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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下诗坛，诗歌活动层出不穷，其中以征文竞赛为主要形式的活动更受到广泛关注。本刊上一期特开专辑，邀请诗人和评论家一起对“征文体”诗歌进行争鸣，在诗坛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回应。现将部分诗人、评论家观点摘要合集如下，以飨读者。
南鸥（诗人，诗歌评论家）：直至今日，我从未参加过一次诗歌赛事，但是我对所谓的“征稿体”的创作是理解的，是赞同的。其实，所谓的“征稿体”古今中外都有之，只是近年在我国诗歌现场比较普遍，从去年开始在诗歌现场大有燎原之势。据经常参加“征稿体”赛事的朋友们介绍，他们建有专门的微信群，经常分享诗歌赛事的消息，彼此交流参赛获奖的心得，并有向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从主办方来说，为了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借用诗歌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来注入文化内涵，浇铸灵魂内核，以此提升本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诗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作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是大好的事情。从积极参赛的诗歌写作者来说，如果严肃点说，是他的权利;创作上说，也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从世俗生活意义上说，奖金可以弥补一下生活上的开销，又可以赢得一些关注，或者对于职称和工作调动等等世俗的诉求，都是无可厚非的。从文化的生态上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是我们时代的历史趋势与总体特征，每位诗歌写作者的写作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参赛者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诗人创作出人文精神与艺术品性完美统一的作品，是每一位诗写者的共同追求。客观地说，“征稿体”在创作中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是说“征稿体”就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恰恰是对作者的认知经验、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考量。而“征稿体”是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完全取决于作者所选择的视角、诗意的开掘、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并不是由所谓的“征稿体”这样的文本类别所决定。
宗城（青年评论家）：征文体诗歌古已有之。李白、韩愈等大诗人都写过征文体，用以换取高额润笔费或者仕途便利。为什么现在它成了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征文体这个文体本身不好，而是当征文体泛滥，成为诗坛的一股流行风气时，征文体造就的内容空洞、阿谀奉承之作泛滥，也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征文体诗歌泛滥，助长了诗人投其所好的风气。诗人为了拿奖，必然会揣摩主办方的用意，这样的诗歌美则美矣，终究改不了拍马屁的嫌疑，这个嫌疑就决定了诗歌不纯、不真，在意境上落了下品。写作者在平常的训练时会告诫自己：要爱惜自己的笔墨，学会拒绝。拒绝什么？就是拒绝会伤害你品性、磨损你文字质感的任务。固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人世间大部分旅人，为了生计，都难免弯腰乞讨几回，但切忌把弯腰作为常态，不要为了金钱，就丢失了自己对文字的要求，否则久而久之，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敢于飞翔的能力和勇气。一个诗人能走多远，看的不只是他的技巧，还有他这个人的心性。伟大的诗人，往往拥有一颗敢于挑战陈旧语言、打破常规的诗心。虽说征文体诗歌它本身是合法合理的，但如果它泛滥，成了文化生态里我们无法忽略的那臃肿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大量陈词滥调占据了诗坛，诗人们交出的作品变成一只只温顺的宠物，它们貌美、娇羞，就是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当一种存在泛滥成陈词滥调，批评家就理应指出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和气气地加入一场大合唱。而对诗人来说，既然诗歌本身就是反抗陈词滥调的艺术，那么诗人也肩负有责任，创作出新鲜的语言，保有诚挚与勇气，而不只精明世故，成为物质所驯服的仆役。
