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忍俊不禁，继续保持阅读《谁是王二》时的那种快感。虽然商震在他这本诗集的环扉上郑重申明：“王二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人可能是王二”，但我固执己见，非要说“王二不是王二麻子”。我较这个真，是因为诗歌被创造出来，诗人的工作完成了，但诗歌自身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它们会继续生长，继续行走。任何的一首诗，都有自己或声名雀起或黯淡无光的命运。就像商震创造的王二，他把这个人推出来，发表出来，他有他的说辞，我有我的看法，其他人也有其他人的阅读心得。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这种现象，就连创造了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也想象不到和左右不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问：王二是王二麻子吗？相信包括诗人在内，谁都不能给我予肯定的回答;那么，王二不是王二麻子？你也会说，话不能这么说，既然王二可以是任何人，那他也可以是王二麻子。但我说王二不是王二麻子，道理何在呢？这就要说到语词的公共性和时效性了。我们知道，公共话语中的王二，最早是有人物原型的，可久而久之，渐渐成了指向具体但又不一定是具体人的一种泛指，比如“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这个寓言中的王二，本来就有故事，有人物，虽然故事和人物很可能是虚拟的。到了“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具体人物的脸上都长出了麻子，但反而模糊和虚幻到了不可与“隔壁王二”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在公共语词中，王二成了一个被公众借代的人，大家不约而同地使用它，消费它，把它变成了一个空心的人，子虚乌有和徒有虚名的人。而且，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不言自明，沿袭的是一种语言惯性，一种约定俗成。与“王二”的命运相同的，还有“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中的张屠夫，“吴下阿蒙”中的阿蒙，“王婆卖瓜”中的王婆等等。但这些公共语言中的语词，本身是惰性的，不会继续生长。除非你赋予它新的意义，让它发生像转基因那样的裂变。不过，发生了转基因裂变之后的语词，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共语词了。我说商震笔下的王二，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中的王二麻子，也不是“隔壁王二不曾偷”中的王二，就是因为商震的这个王二，是他在借助传统的基础上，化腐朽为神奇，独辟蹊径地创造出来的人物，与公共语言中我们习惯使用的那个王二，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如果你要钻牛角尖，说《谁是王二》中的王二，为什么偏偏要叫王二？那么，我要说，对这个人物的命名，除去蓝野在序言中说到的他在诞生时确实有某种以真乱假的戏谑成分之外，在这之后，借助人物的这个躯壳，诗人通过自己具体的日复一日辛勤描绘和塑造，让一个新的只属于的王二诞生了。而诗人的这种努力，在开宗明义为这个人物量身定做的第一首诗《还是‘二’好》中，就已经做了诚实的交待：王二本来叫王壹，但这个既幸运又经常倒霉的人，因为“成绩单上总是第二∕体育运动会短跑第二∕歌咏比赛第二∕校报发篇文章排在二题∕课堂上座位在第二排”，参加工作后，“好不容易当了领导∕还是副职∕也就是二把手∕一气之下∕他就给自己改名‘王二’”。有意思的是，这个离一把手只有一步之遥、在心里也暗暗滋生过当一把手的王二，曾经为当一把手的大哥因婚外恋被人举报而心旌摇动，又为大哥的桃色新闻终于被澄清而略感失望。内心坐完过山车后，他就像阿Q那样安慰自己：“现在他觉得还是‘二’好∕那些耍阴谋告黑状的∕都不注意排行在第二的人”。读完这首诗，如果我们还去纠缠王二是谁，就真的有那么点“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了。
　　商震的诗鲜明、生动、犀利，短兵相接，犹如一柄利器，寒光闪闪，直取命门，一剑封喉。《谁是王二》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最新奉献，可谓多层次、多侧面、多视角地展示王二这个人物在现代生活中的生存状态。读着这些诗，我们能迅速做出判断：诗人创造的这个王二，是生活在当下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活生生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的甲乙丙丁和你我他。他委身在一首首诗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芸芸众生，凡夫俗子;集中起来，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相。王二的遭遇，就是我们许多人在这个时代的遭遇;王二经历的尴尬、窘迫和偶尔的狼狈不堪，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尴尬、窘迫和狼狽不堪。请读读《憋屈》中的王二：“我不会投江∕不是舍不得眼前的生活∕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哪条江∕比我的身体干净”，说的不是我们曾经盲目的不计后果的开发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吗？读读《房子》中无处安居的王二：“看到一条小鱼∕在大海里游荡∕女朋友说：∕‘这么小的鱼∕都有这么大的住房。’∕王二说：∕‘哼，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写的不是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高得离谱的房价吗？再读读《星空》中失恋的王二：“我找到他∕并说：‘你不想活了？’∕他答非所问：∕‘大哥，人最大的痛苦∕是相爱还要讲条件。∕这种苦∕天空装不下∕海水冲不走∕大风吹不散’”，写的不是在利益和诱惑的浸染下，我们曾经纯真的爱情已变得锈迹斑斑了吗？整本诗集，类似这般直击社会痛点、挤压现实脓疮和针砭生活时弊的抒写，可谓摩肩接踵，琳琅满目，比比皆是。回顾一下文学概论对现代文学的基本定义，我们普遍能接受的，便是揭示现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在坚硬的物质面前，变得越来越无奈、尴尬和恍惚。想想卡夫卡《城堡》中变成甲虫的K先生、加谬《鼠疫》中正在逼近的那场灾难、戈尔丁《蝇王》中那个恐怖的牛头，还有黑塞《荒原狼》中隐喻的那种人类所面临的巨大孤独，是不是都这样？所以说，指出商震这本诗集，以率真的笔触和极大的道德勇气，贴近时代，直面现实，与时代的脉搏和心跳同频共振，决非朋友间的夸张和溢美。
　　实话说，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诗歌如何反映时代这个问题，陷入了茫然，至今也没有找到出路。对此，我有两个困惑，一是时代的变化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巨大裂变，如果以诗歌为手段揭示这个时代变化的奥秘，必须是以现代哲学为底蕴的宏大叙事，就像艾略特借助叔本华、尼采和荣格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2年创作《荒原》。但我们缺乏现代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是公认的事实，“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们全部的现代哲学理念，因此，我虽然在大学读过四年哲学，但用诗歌来解析和探索时代，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件困难到望而生畏的事。二是时代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当我们在创作中把诗歌与时代联系起来时，会不会牺牲诗歌的纯粹性和艺术性？进而我认为，就像当下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人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种悄悄转移我们视线的“精致的文本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避开时代的结果。我赞赏商震这本《谁是王二》，是因为它推陈出新，以王二这个非常有趣但却不失深刻的艺术形象，很巧妙地打通了诗歌与时代的通道。从这一点上说，这本诗集的创造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并将在我们日后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