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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秋,我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又被选派到上海中国画院进修。我有幸接触到许多我所敬爱的著名画家,贺天健就是其中一位。我拜他为师,跟他学习中国画。
贺老师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各种笔法、墨法,以及金碧青绿等用色的手法,或工或写,或水墨淡彩,或青绿重彩,变化丰富,多姿多彩,精妙独特。这与他在学习传统上深厚的功力、精微的钻研,在生活中广泛借鉴、大胆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的山水画意境开阔、气势雄健、豪放浑厚、朴茂清新,富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时代感和艺术韵味,其民族风格、个人风貌与艺术内涵和独创性都显现出来。他像一株根深叶茂、挺拔参天、永远常青的大树,根植于华夏文化沃土中,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取法乎上
贺老师认为中国山水画有悠久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和优秀的传统表现手法,不仅是东方美术,在世界绘画中也是最卓越的画种之一。学习山水画,首先要熟悉、掌握传统山水画中有代表性的、有发展机能的技法,特别强调要“取法乎上”,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说,教师犹如“识途老马”,要在民族艺术殿堂中指导学生去认识、分辨山水画传统技法中哪些是有代表性的、有生机有发展的上乘之法,以及如何演变的,使学生能明确而具体地认识如何“取法乎上”。他对学生的教授分三个步骤:一是介绍历史。将我国山水画主要流派中有代表性画家的皴法和树法及有关史论进行讲授与示范,使学生从对临与背临中基本掌握之。二是选临名作。从对历代名作选临中使学生从局部技法到整体表现进行全面研究。三是外师造化。到现实生活中去与传统技法相互印证,使古法变为我法,死法变为活法,在写生与创作中以自己特有的感受和情思去探索、丰富传统的表现手法。在我们学习的第一阶段中,从唐代吴道子、王维、李思训开始,直到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大师的皴法、树法,贺老师逐一示范、讲授,先后积累了百余幅画稿。这套画稿由陶丰兄和我编好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正如《美术之友》评论说:“这套课徒画稿,不仅反映了贺天健精通传统绘画,深得技法真谛,而且在系统、全面、具体、精彩、实用诸方面比之《芥子园画传》及历代名人课徒画稿都略胜一筹,是我们学习理解山水画技法很好的桥梁,是一部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珍贵范本。”
学习初期,贺老师不让我们临他的画,他说:“我的画是从学习传统中、研究生活中得来的。我要你们认清我的作品真正的‘源’与‘流’是什么。”他认为让学生入手即临教师自己的作品,是把学生当成教师技法的推销员,这是以牺牲学生个性创造而宣传教师的狭隘自私的教学法。他是要把学生当作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绘画的栋梁之才去培养。
苦不易得,得着便乐
贺老师是一位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是一位严肃刻苦治学的苦学派,又是一位不断向新的艺术领域探索的开拓者。
常听人说:“搞艺术的要活得轻松点,不要活得太累。”“画画是玩玩的,消遣而已。”可是我从贺老师那里感到的却是:学画是一种非常严肃和艰苦的事业。
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回西安美术学院前,贺老师送我的临别题字是:“苦不易得,得着便乐。”意思是要我在今后学习中不断地找问题,并要坚持不懈地解决各种理论或技法上的疑难和矛盾。他认为能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意味着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就预示着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真正的乐趣自然而来。这种以苦为乐的苦乐观,是艺术事业上开拓者的苦乐观,是为复兴民族艺术事业充满真诚责任感的赤子之心。
他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下真功夫,要练硬功夫,切不可搞“花拳绣腿”,更不能“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童。
他以京剧大师盖叫天在古稀之年仍坚持天天练功为例,说明大艺术家多是活到老练到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贺老师给我布置的第一张临稿是唐李思训的勾斫法。他要求我临15遍,这是我入美院数年中从未遇到的重量级作业。结果第二周上课时我交出了30幅临稿,贺老师半信半疑拿起原稿和临稿核对,看是否是覆盖在原稿上画出的,又要我当面背临出一幅小画。当他确认是下功夫临出来的,便很痛快地说:“好,你是个北方人……”
