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从技术传承的视角出发,梳理出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传统学徒制的形态变化和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随学徒制的形态变迁所形成的技术传承特征,其传承内容的文化性、传承范式的多样性等能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传统学徒制;形态变迁;特征分析;技术传承
作者简介:滕金燕,女,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人事处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5-0026-06
顽强的生命力大概是学徒制最弥足珍贵之处。从久远的历史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它依旧焕发着光彩,正如有学者所言:“学徒制系统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生生不息”[1]。虽然在工业化进程中,手工劳动逐步被机械化所替代,手工学徒制也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涵盖,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现代学徒制”。正是由于学徒制的经久不息,才能够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一批批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技术劳动者和技术创新者,使得古代技术和传统手工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看,学徒制又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其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特征也具有異质性。因而,笔者拟从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视角,分析我国传统学徒制所表现出的形态变化及其技术传承特征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学徒制的发展变化,力求寻找学徒制形态变迁对于技术传承的影响,以助力现代职业教育大发展。
一、我国传统学徒制的历史变迁
在华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里,无论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还是在继承古老生产技术的发展上,学徒制在其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社会分工和技术发展来看,我国传统学徒制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发展—繁盛—衰落的变化发展过程。
(一)形成于古代中国的“垂直单项式”技艺传承
从原初意义上讲,“技术”是沟通人与自然的媒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充当着工具和手段的角色[2]。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或外来侵害,就必须群居在一起,因而衍生出不同氏族部落;为了生存,氏族首领或有经验的老者就带领部落里的年青人进行生存技术或劳动技巧的训练,如狩猎、搭建房屋、耕种等。这种在群体间、家族血亲之间有意识地传授劳动生产技术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古代学徒制的初始状态。
这种存在于家族内部的垂直单一式学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手工技艺的延续。后来,为了防止一些技艺失传,除了“子承父业”的家族技艺传承之外,还有拜师学艺。通过招收养子(学徒),将技艺传授给家庭以外的人员,向他们传授职业劳动生产技术和技艺,这是当时学徒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打破了学徒制囿于家庭的传统格局,并形成了未完全制度化的学徒制形态。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影响,拜师学艺在当时十分盛行,因为一方面,通过技艺传授可以使被传授者依靠所习得的技艺或技术维持生计和实现人生抱负;另一方面,拜师学艺之后师徒双方签订协议并互相遵守,能使得技艺传承“后继有人”。正是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给授徒式的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厚的生长土壤[3]。
(二)成熟于封建社会技术标准化生产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先世代相传的家庭技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当时除了以家族为主的私营手工作坊之外,还建立起了相当大规模的官营作坊。官府手工业内部实行严格有序的岗位分工,每个技术工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工种和专业工具,以保证生产顺利有效进行;且为了保护手工技术为一家所用,所有从事官府手工业的劳动者都被要求不能随意“迁业”,以保证技术的专有性与垄断性。这一时期的社会处于成熟、稳定、快速前进的状态,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社会分工更加明细,加之中央集权逐渐完善,统治者对教育生产发展的控制力度加强,官府手工业工场内要求工师以“法式”授徒,授艺过程中严格遵从“立样”与“程准”的具体要求。所谓“法式”,是在总结生产经验基础上编制的制作技术规范[4]。秦汉时期,据《工律》记载:“为器物同着,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说明在这一时期技艺传承已经出现标准化生产的意识,相同器物的外观制作要达到一致。到唐朝,据《唐六典》载:“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说明此时在技术培训中已严格按照“立样”与“程准”的标准化进行。宋代十分注重技术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统治者曾多次下令百官编撰各种“法式”。如《营造法式》《熙宁法式》《弓式》等的编撰,这些“法式”的出现,不仅为工师授艺提供了技术指导,同时也是古代学徒制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式微于近代职业学校的兴起
