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干部的话为啥总“戳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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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同志:
  我是重庆市郊区的一个农民,没多少文化,但勤于劳作,日子还算过得去。
  但近年来,我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迷茫之中,常常睡不着觉。在此,我想借贵刊一角,倾诉我心中的苦恼和困惑。
  事情还得从3年前说起。
  我家有6亩多土地,前些年村里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土地多,我又转包了7亩。在这十几亩土地上,我种了多种经济作物,每年收入3万元以上。村民们把我看作能人,乡里和村里也把我视为致富典型。乡村领导有什么新的发展项目,也爱找我领个头。
  2001年2月,村干部来我家推荐一种叫经肥的烤烟化肥,说是乡上推荐的,可以大大提高烟叶的产量和质量,而且,他们还细致地给我算了笔账:经肥每袋净重50公斤,100元钱1袋,1亩地5袋足够,用下来,比其他肥料便宜一半左右,而产量却将大大超过原有产量。这听起来让人动心。
  接下来,村干部在全村发宣传资料,走村串户发动,大会小会讲解,联系各组的村干部包片承包销售,有的村干部还将经肥背上门来……他们雄心勃勃地说,用了经肥,烤烟产量将猛增,没有富不起来的。
  那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村干部包里都揣着经肥购销合同,一些村民在他们的热情推销下,将信将疑地签了字。
  我也购买了1吨经肥,信心百倍地种下了10亩烟叶。我一买,村里那些本来还犹豫着的村民很快跟着签了合同,不出半个月,全村七成农户与村里签下了经肥合同。
  农历翻过四月,应是烟叶猛长的时候,但我们的烟叶却迟迟长不起来,更让我们恐慌的是,烟苗底部竟出现了黄叶片。我们称这叫“走阵”,也就是说烟叶发生了病变。
  我们心急如焚,找到村干部,村干部再不像推销时那么敢“打包票”,只说再等等看,或者干脆反问我们“是不是按规定使用的”,对所出现的问题无计可施。
  这年,全村烟叶产量减产50%以上。
  烟叶是我们村里惟一的支柱产业,烟叶大面积欠收,意味着大部分农民买年货都成问题,更别说来年的生产和孩子上学、婚丧嫁娶等开支了。这次失误,无情地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11月,乡长、村主任带着我们几个烟农到湖北经肥生产厂去讨说法。厂方出示了很多经肥质量没有问题的证据,而且这种化肥在云南、贵州等地大获成功,深受烟农欢迎。
  但我们还是决定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将经肥样品拿到农业部门作技术鉴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傻了眼:化肥质量没问题,是我们那里的土质不适宜使用!
  索赔无果。找村里,村干部推的推,躲的躲,有的甚至说是村民自己使用经肥不当,责任自负。村民更不服了,以前还只怪他们是推广经肥盲目,连个试验都不做,造成了重大失误。现在,有的农民怀疑他们当初这么热心,是在推销中有“好处”。
  这一年,因使用经肥而遭受重创的农民拒缴农业税,约定要“雄起”。村干部开会,被村民们闹得下不了台。一直比较和谐的干群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恰在这时,乡领导换届,原来的干部“屁股一拍”,走了。新班子为了帮农民早日“脱困”,也为了体现他们“扭转乾坤”的能力,一上台便决定引进一种新品种魔芋。
  这几年,魔芋行情好,很找钱,我们家家都种了一点,但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一直是烤烟,新班子看烤烟“栽”了,于是,决定大面积种植魔芋,用他们的话说“要打一个翻身仗”。他们说这种新品种魔芋质量好,产量要比传统魔芋高好多倍,一笔账算下来,看起来确实很有赚头。而且,吸取上次教训,他们论证了这种魔芋很适宜我们这里的温度、气候和水土,并拿出许多“科学依据”一家一家地去说服村民。对我和几个村里所谓的能干人,村干部更是费尽了工夫,一天往我们家跑无数趟,甚至跟到地里,大道理小道理讲了几箩筐。那段时间,村里不停地开会。会前“按平”了我们几个,会上村民自然不听话的就少了,终于,村里顺利地代表80%的村民签了种植魔芋的合同。很快,我们曾经遍是烟叶的土地里种下了那种新品种的魔芋。
  这一次,还算风调雨顺,魔芋在我们不安的等待中丰收了。当比平常魔芋大出一倍的新品种魔芋出土时,村民们喜滋滋的。
  然而,村民一口气还没吐出来,新的打击迎面而来:市场拒绝接受这种新产品!
  村民们看着堆满屋的魔芋,哭都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我更是发疯似地与村干部一起,东奔西跑找销路。尽管我们跑断了腿,人瘦了一大圈,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以比普通魔芋低三分之二的价格处理了我们的“新产品”。
  几经折腾,村民心灰意冷。
  农民不怕勤爬苦做,但本来贫穷的我们再也折腾不起了;农民想富起来,我们知道的信息少,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干部们身上,但现在我们怀疑了。因为我们几次听干部的话都戳了拐,莫说富起来,竟弄得连生活都不保。
  村民们被折腾怕了,认为干部的话听不得,但大多数村民又没多少文化,信息也闭塞,因此,我们大家都很迷茫,看着脚下的土地,不晓得富裕之路在哪里。
  由于我自认为在经肥和魔芋事件中对乡亲负有责任,因此,这两年,我几乎在打官司和找销路的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消耗完自己的积蓄。现在,我要想起步做点什么,已跟同村村民一样艰难了,而村民对我也早已不如原来亲热、信任,甚至有的还冷言冷语,让我听在耳里,刺在心上。
  自己的损失,加上村民明里暗里的埋怨,使我感到内外交困,身心疲惫。苦恼和迷茫之中,我期盼着找到一只真正能给我们指路的“手”,让我和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着的乡亲们早日走出困境。
   一个普通的农民:刘 可
   200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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