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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姓张的外交官颇为知名，一位是西汉时凿通西域的张骞，另一位便是晚清时出使西洋的张德彝。张德彝八次出国，虽然在外交方面缺乏建树，但他留下了八部日记，毫无疑问是外交官中出使日记写得最多的。《五述奇》便是作者任驻德使馆随员期间（1887—1890）的日记，为其八部出使日记中的第五部。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因原驻德大臣许景澄任满，朝命内阁学士洪钧为出使俄、德兼充奥、和国（指荷兰）大臣，张德彝派充随员。乃于八月十一日离京启程赴德，至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返京。《五述奇》有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其主要内容有：
驻德外交官的国外生活情况。驻德公使洪钧上任时，“携有如夫人一、女仆二、男仆二、厨人二、缝人一、剃发匠一”，不仅有四个男女仆人，而且带了两个厨师、一个缝纫师、一个剃头匠。“如夫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赛金花，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她“喜洋婢而厌华妪”，将带来的一个随身女仆遣送回国;生女以后，用奶瓶以牛奶喂哺。由于洪钧不善外交，不喜欢交际，加之很注意“严男女之大防”，因此赛金花的活动空间很小，即使与使馆中人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与德国人密切交往。因此传闻赛金花在柏林时与德国军官瓦德西交往密切，实属子虚乌有。
国门初开，清朝官员都将出国当外交官视为苦差事，但随着对外交往日深，驻外使馆官员也越来越多。《五述奇》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记，《伦敦新报》报道，“闻中国新章，凡出使大臣，皆须裁减随带员弁，以节经费”。当时中国使馆滥竽充数者甚多，“即如伦敦中国使馆员数，并欧洲五大国驻英各使馆人数计之，尚不敌其多”，原因是“要路诸巨公，各荐其亲友子弟，势有所不能却耳”。
有的外交官因不谙外交惯例，又意气用事而被开除。《五述奇》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二十日记，本月初四日驻德使馆随员杨石渔某次因德国重大宴请未邀请其参加，认为“该国有藐视中国之心”，要求驻德公使行文德国外交部，“正词诘问”，“以保我中国使臣应得之权利”，遭到驻德公使洪钧驳斥。杨石渔再次具禀辩驳。洪钧乃令杨石渔缴还差委，撤差回华。杨石渔被除名后无旅费回国，幸好众人相帮，才打道回府。作为旁观者，张德彝认为杨石渔此举实为小题大做，令人齿冷。
驻德使馆德文翻译官赓音泰，娶一波兰女为妻，不幸遭了车祸，其妻去医院探视时，见有另外的女子在服侍。后来清朝召赓音泰回国，但他并未回华，而是到科伦开起了酒馆，并与在医院里服侍过他的女子同居。赓音泰出自蒙古王族，“照例得娶四妇”，但是在德国必须尊重当地一夫一妻的法律。对于这桩中国外交官跨国婚姻并且又是事实上的重婚案，《柏林日报》曾有报道，但到底如何了结，没有下文。
中国早期驻外使馆，常常聘请驻在国人充当翻译。驻德使馆即长期聘任金楷理任翻译兼充随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记，金楷理“本德人，自幼改入美籍，充当水手，既入中土谋生，后经李丹崖星使札调来德，至今十数年来，年逾六旬，而家财数万矣。其人精明干练，善侍官长，有使人迫于不得不用之处。故历来换任，罕有不称其能者”。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六日又记，“闻金楷理前在上海时，在外宿娼。其妻因妒生怒，以己貌陋，遂亦与黑人私通”。将外交官的隐私也记入日记，大概只有张德彝。
光绪十三年，清政府选拔十二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考察，这是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其中刑部候补主事孔樛远（昭乾）、兵部学习主事刘丹庭（启彤）、刑部候补主事李英侪（灜瑞）、工部学习主事陈熙堂（燨唐）一路前往英、法及其属地考察。此书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记录驻英使馆参赞官潘子静（志俊）给驻德使馆参赞汪芝房信，提及孔樛远因与刘丹庭有矛盾，在伦敦服毒自尽。对其死因，张德彝详细记载道：“孔与刘不睦，平日受侮，积愤成疯。服毒之先，曾吞金钱二枚，幸人知觉，医治泻出。经人留住使馆，调理多日，疯癫已愈十之八九。遂仍移住客寓，不意于十四日前，在客寓上层楼空房内服生鸦片而死。”张德彝且评论说：“吾怜其死，吾叹其愚，保身之道，尚且未谙，其他可知矣。”而《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报道说：“奉派游历英、法两国之工部主事孔主政昭乾，近在外洋身故……”，不仅搞错了孔樛远（昭乾）的官职，而且未指明其具体死因。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初探》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是探讨此次海外游历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可惜只引用《申报》报道，而没有引用张德彝的相关记载。