近代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封建经济四分五裂,商品经济竞争激烈。在技艺传授方面,由于师徒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师傅在授徒时故意有所保留,只讲大概或甚至不讲、敷衍了事;在扩大技术生产力上,他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愿意多招学徒来工厂学习;加之受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职业院校兴起,技术生产与传承在当时更是受到不小的打击。与职业学校相比,传统学徒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如入学年限长、学徒规模小、学习效率低以及学习场所受限等;而职业学校采取大班教学、学制短、学习效率高、学习场所既可以在学校进行也可以去工厂见习。同时,职业学校还采取“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及“产教融合”的职业教学模式,使学徒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技能知识,而且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这较之于传统学徒制只能靠自己领悟来进行技艺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比较先进的。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曾经红极一时的传统学徒制因其自身缺陷在时代的变迁中黯然失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的特征分析
《考工记》中提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传统学徒制作为古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以口传手授的现场教学为主,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技术传承方式或形式。其传承形式、内容与方式,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传承内容的文化性
作为一种师徒传技的教育模式,古代学徒制的历史印记源远流长,历史发展漫长而悠久。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学徒制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代代相传,其文化性主要有三。
1.技术精神。传统学徒制的实用性、技术性和科学性使得其在技术传承中保存着独特的技术精神。一是规范。据《考工记》记载,古代官营手工业对每个工种作了详细的社会分工,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每一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和加工技术指导[5]。如著名的“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即“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这反映了兵车、田车、乘车在生产中按照量化比例的标准进行。二是尚巧。如纱作为丝绸极品中的极品,因轻而薄出名,“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便是对它轻薄技术的最高称赞;另外,“虽为人做,宛若天开”的苏州园林也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匠人对“尚巧”精神的追求,更体现他们追求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技术精神。
此外,技术精神除了上述的“规范”和“尚巧”之外,还包括技术的“道”,即技术工具与使用者的和谐统一,其表现形式为劳动者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并根据经验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6]。宋應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出,技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沟通的媒介,是天道统一的体现,技术在二者的变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手段和工具的角色。他认为,技术不仅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时所使用的工具,而且还是人们适应自然时所产生的技艺、手艺、本领,这是依靠人的独特个体而存在的,是其智慧的结晶,也是其自我实现的途径。成语“庖丁解牛”讲的就是庖丁在解牛过程顺着牛的皮肉筋骨的生长规律,下刀快、准、稳,手起刀落之时不仅游刃有余、不遗余力,而且更保护刀具,这种高超的解牛技术便是对技术的“道”的典型表现。
2.工匠精神。工匠意为手艺人,百科释义为“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如铁匠、铜匠等,一般指精通某门技艺或工艺并以此谋生的人,现代将其延伸到“大师”“师傅”。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一种严谨、踏实、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为人处事态度,也是从业者价值取向的体现,其基本内涵表现为敬业、精湛和专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古代学徒制不仅要求学徒实事求是地掌握师傅传授的技艺或工艺技术,还要求学徒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同时更看重学徒的“德行”,即要求学徒做到以德为先,达到德艺兼并。中国古代的“勒名制”便是匠人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而到了唐朝,统治者直接将“勒名制”写进唐律,要求凡是工匠皆要在自己所制的工艺品上刻上名字用以担保产品质量。同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古代工匠圈中出现一种“推崇尚工”的文化现象,即要求工匠在制造器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尽所能使器物到达“巧”,因而“工必尚巧”是当时每个匠人的信仰。在“尚工”这一社会现实和“工必尚巧”思想的影响下,匠人们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革新技术,追求完美无瑕的工艺制作,以达到“能工巧匠”的称号。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是师傅还是学徒都不满足于简单的教授与学习,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敢想敢做,不囿于传统,使自己的技艺别具一格。