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基是英国著名的讽刺小品作家，《黄昏》、《敞开的窗户》、《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记》等都以短小精悍著称，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在构思的精巧，尤其是结尾的大逆转上，和欧·亨利颇为相似。欧·亨利心肠软，有同情心，因此带点伤感，萨基则以调侃和毫不客气的针砭为能事。讽刺需要夸张，夸张则不免离奇。不过既然是小品，篇幅有限，好比速写;尽管离奇，到底简单，令人解颐，也不过是睡前的消遣而已。相比之下，萨基的个人经历倒是比他任何一篇小说都更不寻常。据冯涛在《萨基短篇小说选》前言里的介绍，萨基才两岁，母亲就被受惊的母牛踩死，父亲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托付给奶奶和两位姑母照料，独自去缅甸当差。两位姑母生性古板，为人刻薄，体弱多病的萨基在她们羽翼下过的日子，据他自己说，是难以想象的痛苦不堪。后来，在他的小說中，总有愚蠢而专横的姑母形象出现。成人之后，萨基和乔治·奥威尔一样也去缅甸做了军警，但由于染上严重的疟疾，只待了一年多就返回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已经超龄的萨基报名参军，不愿做军官，以普通士兵身份奔赴前线。1916年11月，在法国博蒙-阿梅尔附近被一名德军狙击手射杀，年仅四十六岁。冯涛和维基百科词条里都说，萨基的姐姐埃塞尔在他死后毁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并在1924年出版的书中，“从她的角度重新描述了他的童年时光”。
　　写作者最大的噩梦，莫过于那些呕心沥血的文稿在其死后被糟蹋：销毁、删削、藏匿等各种破坏性的整理以及最可怕的篡改。其次，是亲近者不可靠的回忆：误解和偏见固然浸透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臆测和怀疑乃至恶意的诽谤也是家常便饭。鲁迅说他宁愿死后速朽。在伟大的一面，是希望他抨击的社会现象有一天会消失殆尽，他投枪匕首式的杂文从此变成空谈，自然而然地与之偕亡。
　　萨基的姐姐为何要毁掉弟弟的文稿？她“重新描述”弟弟的童年时光，是不愿家事外扬，还是对弟弟的感受不认同，必欲修正而后快，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意图都在以她的“历史”掩盖和替代她弟弟的“历史”。
　　博尔赫斯在与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谈话节目中曾谈到伊壁鸠鲁。费拉里说，关于伊壁鸠鲁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桑塔亚那所说的，尽管世人都不相信，伊壁鸠鲁其实是一个圣人。博尔赫斯说，是的，就因为伊壁鸠鲁一直受诬蔑，“想到我们是通过对手的责难才知道这么多哲学家的，这是多么可悲啊”。那些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我们是通过反对他们的亚里士多德才知道他们的;伊利亚的芝诺，我们是通过诋毁者的言论知道他的。这一切，就像我们对迦太基的知识，是出自他们的敌人罗马人的记述。假如迦太基人赢得了布匿战争，谁知道我们眼中的罗马又是什么样子。
　　博尔赫斯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曾说，如果困于荒岛，只许带一本书，他要带的就是《西方哲学史》。
　　伊壁鸠鲁主义在后代成为纵情享乐的代名词，其实伊壁鸠鲁及其弟子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关心他人，很少顾及自己，终生受疾病折磨，但“学会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当”。他的哲学的目的主要是想获得恬静，因为心灵的快乐胜过肉体的快乐。伊壁鸠鲁的团体不仅有其弟子和朋友，还有奴隶和妓女，正是这些妓女成了敌人诽谤他的借口。
　　据罗素说，关于伊壁鸠鲁生平的资料，主要是来源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传记。然而，拉尔修的传记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常采用一些极少甚至毫无历史价值的传说。第二，也是更可悲的，就是采纳了斯多葛派对伊壁鸠鲁的诽谤性攻击。
　　在论述赫拉克利特时，罗素有一段发自内心的感叹：“他的著作正如柏拉图以前一切哲学家的著作，仅仅是通过引文才被人知道的，而且大部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反驳他才加以引证的。只要我们想一想任何一个现代哲学家如果仅仅是通过他的敌人的论战才被我们知道，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见苏格拉底以前的人物该是多么值得赞叹，因为即使是通过他们的敌人所散布的恶意的烟幕，他们仍然显得十分伟大。”
　　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运气较差，苏格拉底本人则幸运多了，因为阐述其思想、记载其生平的主要两位——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是他的学生。歪曲和诽谤大约不会有，但还是存在问题。柏拉图写苏格拉底，是借“六经注我”，他又太有文学家的天赋，对话场景刻画生动，后人很难分清他的叙述多大程度上是虚构。至于色诺芬，罗素毫不客气地指出，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有人认为这样很好，正由于他不够聪明，缺少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因此他关于苏格拉底的回忆一定真实可靠。罗素不这么看，他说：“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宁愿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
　　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即使通过论敌和忌恨他们的人的记述，仍使后人感觉到他们的伟大。这一方面说明他们确实伟大，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今天更觉得奇怪的地方：何以他们的敌人没有把他们渲染成彻底的恶徒和笨伯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在技术上并不难啊。难道论敌们在攻讦和诬蔑时居然能恪守中道，不忍心把对方的好处全部抹杀吗？透过历史，我们很容易看明白，污蔑既极容易，民众又一贯轻信，他们往往宁愿不加思考地接受别人灌输给他们的东西，而不肯费一点点脑子。
　　考虑身后的声名实在是一件奢侈无比的事。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和权臣会想到这一点，因此会比较恭谨和节制。但对于普通人，所谓声名，那么狭小的范围，那么短暂的时间，值得两只芦花鸡？值得一辆宝马车吗？即使贵为帝王将相，不是尸骨未寒就有人对着他们的坟茔吐口水吗？除非灵魂不朽，除非有来世和因果报应，否则身后的名誉与此生关系不大。在我看来，唯一重要的是留下真相，使我们想到历史这样一种东西时，由于这些真相而对它多少怀着一点敬意。所以，归根结底，拒绝歪曲和诽谤，是一种没有太多现世价值的道德关怀，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人最后的堂·吉诃德式的奋斗。
　　古人说，弭谤莫如自修。说得何尝不好，然而没用，与其让别人乱涂乱写，还是自己留一幅自画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