白瀚水（诗人）：我是一个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的基层作者，谈到征文，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征文作者写征文，以及征文体形成的原因——为了活着，作者的尊严被暂时放到了一旁，词语变得澎湃激昂，没什么主动的情感，只有对征文的敬业和词语上的宣泄。
据我所知，我不是个例。写征文的人大多都很苦，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生。所以当征文体这件事情被拿出来，作为一种反文学的文本进行批判时，我觉得我很惭愧。我没有坚持一个作者的本心，在征文写作中写了很多有违内心的文字，但是同样，我也是征文体的俘虏，是被束缚的人。也是因为，我需要活着。如果不提文学，只讲生活的话，征文体是很多底层作者的出路，是普通作者得以挣扎于文学边缘的理由。当如我一样的作者，在已经基本放弃了文学理想以后，如果转战征文，既能得有些文字的恩惠，也能继续坚持写作，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对文学的坚持。虽然在大多数征文作者眼里，征文并不是文学，而是和广告语、宣传语类似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非要把征文归类到文学，其本身的存在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至少目前，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如果想彻底摆脱征文体，那么现在最可能实现的办法就是彻底取缔征文，让文学完全回归刊物，但也有可能因此完全堵死大部分基层作者快速的上升之路，使写作圈彻底固化为“名家的文学”或“世家的文学”。换句话说，征文体虽然可恶，却是寒门书生唯一的出口，雷同古时的应试，八股文之存在。
苏美晴（诗人）：其实我是16年下半年才接触征文，写征文我还是一个新手。个人认为既然有征文，就应该有人参加。一个征文活动举办了，没人写，那主办方举办征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写征文，我没觉得有什么可丢人的，相反，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不是言辞夸大，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几乎很少出门，写征文满足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有朋友问我写征文有什么窍门，其实我想说的是没什么窍门，跟高考一样，有时候比高考还难，竞争力很大。从时间与体力上来说，其实写征文很累，中奖率很低，但你如果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其次，你要先学会写好诗，才能写征文。你连诗歌都不会写，还写哪门子征文？所谓的征文体，它必须带有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纯诗的共性，要有鲜明的地域性。最后不要斤斤计较，写作本身才是最快乐的事情，要有初心。你要来参与，就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才能保持住对征文的一往情深。
阿剑（青年诗人）：似乎各个专业从业者都有一种天然冲动，在自己头上笼罩一层高蹈而自由的荣光。我们当然知道并非如此。真正的诗者，大部分还须“为稻梁谋”，还须像对待一份职业与工作一样，被“征文”、被私人定制、“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既是文艺的经济属性体现，也是诗者的社会属性所必须。就像《诗经》风雅颂三百余首，既有先祖颂歌，神鬼祭祀，也有贵族宴饮，更有渔猎婚恋等黎民之事。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是需要兼容并蓄的。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抛弃个人的偏狭，站在一个基于大数据统计的视角来审视文艺创作，就会发现，只有更大的因数参与，更多的声音共振，才能形成时代的最强音。就像史铁生说，“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拥抱更开放的时代与世界，拥抱当下最汗水淋漓与满面尘土的现实呢？为什么不去写草原诗歌、边陲诗歌、少数民族诗歌、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工业区诗歌、房地产诗歌、电商诗歌、新媒体诗歌呢？为什么不让征文体诗歌成为当下活泼泼写作新时代的一部分呢？我相信各种形式与力量的文化活动，会形成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去芜存菁的力量，在众声喧哗之中，在纷繁复杂之中，最终会凸显出這个时代最敏感、最精致也最具灵魂的声音。 吴辰（诗人、青年评论家）：提起“征文”，人们的态度总爱走两个极端：有人热衷于“征文”，甚至产生了“征文专业户”，凡“征”必有文，乃至将其作为文坛的投名状或者零花钱的提款机;有人一提起“征文”便一脸嫌弃，认为所谓“征文”只不过是利益交换、诗坛黑幕、投机野心的集合，那些“征文体”都是些速朽的垃圾。那么，文要不要“征”？