中国人在德国生活情况，此书也时有记载。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记，经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特邀，两个中国人桂竹君（林）、潘兰史（飞声）前往德国东方大学院（即柏林大学）任中文教习，待遇是“每月束脩三百马克，房屋自赁，饮食自备，每日酉刻入馆，教课一点钟”。待遇如此之低，是因为签订合同时，两人将马克误当成美元，到德国后才知马克不值钱，但已悔之晚矣。同年十二月二日记二人所教的学生共“三十二人，年皆三四十岁，并不读书，学话而已。中学官话者多，惟有三人专学广东话，其故乃为将来去粤学充领事官也”。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三年合同期满，二人“在此三年，虽云处处俭省，然房租食用，皆迫于无可如何，不能十分节俭。谋生于三万里外，所剩无几，亦无大趣味”，并附上当初订立的合同全文。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国人到德国任教的生活、工作情况的相关记载。
不仅有中国人到德国任教，更有不少人前往经商。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记，柏林华商田阿喜，浙江金华府人，现年五十六岁，“自伊七岁因发逆（指太平天国）之乱离家，既而出洋谋生，迄今四十余年，從来未回归故土”，“曾娶英女为妻”，生有二子，长子合通“娶和（指荷兰）女为媳”。田阿喜拟携次子归国扫墓，请求驻德使馆颁给护照。同年又二月（原文如此）十一日记田阿喜长子田合通与洋媳妇钱裴氏口角，颇有意思：“田言裴既嫁华人，例应缠足。裴言田为德人，而非华人。田言伊父系华人，伊乃英人（因伊母系英人）侨居于德。裴言如是，则须剪辫。”跨国婚姻，风俗迥异，如何调适，令人深思。对跨国婚姻，张德彝的观察是：“尝见洋人娶华妻者，妻无权，生有子女，皆送回本国读书，是其财产自皆随之。华人则不然，凡娶洋妻者，皆妻有权，生有子女，归妻管辖，既不服华装，更不能华言，是华人毫无把握，则一切财产自不能携回本国矣，中西公私大小事务之不平也如此。” 早期中国外交官在驻在国的一大消遣是看西方戏剧，但由于语言障碍及文化隔阂，对剧情大多不甚了了。张德彝则不然，他对西方戏剧剧情相当熟悉，记载简明扼要。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初六日記在柏林威克兜里亚戏园观剧，“所演系英国六七富绅，一日闲谈，谓：不知至少若干日，可得周游四大洲？有谓须百日者，有谓须三个月者，惟某甲谓只八十日足矣。于是互相约定，果能往返八十日，则赢金镑十万……”张德彝用一千多字的篇幅，记载观看根据法国作家凡尔纳所写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改编的戏剧。《八十天环游地球》迟至1900年才被福建女诗人林绍徽翻译成中文，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汉译本，而张德彝对小说故事梗概的叙述早了整整十三年。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初四日记在柏林戏园观剧，“所演系四百年前和兰典故，乃国王被弟毒死，弟乃报后称王。当时后子哈米蕾年幼，未知伊父身故之由也。及其长成，一夜出游，遇鬼于途，即其父之魂灵，向伊诉其当日如何遇害。哈闻之大怒，急思代父报仇，究不知其事确否，乃在王前献戏，令优伶照伊父所言者演试之。即演至王弟毒兄时，王与后皆战栗惊走。哈既考得其实，欲刺杀之……”。“哈米蕾”今译“哈姆雷特”，所演戏剧为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张德彝对曲折离奇的戏剧故事描述相当准确，唯将丹麦故事说成“和兰（荷兰）典故”，显系误记。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记在柏林朔斯皮拉戏园观看德国名诗人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不仅仔细记载了戏剧情节，而且描述了令人震撼的舞台艺术效果：“所有景致，与真毕肖，无须琐述。惟其暴风骤雨，海浪狂涛，声势之震烈怒号，闻之观之，令人心怯。又其天晴，终朝日光射于山涧，早晚之不同;入夜月光清朗，微风使树枝之摇动，水面之微波;更有真马上台，马之假作奔驰跳踢，种种可观之至。”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此书的一大重点，是记当时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至六月的日记记载最多。军事方面，记德国的兵役、预备役、军体（集团军）制度;政治制度方面，记德国上、下议院之组成，新建议会大楼之壮观以及会场布置等;司法制度方面，记德国按察司（法官）“体制甚尊，上无统属，虽君主亦不得掣其权”，“各按察司皆经考取而后授权，其俸薪按照当差年限逐渐加增，国家不能有褫革之权，亦不能调任别部”;社会管理方面，记载了卫生防疫、小孩种牛痘、污水处理、牲畜屠宰须检疫、打猎须领执照、捕鱼之规、卖艺不许有伤风化等，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社会管理制度，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已广泛实行了。尤其是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记有德国对养狗的规定：“无论大小，皆项套皮圈，上挂铜牌，凿以主人名姓住址，口上皆有铜罩或铁丝罩，以防咬人滋事。其无铜牌与罩者，巡捕获得之，勒令罚钱。”对于今天我们治理狗患，依然不无借鉴价值。
