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的结婚照拍摄于特殊的年代，当时我正在农场接受改造，身份特殊，后来在“文革”中我将它藏于墙缝里，才得以保存至今。对这张“特殊的结婚照”，我和老伴都十分珍惜。
　　我1957年大学刚毕业还没跨出校门，便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留在学校劳动改造。老师和同学都不敢接近我，一个青岛姑娘不顾当时严峻的形势，相信我，鼓励我振作。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辛泽芬。
　　1958年我被发配到山东临沂费县的一个农场。老伴舍弃留在青岛的机会，于1960年毕业后紧追我而来，被安排在山东临沂市平邑县一所师范院校任教。
　　因为我当时特殊的身份，组织上经常做老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弃我，重新选择对象。老伴为了摆脱第三者的追求和组织上的频频“忠告”，毅然主动提出：必须在1961年的大年夜结婚！我当时有顾虑，她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学校任教；我是正在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一个穷光蛋。我的特殊身份可能会害了她。我跑到邮局，在电话里断然告诉她：“现在我们不能结婚，等我改造好再说吧。”但老伴心意已决，我心动了，也顾不上当时的形势。
　　我请求领导给一周假期，并开张准予登记结婚的介绍信。最后领导只准假3天，介绍信没有批下来，因为公安部门不同意。当时根本没钱做一身像样的衣裳，我只身跑到汽车站，想乘汽车直达平邑县。谁知1961年是国家极度困难时期，汽油奇缺，每天只有一班车直达兖州，想乘车去平邑根本不可能。我决定步行前去45公里之遥的平邑，粮食不够吃，每天难以填饱肚皮，走到半路我就晕倒在地。醒来时，我被一辆好心的拖拉机司机带到了平邑汽车站。
　　终于见到老伴，还好她们学校的校长帮我们办好了手续。我们在平邑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第二天在照相馆照下了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照”。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老伴又拍了纪念照。与那张几十年前的结婚照放在一起，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