我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要征！“征”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周天子居庙堂之高而想要了解江湖之远，于是令诸侯献诗、王官采风，遂有《诗》三百。可以说，《诗经》里的篇什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与“征文”这一形式是分不开的。至于兰亭诸贤集当日之诗，昌黎先生平生擅为碑文，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是“征文”之筹。我认同征文，卻不代表我认同“征文体”。征文而有“体”，本身即与征文的精神向悖。什么一旦成了“体”，自然难免固化，而征文本身即是一种向着当下和未来展开的文学活动，以“体”写出的征文显然已经难以呈现出时代的丰富和复杂，以陈迹去书写新篇，新的也便成为旧的了。尤其是诗歌，《诗经》以来的诗歌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诗是可以“征”，且有必要去“征”的，但是，却不曾有过某一种诗歌体例是专门为“征”所打造的。征文，尤其是征诗，本应该是个人体验与时代精神碰撞出的火花。诚然，在征文、征诗的具体实践中，有一些固定的书写路数能更引起评审专家们的兴趣，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乃至事故，但因此就去否定征文、征诗的意义，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而那些由于一两次征文、征诗不得而将这一文学组织形式全盘“黑幕化”的人，则需要多去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了。
周水寿（青年学者）：当我们谈论“征文体”诗歌，我们其实谈论的是场域性的诗歌活动，是在为当下的诗歌圈生态局部命名。征文比赛至多提供的是展示、比拼的擂台，而非诗意的参建要素;而诗歌文本的竞相迸发多半为景观化的生活图解。值得辩护的是，诗人应征的背后原因复杂，不是单面化的。于诗歌的发展而言好处也极为明显，那些极佳的文本会在大浪淘沙后面世，并因诗性的光辉获得更多的瞩目，这不单是对参赛者的肯定也是对某种审美标准的强化。“征文体”的流行是与当下传播手段的流体化、碎片化相互叠加而存在的。潮涌式的大小诗歌征文通知，暗合的恰恰是现代性中（特别是电子媒介时期）信息所要制造的“震惊”体验。在此之际，诗歌正以这种符合时代氛围的方式“刷存在感”，诗人们在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频繁聚集，更是“征文体”诗歌存在的一种常态;二者有着相似的面孔。这两副面孔亦有着类似的表情，欢笑热闹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焦虑（或为名利焦虑或为诗歌的处境焦虑）。尽管群聚下的诗人们找到了荫蔽的阴凉地，但是如何面对这个火热的时代，他们的“群聚”能带来何种新的诗学维度，这值得思考。或许文本的缺失，是征文举办的诱因，也是征文活动想替诗歌界掩饰的彷徨。某种程度上，“征文体”正以自身为媒介，架构着当下部分诗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否妥帖，引起了大家的谈论——这是诗歌该有的自省。
周航（学者、评论家）：对于“征文体”诗歌，我的看法是大可不必贬低，它的出现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土壤，我们应该顺应和适应诗歌在不同时代的表现，肯定其中可能生发的积极性意义，而非只盯紧一些负面性因素不放。首先，“征文体”诗歌走出缘情传统，与社会发生了一次较为综合的接触与融合。简单地说，诗歌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社会各大元素高度交错与融合的当今，不再只是个人低吟和言志的单向表现或手段，而是体现出不同层次的模糊、杂糅和混血的特征。其次，“征文体”诗歌的论争，是精英和大众、雅与俗、出世与入世等二元矛盾认知的又一次相遇。存在的未必就一定合理，但存在过我们却无法抹掉，之所以存在必有其产生的土壤，不妨宽容待之，正确思之。正如我们不会冒然去全盘否定战争年代的墙头诗、枪杆诗一样。最后，“征文体”诗歌说到底是个体创作和公共空间的一次尝试性的接触。古有唱和雅事，有命题作诗之趣，其实与征文体均有相似之处。诗歌的个体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性不巧联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意义上的一股潮流，其盛况令人瞠目结舌！其间的确产生过一些负面性影响，但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诗歌以这种方式切入社会、生活、经济、新闻等领域，总比养在深闺无人识要好得多，总比被动地、无边地被边缘化好得多。况且，诗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以这种形式重构一个新的诗歌公共空间，我们又何必去求全、何必去苛求完美呢？