十九世纪的新生事物，书中也多有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二十四日记载了爱迪生发明的留音机，不过张德彝将爱迪生误为“美国纽约人”（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米兰镇，逝世于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其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对西方避孕用具的记载颇有意思：前在泰西，知有一种免胎之物，英曰“法国信”，法名“英国帽”。或云以是物套于阳具之上，不惟女免受胎，即男子宿娼亦免招病。昨在“古米”（指橡胶）铺中，其人取出与看，见造以“古米”，自内向外，卷而成饼，周约四寸，长逾半尺。据云，用之较他料造者尤为便当。此固男用以防女者，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以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己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盖“古米”之为物，经暖则软，长短亦可随意耳。
上文告诉人们，避孕套为“古米”（橡胶）所造，用于避孕和防病。避孕套既有男用，也有女用。饶有兴味的是避孕套在英国叫作“法国信”，在法国则叫“英国帽”，英、法的不同称呼，不无相互揶揄之意，显示了英、法民族的诙谐和风趣。
叙事不嫌琐细的张德彝，为何日记中很少记载外交交涉？除了保守秘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翻译兼随员的张德彝，很难看到外交交涉文件。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七日记载，派驻公使，“原为查访风俗事体情形，以便保护人民，办理交涉事件。是不惟公使须通晓一切，而随员人等尤当历练，随时见闻。故各国公使署，凡往来文件，无不置诸公案，听众观看，以便知晓各事情形，如何办法。余自乙丑冬随使外洋，于今五次矣，所知者惟一国之风俗民情，所有两国交涉事件，茫然不知”。无怪乎作为外交官的张德彝，日记中只记载风俗民情，外交事务方面的记载反而寥寥无几。
（钟叔河先生校点的《五述奇》，已收入“走向世界丛书”，201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
驻德外交官的国外生活情况。驻德公使洪钧上任时，“携有如夫人一、女仆二、男仆二、厨人二、缝人一、剃发匠一”，不仅有四个男女仆人，而且带了两个厨师、一个缝纫师、一个剃头匠。“如夫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赛金花，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她“喜洋婢而厌华妪”，将带来的一个随身女仆遣送回国;生女以后，用奶瓶以牛奶喂哺。由于洪钧不善外交，不喜欢交际，加之很注意“严男女之大防”，因此赛金花的活动空间很小，即使与使馆中人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与德国人密切交往。因此传闻赛金花在柏林时与德国军官瓦德西交往密切，实属子虚乌有。
国门初开，清朝官员都将出国当外交官视为苦差事，但随着对外交往日深，驻外使馆官员也越来越多。《五述奇》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记，《伦敦新报》报道，“闻中国新章，凡出使大臣，皆须裁减随带员弁，以节经费”。当时中国使馆滥竽充数者甚多，“即如伦敦中国使馆员数，并欧洲五大国驻英各使馆人数计之，尚不敌其多”，原因是“要路诸巨公，各荐其亲友子弟，势有所不能却耳”。
有的外交官因不谙外交惯例，又意气用事而被开除。《五述奇》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二十日记，本月初四日驻德使馆随员杨石渔某次因德国重大宴请未邀请其参加，认为“该国有藐视中国之心”，要求驻德公使行文德国外交部，“正词诘问”，“以保我中国使臣应得之权利”，遭到驻德公使洪钧驳斥。杨石渔再次具禀辩驳。洪钧乃令杨石渔缴还差委，撤差回华。杨石渔被除名后无旅费回国，幸好众人相帮，才打道回府。作为旁观者，张德彝认为杨石渔此举实为小题大做，令人齿冷。
驻德使馆德文翻译官赓音泰，娶一波兰女为妻，不幸遭了车祸，其妻去医院探视时，见有另外的女子在服侍。后来清朝召赓音泰回国，但他并未回华，而是到科伦开起了酒馆，并与在医院里服侍过他的女子同居。赓音泰出自蒙古王族，“照例得娶四妇”，但是在德国必须尊重当地一夫一妻的法律。对于这桩中国外交官跨国婚姻并且又是事实上的重婚案，《柏林日报》曾有报道，但到底如何了结，没有下文。