成语“出神入化”“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等便是对他们追求“尚巧”的称赞,这些词是对匠人卓尔不群的技艺和追求至善至美的职业态度的肯定和褒赞,同时也是其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3.师门文化。由于传统学徒制有其独特的教学主体、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场所,使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浸染中凝结了一套独有的师门文化。其一,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为人们所遵从的思想道德认知。“天地君亲师,师徒若父子”便直接将师傅的地位与天地和双亲一齐。古有“尊师重傅”的传统,学徒在拜师学艺之时必须带上重礼并邀请比较有威望的长辈作为“见证者”,择吉日举行拜师仪式,跪拜天地、师傅并当众宣誓,而后才能进门学艺。其二,情感关系亲密。技术传承最初是在家庭血亲范围内流传,由祖辈传入父辈,父辈传给儿子,再由儿子传给下一代,这种垂直单项式技术传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师徒即是父子,双方能够形成亲密的情感沟通。即便是后来学徒制走出家庭,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思想的影响,这种情感关系依旧能够维持下来。其三,因材施教。通常师傅会将弟子按照资质进行分类,采取个别化教学。其四,师门考核。师傅会定期对弟子的所学内容进行考试,以查验弟子们的学习情况,如果通过考核将会接着学习下一阶段的内容;反之,他们不仅会受到处罚,而且还要加重平时的学习任务。其五,设置门规。师门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秩序及行为规范,并要求门内每个成员将其恪守于心,按规矩做事。
(二)传承范式多样性
1.从家庭到社会的传承。传统学徒制原本的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年老者向年轻者传授一些满足生活、生存需要的技能或技艺,其技艺传授特点主要是在家庭血亲范围内传授,依靠血缘关系或养父子关系进行,家庭成员都从事与技艺相关或相同的工作;一般情况下,技艺都是传与长子,若长子无能方才传与次子,表现为“子就父学”“子承父业”的技艺家传模式。生产力发展和自然分工的出现导致私有财产增加,这是形成技术家传的内在动力。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技术进步,催生社会职业分工。因此,作为单一生产结构的家庭学徒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和职业分工的需要,加之古代学校的出现,学徒制不得不走出家庭,寻求新发展。
2.师徒相传。自古便有“拜师学艺”一说,师徒相传是传统学徒制的典型模式。通过拜师典礼,师傅将拜师人纳入自己门下,称作弟子。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承模式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延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一方面,师徒间的亲密关系促进了技术传授;另一方面,它使一些技术流派和技术风格后继有人。另外,“亦师亦父亦友”的师徒关系使师徒彼此了解,沟通顺畅,这有利于师傅根据弟子的性格特点和心智接受能力因材施教。除此之外,徒弟还易受师傅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在学习现场,还是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徒弟的品行、礼仪、技术规范等职业素质的形成比较容易受师傅潜移默化的影响。 3.学校传承。学校的出现促使技术传承向正规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在奴隶社会时期,只有少量贵族子弟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军事、占卜、祭祀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学徒制在学校传承的最初表现。到唐朝,随着官府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安排匠人到官府传授技术,每一个工种皆按照学成本工种所需年限进行培训,如《新唐书》记载,“组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鞘之工,二年”,并按照不同工种和不同培训时间,由官府组织每季一小考,年终大考一次[7];在教学中,采取“小先生制”,即由资历较深的学徒工辅导新生,教其一些简单的技能,再由師傅传授深奥的知识,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培养良好的学徒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师傅的负担。
(三)传承范围的集权性与封闭性
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策下,大部分手工业及手工业生产技术都归官府所有。这种社会环境一方面使技术传承能够在中央集权政府羽翼的保护下快速且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也会因过度的集权统治暴露其弊病,主要表现为集权性和封闭性,其呈现形式为技术官守和师徒间的技艺保留。
其一,封建集权技术官守。在古代中国,王室和贵族奢华的生活品质需要工匠们高超的手工艺来实现,如为其提供华丽的服装,精致的手工艺品,以及供其娱乐的戏剧、戏曲等。为了显示王室贵族高于庶民百姓,统治者将这些工匠请进王宫,让其只为王公贵族服务,要求他们的技艺只可在王宫内传递,不可外传;同时,统治者也会为其保密,在官府手工业内部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上到工师下到学徒,进入手工业作坊之时都要签订相关的技术保密协定,要求百工不可“改业”,以此达到技术垄断的目的。如北魏政府以诏令形式强调:“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唐代推行匠籍劳役制度,将民间有才的工匠纳入官籍,并要求其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技术传承被皇家垄断,极易造成匠人技艺压抑与技术断层,不利于技术创造与革新,使技术传承失去了部分活力。
其二,师傅传艺有所保留。在师徒传技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技术保留的现象,民间谚语有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主要是由于徒弟学会手艺后与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竞争关系,基于此,师傅一般不轻易将自己的独门绝技外传,而徒弟在学习关键技能时不能过于请教师傅,只能通过自己领悟。另外,有些师傅坚持技艺“传男不传女”或者不传与外姓子弟,这些师傅的收徒数量相对较少,当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或者人为意外导致这些人离世时,便会造成技艺失传。
