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至8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證，如果需要买米面，必须出示粮票才成，后来甚至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的护照”。粮票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1974年深秋，在中学执教的我，背个黄挎包，奉命去大山深处的金舟螃支农。临行前，我持介绍信和国家粮供应本，到粮店换了10斤湖南省粮票，这是我10天的口粮。那天，天灰蒙蒙的，与土墙灰瓦的村子构成一幅颓废的写意。金舟螃30户人家，守着十多亩薄田瘦地，靠国家救济粮度命。田间虽有几根苞谷秆子癞头般邋遢着，苞谷却软不啦叽地争不得一口气。按说晚稻刚收割，村民能吃上几顿饱饭，可是，“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村民生产效率低，导致连年减产，每日只能喝粥了。那时，老牛拉车，拉着落后的农村，它的代名词叫贫穷，叫饥饿。过生日才奢侈地吃个鸡蛋，想闻到肉味，必须等过年。
　　作为下派干部的我（当时教师也作干部使用），吃派饭，30户人家，每户一餐，每餐付4两粮票1.2角钱。我正是“二十三十如烈马”的年龄，干农活儿总感觉特饿，农村又少油，每餐要消耗两海碗粥，就着一点辣椒拌芥菜，三下五除二便风卷残云般下肚了。农民没什么特权，唯一的优越性就是田边地角长野菜，几乎每天三餐，餐餐都有野菜充饥，垫底。野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得虔诚地感谢它，可这东西吃多了，腹胀得不行，两个小时后茅坑都跑不赢，而且吃的时间一长，人的脸上都是菜色。
　　我落户在村东的陈大娘家。陈大娘的丈夫早年走了，没儿没女，一个花甲过去了，佝偻着身子，依然支撑着这方天地。在我平素的眼帘里，有多少关于她的叠影！
　　大娘家灶膛里常常像个冰窖，有一顿没一顿，常下地干活儿，那灰白的发丝在她的瘦而黄的脸上拂过，一双脚却陷在地里挖红薯：“再挖一垄，能多赚两分工。”她自言自语，手中的活计没有消停。中午，挑一担红薯，汗水涔涔地进屋来，这是队里按工分分给她的半个月口粮。我赶忙帮她卸下肩上的重负，吃惊于老人怎么扛上这两层楼台阶的高度。
　　时光匆匆。眼看我十天支农期限已到，这天上午，生产队长指着小本本对我说：“派饭只剩下陈大娘一顿了。老人弄饭也难，算了吧，今中午我请你，正好儿子抓了几条小鱼，为你饯行。”老人耳尖，听了，老远扯开嗓子喊：“怎么？派饭就落下我一户，万干部为队里和我做了好多事，他虽说住我家，来这么久了，可连饭都没尝一口，我心里过意不去！”我拿眼看，老人弯腰用棒槌在屋前石桌上槌稻草，这不是散落在田塍边粘着谷粒的稻草吗？曾经举托过金灿灿谷子的稻草，如今承载着生存的重荷。早两天我就发现老人使劲把稻草上的谷子弄下来，然后去壳，见米。
　　中午的饭菜算不上丰盛，豆腐，青菜，外加炸鱼，鱼显然是队长恩赐的，惊讶的是，我蓝花海碗里的白米，盈盈的，香喷喷地冒着热气，这许是老人连日来从稻草中里捞来的金疙瘩，吃着吃着，饭里还埋了两个荷包蛋，我落泪了。饭后，将身边仅余的5两粮票和5角钱悄然放在灶台上，然后与生产队长及其他村民做一次难忘的道别，末了，才背起黄挎包，辞别老人下山。
　　回到学校，抖开黄挎包，5两粮票和5角钱从里面落下来，我什么都明白了，心在颤抖，于是，小心翼翼地把粮票放入钱包里。
　　1984年底，我去郴州出差。头天，妻给我准备了一天的馒头和咸菜，预备在火车上吃，这粮票很金贵，能少用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可下了火车到饭店吃完饭，准备拿粮票时，5斤粮票找不到了，旅行袋和钱包翻了个遍，除钱包里夹着十年前那张5两粮票外，不见5斤粮票的踪影。饭店老板指着我的钱包说，同志，你不是还有5两粮票吗？正好。我使劲摇了摇头，一个激灵，看见店门外的妇女手里提着一小袋白花花的大米，知道这人是做“黑市”生意的，便以高出一倍的价钱买了五两米与店老板结了账。后来几天以同样的办法解决了“燃眉之急”。至于出差前兑换的那张5斤粮票，原来是我出发前压在笔架下忘了带。若不是吃“黑市”，我准会饿个半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大幅度增产，粮票至1993年才正式“退休”，但那张5两粮票一直珍藏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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