中国早期驻外使馆，常常聘请驻在国人充当翻译。驻德使馆即长期聘任金楷理任翻译兼充随员。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记，金楷理“本德人，自幼改入美籍，充当水手，既入中土谋生，后经李丹崖星使札调来德，至今十数年来，年逾六旬，而家财数万矣。其人精明干练，善侍官长，有使人迫于不得不用之处。故历来换任，罕有不称其能者”。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六日又记，“闻金楷理前在上海时，在外宿娼。其妻因妒生怒，以己貌陋，遂亦与黑人私通”。将外交官的隐私也记入日记，大概只有张德彝。
光绪十三年，清政府选拔十二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考察，这是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其中刑部候补主事孔樛远（昭乾）、兵部学习主事刘丹庭（启彤）、刑部候补主事李英侪（灜瑞）、工部学习主事陈熙堂（燨唐）一路前往英、法及其属地考察。此书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记录驻英使馆参赞官潘子静（志俊）给驻德使馆参赞汪芝房信，提及孔樛远因与刘丹庭有矛盾，在伦敦服毒自尽。对其死因，张德彝详细记载道：“孔与刘不睦，平日受侮，积愤成疯。服毒之先，曾吞金钱二枚，幸人知觉，医治泻出。经人留住使馆，调理多日，疯癫已愈十之八九。遂仍移住客寓，不意于十四日前，在客寓上层楼空房内服生鸦片而死。”张德彝且评论说：“吾怜其死，吾叹其愚，保身之道，尚且未谙，其他可知矣。”而《申报》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报道说：“奉派游历英、法两国之工部主事孔主政昭乾，近在外洋身故……”，不仅搞错了孔樛远（昭乾）的官职，而且未指明其具体死因。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初探》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是探讨此次海外游历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可惜只引用《申报》报道，而没有引用张德彝的相关记载。
中国人在德国生活情况，此书也时有记载。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记，经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特邀，两个中国人桂竹君（林）、潘兰史（飞声）前往德国东方大学院（即柏林大学）任中文教习，待遇是“每月束脩三百马克，房屋自赁，饮食自备，每日酉刻入馆，教课一点钟”。待遇如此之低，是因为签订合同时，两人将马克误当成美元，到德国后才知马克不值钱，但已悔之晚矣。同年十二月二日记二人所教的学生共“三十二人，年皆三四十岁，并不读书，学话而已。中学官话者多，惟有三人专学广东话，其故乃为将来去粤学充领事官也”。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三年合同期满，二人“在此三年，虽云处处俭省，然房租食用，皆迫于无可如何，不能十分节俭。谋生于三万里外，所剩无几，亦无大趣味”，并附上当初订立的合同全文。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国人到德国任教的生活、工作情况的相关记载。
不仅有中国人到德国任教，更有不少人前往经商。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记，柏林华商田阿喜，浙江金华府人，现年五十六岁，“自伊七岁因发逆（指太平天国）之乱离家，既而出洋谋生，迄今四十余年，從来未回归故土”，“曾娶英女为妻”，生有二子，长子合通“娶和（指荷兰）女为媳”。田阿喜拟携次子归国扫墓，请求驻德使馆颁给护照。同年又二月（原文如此）十一日记田阿喜长子田合通与洋媳妇钱裴氏口角，颇有意思：“田言裴既嫁华人，例应缠足。裴言田为德人，而非华人。田言伊父系华人，伊乃英人（因伊母系英人）侨居于德。裴言如是，则须剪辫。”跨国婚姻，风俗迥异，如何调适，令人深思。对跨国婚姻，张德彝的观察是：“尝见洋人娶华妻者，妻无权，生有子女，皆送回本国读书，是其财产自皆随之。华人则不然，凡娶洋妻者，皆妻有权，生有子女，归妻管辖，既不服华装，更不能华言，是华人毫无把握，则一切财产自不能携回本国矣，中西公私大小事务之不平也如此。” 早期中国外交官在驻在国的一大消遣是看西方戏剧，但由于语言障碍及文化隔阂，对剧情大多不甚了了。张德彝则不然，他对西方戏剧剧情相当熟悉，记载简明扼要。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初六日記在柏林威克兜里亚戏园观剧，“所演系英国六七富绅，一日闲谈，谓：不知至少若干日，可得周游四大洲？有谓须百日者，有谓须三个月者，惟某甲谓只八十日足矣。于是互相约定，果能往返八十日，则赢金镑十万……”张德彝用一千多字的篇幅，记载观看根据法国作家凡尔纳所写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改编的戏剧。《八十天环游地球》迟至1900年才被福建女诗人林绍徽翻译成中文，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汉译本，而张德彝对小说故事梗概的叙述早了整整十三年。