三、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我变化与发展过程,闪耀着璀璨的历史光辉与现代价值。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技术传承对于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传承严谨规范的工匠精神,培育现代技能人才。严谨规范的工匠精神是每个技术工人都应该遵守的一种职业操守,它在具体的工作中表现为专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追求至善至美、精益求精,对自己和工作极度负责。古代匠人在器物制造过程中追求精雕细琢、严谨规范,正是这种工匠精神使我国出现领先于世界的丝绸纺织技术、瓷器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也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当下,在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继承和发展古人这种精神,尤其是在现代学徒制的育人模式中更要坚守这种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师徒传技的职业教育模式,学徒工在技能培训的现场教学过程中深受师傅的职业品行、职业规范、职业信仰影响,这些缄默知识如春风细雨般在不知不觉中被传递给学徒,因而在教学中师傅要做好榜样教育,使学徒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造物精神。另外,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应当把工匠精神纳入其中,培育出一批敬业、专注、精益求精、专业的师资,使其作为传递者去影响更多的技能学习者。
第二,以师之能,传术之道,提升“双师型”教师素质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以学校教育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的集权性和封闭性,承载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能力、高技能、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双师型”教师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培养的第一资源,是职业技术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职业技术精神等的传递者和传承者,是保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力量,其发展良好与否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人才输出质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全国职业院校专任教师共计133.2万人,“双师型”教师45.56万人,占专任教师34.2%[8]。从数据上看,我国目前“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还有一定缺口,因而笔者认为,可从准入标准、资格认定、培训发展、考核评价、待遇激励等几个方面制定“双师型”教师发展相关制度;建立校企合作式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或校企一体化的企业实践基地,促进“双师型”教师发展和“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形成,从而有效提升“双师型”教师的素质发展。
第三,建立校企产业合作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传统学徒制作为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在促进古代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产业改革升级,传统学徒制因其自身封闭性、局限性等缺点而逐渐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中。回望历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如果要发挥好职业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就业性,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从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来看,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是我国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之路。产教融合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通过校企协同分工、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探索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通过校企双方共赢、共同发展,才能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技能型人才。[9]建立校企产教融合机制,首先要搭建好政府、企业、学校稳定三角的人才培养桥梁,打通人才需求与供给的通道;其次要加强办学机制、办学主体、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从而实现校企纵深发展、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81-90.
[2]贺世宇.《天工开物》的技术观及其职教意义[J].职教论坛,2016(28):87-90.
[3]刘建新,于珍.中國古代学徒制的变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4):62-65.
[4]陈明昆.中外职业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6.
[5]刘建豪,陈明昆.《考工记》及其技术传承方式分析[J]. 职教论坛,2015(19):88-92.
[6]梅红霞,王屹,唐锡海.中国古代学徒制的文化考察[J]. 职教论坛,2017(10):90-96.
[7]王良,高涵,周明星.我国职业技术传承的研究热点透视与展望——基于CNKI的文献统计分析[J].职教论坛,2014(7):18-21.
[8]高靓,于珍.聚焦高素质 打造职教“双师型”教师[N].中国教育报,2019-10-18(1).
[9]顾志祥.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9(2):99-102.