南鸥（诗人，诗歌评论家）：直至今日，我从未参加过一次诗歌赛事，但是我对所谓的“征稿体”的创作是理解的，是赞同的。其实，所谓的“征稿体”古今中外都有之，只是近年在我国诗歌现场比较普遍，从去年开始在诗歌现场大有燎原之势。据经常参加“征稿体”赛事的朋友们介绍，他们建有专门的微信群，经常分享诗歌赛事的消息，彼此交流参赛获奖的心得，并有向专业化和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从主办方来说，为了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借用诗歌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来注入文化内涵，浇铸灵魂内核，以此提升本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诗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灵魂作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是大好的事情。从积极参赛的诗歌写作者来说，如果严肃点说，是他的权利;创作上说，也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从世俗生活意义上说，奖金可以弥补一下生活上的开销，又可以赢得一些关注，或者对于职称和工作调动等等世俗的诉求，都是无可厚非的。从文化的生态上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多元是我们时代的历史趋势与总体特征，每位诗歌写作者的写作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参赛者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诗人创作出人文精神与艺术品性完美统一的作品，是每一位诗写者的共同追求。客观地说，“征稿体”在创作中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不是说“征稿体”就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恰恰是对作者的认知经验、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考量。而“征稿体”是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完全取决于作者所选择的视角、诗意的开掘、语言的艺术表现力等方面，并不是由所谓的“征稿体”这样的文本类别所决定。
宗城（青年评论家）：征文体诗歌古已有之。李白、韩愈等大诗人都写过征文体，用以换取高额润笔费或者仕途便利。为什么现在它成了一个问题？其实，不是征文体这个文体本身不好，而是当征文体泛滥，成为诗坛的一股流行风气时，征文体造就的内容空洞、阿谀奉承之作泛滥，也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征文体诗歌泛滥，助长了诗人投其所好的风气。诗人为了拿奖，必然会揣摩主办方的用意，这样的诗歌美则美矣，终究改不了拍马屁的嫌疑，这个嫌疑就决定了诗歌不纯、不真，在意境上落了下品。写作者在平常的训练时会告诫自己：要爱惜自己的笔墨，学会拒绝。拒绝什么？就是拒绝会伤害你品性、磨损你文字质感的任务。固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人世间大部分旅人，为了生计，都难免弯腰乞讨几回，但切忌把弯腰作为常态，不要为了金钱，就丢失了自己对文字的要求，否则久而久之，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敢于飞翔的能力和勇气。一个诗人能走多远，看的不只是他的技巧，还有他这个人的心性。伟大的诗人，往往拥有一颗敢于挑战陈旧语言、打破常规的诗心。虽说征文体诗歌它本身是合法合理的，但如果它泛滥，成了文化生态里我们无法忽略的那臃肿的存在，我们就会发现大量陈词滥调占据了诗坛，诗人们交出的作品变成一只只温顺的宠物，它们貌美、娇羞，就是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当一种存在泛滥成陈词滥调，批评家就理应指出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和气气地加入一场大合唱。而对诗人来说，既然诗歌本身就是反抗陈词滥调的艺术，那么诗人也肩负有责任，创作出新鲜的语言，保有诚挚与勇气，而不只精明世故，成为物质所驯服的仆役。