他说解放前南京博物院展出历代名作时,他一周每天去看宋代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每天当晚背临,第二天再看,晚上再背临,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后能握在手里。贺老师不仅强调在技法上要有硬功夫,同时又经常启发我们认识古人如何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1961年春,贺老师带我们到无锡、南京去写生。面对钟山,他对照披麻皴分析说,这种皴法并非自然纹理的如实记录,而是感觉理解后一种形式美的再创造;又面对采石矶一带江岸岩石峭壁,贺老师分析斧劈皴如何从实景中提炼概括而来,若纯自然主义的摹写,只能是一派杂乱的石纹。
从传统技法与现实生活的比较分析中,我们比较深入认识到各种皴法的产生过程,正是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和“迁想妙得”的结果。在画写生过程中,老师指出了我受西画焦点透视法影响的局限性,又提示我不能简单化理解中国画的观察方法——只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效果。正因如此,我画的太湖景物像平摊在那里一样。应该全面理解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是在面面观的基础上分析比较,提炼概括,取舍、夸张,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充分发挥作者主观能动性,灵活自然地描写对象。我理解贺老师在洽学中所指的“苦”不仅是功力、技法上的苦练硬功夫,同时包括从生活到艺术创作过程中苦苦求索、反复推敲、精心琢磨、提高升华的全过程。
贺老师在他的“结壳”与“破壳”论中认为:学画要从规矩入手,“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山水画的规矩要从传统中学,要把自己当作“笨汉”,像螺丝钉一样深入钻进去,切不可耍小聪明。小聪明就像图钉一样,样子像钉进去了,一碰易掉,很肤浅。钻进去后,又会出现“结殼”现象,形成固定的模式,从艺术上讲走入穷途死路。此时要发展,就要“穷则变”“变则通”“不破不立”。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如同蛇蜕皮一样,一次一次地在蜕变中成长发展。在向古人学习中容易“结壳”,从而抹煞自己的性格和才能的发挥,所以“食”了古一定要“化”,即“破壳”。“食”古能“化”就可以古为今用,自己的格调和才能就得以充分发挥,这便是在“传统上开花”。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最困难的就是“穷”了以后能“变”。然而这“穷”字是不易得到的,要用很多功,学到无路可走时才能“穷”。因此,学习中要苦修苦练。我理解“苦不易得,得着便乐”,意在知“穷”求“变”二字,实质上是在学习传统中,既要重视深入钻研的继承性,又要具有明智大胆突破的创造性。在二者辩证统一中相辅相成,发展前进。
仰俯天地大,局促南北宗
对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贺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其渊博的学识与修养。记得他常爱用两个大拇指作比喻:画家与画家的高下之分,绝不仅仅是由案头勤奋和苦练的时间长短而定,要有画外之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丰富的阅历与渊博的知识和修养,画得再多只能是畫匠而已。他说,历史上的大艺术家,如王维、李白、杜甫等,不仅是画家、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贺老师平时要求我们多读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名人传记、地理书籍,多背些唐诗、宋词,好好读《文心雕龙》,多关心姊妹艺术。他虽然当时已七十多岁,还经常拿着放大镜读《马列主义美学》。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他在古旧书店买了套《苏东坡全集》,很难得。我们在南京、无锡写生途中,他一路上谈笑风生,常常一棵树,一声鸟叫,就可引起他对许多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的谈论;每到一处翻阅导游书籍,仔细查看碑文,边看边讲,兴致勃勃,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引发知识和智慧的闪光。我们觉得在他身边处处都可以吮吸到文化艺术的营养。
贺老师很欣赏这样一副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就应该有这样广阔博大的胸襟。又正如他自己拟写的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仰俯天地大,局促南北宗。”反映了他在学术上不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高屋建瓴,“取法乎上”,博采众长。在师造化中,他又强调要“搜尽奇峰打草稿”,“胸有丘壑”“造化在手”,方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创作出佳作来,充分体现了他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的宽广博大。
贺老师曾讲过一段故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莫斯科正处在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竟然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俄罗斯风景画展”。在战火与硝烟中看到表现苏联锦绣河山的精美油画,人们将有何感受?这样优美可爱的俄罗斯风光岂能让法西斯铁蹄继续凌辱践踏?因此更加激发红军和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与勇气。可见山水画的功能不仅可以作审美欣赏,同时对于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激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也有独特的启迪作用。