[责任编辑 曹 稳]
An Analysis on the Form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TENG Jinya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rack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formed with the change of apprenticeship form. Its cultural heritage content and diversity of heritage paradigm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form changes;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technology inheritance
关键词:传统学徒制;形态变迁;特征分析;技术传承
作者简介:滕金燕,女,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人事处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原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5-0026-06
顽强的生命力大概是学徒制最弥足珍贵之处。从久远的历史发展到现代化社会,它依旧焕发着光彩,正如有学者所言:“学徒制系统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生生不息”[1]。虽然在工业化进程中,手工劳动逐步被机械化所替代,手工学徒制也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所涵盖,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现代学徒制”。正是由于学徒制的经久不息,才能够为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培养出一批批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技术劳动者和技术创新者,使得古代技术和传统手工技艺能够代代相传,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看,学徒制又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其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特征也具有異质性。因而,笔者拟从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视角,分析我国传统学徒制所表现出的形态变化及其技术传承特征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学徒制的发展变化,力求寻找学徒制形态变迁对于技术传承的影响,以助力现代职业教育大发展。
一、我国传统学徒制的历史变迁
在华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里,无论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还是在继承古老生产技术的发展上,学徒制在其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社会分工和技术发展来看,我国传统学徒制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发展—繁盛—衰落的变化发展过程。
(一)形成于古代中国的“垂直单项式”技艺传承
从原初意义上讲,“技术”是沟通人与自然的媒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充当着工具和手段的角色[2]。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或外来侵害,就必须群居在一起,因而衍生出不同氏族部落;为了生存,氏族首领或有经验的老者就带领部落里的年青人进行生存技术或劳动技巧的训练,如狩猎、搭建房屋、耕种等。这种在群体间、家族血亲之间有意识地传授劳动生产技术的方式可以看作是古代学徒制的初始状态。
这种存在于家族内部的垂直单一式学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手工技艺的延续。后来,为了防止一些技艺失传,除了“子承父业”的家族技艺传承之外,还有拜师学艺。通过招收养子(学徒),将技艺传授给家庭以外的人员,向他们传授职业劳动生产技术和技艺,这是当时学徒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打破了学徒制囿于家庭的传统格局,并形成了未完全制度化的学徒制形态。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影响,拜师学艺在当时十分盛行,因为一方面,通过技艺传授可以使被传授者依靠所习得的技艺或技术维持生计和实现人生抱负;另一方面,拜师学艺之后师徒双方签订协议并互相遵守,能使得技艺传承“后继有人”。正是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给授徒式的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厚的生长土壤[3]。
(二)成熟于封建社会技术标准化生产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先世代相传的家庭技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当时除了以家族为主的私营手工作坊之外,还建立起了相当大规模的官营作坊。官府手工业内部实行严格有序的岗位分工,每个技术工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工种和专业工具,以保证生产顺利有效进行;且为了保护手工技术为一家所用,所有从事官府手工业的劳动者都被要求不能随意“迁业”,以保证技术的专有性与垄断性。这一时期的社会处于成熟、稳定、快速前进的状态,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社会分工更加明细,加之中央集权逐渐完善,统治者对教育生产发展的控制力度加强,官府手工业工场内要求工师以“法式”授徒,授艺过程中严格遵从“立样”与“程准”的具体要求。所谓“法式”,是在总结生产经验基础上编制的制作技术规范[4]。秦汉时期,据《工律》记载:“为器物同着,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说明在这一时期技艺传承已经出现标准化生产的意识,相同器物的外观制作要达到一致。到唐朝,据《唐六典》载:“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说明此时在技术培训中已严格按照“立样”与“程准”的标准化进行。宋代十分注重技术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统治者曾多次下令百官编撰各种“法式”。如《营造法式》《熙宁法式》《弓式》等的编撰,这些“法式”的出现,不仅为工师授艺提供了技术指导,同时也是古代学徒制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式微于近代职业学校的兴起