白瀚水（诗人）：我是一个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的基层作者，谈到征文，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征文作者写征文，以及征文体形成的原因——为了活着，作者的尊严被暂时放到了一旁，词语变得澎湃激昂，没什么主动的情感，只有对征文的敬业和词语上的宣泄。
据我所知，我不是个例。写征文的人大多都很苦，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生。所以当征文体这件事情被拿出来，作为一种反文学的文本进行批判时，我觉得我很惭愧。我没有坚持一个作者的本心，在征文写作中写了很多有违内心的文字，但是同样，我也是征文体的俘虏，是被束缚的人。也是因为，我需要活着。如果不提文学，只讲生活的话，征文体是很多底层作者的出路，是普通作者得以挣扎于文学边缘的理由。当如我一样的作者，在已经基本放弃了文学理想以后，如果转战征文，既能得有些文字的恩惠，也能继续坚持写作，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对文学的坚持。虽然在大多数征文作者眼里，征文并不是文学，而是和广告语、宣传语类似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非要把征文归类到文学，其本身的存在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至少目前，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如果想彻底摆脱征文体，那么现在最可能实现的办法就是彻底取缔征文，让文学完全回归刊物，但也有可能因此完全堵死大部分基层作者快速的上升之路，使写作圈彻底固化为“名家的文学”或“世家的文学”。换句话说，征文体虽然可恶，却是寒门书生唯一的出口，雷同古时的应试，八股文之存在。
苏美晴（诗人）：其实我是16年下半年才接触征文，写征文我还是一个新手。个人认为既然有征文，就应该有人参加。一个征文活动举办了，没人写，那主办方举办征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写征文，我没觉得有什么可丢人的，相反，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了解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不是言辞夸大，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几乎很少出门，写征文满足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有朋友问我写征文有什么窍门，其实我想说的是没什么窍门，跟高考一样，有时候比高考还难，竞争力很大。从时间与体力上来说，其实写征文很累，中奖率很低，但你如果能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收获的。其次，你要先学会写好诗，才能写征文。你连诗歌都不会写，还写哪门子征文？所谓的征文体，它必须带有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纯诗的共性，要有鲜明的地域性。最后不要斤斤计较，写作本身才是最快乐的事情，要有初心。你要来参与，就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才能保持住对征文的一往情深。
阿剑（青年诗人）：似乎各个专业从业者都有一种天然冲动，在自己头上笼罩一层高蹈而自由的荣光。我们当然知道并非如此。真正的诗者，大部分还须“为稻梁谋”，还须像对待一份职业与工作一样，被“征文”、被私人定制、“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既是文艺的经济属性体现，也是诗者的社会属性所必须。就像《诗经》风雅颂三百余首，既有先祖颂歌，神鬼祭祀，也有贵族宴饮，更有渔猎婚恋等黎民之事。一个真正的诗歌时代是需要兼容并蓄的。更为重要的，如果我们抛弃个人的偏狭，站在一个基于大数据统计的视角来审视文艺创作，就会发现，只有更大的因数参与，更多的声音共振，才能形成时代的最强音。就像史铁生说，“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那么，为什么不选择拥抱更开放的时代与世界，拥抱当下最汗水淋漓与满面尘土的现实呢？为什么不去写草原诗歌、边陲诗歌、少数民族诗歌、打工诗歌、草根诗歌、工业区诗歌、房地产诗歌、电商诗歌、新媒体诗歌呢？为什么不让征文体诗歌成为当下活泼泼写作新时代的一部分呢？我相信各种形式与力量的文化活动，会形成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去芜存菁的力量，在众声喧哗之中，在纷繁复杂之中，最终会凸显出這个时代最敏感、最精致也最具灵魂的声音。 吴辰（诗人、青年评论家）：提起“征文”，人们的态度总爱走两个极端：有人热衷于“征文”，甚至产生了“征文专业户”，凡“征”必有文，乃至将其作为文坛的投名状或者零花钱的提款机;有人一提起“征文”便一脸嫌弃，认为所谓“征文”只不过是利益交换、诗坛黑幕、投机野心的集合，那些“征文体”都是些速朽的垃圾。那么，文要不要“征”？