贺老师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各种笔法、墨法,以及金碧青绿等用色的手法,或工或写,或水墨淡彩,或青绿重彩,变化丰富,多姿多彩,精妙独特。这与他在学习传统上深厚的功力、精微的钻研,在生活中广泛借鉴、大胆探索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的山水画意境开阔、气势雄健、豪放浑厚、朴茂清新,富有生机与活力,具有时代感和艺术韵味,其民族风格、个人风貌与艺术内涵和独创性都显现出来。他像一株根深叶茂、挺拔参天、永远常青的大树,根植于华夏文化沃土中,傲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取法乎上
贺老师认为中国山水画有悠久历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经验和优秀的传统表现手法,不仅是东方美术,在世界绘画中也是最卓越的画种之一。学习山水画,首先要熟悉、掌握传统山水画中有代表性的、有发展机能的技法,特别强调要“取法乎上”,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说,教师犹如“识途老马”,要在民族艺术殿堂中指导学生去认识、分辨山水画传统技法中哪些是有代表性的、有生机有发展的上乘之法,以及如何演变的,使学生能明确而具体地认识如何“取法乎上”。他对学生的教授分三个步骤:一是介绍历史。将我国山水画主要流派中有代表性画家的皴法和树法及有关史论进行讲授与示范,使学生从对临与背临中基本掌握之。二是选临名作。从对历代名作选临中使学生从局部技法到整体表现进行全面研究。三是外师造化。到现实生活中去与传统技法相互印证,使古法变为我法,死法变为活法,在写生与创作中以自己特有的感受和情思去探索、丰富传统的表现手法。在我们学习的第一阶段中,从唐代吴道子、王维、李思训开始,直到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大师的皴法、树法,贺老师逐一示范、讲授,先后积累了百余幅画稿。这套画稿由陶丰兄和我编好后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受到广泛欢迎和好评。正如《美术之友》评论说:“这套课徒画稿,不仅反映了贺天健精通传统绘画,深得技法真谛,而且在系统、全面、具体、精彩、实用诸方面比之《芥子园画传》及历代名人课徒画稿都略胜一筹,是我们学习理解山水画技法很好的桥梁,是一部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珍贵范本。”
学习初期,贺老师不让我们临他的画,他说:“我的画是从学习传统中、研究生活中得来的。我要你们认清我的作品真正的‘源’与‘流’是什么。”他认为让学生入手即临教师自己的作品,是把学生当成教师技法的推销员,这是以牺牲学生个性创造而宣传教师的狭隘自私的教学法。他是要把学生当作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绘画的栋梁之才去培养。
苦不易得,得着便乐
贺老师是一位脚踏实地做学问的人,是一位严肃刻苦治学的苦学派,又是一位不断向新的艺术领域探索的开拓者。
常听人说:“搞艺术的要活得轻松点,不要活得太累。”“画画是玩玩的,消遣而已。”可是我从贺老师那里感到的却是:学画是一种非常严肃和艰苦的事业。
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回西安美术学院前,贺老师送我的临别题字是:“苦不易得,得着便乐。”意思是要我在今后学习中不断地找问题,并要坚持不懈地解决各种理论或技法上的疑难和矛盾。他认为能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意味着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就预示着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真正的乐趣自然而来。这种以苦为乐的苦乐观,是艺术事业上开拓者的苦乐观,是为复兴民族艺术事业充满真诚责任感的赤子之心。
他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下真功夫,要练硬功夫,切不可搞“花拳绣腿”,更不能“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童。
他以京剧大师盖叫天在古稀之年仍坚持天天练功为例,说明大艺术家多是活到老练到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贺老师给我布置的第一张临稿是唐李思训的勾斫法。他要求我临15遍,这是我入美院数年中从未遇到的重量级作业。结果第二周上课时我交出了30幅临稿,贺老师半信半疑拿起原稿和临稿核对,看是否是覆盖在原稿上画出的,又要我当面背临出一幅小画。当他确认是下功夫临出来的,便很痛快地说:“好,你是个北方人……”
他说解放前南京博物院展出历代名作时,他一周每天去看宋代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每天当晚背临,第二天再看,晚上再背临,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后能握在手里。贺老师不仅强调在技法上要有硬功夫,同时又经常启发我们认识古人如何处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1961年春,贺老师带我们到无锡、南京去写生。面对钟山,他对照披麻皴分析说,这种皴法并非自然纹理的如实记录,而是感觉理解后一种形式美的再创造;又面对采石矶一带江岸岩石峭壁,贺老师分析斧劈皴如何从实景中提炼概括而来,若纯自然主义的摹写,只能是一派杂乱的石纹。