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初四日记在柏林戏园观剧，“所演系四百年前和兰典故，乃国王被弟毒死，弟乃报后称王。当时后子哈米蕾年幼，未知伊父身故之由也。及其长成，一夜出游，遇鬼于途，即其父之魂灵，向伊诉其当日如何遇害。哈闻之大怒，急思代父报仇，究不知其事确否，乃在王前献戏，令优伶照伊父所言者演试之。即演至王弟毒兄时，王与后皆战栗惊走。哈既考得其实，欲刺杀之……”。“哈米蕾”今译“哈姆雷特”，所演戏剧为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复仇记》。张德彝对曲折离奇的戏剧故事描述相当准确，唯将丹麦故事说成“和兰（荷兰）典故”，显系误记。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记在柏林朔斯皮拉戏园观看德国名诗人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不仅仔细记载了戏剧情节，而且描述了令人震撼的舞台艺术效果：“所有景致，与真毕肖，无须琐述。惟其暴风骤雨，海浪狂涛，声势之震烈怒号，闻之观之，令人心怯。又其天晴，终朝日光射于山涧，早晚之不同;入夜月光清朗，微风使树枝之摇动，水面之微波;更有真马上台，马之假作奔驰跳踢，种种可观之至。”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此书的一大重点，是记当时德国各方面的情况，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至六月的日记记载最多。军事方面，记德国的兵役、预备役、军体（集团军）制度;政治制度方面，记德国上、下议院之组成，新建议会大楼之壮观以及会场布置等;司法制度方面，记德国按察司（法官）“体制甚尊，上无统属，虽君主亦不得掣其权”，“各按察司皆经考取而后授权，其俸薪按照当差年限逐渐加增，国家不能有褫革之权，亦不能调任别部”;社会管理方面，记载了卫生防疫、小孩种牛痘、污水处理、牲畜屠宰须检疫、打猎须领执照、捕鱼之规、卖艺不许有伤风化等，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社会管理制度，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已广泛实行了。尤其是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记有德国对养狗的规定：“无论大小，皆项套皮圈，上挂铜牌，凿以主人名姓住址，口上皆有铜罩或铁丝罩，以防咬人滋事。其无铜牌与罩者，巡捕获得之，勒令罚钱。”对于今天我们治理狗患，依然不无借鉴价值。
十九世纪的新生事物，书中也多有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二十四日记载了爱迪生发明的留音机，不过张德彝将爱迪生误为“美国纽约人”（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米兰镇，逝世于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其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对西方避孕用具的记载颇有意思：前在泰西，知有一种免胎之物，英曰“法国信”，法名“英国帽”。或云以是物套于阳具之上，不惟女免受胎，即男子宿娼亦免招病。昨在“古米”（指橡胶）铺中，其人取出与看，见造以“古米”，自内向外，卷而成饼，周约四寸，长逾半尺。据云，用之较他料造者尤为便当。此固男用以防女者，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以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己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盖“古米”之为物，经暖则软，长短亦可随意耳。
上文告诉人们，避孕套为“古米”（橡胶）所造，用于避孕和防病。避孕套既有男用，也有女用。饶有兴味的是避孕套在英国叫作“法国信”，在法国则叫“英国帽”，英、法的不同称呼，不无相互揶揄之意，显示了英、法民族的诙谐和风趣。
叙事不嫌琐细的张德彝，为何日记中很少记载外交交涉？除了保守秘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翻译兼随员的张德彝，很难看到外交交涉文件。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七日记载，派驻公使，“原为查访风俗事体情形，以便保护人民，办理交涉事件。是不惟公使须通晓一切，而随员人等尤当历练，随时见闻。故各国公使署，凡往来文件，无不置诸公案，听众观看，以便知晓各事情形，如何办法。余自乙丑冬随使外洋，于今五次矣，所知者惟一国之风俗民情，所有两国交涉事件，茫然不知”。无怪乎作为外交官的张德彝，日记中只记载风俗民情，外交事务方面的记载反而寥寥无几。
（钟叔河先生校点的《五述奇》，已收入“走向世界丛书”，2016年由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