我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然要征！“征”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周天子居庙堂之高而想要了解江湖之远，于是令诸侯献诗、王官采风，遂有《诗》三百。可以说，《诗经》里的篇什之所以能够保存到现在，与“征文”这一形式是分不开的。至于兰亭诸贤集当日之诗，昌黎先生平生擅为碑文，也未尝不可以视作是“征文”之筹。我认同征文，卻不代表我认同“征文体”。征文而有“体”，本身即与征文的精神向悖。什么一旦成了“体”，自然难免固化，而征文本身即是一种向着当下和未来展开的文学活动，以“体”写出的征文显然已经难以呈现出时代的丰富和复杂，以陈迹去书写新篇，新的也便成为旧的了。尤其是诗歌，《诗经》以来的诗歌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诗是可以“征”，且有必要去“征”的，但是，却不曾有过某一种诗歌体例是专门为“征”所打造的。征文，尤其是征诗，本应该是个人体验与时代精神碰撞出的火花。诚然，在征文、征诗的具体实践中，有一些固定的书写路数能更引起评审专家们的兴趣，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乃至事故，但因此就去否定征文、征诗的意义，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而那些由于一两次征文、征诗不得而将这一文学组织形式全盘“黑幕化”的人，则需要多去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了。
周水寿（青年学者）：当我们谈论“征文体”诗歌，我们其实谈论的是场域性的诗歌活动，是在为当下的诗歌圈生态局部命名。征文比赛至多提供的是展示、比拼的擂台，而非诗意的参建要素;而诗歌文本的竞相迸发多半为景观化的生活图解。值得辩护的是，诗人应征的背后原因复杂，不是单面化的。于诗歌的发展而言好处也极为明显，那些极佳的文本会在大浪淘沙后面世，并因诗性的光辉获得更多的瞩目，这不单是对参赛者的肯定也是对某种审美标准的强化。“征文体”的流行是与当下传播手段的流体化、碎片化相互叠加而存在的。潮涌式的大小诗歌征文通知，暗合的恰恰是现代性中（特别是电子媒介时期）信息所要制造的“震惊”体验。在此之际，诗歌正以这种符合时代氛围的方式“刷存在感”，诗人们在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上频繁聚集，更是“征文体”诗歌存在的一种常态;二者有着相似的面孔。这两副面孔亦有着类似的表情，欢笑热闹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焦虑（或为名利焦虑或为诗歌的处境焦虑）。尽管群聚下的诗人们找到了荫蔽的阴凉地，但是如何面对这个火热的时代，他们的“群聚”能带来何种新的诗学维度，这值得思考。或许文本的缺失，是征文举办的诱因，也是征文活动想替诗歌界掩饰的彷徨。某种程度上，“征文体”正以自身为媒介，架构着当下部分诗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否妥帖，引起了大家的谈论——这是诗歌该有的自省。
周航（学者、评论家）：对于“征文体”诗歌，我的看法是大可不必贬低，它的出现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土壤，我们应该顺应和适应诗歌在不同时代的表现，肯定其中可能生发的积极性意义，而非只盯紧一些负面性因素不放。首先，“征文体”诗歌走出缘情传统，与社会发生了一次较为综合的接触与融合。简单地说，诗歌在现代传播媒体发达、社会各大元素高度交错与融合的当今，不再只是个人低吟和言志的单向表现或手段，而是体现出不同层次的模糊、杂糅和混血的特征。其次，“征文体”诗歌的论争，是精英和大众、雅与俗、出世与入世等二元矛盾认知的又一次相遇。存在的未必就一定合理，但存在过我们却无法抹掉，之所以存在必有其产生的土壤，不妨宽容待之，正确思之。正如我们不会冒然去全盘否定战争年代的墙头诗、枪杆诗一样。最后，“征文体”诗歌说到底是个体创作和公共空间的一次尝试性的接触。古有唱和雅事，有命题作诗之趣，其实与征文体均有相似之处。诗歌的个体性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性不巧联姻，甚至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意义上的一股潮流，其盛况令人瞠目结舌！其间的确产生过一些负面性影响，但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诗歌以这种方式切入社会、生活、经济、新闻等领域，总比养在深闺无人识要好得多，总比被动地、无边地被边缘化好得多。况且，诗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以这种形式重构一个新的诗歌公共空间，我们又何必去求全、何必去苛求完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