近代以来,伴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封建经济四分五裂,商品经济竞争激烈。在技艺传授方面,由于师徒之间的利益竞争关系,师傅在授徒时故意有所保留,只讲大概或甚至不讲、敷衍了事;在扩大技术生产力上,他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愿意多招学徒来工厂学习;加之受民族资本主义的影响,职业院校兴起,技术生产与传承在当时更是受到不小的打击。与职业学校相比,传统学徒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如入学年限长、学徒规模小、学习效率低以及学习场所受限等;而职业学校采取大班教学、学制短、学习效率高、学习场所既可以在学校进行也可以去工厂见习。同时,职业学校还采取“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及“产教融合”的职业教学模式,使学徒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掌握基本技能知识,而且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这较之于传统学徒制只能靠自己领悟来进行技艺学习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比较先进的。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曾经红极一时的传统学徒制因其自身缺陷在时代的变迁中黯然失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的特征分析
《考工记》中提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传统学徒制作为古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以口传手授的现场教学为主,不仅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技术传承方式或形式。其传承形式、内容与方式,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传承内容的文化性
作为一种师徒传技的教育模式,古代学徒制的历史印记源远流长,历史发展漫长而悠久。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学徒制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代代相传,其文化性主要有三。
1.技术精神。传统学徒制的实用性、技术性和科学性使得其在技术传承中保存着独特的技术精神。一是规范。据《考工记》记载,古代官营手工业对每个工种作了详细的社会分工,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每一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和加工技术指导[5]。如著名的“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即“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这反映了兵车、田车、乘车在生产中按照量化比例的标准进行。二是尚巧。如纱作为丝绸极品中的极品,因轻而薄出名,“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便是对它轻薄技术的最高称赞;另外,“虽为人做,宛若天开”的苏州园林也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匠人对“尚巧”精神的追求,更体现他们追求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技术精神。
此外,技术精神除了上述的“规范”和“尚巧”之外,还包括技术的“道”,即技术工具与使用者的和谐统一,其表现形式为劳动者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并根据经验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6]。宋應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出,技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沟通的媒介,是天道统一的体现,技术在二者的变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手段和工具的角色。他认为,技术不仅是人们在改造自然时所使用的工具,而且还是人们适应自然时所产生的技艺、手艺、本领,这是依靠人的独特个体而存在的,是其智慧的结晶,也是其自我实现的途径。成语“庖丁解牛”讲的就是庖丁在解牛过程顺着牛的皮肉筋骨的生长规律,下刀快、准、稳,手起刀落之时不仅游刃有余、不遗余力,而且更保护刀具,这种高超的解牛技术便是对技术的“道”的典型表现。
2.工匠精神。工匠意为手艺人,百科释义为“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如铁匠、铜匠等,一般指精通某门技艺或工艺并以此谋生的人,现代将其延伸到“大师”“师傅”。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一种严谨、踏实、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为人处事态度,也是从业者价值取向的体现,其基本内涵表现为敬业、精湛和专注。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古代学徒制不仅要求学徒实事求是地掌握师傅传授的技艺或工艺技术,还要求学徒要有一种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同时更看重学徒的“德行”,即要求学徒做到以德为先,达到德艺兼并。中国古代的“勒名制”便是匠人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而到了唐朝,统治者直接将“勒名制”写进唐律,要求凡是工匠皆要在自己所制的工艺品上刻上名字用以担保产品质量。同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古代工匠圈中出现一种“推崇尚工”的文化现象,即要求工匠在制造器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竭尽所能使器物到达“巧”,因而“工必尚巧”是当时每个匠人的信仰。在“尚工”这一社会现实和“工必尚巧”思想的影响下,匠人们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艺,革新技术,追求完美无瑕的工艺制作,以达到“能工巧匠”的称号。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是师傅还是学徒都不满足于简单的教授与学习,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性,敢想敢做,不囿于传统,使自己的技艺别具一格。成语“出神入化”“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等便是对他们追求“尚巧”的称赞,这些词是对匠人卓尔不群的技艺和追求至善至美的职业态度的肯定和褒赞,同时也是其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3.师门文化。