从传统技法与现实生活的比较分析中,我们比较深入认识到各种皴法的产生过程,正是艺术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和“迁想妙得”的结果。在画写生过程中,老师指出了我受西画焦点透视法影响的局限性,又提示我不能简单化理解中国画的观察方法——只是居高临下的俯视效果。正因如此,我画的太湖景物像平摊在那里一样。应该全面理解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是在面面观的基础上分析比较,提炼概括,取舍、夸张,经过作者艺术加工,充分发挥作者主观能动性,灵活自然地描写对象。我理解贺老师在洽学中所指的“苦”不仅是功力、技法上的苦练硬功夫,同时包括从生活到艺术创作过程中苦苦求索、反复推敲、精心琢磨、提高升华的全过程。
贺老师在他的“结壳”与“破壳”论中认为:学画要从规矩入手,“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山水画的规矩要从传统中学,要把自己当作“笨汉”,像螺丝钉一样深入钻进去,切不可耍小聪明。小聪明就像图钉一样,样子像钉进去了,一碰易掉,很肤浅。钻进去后,又会出现“结殼”现象,形成固定的模式,从艺术上讲走入穷途死路。此时要发展,就要“穷则变”“变则通”“不破不立”。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如同蛇蜕皮一样,一次一次地在蜕变中成长发展。在向古人学习中容易“结壳”,从而抹煞自己的性格和才能的发挥,所以“食”了古一定要“化”,即“破壳”。“食”古能“化”就可以古为今用,自己的格调和才能就得以充分发挥,这便是在“传统上开花”。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最困难的就是“穷”了以后能“变”。然而这“穷”字是不易得到的,要用很多功,学到无路可走时才能“穷”。因此,学习中要苦修苦练。我理解“苦不易得,得着便乐”,意在知“穷”求“变”二字,实质上是在学习传统中,既要重视深入钻研的继承性,又要具有明智大胆突破的创造性。在二者辩证统一中相辅相成,发展前进。
仰俯天地大,局促南北宗
对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贺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其渊博的学识与修养。记得他常爱用两个大拇指作比喻:画家与画家的高下之分,绝不仅仅是由案头勤奋和苦练的时间长短而定,要有画外之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没有丰富的阅历与渊博的知识和修养,画得再多只能是畫匠而已。他说,历史上的大艺术家,如王维、李白、杜甫等,不仅是画家、诗人,同时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贺老师平时要求我们多读文学、哲学、美学、历史、名人传记、地理书籍,多背些唐诗、宋词,好好读《文心雕龙》,多关心姊妹艺术。他虽然当时已七十多岁,还经常拿着放大镜读《马列主义美学》。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他在古旧书店买了套《苏东坡全集》,很难得。我们在南京、无锡写生途中,他一路上谈笑风生,常常一棵树,一声鸟叫,就可引起他对许多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的谈论;每到一处翻阅导游书籍,仔细查看碑文,边看边讲,兴致勃勃,好像随时随地都会引发知识和智慧的闪光。我们觉得在他身边处处都可以吮吸到文化艺术的营养。
贺老师很欣赏这样一副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就应该有这样广阔博大的胸襟。又正如他自己拟写的最得意的一副对联:“仰俯天地大,局促南北宗。”反映了他在学术上不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高屋建瓴,“取法乎上”,博采众长。在师造化中,他又强调要“搜尽奇峰打草稿”,“胸有丘壑”“造化在手”,方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创作出佳作来,充分体现了他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的宽广博大。
贺老师曾讲过一段故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莫斯科正处在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竟然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俄罗斯风景画展”。在战火与硝烟中看到表现苏联锦绣河山的精美油画,人们将有何感受?这样优美可爱的俄罗斯风光岂能让法西斯铁蹄继续凌辱践踏?因此更加激发红军和人民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与勇气。可见山水画的功能不仅可以作审美欣赏,同时对于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激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情感也有独特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