌，也无法通过墓葬了解宋元贵州金属饰品的风貌。而清镇干河坝石棺葬出土饰品，钗、簪、手镯、戒指等保持了与传统的一致性，其他如簧形饰、管状饰、管状耳饰、簧形耳铃等，则带有太多的地域性特色，可能与贵州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有关。
明代贵州出土金属饰品，以1954年遵义高坪地瓜堡杨文墓和杨纲墓之间出土的金银器最具代表性，代表了贵州出土金银器的最高工艺水品。该批金银器有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凤冠、金环、刻花龙头金手镯，嵌珠龙头金手镯、镂花嵌宝石金插针、莲花金簪、金挂饰、镂花嵌宝石金耳环、圆珠金纽、嵌宝石金纽扣、二龙抢宝金手镯等。
九凤三龙嵌宝石金冠，高29、宽38厘米。用金片砑花、金丝镂花，嵌红兰宝石，银制发胎。正面居中为大牡丹花一朵，花层重叠，带有小枝叶。花上立五凤，作弧行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顶上饰云片小龙三条，左右两侧饰横栏纹花耳。后面居中饰六瓣大花一朵，左右偏上方有小凤四只，花下饰大蝴蝶一只，下方正中悬半弧形大花块。左右垂卷云头花翅。通体镶嵌众多红、蓝、绿宝石，璀璨夺目。掐丝金冠，用金丝镂花、嵌红、蓝宝石，银插针、银发胎等组合而成。正面居中为八瓣重台花一朵，左右为扇形重台花二朵，花上有五个大凤作弧形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道。左右为扇两侧有叶形花耳二朵（仅存一个残缺件）。后面上端有蝶形花块一个，居中有大牡丹一朵，左右偏上有长茎带叶小花二朵，偏下有蝴蝶二个，左右伸出卷云头花翅二个，下方中间垂有弧形花边一条，弧形菱纹花边二条。
遵义高坪出土金冠并非明代宫廷礼制之物，亦不是出白宫廷御用工匠之手。可能的情况是，播州杨氏家族为显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自己延请民间工匠自行制作。另一金冠用金线细镂花镶红蓝宝石、银插针、银胎组合而成，正面当中为八瓣重台花一朵，左右为扇形重台花二，花上立五只金凤，作弧形排列，花下有条形边饰一道，左右有叶形花二，正后上方有螺形花块一，居中为大牡丹花，左右偏上为长茎带叶小花二，偏下为二蝴蝶，左右伸出卷云纹花翅六，正下垂弧形花边一条，菱形花边两条，以上各饰件，均穿缀在银胎上。银胎呈锅盔状，正面为“寿”字纹。播州杨氏世掌播州，统治播州达700年，这批精美的金银器，估计为播州杨氏土司夫人的随葬品。
盘县长房子（王燕子：《盘县出土明代文物》，《六盘水群众文化》1989年第1、2合期）出土簪、戒指、梅花形金纽等，其中簪以牡丹花形金饰片作簪首，簪杆银质。梅花形金纽的蕊心有4个大小不一的凹瓣，镶嵌宝石，银质梅花底座。思南张守宗夫妇合葬墓（刘恩元：《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8期）也出土金戒指盒银发簪，发簪簪首扁平，呈螭首状，簪杆为四棱形。金极致麻江县明墓（席克定：《麻江县谷峒明代土坑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曾出土乳钉绳纹铜手镯，手镯方棱，镯面饰一圈乳钉纹。另有素面手镯、铜头饰等。凯里市东北鱼洞村明墓（席克定：《凯里市明代残墓清理纪要》）出土的金属饰品也均为铜质，有条脱、簧形饰、发钗、铜铃等。出土时，簧形饰戴在手指上。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也发现大量明代金银器（宋世坤：《贵阳市出土的明代文物》，《贵阳志资料研究》1983年第2期），有戒指、耳环、簪、花梳、手镯、银簪等，装饰以折枝牡丹花、菊花等。 贵州出土明代金属饰品中，除播州杨氏土司墓出土金银器较多外，一般平民墓很少发现金银器，而以铜饰代之。即使是一般官员和富贵人家的墓葬，出土金银器的数量也较少，以簪、戒指、手镯等小件饰品为多。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簪，多以金为簪首，银质簪针。簧形饰是戴在手指上的簧形戒指，延续了宋元的风格。
宋明时期的金属饰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播州杨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金银器为代表，是中原地区金银器装饰工艺的直观反映；二是平坝、盘县等地墓葬出土的金属首饰。就制作工艺而言，第二类金属饰品多为铜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可以看做是贵州本土金属饰品的兴起。
四、贵州出土金属饰品流变之原因
周边各地对贵州的移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未中断。而在春秋时期，因战乱的频繁，中原地区的移民也大规模进入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今天生存于贵州的蔡家苗、宋家苗，历史上曾被当作是春秋时期蔡国人、宋国人的后裔，这虽无法考证，然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对贵州的大规模移民，确是不争的事实。自秦通五尺道，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大规模开发西南夷，中原地区对贵州的移民达到了第一次高峰。中原地区的文化也随中原移民进入贵州，金属饰品及其制作工艺也随之进入贵州，故这些金属饰品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工艺和文化审美不足为奇。
三国时中原地区进入长久的动荡，中原地区政权对西南的控制急剧减弱。而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政治统治上基本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即使如强大的唐王朝，也因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对其边境的强人而持久的压力，对西南地区无暇兼顾而让其放任自流。从春秋至两汉进入贵州的中原移民后裔，其文化上仍保持过去移民时的状态，而与同时代的中原文化联系松散，又受居住地原住民文化的强大影响，其金属饰品在延续两汉的基础上发生变异，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两宋时期是贵州各少数民族基本形成的时期，民族文化占据主流地位，其时贵州的金属饰品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再正常不过了。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中央王朝对贵州的控制仅局限于驿道沿线，政府的势力很难深入到苗疆腹地和各土司的势力范围，直至其后的改土，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清代“改土归流”和升辟“新疆六厅”之前，民族文化占据主流的地位尚未改变，金属饰品尚延续其民族特色。这一时期的例外，是播州杨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银饰，工艺精湛，反映了中原地区银饰制作技艺的高超水平。
三个时期的划分也并不是要排斥汉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事实上，这些金属饰品的出土地，一直是贵州与中原地区、四川盆地、云南交流比较频繁的地区。只不过，四川盆地和云南充当了贵州与中原地区交流的桥梁。而当下贵州少数民族银饰比较流行的黔东南地区，其饰银的兴起是清代开辟“新疆六厅”以后的事了。而真正的民族银匠，则要到清末至民国初年才出现，这也是贵州现代民族银饰出现的时间。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