由于传统学徒制有其独特的教学主体、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场所,使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浸染中凝结了一套独有的师门文化。其一,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为人们所遵从的思想道德认知。“天地君亲师,师徒若父子”便直接将师傅的地位与天地和双亲一齐。古有“尊师重傅”的传统,学徒在拜师学艺之时必须带上重礼并邀请比较有威望的长辈作为“见证者”,择吉日举行拜师仪式,跪拜天地、师傅并当众宣誓,而后才能进门学艺。其二,情感关系亲密。技术传承最初是在家庭血亲范围内流传,由祖辈传入父辈,父辈传给儿子,再由儿子传给下一代,这种垂直单项式技术传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师徒即是父子,双方能够形成亲密的情感沟通。即便是后来学徒制走出家庭,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思想的影响,这种情感关系依旧能够维持下来。其三,因材施教。通常师傅会将弟子按照资质进行分类,采取个别化教学。其四,师门考核。师傅会定期对弟子的所学内容进行考试,以查验弟子们的学习情况,如果通过考核将会接着学习下一阶段的内容;反之,他们不仅会受到处罚,而且还要加重平时的学习任务。其五,设置门规。师门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秩序及行为规范,并要求门内每个成员将其恪守于心,按规矩做事。
(二)传承范式多样性
1.从家庭到社会的传承。传统学徒制原本的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年老者向年轻者传授一些满足生活、生存需要的技能或技艺,其技艺传授特点主要是在家庭血亲范围内传授,依靠血缘关系或养父子关系进行,家庭成员都从事与技艺相关或相同的工作;一般情况下,技艺都是传与长子,若长子无能方才传与次子,表现为“子就父学”“子承父业”的技艺家传模式。生产力发展和自然分工的出现导致私有财产增加,这是形成技术家传的内在动力。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技术进步,催生社会职业分工。因此,作为单一生产结构的家庭学徒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和职业分工的需要,加之古代学校的出现,学徒制不得不走出家庭,寻求新发展。
2.师徒相传。自古便有“拜师学艺”一说,师徒相传是传统学徒制的典型模式。通过拜师典礼,师傅将拜师人纳入自己门下,称作弟子。师徒相传的技艺传承模式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延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一方面,师徒间的亲密关系促进了技术传授;另一方面,它使一些技术流派和技术风格后继有人。另外,“亦师亦父亦友”的师徒关系使师徒彼此了解,沟通顺畅,这有利于师傅根据弟子的性格特点和心智接受能力因材施教。除此之外,徒弟还易受师傅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在学习现场,还是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徒弟的品行、礼仪、技术规范等职业素质的形成比较容易受师傅潜移默化的影响。 3.学校传承。学校的出现促使技术传承向正规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在奴隶社会时期,只有少量贵族子弟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军事、占卜、祭祀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是学徒制在学校传承的最初表现。到唐朝,随着官府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安排匠人到官府传授技术,每一个工种皆按照学成本工种所需年限进行培训,如《新唐书》记载,“组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鞘之工,二年”,并按照不同工种和不同培训时间,由官府组织每季一小考,年终大考一次[7];在教学中,采取“小先生制”,即由资历较深的学徒工辅导新生,教其一些简单的技能,再由師傅传授深奥的知识,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培养良好的学徒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师傅的负担。
(三)传承范围的集权性与封闭性
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策下,大部分手工业及手工业生产技术都归官府所有。这种社会环境一方面使技术传承能够在中央集权政府羽翼的保护下快速且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也会因过度的集权统治暴露其弊病,主要表现为集权性和封闭性,其呈现形式为技术官守和师徒间的技艺保留。
其一,封建集权技术官守。在古代中国,王室和贵族奢华的生活品质需要工匠们高超的手工艺来实现,如为其提供华丽的服装,精致的手工艺品,以及供其娱乐的戏剧、戏曲等。为了显示王室贵族高于庶民百姓,统治者将这些工匠请进王宫,让其只为王公贵族服务,要求他们的技艺只可在王宫内传递,不可外传;同时,统治者也会为其保密,在官府手工业内部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上到工师下到学徒,进入手工业作坊之时都要签订相关的技术保密协定,要求百工不可“改业”,以此达到技术垄断的目的。如北魏政府以诏令形式强调:“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唐代推行匠籍劳役制度,将民间有才的工匠纳入官籍,并要求其毫无保留地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技术传承被皇家垄断,极易造成匠人技艺压抑与技术断层,不利于技术创造与革新,使技术传承失去了部分活力。
其二,师傅传艺有所保留。在师徒传技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技术保留的现象,民间谚语有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主要是由于徒弟学会手艺后与师傅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竞争关系,基于此,师傅一般不轻易将自己的独门绝技外传,而徒弟在学习关键技能时不能过于请教师傅,只能通过自己领悟。另外,有些师傅坚持技艺“传男不传女”或者不传与外姓子弟,这些师傅的收徒数量相对较少,当遇到一些自然灾害或者人为意外导致这些人离世时,便会造成技艺失传。
三、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我变化与发展过程,闪耀着璀璨的历史光辉与现代价值。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技术传承对于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一,传承严谨规范的工匠精神,培育现代技能人才。严谨规范的工匠精神是每个技术工人都应该遵守的一种职业操守,它在具体的工作中表现为专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追求至善至美、精益求精,对自己和工作极度负责。古代匠人在器物制造过程中追求精雕细琢、严谨规范,正是这种工匠精神使我国出现领先于世界的丝绸纺织技术、瓷器制造技术、建筑技术等,也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当下,在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继承和发展古人这种精神,尤其是在现代学徒制的育人模式中更要坚守这种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作为一种师徒传技的职业教育模式,学徒工在技能培训的现场教学过程中深受师傅的职业品行、职业规范、职业信仰影响,这些缄默知识如春风细雨般在不知不觉中被传递给学徒,因而在教学中师傅要做好榜样教育,使学徒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造物精神。另外,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应当把工匠精神纳入其中,培育出一批敬业、专注、精益求精、专业的师资,使其作为传递者去影响更多的技能学习者。
第二,以师之能,传术之道,提升“双师型”教师素质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以学校教育的形式打破了传统学徒制技术传承的集权性和封闭性,承载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能力、高技能、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在实际教育过程中,“双师型”教师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培养的第一资源,是职业技术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职业技术精神等的传递者和传承者,是保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力量,其发展良好与否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人才输出质量,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全国职业院校专任教师共计133.2万人,“双师型”教师45.56万人,占专任教师34.2%[8]。从数据上看,我国目前“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还有一定缺口,因而笔者认为,可从准入标准、资格认定、培训发展、考核评价、待遇激励等几个方面制定“双师型”教师发展相关制度;建立校企合作式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或校企一体化的企业实践基地,促进“双师型”教师发展和“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形成,从而有效提升“双师型”教师的素质发展。
第三,建立校企产业合作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传统学徒制作为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在促进古代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产业改革升级,传统学徒制因其自身封闭性、局限性等缺点而逐渐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中。回望历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如果要发挥好职业教育的实践性、职业性、就业性,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从目前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来看,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是我国职业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之路。产教融合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通过校企协同分工、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探索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的有机结合;通过校企双方共赢、共同发展,才能为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技能型人才。[9]建立校企产教融合机制,首先要搭建好政府、企业、学校稳定三角的人才培养桥梁,打通人才需求与供给的通道;其次要加强办学机制、办学主体、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从而实现校企纵深发展、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关晶.西方学徒制的历史演变及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81-90.
[2]贺世宇.《天工开物》的技术观及其职教意义[J].职教论坛,2016(28):87-90.
[3]刘建新,于珍.中國古代学徒制的变迁[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34):62-65.
[4]陈明昆.中外职业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6.
[5]刘建豪,陈明昆.《考工记》及其技术传承方式分析[J]. 职教论坛,2015(19):88-92.
[6]梅红霞,王屹,唐锡海.中国古代学徒制的文化考察[J]. 职教论坛,2017(10):90-96.
[7]王良,高涵,周明星.我国职业技术传承的研究热点透视与展望——基于CNKI的文献统计分析[J].职教论坛,2014(7):18-21.
[8]高靓,于珍.聚焦高素质 打造职教“双师型”教师[N].中国教育报,2019-10-18(1).
[9]顾志祥.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9(2):99-102.
[责任编辑 曹 稳]
An Analysis on the Form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TENG Jinya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rack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inheritance formed with the change of apprenticeship form. Its cultural heritage content and diversity of heritage paradigm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 form changes;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technology inher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